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一直以来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艺术都是远离凡夫俗子的，而艺术家也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仔细关注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当代艺术作品的主题已经变成了饥饿、战争、疾病甚至是地缘政治，而这些社会话题，演变成了艺术家们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当代艺术和社会关怀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今天我们的大讲堂就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先生，欢迎您！

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在李教授给我们开始正式的演讲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教授。

李公明简历：

1957年10月生于广州，祖籍广东鹤山。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

1982年1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分配到广州美术学院任中国美术史教师。

1986年任讲师，1991年任副教授，1996年任教授。

1999年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作短期访问学者。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美术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美术史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民盟广东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美术馆客座研究员、广州艺术博物院客座研究员。2003～04年曾任何香凝美术馆（深圳）艺术总监。

已出版的个人学术著作：

《广东美术史》(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二等奖)，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是什么》，1997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左岸的狂欢节》，1993年海天教育出版社

《广州人》，199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思想守望录》，199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奴役与抗争——科学与艺术的对话》，（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说世界美术大系》（与李行远合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03年任《东方》杂志主编（北京，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等主办）

2001年至今任《美术馆》杂志（广东美术馆、广西师大出版社）执行主编。

主持人：年轻的时候知道您曾经插过队。

李教授：对。

主持人：可能那个时候和那一代人，都一样有过一些特殊的生活经历，对今天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李教授：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放羊到山上去，然后读《共产党宣言》，然后回来给农民做一个辅导报告，怎么样读《共产党宣言》。我想咱们今天的农民，贫困的农村，要教他们读《共产党宣言》恐怕很难呐。所以我就觉得时代在变，咱们也得不断地回忆过去吧。当然，这个回忆过去好象不太好，咱们应该面向未来。

主持人：那个时候教农民，《共产党宣言》他们听得进去吗？

李教授：绝对听得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没有别的听嘛！

主持人：像今天的话，应该说学生是有很多的听，他们可以听《共产党宣言》，还可以听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您在广州美术学院教课的时候，还是把《共产党宣言》搬到课堂上又教给今天的学生了。

李教授：对，对！

主持人：那今天的学生听得进去吗？

李教授：他们听得进去呀，有些学生他就说，我就是冲着《共产党宣言》这个解读，他们来听。

主持人：为什么会对《共产党宣言》以及像马克思这么情有独钟？因为在新千年来之前，我知道您还曾经特别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马克思。

李教授：怎么都知道了，我的的确确是（写了），然后《羊城晚报》当时是说，你觉得写哪一个人最好，我说：当时英国刚刚做了一个统计，人们纷纷投票说，千年的人物，最第一名的是马克思。我说：马克思给咱们的这个社会，他的那种道德激情呀，道德批判的勇气呀，仍然是咱们社会所缺乏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多点去读，去了解他。

主持人：您觉得今天的人对于他的关注不够。

李教授：其实有很多人关注，比方说我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都来了解、都来思考一些问题。

主持人：此外呢，和其他的教授，坐在这里可能有些不一样，您不仅是教授，您还可能是有一个传媒人的身份，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在传媒机构工作的故事？

李教授：其实传媒只是好玩的，比方说1993年跟几位朋友，中山大学的朋友还有社科院的朋友，合办了一个《岭南文化时报》。办报纸是一个从没有过的经历，结果办出来他们说：第一，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份没有任何广告的报纸。第二，这是一个办了几年就被封掉的报纸。咱们就说这个经历可以，我觉得这还是咱们有点独立，有点社会的批判。那么做传媒，我记得咱们就到那个工厂去，每个字去校对，这样、那样，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经历。

主持人：办报纸的初衷是什么？

李教授：初衷呢，当时说是要传播岭南文化。其实咱心里面想得更多的呢，是要把这个变成一个自由交流的、思想交锋的、要对这种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进行一种启蒙的这么一个平台。

主持人：报纸被封掉了，现在还想做类似的事情吗？

李教授：很想！每天都在想，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主持人：在电视台还做过主持人，那是主持什么样的节目？

