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年终岁末，又到了该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选一年一度的“翻译文学卷”的时刻。自二OO一年起，我每年都要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选一本“翻译文学卷”，今年这是第四本了。我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每年一度地集中检视发表在全国各地有关杂志上林林总总、浩如烟海的翻译文学作品时，不啻是在享受一道道无比丰富、无比精美、且充满异国风情的文化大餐。而想到因我的劳动而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我的快乐，我更感到一种欢欣和鼓舞。当然，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夙愿，那就是上世纪末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目标，即通过这一年一度的翻译文学作品年选，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更加真切、更加强烈地体会到翻译家劳动的价值：他们在为我们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新的原素，他们的再创造劳动是我们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OO四年发表的翻译文学作品中首先吸引我的注意且令我读罢仍久久不能释卷的是赵德明教授翻译的拉美文学名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世界文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对于高更我们多数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众所周和，他是十九世纪末法国后期印象主义流派的绘画大师，不过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也许还是他的那些画风独特、形象殊异的印象主义杰作，这是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所珍藏的价值连城的镇馆之宝。但是，对高更在生活中具体如何特立独行、如何不满当时的主流艺术中对时尚的追求而另辟蹊径、寻求土著文化和东方色彩，我们大多数人就不甚了了了。略萨的小说极其生动地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坚持独立思考和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家形象，再现了高更毅然出走巴黎、远渡遥远的马泰亚等地，脱掉文明外衣，全身心地融入当地土著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并从中获得艺术灵感的经历和情境。小说中的高更也真的脱掉了他的所有衣服，全身赤裸地与当地土著人一起围着篝火狂舞，甚至就在广场边与土著女人做爱。高更追求异国情调，向往原始人的神话和传说，与土著女人真心相爱。小说详细描述了高更与一个又一个的土著女人的相识、相爱、同居并从事艺术创作的过程，这是交织着情欲沸腾与创作冲动的过程，也是高更一幅幅杰作产生的具体背景。值得一提的还有略萨的写作手法：通篇用第二人称写成，在关键段落作者会与作品的主人公直接对话，从而带给读者一个新的阅读体验似乎读者与作者一起亲眼目睹主人公的言行举止、思想、创作。与此同时，这种写作手法还让读者感觉到，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在展示作品主人公高更的所行所为，不如说是在曲折地传达作者略萨本人的所思所想。
    与略萨的小说相比，当代美国后现代作家威廉·加斯的“元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方凡译，《外国文学》）和瑞士作家乌尔斯·维特默尔的短篇小说《消失在新年的中国人》（李明明译，《外国文学》）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就更加新鲜并富于挑战性了。
    所谓的“元小说”，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并给美国文坛带来极大冲击的自我反映式小说。对“元小说”评论界的态度历来是毁誉参半，褒之者称之为“通过严肃的自我探索，利用当代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词语来重新塑造这个世界”；贬之者则针对其“顺序颠倒、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和东拉西扯”的特征，称它是“患了一种介乎妄想症和神经分裂症之间的疾病，似乎在联合与分裂之间犹豫不决”。加斯的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写一个告别了爱人的中年诗人来到印第安纳州的B镇一座衰败的小镇，有着污秽而冷漠的环境和孤独而绝望的居民。小说中共有三十六个独立的小节，每节都有一个标题，如“一个地方”、“天气”、“我的房子”、“一个人”、“电线”、“教堂”、“政治”等等，但这只是些孤零零的由文字组成的画面而已，它们相互之间没有时空上的联系，没有部分与整体上的关系，也没有形象和事件。这是一篇颇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小说。
