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

陳光興（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以東亞首要城市東京、台北、漢城與北京四個城市作為主要分析對象，透過比較文化研究的方法來掌握消費社會在東亞的一般性質及各地的特定表現形式。透過經驗實證研究，本計畫企圖修正既有消費社會的理論；與既有理論不同，本計畫視消費社會為總體社會型構的結構性切面，它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部門的延續與擴張，在其逐步擴大的變動過程中與國家、民間、媒體、資本、市場等既存歷史空間相互形塑，在動態過程中決定了它的內容與形式。主要的研究問題是：這些城市中消費社會形成的歷史動力何在？彼此之間的表現形式有何異同？所造成的文化政治效應為何？如何解釋？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society of consumption, this proposed research project adopts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o analyze four major capitol-cities in East Asia: Seoul, Taipei, Tokyo and Beijing.  Through empirical field work, it attempts to revise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consumption.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theories, this project sees the society of consumption as a structural aspect of the total social formation. As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production”, evolving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ciety of consumption constantly shifts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historically formed social spaces such as the state, min-jian, media, capital and market.  It is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teractions that its form and content are over-determin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what are the historical forces that shape the formation of society of consumption in these cities?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forms of expression?  What are the cultural-political effects?  How do explain these effects? 

本報告是我三年研究計畫〈東亞首要城市消費社會的形成〉(2001-2004)的初步思考。事實上這個計畫斷斷續續已經進行了十年，九０年代初期擺在後現代消費社會的脈絡中為起點，最近兩年則企圖進行南韓與台灣的比較研究，有些問題一直無法突破，直到最近才慢慢的移出純理論層次的思考，開始有些具體的想法。

在文化研究的既有研究裡，有關大眾文化的研究大都飄在空中，沒有被置放在具體在地歷史社會的政經脈絡中來討論，就算有也都是在前景或是背景，而不是處於核心位置。結果是：大部分的研究不具解釋力，常常流於浮面，要不然就是道德化來看待。我說道德化的意思是在反對大眾文化的商品化及對消費者造成的洗腦作用，或是將生產與消費切開，說消費大眾文化有抵抗的可能性。法蘭克幅學派式對文化工業的全盤否定，造就了對其反動的七、八０年代英美文化研究，於是推到極端，誠如Meaghan Morris所說，Banality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變成表態性的姿態，除了滿口抵抗外，喪失介入性的可能。而要能介入的前提正在於能夠提出在地歷史性的解釋，否則去歷史化的搞法常常落於批判性文化研究的鄉愁，最終還是推翻資本主義問題。如果將問題翻轉，我們可以開始點出發問的前提：當代大眾文化的性質與以往有何不同？出現的歷史條件又是什麼？在特定的歷史社會難道都是一樣的？為了企圖解釋在地性的大眾文化，其中有一個關鍵居中策應的概念就是消費社會的形成，我以為這種歷史唯物的詮釋可以為當代大眾文化與所謂文化工業找到基本的立足點。但是所謂消費社會經常被簡單的理解成所謂後現代的一種特色，也就是以理論概念來抹平消費社會歷史的形成與在各地的差異性；而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研究，由於歐美地區的消費社會形成較早，研究往往將消費社會在理論層次上推演，似乎西歐北美的經驗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所以在東亞沒有產生出具體的實證經驗研究。