李教授：最长时间的应该是广东电视台有一个《每周一书》，就是每个礼拜介绍一本书。那我就乘机把我的好朋友都请过来，像秦晖啊、袁老师啊、袁伟时老师这些，他们凡有好书，咱们都介绍。到后来，这个栏目因为没有钱，我又不会去筹钱，所以后来就没有了。

主持人：那身为知识分子，做一档读书的栏目，但因为没有钱，做不下去，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个社会挺悲哀的。

李教授：是有点悲哀，因为想起来挺可惜的！但是我想，人们的社会选择也多，也难怪，反正能做就做，不能做也可以，咱们做能做的事就行了。另外在传媒还做过旅游的节目，刚才你说的“大地行”，其实“大地行”不是一个纯粹旅游，是一个带有一种文化探险，咱们到过西藏、到过澳大利亚去采访土著，去拍他们土著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玩，其实你看我就比较喜欢玩，到处去，去年跟广东电视台去过希腊，拍奥运的前奏曲，挺好玩，非常好。

主持人：除了玩之外的话，在这些传媒机构工作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体验了？

李教授：没有了，我觉得就是一个思想，另外一个好玩，这就够了。还要啥，你说？

主持人：但它确实让您的角色变得丰富多彩，所以有人会说您可能是专业的知识分子，因为研究您的专业，但同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关注很多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但同时还有一个传媒人的身份，您怎么自己看待自己的角色呢？

李教授：我觉得无所谓。我今天做这个我喜欢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就做了。那么至于人们怎么看待，他是怎么着，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做了就行。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种生活的态度，比较积极或者比较热爱生活，那么好玩的我都愿意做。

主持人：那我想今天您来到了我们的大讲堂，为我们进行这样一个主题演讲，应该也是您喜欢的事情，您喜欢热爱的，这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我们和我们在座的同学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李公明教授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当代艺术与社会关怀》。

李教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同学，我的这个演讲题目叫做《当代艺术与社会关怀》。其实近两年来，我在一些场合、文章里面呢，都力图要与人们讨论一个关于当代艺术怎么样跟那个生活结合，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不正义的、苦难的，人们感到很悲哀的事情，我们怎样让当代艺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实现的方式？那么我想在座有些学艺术的同学，首先咱们把一个概念得搞清楚，就是说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我在这里用，不是一个简单的、做为实验的、前卫的、先锋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当里边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字眼。人们说，噢搞当代的，就应明白它不一定是学院的，也不一定是传统的。但是我想呢，不管是实验的、学院的甚至传统的、主流的，都应该关注这种社会的正义问题。所以我把这个放宽一点，我把它看做是与社会的当代生活同步进行，这么一个艺术的领域。所以第一个，我把这个概念讲一讲，然后，我这个讲演大概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可能有点麻烦，就是一个比较纯理论的问题，但是必须得讲，这是一个从理论上谈谈公共领域与公共性的问题。