    瑞士作家维特默尔的短篇小说《消失在新年的中国人》与上述威廉·加斯的小说可谓异曲同工，同样带给我们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小说的主人公在虚构上与幻象异者、也即他想象中的中国或中国人交往，经历了从幻想到书写直至消亡的过程。
    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引起了国内文化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媒体在颁奖的当天或次日就迅速予以报道，出版界则立即通过有关渠道洽谈版权，恨不得立即翻译出版该获奖作家的作品，各文学杂志也都忙不迭地预留篇幅，以翻译刊登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面对国内文化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我多少有点感到困惑。媒体的追踪和出版界的关注无可非议，前者追求新闻效应，后者期待着的市场回报，但是我们的文学杂志一窝蜂地争相翻译刊登获奖作家的作品，是否太心急了些？且不说短时间内翻译出来的作品，其翻译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短时间内仓促选择的作品也很难保证即是该作家的精品佳作或代表作品。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做法的背后其实折射出我们的一些杂志编辑对自己选择翻译外国作家作品的能力缺乏自信，而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过于相信。其实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冷门迭爆，而好几个众望所归的优秀文学家却接二連三地与诺奖擦肩而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诺奖的评选显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摆脱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而取一个较为理智的立场对待诺奖。
    当然，作为以传递国外文学最新信息和动态为己任的翻译文学来说，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国际文学界引人注目的事件，它自然不能闭眼不顾，而负有责任予以反映。所以，本“翻译文学”卷也收入了一篇二OO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短篇小说《保位》（里波译，《上海文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篇小说的评价，而仅仅反映了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事实上，耶利内克本来就是一位颇惹争议的作家，其作品多以“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及家庭中的战争以及和平、性、暴力以及死亡”为主要题材，对女性在私生活中所受到的男人的压迫、所遭受的侮辱和伤害极为关注，并给予猛烈的抨击。《保拉》篇幅不长，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思想混乱、智商不高的青年女工保拉的生活，基本反映了这位女作家的创作特色。
    如果不为作家的名气所惑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作家威廉·霍尔顿的小说《七年之痒》《七年之痒》（ 陈荣生译，《译林》）和日本作家夏树静子的小说《苍白的告发》(王俊译，《译林》）一定会赢得读者的喜欢。前者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构思相当精巧：女主人公莉迪亚的丈夫杰克七年前突然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因杰克经常虐待、打骂莉迪亚，警察起先怀疑是莉迪亚不堪忍受杰克的虐待而杀了杰克，莉迪亚为此背上恶名，生活非常艰辛。其实杰克是故意制造这一失踪死亡的假相的，目的是骗取保险公司一份价值五十万元的人寿保险。如今，在莉迪亚正式办妥法院确认杰克死亡的手续并可拿到那笔保险金之际，杰克出现了，并威胁莉迪亚把钱给他。不过，这一次恶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事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后者的篇幅要长一些，围绕着一椿谋杀案展开，案中有案，巧妙地融合了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两种小说的特点，情节一波三折，悬念迭现，然而曲折而不离奇，出乎意外，却又合乎情理，极富娱乐性。
    接下来的两位作家的作品，则是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世纪之交时期小说的题材特点，反映了当今这个信息时代的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法国女作家卡斯泰涅德的三篇小说（徐家顺译，《世界文学》）《浪漫曲》和《聋子的对话》写的是电脑写作软件（主人公借助电脑写作软件每月可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和色情网站的故事，《电影招待会》反映了地下摄影棚利用墨西哥贫穷姑娘向往美国自由、急切越过边境的心理，雇用杀人犯，诱骗这些姑娘作为牺牲品摄制的真实的暴力、色情谋杀影片，借以赚取高昂利润的故事。