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和安源煤矿工人在一起

（“公民半月谈”活动系列）
　　时间：2006年7月15日下午
　　地点：北京三味书屋
　　张大军：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很荣幸请到于建嵘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状况以及他们政治社会地位发展变化的情况。这次讲座是我们“公民半月谈”系列讲座三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这次讲座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有意义的。我记得“公民半月谈”第一周年的时候讲的是农民问题，当时正是《中国农民调查》火热销售的时候，我们请了这本书的作者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给我们讲中国农民的问题，在“公民半月谈”第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请的是作家王力雄，他讲的是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问题，他是从比较宏观的层面来谈论中国问题的。今天我们请于老师讲关于工人阶级的问题，可以和前面两次周年纪念活动相呼应。就我所知而言，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还不是那么多，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很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共自称工人阶级是他们执政的阶级基础，中国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进资本主义体制，工人地位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相应地，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有很明显的变化。关于这其中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于老师是专家，我们现在就欢迎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
　　于建嵘：
　　各位下午好！三年前，我到这个讲坛讲了农村税费与农民抗争问题。那是这个论坛的第二讲，是在中粮广场的一个咖啡厅里讲的。当时大军说要坚持下来，我还不大相信。但是今天不知不觉到了第三年。对大家坚持了三年，我非常敬佩。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能够组织这样一个活动，特别有必要，因为现在许多地方都是没有了声音。所以，昨天大军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再来讲一次，我就答应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及社会政治发展”。我最近出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三年前我在这个讲坛演讲时，他们问我你还在研究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在研究工人问题。我是在2001年到江西安源煤矿调查工人状况的，这个书写得非常艰难，去年才写完。本来计划在国内、香港和美国三个地方同时出版，国内广西一出版社版都排好了，可香港提前出来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发现有这么一本书出版，就从香港买回来研究，然后下文不准国内的出版。这样大家现在可能买不到这本书。我今天拿来的是香港版本。
　　我在这本书讲了些什么呢？我想讲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我在美国，美国纽约有一个叫＊＊新闻社的，它有一个电视台来采访我，他们主编说，你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你心目中的工人阶级到底是什么样？我说，我这里研究的工人阶级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在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概念，我研究的是这个政治化的概念是如何变化的；其二，工人阶级是一个与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劳动群体，我要研究的是这个群体是如何产生的、现状如何及将来的发展方向。我今天讲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话语的“工人”和作为社会劳动群体的“工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的研究是以江西安源为表述对象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安源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重要的工人运动就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1924年，中共开三大的时候，全国总共977个党员，安源有近200人，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党员在安源，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领袖人物都在安源从事过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他们都在安源工作过。我们要解读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最好的样本就是解读安源，我们看一看共产党当年在这个地方是怎样发动社会运动的，共产党是怎样使工人相信他们并和他们一起革命的。
　　我写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访谈录。我在安源的访谈是从2001年5月1号开始，一直到2005年4月结束。书里记载的就是什么时候去了，见了什么人，他们怎么和我谈的，我有些什么样的思考。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变迁中的工人”，通过访谈和历史资料的研究，试图构筑一幅一百多年来中国工人的历史变迁。第二部分是“工人行动中的政治”，主要讲的是安源老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如何上访、YX示威等抗争活动。我想从这些社会行动中解读当代中国工人的政治。第三部分是“研究评述和结论”，这是一个研究总结。有关部门非常不满的就是这一部分。我今天就同你们讲的是这个部分。我讲三个问题，也就是书中的三个结论。
　　我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迷失的阶级，它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或者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都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工人必须要有自己的阶级意识。那么，中国工人产生过自己的阶级意识没有呢？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工人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为什么说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呢？我们可以从安源工人的历史过程得出答案。当年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工人的呢？也就是说，当共产党决定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给工人灌输了什么？这里面有一些小的故事。最早进入安源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去的时候，他没有进入到安源矿，他只在安源附近的萍乡的旅馆里写了几封非常有名的信，他在思考怎样发动工人运动。第二次毛泽东进安源的时候，是他参加了一大之后，因为中共一大确定要发动工人运动，江西的安源当时归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管，毛泽东当时是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是湖南的领袖，所以他通过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到了安源煤矿。事后毛泽东曾经回忆道，他到了安源之后到了矿井里面去过，他和工人有过一些进行交流。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怎样发动工人参加革命。他在铁路上走来走去在思考如何办。第三次到安源，是同李立三等人一起去的。在法国留学的李立三因为搞革命，被押送回国，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指派回到了湖南。李立三的家就在安源附近，是一个有钱的乡绅人家。1921年12月毛泽东和李立三到安源。