在座的朋友可能很多会读过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他关于公共领域有很多精彩的论述。那么他提示我们呢，就是说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这个领域，应该有一个客观的、中立的、可以自由交流的这么一个地方。这里主要是形成一种思想的交流，一个公共的、一个舆论的平台。那么所谓的公共性，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边产生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民主的一种原则。它有几个特征，比方说它的公开性、它的开放性，还有它的一种民主性。那么我们觉得公共领域、公共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边，它是欠缺的。然后呢，经过几十年这个社会的大规模的改造，它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所以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家明白社会生活，你、我、他之间，它有一种公共性的可能性，是大家可以争取的。那么把这个理论引入到了当代艺术呢，我觉得给我们的启发非常大。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实现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的建立。那么当代艺术，应该肩负这么一种使命。同时，我们也可以谈到一个更为深入一点的问题，哈贝马斯他说，现在的西方国家，过去的一种建立的公共性原则，已经逐步被一种利益集团所操纵，所以它有一个概念叫伪公共性。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转型（时期），市场、金钱的力量凸现出来的时候，咱们的这种公共的这种生活，公共性的原则，也可能具有一种伪公共性给它操纵。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理解，它是逐步的深入，随着我们对社会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理解，不断会丰富我们的认识，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谈到，当代艺术其实在国外、在西方，它早就形成一种叫做社会学的转向。下面请我们看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01）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家伊门道夫，伊门道夫大名鼎鼎，2002年的时候来中国做展览，中国的观众其实还是比较熟悉的。伊门道夫他的艺术，为什么在德国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呢？那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表明了对社会生活高度的关注，他特别的认为，艺术是植根于社会的环境。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各种各样人的活动。其中包括了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的这种生活，这种根基就像一棵大树，长出来缠绕在一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然后下面我们看第二个作品，这是美国的一位当代艺术家叫做罗伯特·朗格，他做的这一个作品叫做《当下每一个人》。这个作品是以一个巨幅的黑白照片前面是一个人像、一个雕塑，他这个作品其实表现的、突现的就是说，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极度的一种关注。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大的都市，它的废墟，它的建立，每一个人带来的生存的压力，从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到的是，从西方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呢，其实是利用艺术作为一个工具、一个表现的方法，去表达他们对于人生、社会、像战争呀、艾滋病呀、种族问题呀、身份问题呀、全球化，所有这些问题的一种高度的一种关注。那么咱们把这个社会学的关怀，放到咱们目前的，我们的语境底下来看，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们受到很多的这种理论上的一种干预。比方说，你要对一个社会关怀太彻底呢，很多的、比较敏感的问题要出现，是吧。那么人们被你唤醒过来，他们会怎么着呢？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理论上考虑，我建议大家读那个，美国有一个当代的经济学家叫做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印度人，他在美国写的经济学的著作非常有影响，其中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叫做“以自由看待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社会发展，只有一个标准衡量它的进步，衡量它的意义，就是自由。假如说这种发展能够给所有的成员带来一种真实的自由，那么它就是对的。它就是应该的。否则的话，它就应该受到质疑。那么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文化事业、精神生活里边呢，人们什么时候能够享有真实的自由？什么时候能够对于社会的公共资源的分配，用于文化的生产方面等等，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个才能够促进我们的艺术与社会的这种互相的结合。那么这第二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性比较强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艺术与社会政治的这种关系。谈到这里，我们在座的同学可能容易有一个想法，过去咱们老谈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咱们老说，有很多口号宣传等等，大家都已经觉得厌烦，觉得应该从生活里面有更多的乐趣，不愿意听。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完全没有办法回避政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看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叫做汉斯哈克，汉斯哈克其实他的立场非常坚定，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政治，都与政治有关。他说无论是你怎么逃避，逃避不了。那么我们下来看他的一件作品，这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在1993年，汉斯哈克为威尼斯“双年展”做的一个装置，叫做《日耳曼》。我记得是有一个德国馆，那么这个入口的地方他就用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希特勒当年来这个威尼斯“双年展”，来看展览的时候的一个照片，然后这个展厅里面大理石的地面全部石头给撬起来，还有呢，播放出很沉重的这种音乐、声音。所有的观众来到这个地方，很明确的感觉到，这个当代的威尼斯国际的“双年展”，与当年的希特勒之间，它有一种文脉，有一种关系是无法去掉的。那么从这个作品里面，我想到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其实我们往前看，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必须往后看，就是社会的记忆。没有了记忆，我们的社会无法真正取得进步。所以汉斯哈克这个作品，其实是提醒人们，艺术具有一种社会记忆的功能，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看西方二十世纪，德国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博伊斯，博伊斯他的信念里面非常坚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艺术一定是要治疗社会的创伤。博伊斯还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社会活动家，同时呢，也是一位空想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博伊斯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在1972年的时候，为了吸收一百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是学校拒绝录取的，他说一定要录取。最后闹到什么地步呢？闹到他被资产阶级的学校当局开除，不让他当教授，把他开除出美术学院。那么他宁愿这样，他也要坚持。那么博伊斯用他的艺术来说明一个道理，艺术家绝对不能够回避政治的问题。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受的那种苦难，很多是由于政治，比方说迫害等等。但其实他们今天远离政治以后，他们是不是就已经是一切事情就变得很美好了，肯定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第三个问题应该深入研究的是，艺术跟政治的这种关系。