俄罗斯作家叶罗费耶夫的小说正如其篇名（《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徐振亚译，《外国文艺》 ）所示，写了两个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娜塔莎·罗斯托娃本是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被视作俄罗斯女性美的象征，但是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却已经是另一副模样，她们举止粗鲁，满口脏话，性生活随便，以情人众多、同性恋、吸毒、善于利用男人为荣，为达目的，甚至不惜违法乱纪，制造假证件，进行假结婚，等等。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既没有最基本的地理知识，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更是毫无兴趣，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金钱和及时享乐。
    同样是反映当代青年形象的作品，爱尔兰女作家安妮·恩莱特的短篇小说《枕头》（何平译，《外国文艺》）展示的又是另一番情景。在某所美国大学里，来自中国的十九岁女大学生李与两个美国女生和一个爱尔兰女生爱里森同居一个宿舍。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她们彼此间在许多方面都难以理解：尽管李的英语比爱里森还好，但初来乍到的她对同性恋、甚至比基尼一无所知。爱里森则对李做的菜、从中国带去的药丸、甚至她做的眼保健操充满了好奇。而有一天晚上，当李抱着枕头出现在爱里森的面前时，后者还以为李是想与她相拥而眠……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她们不光是李与爱里森，还有爱里森与她的美国室友之间，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理解，她们中间还存在着一条远未填平的文化鸿沟。
    如果说，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的话，那么不同民族间的感情却是相通的。同是爱尔兰女作家的克莱尔·基根，她的小说《深草丛中的爱》（程爽译，《当代外国文学》）以女主人公考蒂丽亚当天的行踪为主线，交织着她与医生的恋爱经过。作品通过回忆与现实的交错，编织了一则凄美、缠绵、令人心碎的故事。作者以相当细致、精美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宁静、清冷的素描画，然而在其温婉、冷峻的笔触后面，隐匿着的却是女性的忧伤与孤苦，痴情的等待和面对薄情的无奈。
    韩国作家权智艺的小说《鳗鱼炖菜》（张玄平译，《译林》）与《深草丛中的爱》可谓异曲同工，甚至在写作手法上都颇相仿佛。前者同样运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身世的细腻刻画，叙述了一个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故事。
寓言
    拉美作家墨西哥的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和巴西的保罗·科埃略毫无疑问是两位当代寓言的写作高手。阿雷奥拉的《奇幻的微粒》（尹承东译，《外国文艺》）讲述的是一则发生在蚂蚁世界的故事：一只卑微的蚂蚁一天馱回来一颗奇幻的微粒，但却受到一级级昏庸无能的官员们的层层责难，后来还被判处了死刑，关进了牢房。一日，女狱卒发现牢房里充满了奇异的光芒，那颗微粒犹如钻石般地在自己的光芒中燃烧，而那只英雄的蚂蚁就躺在微粒的旁边，精力耗尽，全身透明。有关蚂蚁的去世和那颗微粒的神奇功能的消息一下传遍了蚂蚁世界，蚂蚁们争先恐后前来瞻仰和朝拜。精明的老蚂蚁们把奇幻的微粒所唤起的虔诚崇拜之情演变成严格的官方宗教信仰，它们为微粒建造了一所圣殿，为那只遭到杀害的蚂蚁修建了一座陵墓，把当初非难那只死去的蚂蚁的官员们统统撤职，在圣殿的周围兴建了一座座的高楼大厦，官员们按各自的等级入住。而普通蚂蚁们则再也没有心思去馱粮食了，它们纷纷去寻找奇幻的微粒，但实际馱回的都是些虚假的奇幻微粒，储存虚假微粒的仓库最后竟占据了整个蚁窩的三分之二……故事的结尾是不难想见的，没有了粮食的蚂蚁们最后都饿死了。不过，发人深省的是，那颗奇幻的微粒又被另一窩蚂蚁接过去了，新蚁窩的统治者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播下了新的具有感染性的偶像崇拜的种子……
    科埃略的《故事九则》（孙成敖译，《外国文学》）比阿雷奥拉的故事更为简洁，但在寓意的深刻方面却并不逊色。如其中的一则《疯子的王国》讲一个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投进了该国居民的井里。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居民喝了井里的水全都变成了疯子，唯有国王例外，因为他有自己的专用水井，巫师未能投药。为了管理发了疯的居民，国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但无法执行，因为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而变成了疯子，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决定不予执行。而居民们得知国王的法令后，全都认为国王疯了，才制定出如此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呐喊着要求国王退位。感到绝望的国王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建议说：“我们也去喝他们一样的水。”果然，在喝了使人发疯的井水后，国王也开始讲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而此时他的臣民觉得他们的国王很有智慧，应该继续执政。从此，这个国家就太平无事了，而国王至死都在治理这个国家。