以此為背景，我開始透過台灣與南韓的初步經驗比較研究來碰問題，我們初步發現：放在東亞的社會，消費社會是一種結構性的歷史條件，是逐漸形成的社會構造，它的生成、擴大、與表現直接受制於各地資本主義體質下的經濟生產，沒有總體經濟的成長不能解釋消費力的出現，更遑論消費社會的形成。如果我們將資本流動視為全球化過程中的核心參考座標，那麼消費社會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間裡，完全奠基於資本的積累，而在像台灣與南韓這樣的新興開發國家(NICs)，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資本向外的流動與外資輸入關係密不可分，只是在六０至八０年代因為冷戰的原因，全球化話語難以出現來理解資本的流動；推到理論極端，我們可以說，沒有資本的快速全球化，就沒有消費社會的出現。更為重要的是：在另一個層次上，我們也發現，消費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形構的結構性切面[1]，或是說一種結構性的狀態，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斷變動的；由於它的生成密切的接合到政經結構的變化，所以雖然逐漸形成其內在邏輯，成為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空間，但是同時它直接與不同的歷史社會場域相交錯，它不僅借用『民間』社會的資源與動力，影響民間的既有形態，也滲入主導性政治空間（如國家），轉化政治操作的模式，它甚至直接影響到反對性社會運動的自我表現形式。也就是消費社會在點、線、面的地毯式的形成變動過程裡，它終於成為不可或缺的社會構造，直接衝擊既有的（文化）生產。換句話說，作為某種變形的馬克斯主義者，堅持分析及客觀存在總體(social totality)的重要性，我不覺得所謂的消費研究有絕對的自主性，而必須把它視為社會總體構造的一部份，與其它的社會場域相互拉扯；所以在分析的資源上要結合政治經濟學、歷史乃至於人類學的方法，加以變造。消費社會的歷史效應何在？內在邏輯是什麼？造成哪些具體的政治及文化效果？代表社會力的社會運動如何被迫與其協商？是我們關切的焦點。

在此理論與方法發的體認上，我認為消費社會的研究淺力相當大，該被繼續深化還討論，只有在深化中才可能解釋總體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的運作與變化。消費社會深化的過程有跡可尋，但是在不同社會的表現形式會是不同的，所以我企圖以東北亞首要城市東京、台北、漢城與北京四個城市作為主要分析對象，透過比較文化研究的方法來掌握消費社會在東亞的一般性質及各地的特定表現形式。我主要的研究問題是：這些城市中消費社會形成的歷史動力何在？彼此之間的表現形式有何異同？所造成的文化政治效應為何？如何解釋？根據我初步的觀察所提出的假說是：以東亞的首要城市為基點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時序上的光譜，東京的消費社會在一九三0年代已具雛形，在一九六０年代逐漸成形；根據可以掌握的統計資料，如家庭支出(household expenditure)、現代化設備指標等，南韓與台灣的走向上出現高度的相似性，簡單的說，在漢城、台北，消費社會形成的雛形起自一九七０年代後半期，其鞏固表現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而其深化則發生在九０年代中期起；而根據沒有數據的觀察，北京九０年代後開始出現消費社會的蹤跡，比較上尚未形成結構性的作用，但是這並不表示北京在此時期不存在與以上三個城市極為類似的消費現象，如北京稱為固連網，台北稱為網際網路。但是這些不同的社會及城市中，因為歷史性的文化與政治因素，其細緻的表現形式會有差異；例如，八０年代末至九０年代初，在台灣及南韓，是小汽車成長最為快速的時期，台灣社會的表現在進口汽車，而南韓則是相對而言表現在購買本國汽車工業生產的汽車。以下，我更為具像的以台北為例，畫出一個簡單的歷史圖形來作為初步假設性的比較研究分析架構及主要參考點。

       台北市作為一個殖民城市（與漢城相似，雖然漢城的規模遠大於台北；而東京，特別是北京的相對位置是帝國城市），其歷史變遷反映了台灣這個地理區位在二十世紀中受到幾種歷史／結構性力量的多元決定：以世界資本主義史的擴張為動力，以殖民帝國主義史為表現，以及二次戰後冷戰構造的形成，這幾種交錯的力量不僅決定了台北都市的總體形式，多元決定了活在其中主體的情感結構，也規約了市民實質的生活內容與形式。在歷史殖民主義與冷戰構造的兩大結構性前提下，戰後以國家機器所主導的政經走向可以化約成幾個性質：國家主義(statism)，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與反共(anti-communism)；這幾個國家性質的表現，南韓與台灣幾乎完全一致，下一部得追的是這些語彙中操作中的差異性[2]。文化上，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構成，除了南島原住民外，積累混雜了前現代漢文化，殖民地時期的日本近代化及其歐化想像(可以以日據的總督府與戰後的總統府為例)，戰後國民黨政權所帶來的右翼西化民族主義成份，以及長期以美國為參考想向座標。這些政經文化性質都反映／座落在不同群體日常生活的消費內容及形式上。