然后第四个方面，第四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会谈得多一点的就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它普遍地存在，他们反映的问题与每一个人相关。那么根据美国学者的一个说法，弱势群体最关键的就是说，它在社会的竞争方面，它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劣的一个地位。它没有办法，没有说话的权利。那么弱势群体的问题，就涉及到我们过去所讲的一个叫做阶级的理论。今天我们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基本上很少正面地谈社会的阶级问题。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做社会分层，把社会分层取代过去所讲的这个社会阶级的这个区分。那么通过这个话语的转变，人们似乎已经感觉到社会在进步，其实很多方面，它并没有发生质的这种改变。当我们读英国的学者这个鲍曼，鲍曼写的一本书叫做《立法者与阐释者》，他里面就谈到一个概念叫做“新穷人”，新产生的一种穷人的概念就是工人阶级。他认为知识分子目前虽然对于新的穷苦人还是比较怜悯，但是呢，从他们的行为来看，基本上很少人愿意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苦难联系在一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知识分子不再愿意作为这种新的穷苦人的代言人？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这个新的穷人，只要换了一个话语的外衣就已经被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再存在了？这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更关键的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艺术家，本来呢，弱势群体是他们最理想的诉求的对象，他们创作的这种关注的对象，这是最理想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在一个社会问题中间，只有在弱势群体生存的状况里面，他们才能获得一种批判性的养分，一种史诗般的那种激情。还有呢，就是对于社会公正的、立法的这种形象。本来他们应该在这个的领域里面更多的去做工作，但是我们大家都可能会注意到，现实中的情形刚好相反，我们总是看到，在权势和金钱的周围，聚集着最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就出现了一种极端的，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衡。本来呢，知识分子、艺术家是用社会的资源给他们供养起来，让他们获得一种好的创作，这么一个空间。他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条件，去为没有这种可能的这种人群，为更多的人去说话。但是结果非常遗憾的是，出现了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更复杂一点的就是，这种弱势群体本身他们也是有问题的。你比方说，早期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的这种阶级的意识，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是一个历史理性这么一种概念。他们可能是比较充沛的，甚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看到很多的工人的理论小组，他们参加这种认真读马列著作，当然很多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扭曲的一种活动，但事实上，从身份上和形式上，给当时的产业工人阶级有一种很震撼人心的这么一种力量和形象。今天那我们看到，他们整个是一个形象是比较窝囊的、混乱的、灰色的，再也不存在那种纯粹的、劳动人民的审美感。相反，过去我们小时侯老是嘲笑的那种，比方说地主戴的那个瓜皮小帽，资本家的那个大腹便便，整个那种很丑恶的形象，现在不再成为审美上被嘲弄的一个对象，相反人们会觉得，人到中年你肚子还不大，说明你这个人好象还混得不怎么样，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觉得从审美感来讲，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颠倒。那么我认为，随着这种道德的感觉在经济的生活里边被颠覆，随着这么一个过程，以正义为潜在基础的劳动人民的审美感也受到了颠覆。这可能是我们生活里面不被人们看重，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城里面的人跟一个外来工，很难看到有真诚的情感的交流，审美上的真正的交流。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的那种审美感觉已经改变了。就是说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的事情，不仅仅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从审美的角度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上从来的一个现象，都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基本上成为了这个现状的一种获利的人和一种支持的人。他们与新的穷人之间没有太多的、太牢固的纽带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我想，就出现了我们所讲的，只看到少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专业工作的，比方说传媒，新闻工作者，他们有良知的，他们还会去激烈的去关注这个新的穷人，这种弱势的群体。那么其他人呢？我觉得关注不够。那么这种情况在当代的艺术里边呢，表现为对于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关注，仍然是残缺的，非常的不足的。如果我们大家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并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归罪于社会的变化，人们希望有更丰裕的，这种充裕的生活等等。更关键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正义的理想远远没有成为艺术家的一个自觉的诉求，这是最关键的原因。

