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山英雄先生在北大的演讲 |
| 副标题： |
| 作者：木山英雄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3-12 |
|
| |
木山英雄：各位好！这次，北京大学出版了我的论文集的中译本，借此机会我接受了来中文系为研究生诸位同学讲课的邀请。这当然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可是，不仅没有研究上的进步，甚至连有关以前的研究工作的记忆也渐渐淡薄了的状态下，我能讲些什么呢，实在是有些困惑的。于是，我向在论文集出版和邀请讲学两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的陈平原教授请教，自己这样老迈的研究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才子俊秀面前，讲些什么好呢？结果陈教授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成了这本论文集书名的关于《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的问题。陈先生说，有不少学生读了这篇文章，但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吧。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刊载这篇文章于《学人》的1996年，正是我在附设于北外的日本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那年春天刚刚来北京赴任，就得到陈先生给《学人》写文章的约稿，到了秋季便发表出来了。正如文末附记所说的那样，当时因为很忙，便请孙歌女士赶紧把离开日本之前为日本东方学会英文期刊所作论文译成汉语，而同英文版同时发表了。就是说，那篇文章从一开始便考虑到英文翻译和读者而起草的，又加上是文学史论式的题目，因此，从文风到内容作为我的论文都属于例外的。如果仅有例外的一篇引起了反响的话，那我的研究要算“路线性的失败了”。（笑）
论文发表出来时，还是研究生的王风先生时常来我所下榻的友谊宾馆来聊聊，表示对此文有很大兴趣。不过，回想起来，是因为正巧和他准备做的学位论文题目有关联的地方吧。总之，据我的记忆，那个时候中文系为我召开座谈会之际，包括我和出席者都没有把那篇文章作为话题。那以后不觉之中又过去了8年，这期间那篇文章是怎样被阅读的，而其结果被指定为这次讨论会的题目的呢，我无从知道。在此，我略感不安的是，刚才讲到（这篇文章）作为我的文字属于例外的，如果它在文学史方面得到了关注。实际上，我没曾想到要把文学史这门学问作为自己的问题的。这大概与下面的情况有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研究者，把研究只是作为读书的延长来看待的，平常阅读的作家作品也非常偏。更严重的是，这次时隔8年重读拙文，除了感到自己的文章很难客观地来阅读这个一般的困难之外，还感到所写的具体部分很繁琐，读起来甚至有疲劳之感。这如果是由于上了年纪精神更单纯地考虑更重大的事情的结果，那还有希望。然而，事实上，这只是老化的结果罢了。于是，今天我自己跑到这里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实在没有把握的。不过，这已经是离开了我手中的文章。如果中国文学之本国的年轻同学们自由地阅读我这篇文章而提出各种我不曾想到的问题，刺激我去重新思考，那实在是值得感激的。这已经是连我自己也感到有些疏远了的论文，所以，请大家严厉批评，不要客气。
在讨论之前，我想应该讲的也就是这些吧。不过，中文系希望我在讨论前讲几个问题。如果沿着那篇论文的题目，其后更有新的研究发展的话，追加说明一下也无妨，遗憾的是没有。在此，我只提出几个可能对讨论有作用的问题吧。
第一，刚才，我说拙文在中国不知是怎样被阅读的，而实际上就连在日本是怎样被阅读我也不知道的。原来东方学会委托丸山升来编辑英文期刊的中国文学专号，丸山则要我这个不是会员的人写点儿什么，于是就有了那篇文章的写作。我将草稿交给他，便马上来到了北京。而在我不在日本的期间，经丸山和丸尾常喜的手投给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化与社会”学会的会刊。至今几乎还没有听到什么反响，如果这不是因为我并非那个学会的会员，大概就是因为对清末思想感兴趣的多是搞思想史的研究者，文学研究者除了小说以外或许对其他并不感兴趣。朋友中，已经去世了的伊藤虎丸特别对拙文表示了欢迎，并且好像向钱理群先生他们做了宣传似的。他的理解是，我们(即伊藤和我)以鲁迅为基本轴线思考过的亚洲近代的问题，终于在拙文中与中国的传统接上了关系。我不记得在拙文中做过这样了不得的议论，不过，伊藤的这种读法从他毕生的想法来看，其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若问是以怎样的关切来写那篇文章的，可以讲我自觉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新文学的语言问题。我一直以来对语言问题很关心，好像友人认为我是很超前的，其实，我的观点与近来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那样时髦的话题没有关系，我只是重视将中国过去称为“语文问题”的问题和五四新文学理念的具体化（本土化）相关联起来。我觉得新文学的具体化其最关键性的过程即五四退潮期的周氏兄弟的苦斗，包含了兄弟俩通过追溯清末的体验，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文学革命的努力。