这次毛泽东等人想了一个很好办法，就是办学，办矿工的子弟学校。毛泽东离开安源之后，李立三给当地的县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办一个矿工子弟学校。因为李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县长又特别爱好书法，一看特别高兴，马上批准李立三办一个工人子弟学校。李立三办子弟学校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接触工人。因为给孩子讲课是免费的，毛泽东从湖南搞了一些钱给他们。李立三讲课的时候要求那些孩子把他们的父母叫过来听课，这些就有些矿工来了。通过这个方式，李立三就建立了工人夜校。李立三和那些共产党的教员们在工人夜校讲了一些什么呢？他们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他们讲，你们工人在这里很苦啊。工人们却说，在这里做事虽然苦，但比在家里好多了，我们到安源来打工还要想办法开后门才能进来啊。李立三他们又说，不对啊，假如你们一天劳动可以值10个大洋，你现在得到多少，你现在才得到5毛钱，9.5个大洋到那里去了呢，大资本家可能拿走了6个大洋，工头拿走3个大洋，还有什么人拿走了0.5个大洋，你赚了10个大洋，你只得到0.5个大洋。那些工人说，我在家里做一天的农活，得不到0.5个大洋，钱应该是老板的。李立三就告诉他们，你想得又不对，根据西方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叫做马克思的理论，这个钱就是被资本家剥削了的，我们都可以拿回来的。为了不让资本家剥削我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通过这样的教育，有一些工人就认同了李立三他们宣传的理论。于是，他开始在工人当中发展党员。李立三在外国留学时本来不是党员，回到上海之后，共产党发展他入了党。他在安源发展几个工人入党，然后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第一个产业工人的党支部就在安源建立的。李立三在安源所有穿的服装上面都挂一些标志，什么标志呢，他在法国留学时有很多纪念章。工人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留洋生。然后他们又建立了工人俱乐部。有了这些组织后，他们就发动工人，提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建立正式的工人组织等。经过斗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党组织的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可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有些工人很满足了，有些工人不满足。不满足的工人经常要求罢工。如何对待这些工人呢？共产党的领导层也产生了分歧。当时具体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认为工人不能随便罢工，这样会把工厂搞垮的。而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等人则认为，必须把工人引导到争取更大的政治权益的斗争上去。他们灌输给工人说，我们不但要得到现在的这些经济利益，不只是增加工资，我们要得到国家政权。刘少奇不是很好的理论家，当时去安源的时候20多岁，与工人和资本家交往一个阶段后，就比较实际了。因此，刘少奇就与湖南省委的一些人发生了争论，刘少奇说，你们这样搞，会把安源矿搞垮的。湖南省委的一些人骂刘少奇，说你怎么这么傻呢，不这样工人怎么跟我们干革命吗？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工人现在有饭吃，我们的目的工人跟我们干革命，把国家的政权拿过来。刘少奇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间有一段话，说自己被骂哭了。我说这个故事的想说明什么呢？我是想说明，共产党最早动员工人进行工人运动时，就给工人灌输许多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把夺取政权和解放全人类作为工人的历史使命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意识，使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本来的利益和任务，劳工运动成为了政党进行夺取政权的工具。我正是根据这一点，才说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迷失的阶级。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列出了许多历史资料、数据和事实。
　　我的第二个结论是，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失踪的阶级，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概念化，没有形成明确的群体边界。
　　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政治化的概念，这与共产党有关。事实上，从1927年秋收起义后，共产党主要成为了一个依靠农民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集团。在1949年，革命快成功了，如何处理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1949年3月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可见，在当时，并没有把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真正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意识形态和革命动员时期政治承诺的刚性制约，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的过程，也就得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以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1949年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如果按照历史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利益而与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迫使当时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
　　然而，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看，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被赋予了无比的神圣性，被彻底意识形态化了，最终成为了一个因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而迷失自我的阶级。
　　也就是在这种迷失自我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符号。这种政治符号是有具体的内容的。现在我们去访问工人，问他们什么时候工人的地位最高。他们会说是毛主席的时候。我们接着问，为何毛泽东时期工人的地位高呢？他们说，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到工人家里去看老婆就知道。为什么看老婆会知道地位呢？他说你去看，五十多岁的工人，他讨的老婆一定是比他年轻的，而且是比较漂亮的。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工人的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现在工人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工人实际上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可党章和宪法都还规定工人是统治阶级啊，如何办？因此，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就是一切管理国家的和社会强势人群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是当国家领导人都成为了工人、大学教授也成为了工人的时候，真正的工人失踪了。也就是说，当所有的人都是工人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工人这个群体了。因为这时工人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它已不是一个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劳动群体了。所以，我说他们现在是失踪的阶级。
　　我的第三个结论，工人的“以理抗争”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利益组织化才是工人政治发展的方向。
