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天则所，这次的演讲主要是基于我的一本书《想象俄罗斯》，现在有人认为普京的很多做法是跟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差不多的，认为普京这种倒退的趋势是非常严重的，他在00年搞了七大区，每个区派一个总统代表，他们的权利很大，地方的议会杜马不合适是可以解散的，这个议案也能通过，而且这么多年来，这套行政方案运作还很正常，这肯定是违背了民主潮流的，但它运作很有效，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几年来俄国人打击精英寡头，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法理依据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肯定会给我们经济转轨带来很多震荡，我以为俄国这么处理，俄国的民众会很愤怒，但很奇怪，他们觉得这样很不错，我又一个朋友在科学院的东方所，我们经常打电话，我就问他这个情况，他就说这是个很不错的事情。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俄国这几年来的经济好转其实是回到了苏联时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按照那种集权、靠行政效率来改变经济状况的，就带来很严重的结果，为了追求民主化而让苏联解体，搞得一塌糊涂，最近几年里按照苏联专制来搞还搞得不错，但是很奇怪，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要把这个问题描述清楚是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按照一般的俄国人的看法，问题就是出在经济本身，而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 “ 华盛顿共识 ” 这个方案导致的，当我们真的要追溯这个组织及其共识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案例，比如东南亚、非洲他们确实经济状况不太行，资源也不够，还有人力资源也欠缺，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鉴于他们国家行政、法律的漏洞，在那个地方推广，出了很多问题，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俄国人大可不必这么做的，为什么呢？俄国作为苏联的继承国，确实还有比较先进的科技潜力、大批的技术人才、丰富的现代化历史经验、雄厚的自然资源，还有国内市场容量也很大，还有相当规模的闲置生产力可以保证居民就业，还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俄国的情况跟东南亚、非洲国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可以不用或者少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也可以减缓休克疗法，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明显，俄国还是这么搞，它明显干了不该干的事情，怎么弄出来的？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是利益集团，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利纵容了一批人，后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为了获得利益而这么搞，这个看起来好像可以解释一些现实层面的原因，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有更深层的东西，一个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俄国很多传统的东西是比较吻合的，所以西方的政治的东西可以在俄国找到土壤，最近10多年来民主的制度在俄国能够建立起来，按照消极民主和积极民主的概念，我觉得俄国人上层的民主可能比较欠缺，但是基层民主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关于选举投谁的票的问题，99年选总统的时候我刚好也在俄国观察了这个事情，这是比较自由的，从这些方面来说，你也不能说它一点民主都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很大的事情，现在实行三权分立，但是事实上总统是超越三权分立的，所以我觉得最上层的权利方面狠不健全，基层方面民主制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经济方面它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观念，怎么说呢？我以为西方的民主制度跟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欧洲的民主国家形成过程中并存的两种制度，但是在俄国形成民主制度和形成市场经济制度是分裂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俄国有很大的一个东西是斯拉夫文明，我个人觉得基本上是以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为终极的，而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就延续出后来苏联为什么很容易搞社会主义集体化、很容易中断社会主义改革进程，走向所谓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以为就是改革当中存在矛盾，社会阶级分化，俄国的草根阶层对这种分化受不了，革命行动就符合大家的利益，所以搞社会主义~~~~很多人很响应，而社会主义~~~~~除了一个生产运作方式之外，它真的给你造成观念上的改变，这样一来，俄国的集体经济和理想主义跟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比较吻合，这么一吻合以后苏联70年来就把这种制度这种传统固定下来了，在85年以后，俄国人刚改革，关心的是政治问题，这样经济当中有很多需要单独拿出来研究的问题就被掩盖掉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俄国社会知识精英追求的理想目标，也能跟社会吻合，但是搞自由市场经济背离了俄国的传统，这种背离有两个:一个是跟苏联时代的传统背离，缺乏这个经验，这是我想讲的一个层级，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就想，俄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照过去的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实践，这个好像没什么好研究的了，也就到此为止，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的著作里边他说得很明确，提醒德国人不要堵英国人的路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根据我个人的意见，他根本没想弄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出来，但是俄国人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计划经济呢？