在此，因五四而应该超越了的清末旧的逻辑成了超越五四新逻辑的契机。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终于与那篇拙文的课题联系起来了，这是事实。另外，顺便一提，如果是出于我单纯的无知便无妨，有关传统与现代化，不也是同样的论争不断反复的居多吗？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礼教批判和文学革命的打倒旧体诗词之全盘否定的过激性，翻来覆去被当成问题，而且这又立即招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反驳，等等。这里，提出问题的人如果充分参照了我现在所说的运动的当事者本身超越五四的过程，那么，议论就会更有生产性的。然而，事实上怎样呢？另一个动机是，当时我受到聂绀弩等人所作旧诗的很大刺激，感到有加强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武装，或者说自我正当化的必要，总之，是某种思想准备之必要。就是说，在由于政治强力干涉而公开的一切表现手段都被剥夺了的情况下，于个人素养上仅有一点联系的旧文学形式却得以重新发挥力量。面对这种使新与旧、洋与土、左与右等固定观念混乱起来的问题，我越发感到了使思考弹性化的必要。不用说，与围绕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各种议论相关联，其中还有应该大胆思考的问题。不过，眼下将这些问题留给常识，我在文章中，只是就历史的一个特殊局面，试图具体而集中地考察新与旧、洋与土、左与右等复杂交错，有时甚至互相取代的状态。如此而已。
第三，对文章中所举例的几个事项加以补充说明。一个是，在语言观上，从康有为到吴稚晖的谱系与章炳麟到周氏兄弟的谱系这一问题。两个谱系的对峙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对于这个对峙恐怕也是不要固定地去思考为好。如果称前者为普遍主义的，后者则可以说是差异主义乃至特殊主义的。在此，存在着超越语言观的更为大范围的思考方法的对峙。即前者有与对立于自然且欲统治自然的人类总体之经营的“文明”相连通，后者则和各自的固有风土相适应的个性生活样式的“文化”有相通之处。据说，“文明”与“文化”在英国和法国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但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因对自己的落后性有觉悟，故强烈意识到两者的区别，而对特别重视语言和诗歌的国民文化之探索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给面对西洋而产生了落后意识的亚洲以强烈的影响，是有理由的。这个问题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有过。“中华文明”本来是普遍主义的，当时日本的儒学家都在研究。到江户时代末期，渐渐发生变化，出现一种“国民意识”。他们自己所信仰的儒教“天道”竟是别的国家的东西。他们的这种将近“民族意识”，在理论上需要有一定的操作。在他们的意思里，天道已经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强调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具体的条件来发现。
在中国，周氏兄弟于“国民性”自我批判倾注了热情，章炳麟坚持把“历史的民族”或“国粹”视为救亡的精神保障，正是同一个观念的正反两面。对此，通过中华传统的普遍主义在落后的自我观念上使之与先进的西洋同化的，恐怕是康有为和吴稚晖吧。因此，从清末的状况考虑可以说，内心深藏着尖锐的抵抗意识的章炳麟和周氏兄弟其差异主义乃至特殊主义，比起有精神胜利法味道的康有为吴稚晖的普遍主义，更深深地与现实的危机相适合。而这也正是今天的问题。比如，美国这个国家在国内政治方面以尊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多元主义为原则，但在国际上却坚持要把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普遍地推行到世界去。对此，高举文化个别性的主张而予以抵抗的法国，在国内于普遍理性之产物的共和主义面前，以全体国民的一元的平等为原则，最近还以法律的方式禁止戴头巾以遮掩面部的阿拉伯裔国民的女子进入学校，因为这是在公共场所现实特定宗教的行为。还有，在美国的内部，不断坚持理性的体制批判的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如所周知，其语言学理论是彻底的普遍主义的。如此这般，普遍主义和差异主义乃至特殊主义，根据情况的不同各自的意义甚至相互关系都是可以变化的。
第四，还有一个，就是尼采的问题。我在文章里，提及过鲁迅受到尼采相当强烈的影响。尼采的思想，和马克思一样，当时在西欧近代市民社会内部批判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但当时的中国正在走向市民社会，而且鲁迅的目的是“立人”。既然“神”已经死了，那么“人”就应当超越自己，进化到“超人”。可是，鲁迅注意的是，我们怎样从人以前的状态，进化到人。从普通的发展阶段理论来说，鲁迅受到尼采的影响。（比如，中国现在正在大搞现代化运动，可是也已经有后现代的理论了，所谓“后学”。）更具体一点说，他把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新的思潮，拿进（听不清楚）。所以，鲁迅并不是机械地把西洋的东西照搬。而且，把尼采、章太炎、鲁迅并列起来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尼采从心理学讲“弱者的怨恨”，与他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读章太炎当时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道德》，大意是，在中国地位越高的，道德越低；道德最高的，反而是最下层的民众。而且鲁迅也思考某种可以称之为“奴隶心理学”，就是压迫与被压迫中发现的心理现象。对这一现象，三个思想家都非常敏感。