第五个问题，我要谈的是通过社会关怀，艺术的社会关怀，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现在我们请看几件作品，德国著名的艺术家柯勒惠支的自画像，鲁讯先生把她介绍给中国人民。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这里有一双眼睛盯着每一个苦难的人。那么柯勒惠支的自画像不仅仅有一双同情的眼睛，而且还有一只行动的手。我们就谈这只手。柯勒惠支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是很喜欢读马克思办的《新莱茵报》。她的哥哥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了恩格斯很好的朋友。柯勒惠支作为一个小女孩，从小的时候，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长大以后，跟她的父亲和哥哥参加街垒的战斗。她想做的事就是给他们上子弹，就是用这双手。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背景，成长的背景，使她对于劳动人民，对于苦难的生活充满了同情。下面我们看到她创作的作品，一个是《人像》，这个《人像》我们作为我们的“新宣传画”，作为我们一个特大的海报来运用，借用她这个作品。《战争》，然后《访问病院》，在生病中的贫苦的人。还有一张作品叫做《沉睡中的母亲和孩子》。她的这个作品，的的确确我们看到，她用黑白的艺术语言，具有表现主义的风格的这种艺术的手法，对穷苦的人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和怜悯，同时也激励了人民向苦难的生活进行抗议。下面一个作品看到的是，她创作的是《悼念李卜克内西》，一张很著名的作品。这个作品后来成为了很多的，政治上要进行一个悼念的题材的一个创作原形。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父亲威廉·李卜克内西一样，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曾经当过德国帝国的议员，都同样因为叛国罪名被判监禁。那么李卜克内西后来还当了德国共产党的主要的领袖，他在1919年，就和卢森堡一起，被秘密的杀害。当时是右翼的临时政府。我们可以看到，柯勒惠支用这个作品，表现了对所有的被专制、暴政所杀害的牺牲者的悼念，这一种非常重要，这是一种道德的勇气。

在中国我们看到，历史上、近代史上、到今天，同样拥有很多像柯勒惠支这样的艺术家。  比方说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符罗飞，符罗飞的《自画像》。符罗飞是中国最早的左翼美术家，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他的《自画像》里边很多都表现出他对饥饿的人民的一种同情。所以在1948年，他举办一个展览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自画像》跟那些画，那些饥饿的人民的画像放到一块，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他的作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比方说这个《乞丐》，《失业队伍》还有《检查》。这些作品都是速写，非常简单的工具，但是有最充沛的情感，非常强烈的情感去表达对社会的这种抗议。

那么谈到这个对社会苦难的抗议呢，我们最后提到一个我们曾经和朋友一起，和我们在座的同学一块策划的一个展览，叫做“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新宣传画”。当时我们这个“新宣传画”的主题，就是要以社会进步理论为指引，以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非正义的、不公平的现象做为批判的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展场布置的一个题头的一个宣传画，在这个画上，我们把那个人像处理得有点模糊，这是一种动感，充满了一种激烈的抗争。下面这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做《呼唤社会正义》，这个作品的旁边有很多的这个创做题目，当时我们做“新宣传画”的一个主题的口号就是，“一些有良知的艺术家行动起来，共同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我们呼唤所有的人都来参加，然后我们在全国都发出了很多征稿的通知。那么在创作过程里边，的的确确我们发现有些困惑。就是说现在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大牌的艺术家，很少人去关注这个事情。那么有很多的、愿意创作的呢，他们在艺术方法上面又遇到了很大的不协调，做出来很像那种商品的广告，不像宣传画。那么所有这些事情都启发我们去考虑，当代艺术要介入生活里面，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下面我们看到这个作品的题目叫做《非法拆迁、国法难容》，是我们系的学生何小特、苏登光两位同学创作的作品。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南方都市报》没有，上面报道了上海去年有一个拆迁，这个拆迁过程里面，开发商和拆迁公司共同的合谋，把那些不愿意搬走的老人给他们烧死。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有力量，这是国法难容。那么下面一个作品叫做《反司法腐败》是卫肖颜创作的。那么司法腐败也是一个社会当今很严重的问题。这些作品都很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么最后我们看一幅新闻照片，《南方都市报》登载的，是贵州西部地区，由于当地的小煤窑产生的这种叫做砷毒和这个氟毒，这个氟毒导致很多的年轻人弯腰驼背，失去劳动能力。他们一生下来，他们的命运似乎就是这个贫困、生病、最后走向死亡。面对这样的一种照片，面对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身影，难道在座的同学们会无动于衷吗？我觉得不会。大家一定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学习，把我们的艺术，与当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中心内容还是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说，通过当代艺术对社会的关怀，使得艺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实现的方式。那么我要讲的内容基本上讲完，我也想听到大家有问题，我也问大家一些问题。