       台灣戰後在美援的扶持下，初期以農養工，而後在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展開了了長期的資本積累。七０年代島內快速的經濟成長，民間消費力逐漸提升，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以後，在面臨石油危機外銷受挫的同時，島內已經積累的資本尋求轉投資，發現了可以開發的國內市場，消費社會的營造開始進入初階段，反映在房地產業的興起，外銷成衣的內銷，廣告業的大幅擴張，文化娛樂工業（如唱片工業）的浮現，以及對應的家庭在娛樂文化支出部份的跳躍性成長；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家庭支出在娛樂文化部份在七０年代中期至一九八０年是至今最為快速的時段。政治上的反對運動，在同時開始取得社會空間，黨外雜誌與地下刊物的崛起，其實暗示了在民間消費力興起的支撐，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運動得以發展，消費社會的逐漸形成為是重要的歷史條件，這點與南韓一致。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據代表意義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商開始在台北都會的出現，以地毯式的直接進入市民的生活世界，大規模的連所營理行銷取代了既有雜貨店的家庭式經營，改變了社區生活內部消費的社會關係，成為消費社會硬體結構搭建的一部份。這種結構的搭建到八０年代末已經深入人口不是那樣集中的鄉間地區，雖然在許多地方傳統雜貨店與超商並存，超級市場與傳統市場／市集並置，同時傳統民間消費方式不會就此消滅，這或許意味著民間的生活方式及經濟生產仍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並未徹底納入所謂現代國家的管制，如納稅。

       台北都會區消費社會的擴張期出現在一九八０年代的後期，消費力伴隨經濟發展的成長，投入較前期更為昂貴的消費場域，最具指標意義的是在出國旅遊及家用汽車，資料顯示台灣汽車，旅遊人口及旅遊業最為快速的成長出現在八０年代末期至九０年代初期；這裡，國家保護政策的轉變，開放觀光，特別是對大陸地區，減低汽車進口稅，外幣開放交易等，不僅意味著經濟也是消費社會的國際化，也顯示出國家的主導性力量的鬆綁。誇張一點來說，八０年代末期的解嚴與解除報禁絕對不是什麼蔣經國的德政，衝破威權統治的多重力量中，民間龐大的消費力是極為關鍵的，例如黨外雜誌的蓬勃發展，另類媒體的大量出現，中小企業主暗中對黨外運動的資助；而同時，這股主導性的民間消費力量多多少少也決定了台灣民主政治的走向與形式[3]：以中產階級（或是更為準確的說是有消費力的階層）消費社會為主力，以發展主義為依歸，以反共親美的選票式民主為長期模範想像[4]；如此一來，政權的性質是由軍人(military)政府向文人(civilian)政府過渡，由威權高壓統治向威權人民／民萃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過渡（李登輝在此意義下是承襲蔣經國路線）；因消費社會的逐步形成，政權無法以兩蔣時期鐵板一塊的單一權力操作來統合，而民萃主義透過媒體象徵政治的召喚成為主導性的政治邏輯，政治人物也開始放低身段，服膺媒體消費邏輯，企圖與消費群眾接軌。在消費社會中最具台灣特色的社會機構就是KTV運動的快速形成，以跨階級、性別、年齡、族群的姿態，特別是在都會區快速擴散。台北市在1987-90年期間出現了770家KTV，到了夜晚，整個城市幾乎被KTV所覆蓋。少為人知的是KTV是台灣原創力的表現，是在地史與全球資本主義史辯證過程中的產物，其形式累積了在地族群的音樂歌謠內容、日據時期的nakasi、戰後中國大陸所帶來的流行歌曲、美軍電台所帶近來的American Top 40、早期盜版的學生之音、後來的電視文化、八０年代中形成的MTV奇景、日本傳來的卡拉OK，所聚合而成，爾後其形式向外輸出。KTV形式後來傳回日本，還是冠以Karaoke之名，在韓國叫Naoraebang，其空間的表現在亞洲各地均有差異。總體而言，KTV的多重形式總結匯集了20世紀的台灣史，舉例來說，歌曲的選擇以普通話、閩南語、日語、英語、客家語為主，基本上反應了台灣文化在種族、族群以及代間上的構造；它的創造形式與創造力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相呼應：混雜、多重接合、勞力密集、中小資本、無所不在、快速流動（隨時拆建，承續了六０年代家庭即工廠的生產模式，打破zoning的都市規範）。KTV所呈現的不只是簡單的消費空間彌補所謂集體消費的不足，它同時廣泛的為群眾運動與聚集時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須補習熟練歌曲來接近民眾；對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成為她／他們自我培養另類自尊(self-empowerment)的重要場域。

