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研究中，人们常常说东西方文化或中西文化。其实，“西方”对中国来说成为“问题”是很晚的。在近世中国尤其是20世纪以前，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与中国相近的日本与朝鲜。可是，17世纪中叶以来，东亚诸国的文化认同已经崩坏与消弱。过去曾经维系东亚文化认同的基础，也就是中华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在现实的东亚，彼此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国与国之间在文化上的偏见、误解和不信任也不鲜见。这是为什么呢？ 　　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后，由于对大明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在李朝朝鲜延续，以及传统夷夏之分的观念影响，当时的朝鲜上层始终对于清帝国怀有鄙夷和偏见。这从朝鲜对大明衣冠的自豪和对满清服饰的鄙视中，从朝鲜士人对于清帝国文化状况的批判中，可以充分看出。在两百多年中，朝鲜自认为始终坚持程朱理学的正统，对中国当时的丧礼用乐、信仰佛道、男女无别、士人从商等进行批判，并且由此产生了朝鲜自认“小中华”的意识以及“明以后无中国”的说法。 　　从《华夷变态》到《清国事情》、从《唐通事会所日志》到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所的种种报告，在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中叶以后，大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和朝鲜一样，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之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了。他们从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 　　族与政治合法性的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 　　只有大清帝国的皇帝与官员，对于朝鲜和日本始终傲慢与轻忽，他们还在期待和想象“万国来朝”。但是事实上，日本从丰臣秀吉起，便开始了日本民族主义之旅，在政治上已经不以中国为尊，而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日本学者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朝鲜也同样如此。尽管朝鲜勉强维持了对于大清帝国的政治臣服与忠诚，但是，实际上却在文化上认为“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显然，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那个曾经在汉唐时代可能是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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