主持人： 好，谢谢！

主持人：我想首先呢，我们来进行网友的提问。网友的名字是乌托邦的性感女郎，她说您策划了宣传画的创作活动，也提到说主题是“社会正义与公平”，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社会好象离它还很远，我常常会经历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您认为什么样的社会能够符合这个原则？我们现在的社会符合吗？

李教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任何社会、每个地方、每个国度都必然存在它的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只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某种社会环境、语境底下，都有不公平非正义现象的讨论、批判和解决，可能会采用一个更公开的、民主的这种原则去进行。那么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的第一步是，对这种现象的讨论和报道的信息的交流比较自由，比较公开。然后交流多了，讨论多了，更多的人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改过来，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信心，不能够因为目前我们还看到很多不理想的事情，就感到没有救了，没希望了，我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主持人：我想是不是这也跟您的生活状态有关？毕竟您现在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做什么的，也许她生活在我们社会的最低层，她可能真的看不到希望了。

李教授：这个问题好象有点尖锐，您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教授们，就已经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那种感觉。

主持人：这是您自己说的。

李教授：其实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个人具有正义感，未必就一定是要他处在很贫困，受到了很多的痛苦，他才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一个教育，是教养、人性的培育，让他感觉到什么是正义的，一定要坚持的，是吧。人，我觉得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主持人：好，谢谢。

学生：主持人好！教授好！我想请问李教授一个问题，我刚才看到李教授对社会提出一种道德批判的态度，跟西方文化左派的观点有不谋而和的地方，我想请教李教授对西方文化左派的一个观点谈谈看法，就是说艺术跟性别、阶级、种族的问题，可能对今天的讨论有点启发？谢谢！

李教授：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在国外我们了解到，很多朋友也经常说道，在大学里面知识分子，他特别多的是一种左派。比方说在搞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左派的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分子这种形象本身，他的职业本身，他已经具有了一种过去说启蒙，现在说的是一种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结合，对社会现状的这种关注。所以，其实这个左和右，在咱们这个语境里面是比较难讲得清楚，但是如果放在西方，他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概念。那么如果有了一定的道德批判的立场话，他一定会关注你刚才说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比方说战争、艾滋病、全球化、种族歧视等等很多问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面，可能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关注，那么关注不够，其实仅仅关注是绝对不够的，他应该有一种道德的勇气，这样的道德勇气从哪里来呢？我们又回到了西方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那么多人敢于出来说话，能够坚持他们的意见，那是因为它体制对这种自由的学术的讨论有一定的保证。当然不能说绝对百分之一百，基本上它是有这么一个体制来保证的。那可能咱们在这个语境底下很多问题还需要努力，去改善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思想空间。

主持人：好！再接下来一位网友的名字叫做热爱蒙娜丽莎的小秘。她说，很多人都认为深圳是经济动物，是文化的沙漠，甚至也指整个广东地区。您作为这里的人，生活在广东，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社会关怀？

李教授：绝对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 一直以来人们觉得在广东跟深圳，在广州不会有人关注社会问题，恰恰相反，其实广东广州这个地方，在近几十年来一直都有过很多的这种人，去关注社会的问题。不过人们觉得在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跟别的可能有点不一样，其实你说，现在说赚钱，说享受，全国都一样。哪个地方的人没有那种呢？所以我觉得用地域划分来看这里边的人，是不是特别的不关心政治，我觉得可能不对。

主持人：所以您自己呢，就是和其他人一样？

李教授：对，其实我的很多朋友，而且广州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是真正的草根阶层，