九０年代中期是台灣消費社會形成進入深化期的階段，也遭遇到所謂國際化與全球化時代的衝擊。在此時期，資訊經濟結構快速搭建，表現在衛星有線電視的快速擴張，普及率的快速為世界之冠（70%以上），至此所謂三台壟斷徹底打破；網際網路及大哥大在九０年代後期快速狂飆（台北市為亞洲城市中上網比率最高的），改變也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網路與大哥大使得都市人的關係在一個層次上更為異化，在另一個層次上更為密切。因此在此時期對於媒體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運作邏輯，成為社會權力的核心問題。2000年三月總統選舉的最後階段以全面性的進入媒體戰，投票夜之前，台灣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集會，扁陣營在南北兩地均有近40萬人參與（如果是在十年前發生，很可能推倒政權革命時刻的到來），而其表現形式是以超大型的演唱會方式來出現，以節目豐富、節拍緊湊籠罩參與群眾，於是扁陣營的氣勢壓倒其他候選人，這是消費社會牽制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在此消費社會深化時期，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主導台灣社會的力量已由國家掌控的政治邏輯向經濟發展主義邏輯過度，從李登輝時期到陳水扁時期，從有很多資本家朋友到大量資本家進入國家體制擔任要職，可見政商共治的正經體制，與兩蔣時期大有不同，政治力超越資本力量；這是否意味著在下一個階段社會權力將完全由經濟權力所決定，仍然有待觀察。在走向資訊前導的消費社會深化階段，誠品書店的崛起是台灣社會的另一重要發明，創立於一九八九年，誠品在十年之中快速擴張成全台遍佈的二三十家連鎖店，以人氣為指標來選擇擴張點，以高品味的形式來自我呈現、召喚顧客，幾乎是以百貨公司的方式，將知識經濟與日常文化／消費，娛樂，藝文，知性活動等連為一體，甚至以前衛方式吸納各種原為社會禁忌的主體（台北市第一場同性戀扮裝秀是在此發生的，工人在職場受傷害的照片展也在此出現）；同時誠品也開始投入e-經濟，並且計畫走向華文地區如香港與中國大陸。如此的快速發展在消費社會前中期是不可能的，也反映出誠品確切掌握對於台灣社會變化及外在經濟環境客觀轉變的認識。座落於台北都會東區的總店，以二十四小時來經營書店，早已成為夜間的慾望流動空間；它同也成為了台北重要地標，外來者必須來此驚嘆一番。

       總體來說，台北都會消費社會的形成不是突如奇來更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部門的延續與擴張，在其逐步擴大的變動過程中與國家、民間、媒體、資本、市場等既存歷史空間相互形塑，在動態過程中決定了它的內容與形式──這是我面對消費社會的分析架構。所以在進行消費社會研究時，在方法上，我們必須把它納入社會構造的總體來看待，才能指出它的位置與所產生的結構性力量；透過比較研究，這些首要城市的社會性質與消費社會所展現的方式才能被充分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