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主题：两个二元结构的叠加与新农村建设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大家下午好，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关于“三农”运动，人们经常也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但很难找到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目前来看，能看到更务实的思路，把这样一个似乎没解的问题分解开。看到包含的三个部分：从农村的自身发展来说，可以解决一部分。第二从城市化、人口流动中解决。如果有几个亿的人口和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当中去，又可以解决一部分。第三、政府有没有投入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政府有一定的投入又可以解决一部分。所以说“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是一个没解的问题，用这样务虚的思路至少可以改善，不至于恶化是有可能的。

　　下面讲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农村的问题，仅仅从农村考虑农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需要把农村和城市放到一个整个社会发展的更大的视野当中去看。我们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的时候，就面临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下面谈一下对“二元”结构的理解。

　　通常讲“二元”结构，可以把“二元”结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主要是存在于改革前的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破除，在这样的结构中，最重要的基础是行政配置机构的体制，在这当中，十几种行政安排不一样，不同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等，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分割。

　　但是，我们看到，在行政“二元”结构造成的割裂最严重的时候，还是通俗一点说，那样的时代，城市的居民挣的钱，大部分到农村去走一圈，为什么？在60、70、80年代，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工资100元，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工业品，用掉70、80元，当中相当一部分用来购买农民生产的产品以及农民生产为原料的支撑的工业品，相当一部分钱要到农村走一圈。

　　如果从理论上说，这个时候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是很强，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另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城市人当中收入的大部分已经不到农村去走一圈，比如说，夫妻两个现在每个人3000元，一个月收入是6000元，用于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钱可能只有1000元，甚至不到1000元。剩下的5000元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电器、汽车等等。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在下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越来越和国际市场形成一体，对农村依赖性越来越小。2005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已超过国内产量。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年中国的农民没有生产大豆，那么城市人的食用油的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解决，这是在发展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在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开始形成，现在是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在一期，是横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的真正的含义。在这样两个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的情况下，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为什么说改革以来，中国的城乡差距没有进一步缩小而是扩大，这是和两者“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自我固化、强化的趋势有关系的。

　　现在真正的城乡差距，加上福利、公共设施投入的差距，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改革前的两倍。最近，我去国务院参议室讲课的时候，碰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务院的参事，他说经过计算，最近的城乡差距计算，考虑到农民纯收入中30%实物折算，纯粹的货币收入差距是四倍多，加上基础设施的差距就是八倍，使城市和农村的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在农村的问题不好解决的原因是，城乡不仅处于不同的时代，实际上更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同一个市场中的同一个价格，象医疗、教育的问题，他们的差距是四倍、六倍、八倍，但是价格是一个，这是最要命的。有人说农村的医疗比城市便宜，主要是因为药品可能是过期的，可能是伪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同一个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无疑是在加大这个问题的难度。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二元”结构虽然并存，但情况有所不同。行政主导的“二元”结构虽然存在，但是有所松动，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农民工。这就使城乡的二元结构逐步向城市转移。前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与人合写了一篇文章，重要一点是中国农村问题，或者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问题正在向城市转移，变成城市本身的问题。这种趋势的结果是城市本身成为“二元”的社会，如果仔细分析，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城乡巨大的差距，由于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存在，拉低城市中低端劳动力的价格，象在清华开电梯的是月工资300元，和教授相差20倍，这在欧美都是少见。在城市中还有生活意义上的“二元”，如果进行交叉，就会发现中国面临着非常难办的事情。如果把城市中一部分进行劳动和生活中的人包括在座的大部分人在内，从初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同时承担城市费用；第二部分从次级劳动力市场拿到工资，但不承担城市费用的。最惨的就是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拿工资而又要承担城市费用的，就是失业之后还要打工的打工者，他还要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这个现象可以解释生活中很多问题，现在农民工在城市当中为什么定居不下来，户籍是很重要的原因；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低，而承担费用方面巨大的差距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城市当中新的困难群体为什么会形成？除了大学生之外，包括初中、高中毕业之后在社会上浪荡的人，经常有人斥责他们，农民工可以端盘子，你为什么不能端？如果你的生活方式选择在城市，又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它与城市生活费用相比微不足道，比如一个北京年轻人，也许要去端盘子，开电梯，可以拿300元/月，但是你生活在北京，还有一些狐朋狗友，有必要的交际应酬。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市场“二元”结构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