自撰学术小传

1955 年 6 月出生于上海。籍贯是浙东的义乌，但直到五十岁才第一次去那 里，完全听不懂当地话。除了中学时候去市郊农村断断续续劳动过一年多，大学 毕业后又去境外各地断断续续访问过四、五年，一直生活在上海。

1966 年 6 月——其时读小学四年级——的一个上午，一群高年级同学冲进 教室，用扫帚抽打我的脑袋:我的作家父亲的名字，作为上海第一批被“揪出来” 的“文艺界黑帮”之一，登上这天报纸的头版了。这是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切身感受。

1972 年深秋，经过四年多大半时间都不在教室而在街道、车间和农田里的 “读书”生活之后，我中学毕业，去城中心一家小小的织毯厂，当了一名钳工。 很快就满手硬茧，习惯在午夜时分跟师傅一起，去厂外一家小饭馆享受呼哧呼哧喝面汤的酣畅了。

五年以后，我进了上海西郊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虽然被称为“77 级”，我们真正坐进丽娃河畔的大教室，已经是 1978 年的初春了。第二年秋天， 我转读同系的“中国现代文学”硕士课程。自那以后，毕业、留校任教、结识一 批一批的学生、欣喜地发现自己不结巴了(小时候相当严重)、当教授、当老教 授...... 我在这座遍布浓荫、充满传说的校园里，不知不觉走了 30 年。

我有两位研究生导师。一位是许杰先生，1920 年代就以小说闻名，1957 年 被打成“右派”、逐下讲台，1978 年又被“平反”，重执教鞭——其时他已经 75 岁了。因此，我和其他 5 位同学，既是他的开山弟子，又是他的关门弟子。 也许是饱经磨难、洞悉世事的缘故吧，他很少对我们正儿八经地讲课，倒是经常漫谈，既回忆文坛旧事，也针砭现实政治，讲到高兴处，甚至会高高地翘起椅子， 令我们暗暗担心，怕他收不住倒翻下去。1989 年的那个紧张的春天，他由家人搀扶着，登上学校大操场的讲台，以苍老的声音，鼓舞年轻师生发扬“五四精神”: 时至今日，每忆及此情此景，我仍不免激动。

另一位是钱谷融先生，1956 年即以一篇《文学是人学》的长文名动国中， 却也因此长期受压，到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还是一名讲师。这引起学界公愤，于是他被紧急补授教授之衔，我们也就同时成了他的开山弟子。他授课很仔细，会拿一本理论著作当教材，在小教室里带我们一章一章地读;也会在晚饭前的一两个小时里，召集——后来是允许，因为经常是不召自去——我们去家中漫谈。他 是出了名的温和的人，极少对学生严辞厉色，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给我的激励却很大。记得第一次交文章给他看，他约我晚上去听意见，我一落座，他就按住我文稿纸上一个笔画写错了的字，问:“某某字你会写吗?你写给我看......噢， 你会写啊，那就没关系......”我羞愧难当，从此力戒写字——和作文——粗糙的毛病。不敢说现在就细致了，但如果没有他那个晚上的问话，我现在的写作习惯肯定坏得多。

正是在跟两位先生读书的时候，我开始了“学术”生涯。 

1981 年，在华东师大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在时代的重压下——关 于鲁迅性格的几个特点》，从这标题就可以知道，鲁迅之所以强烈地吸引我，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1987 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专题著作:《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我选沙汀的小说做硕士论文，主要也是因为，他笔下那个黑暗没落的世界，我觉得一点不陌生。人都是自己历史的产物，正是最初二十年的人生经验，替我选定了学术写作的基本方向:我不是一个能关上窗户、静心考据的人，虽然我知道，人有时候必须关上窗户，才能想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我也不是一个容易相信“现在不错了嘛”的人，尽管我现在开始常常说，“会好起来的”。

文章一篇一篇地写，涉及的范围也一点一点大:由“现代文学”而“当代文 学”，由“现当代文学”而“文学理论”，由“文学史”而“思想史”...... 我一度还开始翻译英文，先是毛姆的评论文章，接着是福克纳的中篇小说，直到有一天，钱先生拿着我的一页译稿，随手指出了几个错误，我才知道水有多深，赶紧止步。

那是一个容易让青年人“志”比“才”高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让“有志青 年”相信，自己能得到理解、宽容甚至扶持的时代。没有篇幅一一回忆帮助过我 的人，这里只说一位:北京的王信先生。

光看样子，你可能会觉得他不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班: 近乎光头，浓眉，大眼大鼻，魁梧粗壮，说话略带鼻音，神情锋利...... 然而，正是在他主持实际编务的七八年里，《文学评论》向年轻学人敞开了大门。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作为中国大陆最权威的文学研究杂志，《文学评论》的作者群，是以资深学者为主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般不敢向它投稿。但是，王 信和编辑部里的同道们，却自削门槛、俯身援手，以充沛的敏感和善意，引年轻 人的思想活水进版面，更以杂志的权威替学术新潮擂大鼓。

1985 年，我寄了一篇论鲁迅内心矛盾的文章给他，他回我一封长信，详细地分析批评，最后一句相当重:你这是“诛心之论”。但他又说，中国社科院另有一份名叫《未定稿》的“内部”杂志，是刊登各种不成熟的“新论”的，他想 将我的文章推荐到那儿去，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人的一生中，得到这样严厉温暖的扶助的，能有几次?