他们对于社会的问题看法非常尖锐，而且特别的大胆，特别得想说话，只不过他们没有这种发言的机会而已。

主持人：好！谢谢。

学生：主持人，李教授你们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教授，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些艺术家，他们动用几千万那种国家的资金来搞一次展览，您觉得他的这个展览的公共性是怎么看的？如果给您这么多钱的话，您会怎么做？谢谢。

李教授：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我正想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当代艺术、公共艺术，还没有一个很符合公共性原则的这么一个机制建立起来的时候，它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运用，的的确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你比方说，刚才你谈到一些大型的展览，动用几百万、上千万这样的一个资金，如果它的来源与纳税人的这种贡献，还是有明确的区分的。那么它，比方说像国外的很多大型展览，它是通过一种商业的赞助，我觉得这个是OK的，是应该的，这种体制。但是如果它是明显是在国库里边拿出来的钱，这个钱是纳税人给的，那么你们艺术家做的很多事情呢，很可能艺术上作为实验很有价值，但是与他们的联系可能比较弱，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并不是说就不能做，也可以做，问题就在于应该有一种社会的机构，运用公共性的原则，来对于这种资源的分配运用做一个更公开的、更民主的这么一种讨论，如果经过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应该做，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吧。所以现在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做什么事，关键在于他们在什么原则，用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去完成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主持人：谢谢！  

学生：主持人好，李教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代艺术的社会关怀功能，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艺术作品来体现的，那么当代艺术作品，往往是由当代艺术家来创作的和完成的，那么它的这种社会关怀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当代艺术家的本身素质联系起来了。那么我请问李教授，以您策划“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新宣传画”展为例，这个过程为例，您怎样来看待当前状态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素质？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南方都市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就是那天那个关于展览的报道，它的题目叫做“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谢谢！

李教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到认为，现在艺术家并不缺少什么样的艺术素质去创作出给人民群众看的作品，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不断地提高，技巧不断地提高，人们各方面这种处理信息这种能力都在提高，他们的素质肯定有。其实更关键的是一个道德关怀的这种情怀，还有这种勇气。还有就是说，他们对于一个非功利的这种目标的一种由衷的这种热爱。我觉得，倒是过去所讲的一个，叫啥呢，叫做要演革命戏，先要做革命人。所以呢，你要做好一个给人民群众看的作品，你先要做好一个在道德上是有勇气的，是不跟那个坏蛋同流合污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难。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诱惑太大，成名的，你比方说，过去很多艺术家，用一种带有一种政治色彩的作品，做为一个敲门砖，敲响了国际艺术殿堂的大门，然后进去之后呢，现在他们很多人的作品，要价都非常高，昂贵得不得了。这种情况底下，他们要把时间、精力用来参与我们的“新宣传画”，比方说，我们这个作品没有任何的报酬，所有人都是义务的。甚至我当初还有一个更幼稚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连名都不让出，所有的人都是无名的，就是一个艺术家。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对人们的那种功利不是很大的打击吗？在这种考验面前，我觉得倒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追求，这是第一的。就是回答你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应该怎么做。第二呢，我觉得我的的确确还保留了一些理想主义的一种色彩。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以前读过那个一本小说叫做《白轮船》，苏联的一个文学家叫做艾特马托夫写的《白轮船》，写得非常好，讲到一个小孩感觉到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功利的世界，令他极度地失望，他最后呢，游到水里面去，永远地走了。一个九岁的小孩，艾特马托夫说，他像一道闪电一样，照出了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小说，这种情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了，那时候1981年读了，我的同学手抄本抄下来，我读了非常地感动，那么一直到现在，我读起来那种感动还是像当年一样。这就证明，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还没有变得太坏。

主持人：好，谢谢！最后我想按照我们节目的习惯，请李教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今天的演讲。

李教授：让艺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实现方式。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教授今天用他理想主义的热情和精神来感动我们。但愿这个演讲，能够唤醒我们当代很多中国艺术家心中的那种社会关怀。而且我也相信，这个演讲会唤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每一个人心中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好了，非常感谢李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同时也感谢我们在座的中山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