我个人认为这里面还有它的一套东西，也就是它本国的一套深层的东西，比如俄国的经济观念，由于这个问题，我就读了很多史料，我也找到很多东西，18世纪之前，俄国基本上不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文献，关于经济观念很重要的一个文献翻译成中文叫治家格言，这里面有很多关于经济观念的描述，从这里我们发现俄国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概念，这么一来，在18世纪到来之前，经济活动通常被定义为主持家务或者家政，在一个家里面，一个人没有计划，这个家庭是没法弄得，这样俄国人是在道德层面上来理解经济的，是让俄国人获得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财富，并不鼓励大家去挣钱消费，而是让大家节制这种活动，这是18世纪前的情况，所以使得欧洲队俄国也有很大的排斥，俄国人引进欧洲的东西，不是引进它的经济，而是别的方面，这就导致俄国的很多不足。

我们很清楚的两件事情是1861年改革和1905年改革，这两次改革是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为了解放俄国农村生产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我找到了一个数据，1861年改革和1905年改革加起来，俄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庄园到外面打工的人数还不到总数的5%，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光是俄国人懒惰的问题，还真的不能那么说，我觉得把俄国的 “ 地主 ” 翻译成 “ 庄园主 ” 或者 “ 农奴主 ” 似乎更合适一些，事实上1861年改革和1905年的改革当中，很多农民根本不愿意脱离他们的庄园，按照当时改革的措施，农民出来就脱离了社会的保护，而且可能他们领导土地后还要交钱耕种这个土地，而且这个土地的质量可能还不如他们种的，所以他们对主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很多人就不愿意出来，这样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劳动人口素质不能提高，就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地方，这是一个事实。这种改革方案一般都是由很多政治家设计出来的，后面有一帮经济学家帮他们弄，这帮经济学家想促进俄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很矛盾，要保证俄国经济自身的本土特点，他们在有些地区搞资本主义，少数人在干这个事情，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干，不愿意动摇俄国这种农业经济的根基，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物是卡维林，他作为1861年改革的农村经济政策和法律的起草人之一，但是他的一本书《俄罗斯农村经济公社的观点》却这么认为，俄国庄园经济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引进资本主义后，这种有上千年历史的制度就会崩溃，这样就会导致国家经济本身的衰落，因为这种庄园经济保持了俄国经济结构的基础，所以他反对俄国全面推行私有制，认为私有制以后会动摇俄国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起草法律的人本身就对资本主义有一种恐惧，认为这个会给俄国带来很多麻烦，而对于这个，我们中国人肯定觉得很亲切，50年代和78年、79年搞分田到户的时候，也很担心集体经济私有化后是否会动摇社会的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我们中国在农奴制经济方面是落后的，其实俄国的庄园经济给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庄园主有很多功能，你必须给国家交税，这个税怎么交，它有一套办法，根据人口多少来交，然后你交的税收多少也决定你社会地位的高低，所以俄国的庄园主在18世纪以后还是希望在社会上获得这么一个评价，所以既不按传统压迫农民，又不能不负担国家义务。这么一种庄园经济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来说，真的不能随便同化掉，因为他自己就是庄园主，他根农民的关系很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俄国的庄园经济的研究还是不太深刻的，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些问题了，把经济等同于生产劳动，把人类的经济活动道德化，只看到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过程这个阶段，并以此来取代经济的全部，包括资源配置啊，贸易流通啊，商品消费整个过程。所以一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引进来以后，这当然就会受到挑战了。俄国有个民粹主义理论家叫乌宾斯基，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土地的威力》，他在里面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有个叫伊万的人，他有一头牛，他想把牛给卖掉，他首先卖给他的姐夫，结果他姐夫又转卖了好几尺布，伊万很生气很生气，他跟他姐夫讲理讲不通就告他，法官给了他鞭刑，打了他一顿，他怎么也想不开，经济改革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小舅子和姐夫的关系本来应该很好的，而资本主义经济进去以后就变了，这样一来，俄国在1860年代后期处于民粹主义运动时期，他们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俄国的破坏很大，所以俄国人的民粹主义和韩国农民抵抗全球化是由很大差别的，韩国农民是出于个人经济利益抵抗全球化的，而俄国人的民粹主义在当时不是农民去抵抗资本主义，而是知识分子发现资本主义在农村普及扩展开来以后，农民的道德观念受到很大的破坏，所以他们要搞民粹主义以组织资本主义进入，但最后肯定是失败的了，因为西方人的制度和力量改变了俄国的实际状况，所以最后民粹主义运动失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苏联解体后俄国搞资本主义出现那么多问题，跟当初通过战时经济和苏联时期的机械化经济的生产过程中道德力量在限制，随着私有化过程的产生，道德的力量的约束也就丧失掉了，所以很多人可以赚很多钱，我这里举了个例子，一个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局长一个月的工资是6万多美元，比美国总统还多，为什么这样可以呢？