1989 年大地摇晃，其后不久，他就辞职、或者竟是被免职了。他没有跟我 详说这些事——尽管其时经常通信，我也觉得没必要多问。为了编杂志，他很少 写文章，我只看到过两篇，文字克制而沉实。他是用了大心来编刊物的，如果非得要苟且才能继续当主编，他是不会干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份有历史有权 威的学术刊物，能得王信先生这样硬气而无私——他是真当得起“无私”二字的 ——之人主持，刊物幸甚，学人幸甚!

此后的日子越过越快，我的视线也越来越散。在家里读非线装的古书，和朋友聚谈我其实不懂的问题。想得很多，写得也多，但想通的很少，写了能送出去发表的更少。原有的世界观破灭了，新的世界观不成形，我在 1990 年代公开发 表的文字中，理论和学术味明显淡了，散文式的东一句西一句，日渐增多。

2000 年初秋，得李欧梵先生的帮助，我和家人去与波士顿隔河相望的 Cambridge，住了一整年。名义是去哈佛大学东亚系，与欧梵合开一门课，实际我只讲了没几次，有一次还缺席，害得他仓促补场，当时他一定心中颇怒，却一句重话也没说。我在学术路上走到今天，欧梵是另一位亦师亦友、对我帮助甚大的人。他这一次请我去，既非为授课，也非要我如此前在芝加哥时那样，天天朝九晚六，闷坐图书馆。他是要让我有一段与上海不一样的生活，他大概是觉得， 我已经到了应该吸收新感受的年龄，以自己的经验，他大概也相信，一个人若能 不断开拓新经验，精神上老得慢。

那一年，我除了若干必不可免的授课和演讲，几乎就不像一个读书人。虽在 哈佛的校园里乱走，却小心地避开图书馆，即便熬不住，慕名进去了，也尽量不深入，翻一翻就走。我只进教室，但也不专心，这里听两节课，那里坐一个礼拜，一面听老师讲，一面看学生的表情，有时候还在课间用磕磕巴巴的英文钉着凑巧坐在身边的学生问:你是哪个系的，干嘛来听这个课?搞得人家一定暗自嘀咕: 这家伙干嘛?

更多的是去校园外乱走，东南西北，长途跋涉，空荡荡的边境小城，尘土飞 扬的印第安保留地...... 即便回到 Cambridge，我也有很多时间，是兴致盎然地用在这些事情上的:跟房东和保险公司不厌其烦地交涉、与邻人一起铲雪、参加 各种跟学术无关的聚会、去女儿就读的中学开家长会、为超速罚款投诉警察......

2001 年 7 月的一个清晨，我们从波士顿启程回上海。两个月后，同一个航 班——可能还是同一个机组——的飞机撞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和中国一样，世界大变了。

离开工厂进大学的时候，我深信“动乱”——当时用来形容“文革”的流行 词——已经结束，此后的社会，应该一路稳定向上了。谁料此后的世道人心，不 断证明我的轻信。进入 2000 年代之后，更是危机暗涌、风波迭起，而且毫无收息之意。

置身于如此时代，个人的目光和志趣，势必不断变化。2001年，我印了新名片，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前，添加了“上海大学”和“文 化研究”。阅读的范围、写作的内容、工作的方式、交往的人...... 都跟以前不同了。对来报考我的博士生的年轻人，我的回信越来越粗暴:“如果你只是要做文学研究，建议另选别的老师......”我甚至不等人邀请，主动担任新成立的文化研究系的“系主任”:以前，看到谁在名片上印出“主任”或“......长”，我可是熬不住要暗笑的。

我对“学术”的理解，也和十年前不同了。我并没有放弃“写一点真正让后人绕不过去的文章”的梦想，身为中国的学人，即便知道自己做不到，也不容易放弃这个目标吧。但是，我确实又觉得，身为今日的中国学人，写不写“名山文 章”，实在不是最要紧的事。

不知道怎么看我这十年的学术转变。现在也不是这么看的时候。一个正手忙脚乱地对付世变的强烈刺激的人，是无暇——也无力——反顾自身的。就引一段旧文，结束这篇小传吧，虽是写于 12 年前(1999 年底)，其中的大半，仍可以 用来表示我此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