诗歌与诗
    以诗歌享誉世界文坛的智利女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中国的装饰师》（段若川译，《译林》）让读者领略到了作者高超的散文造诣。作者仅用了寥寥数笔，就让一个中国装饰师（确切地说是一位中国画的工艺画师）的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流畅的笔尖下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无比欣赏。
著名俄罗斯作家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的散文《不见了松鸦》（王敬涛译，《译林》）反映了作者对当前正在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深深的忧虑。在文章结尾，作者写道：“人们啊，俄罗斯人啊，松鸦消失了！我们的身边又少了一种生灵！人们啊，你为何不大声疾呼？你为何不使警钟长鸣？孩子们，你们为何不为那神话般奇妙的鸟儿悲泣？你们多数未听过云雀的欢啼，也没听见过田野里鹌鹑的大叫。他们长眠了！夜晚里从乡村的田野到湖泊河流的岸边，再没有长脚秧鸡向你报告夏日的到来，近处翻耕过的田地里，也不会再有凤头鸡问你：‘父母是谁？’事实上，你们的谁家的孩子都不是……你们是孤儿。生长在孤儿般的乡村与城镇里、骇人地释放烟雾与化学病毒的工厂周围，生长在孤儿般的田野、草地和刈草场里。而把你们置于孤儿境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们的父母双亲。”这样的诘问，这样的忧思，显然不仅仅属于俄罗斯。
读日本作家五木宽之的散文（《五木宽之散文选》，汪平译，《当代外国文学》），你就像是在聆听一位阅尽人间滋味的智慧长者与你共同探讨人生的哲理。人生都会经历“心灵忽然萎靡的日子”，都会有痛苦甚至绝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应对？作者并没有摆出一付长辈说教的面孔，而是敞开自己的心灵，把读者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坦诚地诉说自己的种种感受。像这样的对人生的探讨，其意义显然并不局限于日本读者，世界各民族的读者应该都能从中得到对人生的感悟和启迪。
    在同一本翻译文学卷里收入同一作家的两篇作品，这在此前的三本翻译文学卷里是没有先例的，但这次我却要为略萨破一下这个先例。略萨的散文《文学与人生》（赵德明译，《世界文学》）触及了当前社会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几乎占据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今天，人们、尤其是年青人越来越多地依赖和沉迷于视听媒体，文学（它的载体就是书籍）会不会消失？未来的人类真的会像比尔·盖茨所说的那样将只从屏幕上阅读了吗？这个问题与我们国家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二OO四年十二月三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了第三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率呈下降趋势，在调查的识字的城乡居民中，每月读一本书的人仅为51.7%，我国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人仅占5%。而这些被调查者对于不读书的理由，与略萨在《文学与人生》一文所指出的如出一辙：没有时间。略萨的文章极富说服力地分析了（书面）文学的种种不可替代的功能培养公民的批评精神、独立思考精神、永远斗志昂扬的精神、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也分析了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怎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世界、野蛮的世界、缺乏感情的世界、无知愚昧的世界、没有激情和爱情的世界，指出视听媒体无法代替文学的种种功能。
    如果说视听媒体无法代替文学的种种功能，那么我觉得，这里说的文学首先应该指的是诗。阅读优秀诗人的诗作所带来的快感、愉悦、种种情感的跌宕起伏、同情和共鸣，等等，等等，这些都只有读者在独自一人阅读、品味、呤诵诗时才能体会到，不要说是视听媒体，即使是优秀演员的相当精彩的朗诵，都无法完全代替。本卷翻译文学收入了澳门诗人姚风翻译的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阴影的重量》（《诗刊》）、孚夫翻译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明信片》、《一列火车》等诗作（《扎加耶夫斯基诗选》，《世界文学》），以及薛庆国翻译的叙利亚诗人阿杜尼斯的诗选（《阿杜尼期诗选》，《译林》，）。愿读者在阅读这些当今世界最优秀的诗人的作品时，能感受到视听媒体所无法给予的快乐和享受。

作者介绍
谢天振　比较文学暨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国际比协翻译委员会委员、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译介学》（1999）、《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主编，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