因为它不需要一个道德上的限制，当年的民粹主义时代时，在资本主义进入农村以后，农民很容易接受这些东西，一些不太愿意干活的，没有生产经验的人就很容易接受这个东西，掌握权力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个东西，而大部分农民由于原先道德的限制还很难接受这个东西，后来俄国高私有化运动我认为跟这个是比较吻合的，这是一个问题，正因为这样子，所以俄国在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就中断了俄国200多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变革而搞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变成一个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工业化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怎么唤起工人的积极性，它是按照国家规划来的，这是俄国的斯拉夫文明导致的一个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的东正教，说到东正教大家肯定就想到了韦伯的一本书《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新教伦理是促进资本主义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但是东正教是否是这样子呢？恰好相反，在这里我家推荐一本书《东正教》，我读一段：东正教在东方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只要从事农业经济，工业和货币资本主义因素还比较弱，和西方教会一样，东正教对资本持否定态度，面对大自然的神秘生命的乡村劳动比城市的公开劳动更有利于宗教关系，然而经济形势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过程，进而决定了经济主体的意志，而经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在伦理上独立存在，这就是东正教对待现代生活的工业主义和都市主义的态度，也是对待一般工业资本主义的态度。在现代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方面，东正教远不如西方教会那样具有历史经验，因为当西方教会不得不面对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时候，东正教国家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样就由东正教引申出了经济观念，加剧了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别，俄国人的经济活动首先是一种解决生活的物质需求的社会经济活动，跟它的斯拉夫的身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很好玩的事情，18世纪以后，俄国开始了现代化运动，建立了很多新城市，也扩建了很多老城市，当时商业经济、市场经济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建立起来，出现了城市发展和商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老城市，传统经济和农业文明抵抗了商业和市场经济的普及，在新建的城市中也一样，因为新建的城市的移民还是老城市过去的，或者是乡村居民移过去的，这些移民难以舍弃传统的价值观，导致西方的市场经济在俄国难以成形，即便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也难以扩大，所以俄国在彼得大帝以来的改革过程中，国家的扩张、城市的增加以及国力的增加跟它的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成熟是完全不同步的，这个肯定跟欧洲国家的建立过程是很不一致的。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俄国的问题不是按照学科可以描述清楚的，比如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俄国的经济是这个样子的呢？不是，这里有一篇文章叫《哲学的真理和知识分子的真理》，我们说真理有两种，一种是可以用科学去证实的，比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就是一种科学，这个真理是没法否定的，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不是这样子，我们说 “ 太阳落山了 ” ，所以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之间与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清楚，俄语中也有这么一个词，但是翻成汉语就没法弄了，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应该有两个针体，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终究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的，这样的表述无论对于物质层面而言还是对于精神层面而言，都是正确的，俄国知识分界对于生产创造的态度同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重视生产的环节，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它更注重分配这个层面，强调平等，所以按照我们中国前几年讨论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当中俄国人更注重公平，它并没有通过什么激励措施来提高生产效率，并不是按照经济效益进行分配的，所以为什么俄国搞专制搞得一塌糊涂？