　　我们如何理解工人这个政治符号和变化，工人将来的命运怎么样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改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三年前我在这个论坛讲的时候，我说农民是“以法抗争”，现在我说当代工人是“以理维权”。在我看来，“以理维权”是当代工人政治的主要表现。关于当代中国工人政治有三种基本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美密西根大学的李静君女士提出来叫做“工人无集体行动”；第二种观点北京大学刘爱玉女士提出来的是“工人集体无行动”；第三种观点香港陈锋教授提出来的是“工人有集体行动”。我是赞成陈锋教授的观点的。但陈教授在解释工人集体行动的依据时说是工人依据的“生存伦理”，我则认为是“政治伦理”。在安源，我研究了老工人的集体行动，我带来他们写的要求增加工资的报告，要求YX示威的报告等一些材料。我做了这么一个统计，我把所有工人写的材料输入到电脑里面去，然后来进行分析。我发现，农民用法和法律这些词汇要远远超过工人，工人用得最多词是什么呢？“我们”、“我们国家”、“我们共产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我们是工人阶级，所以执政的共产党是我们的党，共产党就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就得给我们的工资，就不能要我下岗。我是主人啊。也就是说，他们用来抗争的理由是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所以，我把他们的抗争，称之为“以理维权”。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国家是他们的，最多是个同盟军，农民只能根据哪条法律来维权，你答应给我们的而不没有给啊，根据土地法应如何样等等。因为现在的法律对工人是不利的，因为国有企业单位改制你就得下岗。不仅如此，工人的“以理维权”和农民的“以法抗争”在具体形式上也有许多区别的。我们调查农民抗争的时候，很少看见农民跑到国道上静坐的，堵铁路基本上没有，工人敢。工人可以把铁路堵起来，特别是工厂的支线铁路堵起来；农民占土地，工人占领工厂，有些工人成立了护厂队，把工厂的门堵起来，像碉堡一样；农民有些的地方出现了组织抗争，比如我们发现有些地方农民成立了减负组，维权队或干脆叫农会。工人也有些组织，它们叫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还有一些叫罢工委员会，安源就有YX示威领导小组。当然，有些工厂罢工YX，就说所有的工厂罢工闹事，也是不对的，但是它是存在的。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思考，当代中国工人的这种“以理抗争”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平稳实现转型呢？
　　我想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迷失的阶级，他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就使工人政治方面有很多的困惑，一提工人阶级，很多人马上讲又要搞共产主义专政，要让工人成为统治阶级了。而我则认为，工人本来的历史地位就决定，他们是与近现代工厂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劳动者，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群体。因此，我们要保护的不是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利，因为他从来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也永远不可能当统治阶级，我们找不到这样历史的过程。有人说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那都是一批知识分子打着工人的旗号进行的政治行动，最后统治这个国家并不是工人阶级。我历来认为这个群体应该回归他本来的地位，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说，中国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不管他是农民工还是国营单位的工人还是什么工人，他们都是工人，我们之所以说他们是阶级，因为他们应有共同的利益、意识、目标。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权利。他们应培育出一种新的阶级意识，这就是现代国家应给予他们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我想把工人阶级从一个虚幻的“统治阶级”变成受现代国家法律和国际劳工组织规定所保护的劳动者，在许多人看来是非常残酷的。也许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基础上的，是经过认真思考而负责任的言论。我相信，迟早会得到人们的认同的。
　　那么，如何才能保护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呢？昨天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主任采访我。他说，共产党高层领导和中央政府这么重视矿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矿难，还死了这么多人呢？我说，温家宝绝对是好人，他能够抱着工人子弟去哭，他也下了这么多命令，可中国的矿难为何还这么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工人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他们不想让工人有自己的组织和利益代表。因为，当矿山安全有问题的时候，最了解危险的应该是这些在井下工作的工人，可工人没有能力提出来要求整改，不敢不下井，不敢不上班，谁敢告就要滚蛋。单个的工人肯定不敢，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组织，情况就不一样了。可我们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不相信工人能组织起来，而且还怕工人组织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许多当政者看来，工人组织一定是政治组织，工人组织起来就要夺取国家政权的。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几十年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历史后果。这是需要改变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政治化的阶级意识，我们是很难让中国工人阶级回归到它本来的历史地位，也就认识不到它的现实使命的。
　　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围绕这些利益的组织。这是当前中国社会高度敏感的话题。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和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为此，他们把一切企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动视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定性为危害统治的犯罪行为。显然，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反体制准备力量，但它同时又可以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让工人和农民有自己的利益组织是工农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早就有过充分的论述了。他说，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所以，落后国家也想仿效。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航空公司和外事机构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工人的利益组织化，对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会提出严重的挑战。它如果不能通过改变自己来真正满足工人的利益要求，就会被绝大多数工人所遗弃。同样，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更富有挑战性。因为现实已表明，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冲突，并使执政者在维护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和承认社会现实及顺应历史潮流之间难以抉择。
　　以上这三个观点，就是我写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要表达的最基本结论。我认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和有远见的统治团体，就应该意识到，要使中国社会政治健康发展，就要改变那些已过时的意识形态，就要让社会各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的组织和方式，而使社会利益结构在博弈中获得相对均衡。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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