俄国哲学和世界哲学也是很不一样的，是没法接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俄国知识分子更关心平等、公正的问题，而不去讨论一般意义的思维的规律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片文章叫《保卫法律》我也建议大家去读一读，除了在哲学上有前面这种说法，在法律上也是这样子，我先把这段读一下，然后解释一下社会现象， “ 俄国知识分子的法制观念麻木，对法制思想的兴趣寡淡，是根深蒂固的结果，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缺少法律，正如萨克思说的，在西方人沿着外在法律和国家的道路前进时，俄国人沿着内在的法律道路前进，因此，俄国人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彼得大帝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忠诚的关系，也就是说斯拉夫派的知识分子忽略了现代法律条文对生活的意义，是不是其他派别的都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比如赫尔岑，他认为俄国由于没有稳固的法制而具有多种优势，为什么后来又很多人很看重赫尔岑呢？也在于他指出这点，说俄国有很多优势，我们中国人说到这点也会觉得很亲切，在道德上有优越感。还有追求民主主义的自由派，就是刚才讲的卡维林，他拒绝国家立宪，蔑视法律的意义。因此《保护法律》的作者就呼吁历史的教训应该让俄国的知识分子走向自觉，引导他们去建立一种法制观念，强调个体的法律关系，道德层面上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个人的自我完善有个价值序列，而道德只有一个相对的价值，法律更重要，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是1909年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改革已经很深入了，他还发现有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俄国人搞资本主义搞得不好，不光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普遍如此，所以在苏联解体以后，就给俄国人把苏联时代的传统中断掉，把苏联时代的经验抛弃掉，这样对于西方的东西他们只能凭感觉走，于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批新的政治家，他们的许多人占据很多重要的位置，因此在转型时期，利用制定私有化政策的便利条件而成为受益者，所以他们积极效仿西方的经济制度，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没有搞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变成政府的意志、愿望，并把这个变成一种国家权力去推行。后来我读了一本书叫《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悲剧和出路》，里面就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分析，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华盛顿共识在俄国带来的一些伤害，他这么分析，从1993年炮轰议会到1998年秋天，俄国基本上处于外国人管理俄国经济的状态，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打理，而政府、央行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七国集团经常左右俄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叶利钦任命的一些官员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建立在上面签字，所以到了1998年6月，俄国跌入金融危机的深渊的时候，央行还在继续这个政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一些报告强调要创建自由贸易体，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比如中国的很多货物在俄国被查封，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去俄国的同学和老师都很清楚，俄国的东西除了一些日常消费品以外，其他东西都不是他们生产的，所以他们确实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这样就带来很大的问题了，俄国基本上没有一个自己的民族工业，而这个的直接表现就是休克疗法，它只能改变俄国对资本主义的信心，除了造成很大的损失之外，对外出口依赖的程度增加，而且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靠国家的垄断，名义上说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是私有化的，但是实际上背后还是国家在操纵，所以这种产品结构造成了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因为过分依赖外面。

另外一个没信心的就是造成了一批所谓的企业家并不是想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为消费者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获取利润，而只是想攫取从前创造出来的财富，结果非但没有看到通过激发企业家创造的热情而取得经济增长，反而使俄国经历了一次次严重的衰退，而且衰退的过程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的合法化，这种合法化根俄国由来已久的经济活动与人的道德成长的关系的中断有联系，所以一开始就为不合法的资本所控制，这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变成企业家了，就可以合法地洗钱，所以这么一来，私有化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腐败提供了合法的根据，因此如何用国际资本来改造俄国主要是俄国下层社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方案的讨论、酝酿及其强制性的社会推行，基本上不合大众沟通的，但是损失就要居民来承担，所以俄国的经济改革在叶利钦时代是把俄国居民作为人质来付出代价的，后来普京上台以后把这个情况改变了，尽管他违背了民主化的潮流，但是俄国人很接纳，而且俄国还有一批人提议修改宪法，让普京能够连任第三任总统，有这么一个我们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能找到根据。我个人觉得俄国的历史是在中断的过程中前行，所以叶利钦在《午夜日记》里面把事情描述得太简单了，它取代苏联的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和以前不同的边界、不同的内外政策、不同体质的国家，它不仅继承了苏联时期大部分有形的遗产，也无法回避俄国那些无形的资产，我要说的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