在发表那篇文章后，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资料，都是关于尼采的。一个是《答铁铮》。“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当时章太炎这样比拟尼采的思想，这是值得注意的。“但不可取尼采贵族之说”，这是根据佛教的平等观而说的。“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他大概是从明治末年在日本流行的“尼采热”而言。（当时日本文章，汉字用得很多，中国学者读日译文章比较容易。）他描述的是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的理想吧。——后来“扎拉图斯特拉”完全被政治化、道德化了。
第二个是鲁迅《文化偏执论》里的：“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遽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也。由是观之，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酖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而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鲁迅对尼采的所谓“贵族主义”有相当的共鸣。后来鲁迅的反庸众的天才主义，经过辛亥革命后崩溃了，那种失败者的意识很强烈。到了1924年前后，写失败以后还要向前走的的形象，就是《野草》里的“过客”。可以将这与章太炎所理解和描述的尼采比较一下。
我的开场白完了。（掌声）
陈平原：我给木山先生稍微作一点补充。木山先生那篇文章发表后，不少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学生都很欣赏。为什么？王瑶先生早先有篇文章《鲁迅杂文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提出这个问题。后来王瑶先生去世前，老钱帮着整理一篇文章，讲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关系，又重提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北大——因为王瑶先生的关系——历来比较关注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后来我写《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和“六朝散文”》接着那条线往下做。后来我们的学生王风做刘师培、章太炎，后面还有几个学生，一直都关注这个问题。具体说，一个是现代中的传统，或者说现代中国中的传统中国。第二，文学革命中散文的意义，一般会关注小说诗歌，我们关注散文，这跟文体转变有关系。第三，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第四，鲁迅、周作人及其师长。最后，就是晚清和五四，晚清和五四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以前讲的“从五四开始”，也不是王德威讲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我们这个传统里，晚清和五四是合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因为周氏兄弟和他们的师长的关系。所以我们特别容易接受你的想法。等一下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提出问题，看更年青一代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先请孙歌女士谈谈吧。
孙歌：我翻译这篇文章时，关注的点可能和你们不一样，但是受到的震撼可能是差不多的。这些年读木山先生的著书，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木山先生始于观念，但是他总是能从观念中脱出来找到自由。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而且在座同学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们这代人进入学术，很大程度上是从观念开始，我们会把“文学复古”、“文学革命”看成是两个东西，当然北大一直在破这个，把看成是一个过程不同的两个方面，甚至是更多的方面，会在晚清到五四的时间脉络里，以多层的结构呈现。所以你们也不赞成是简单的“从晚清到五四”，其实是复合的多种要素。“从晚清到五四”，这些要素的关系可能有所调整，但是它们都在。认识到这，我觉得还是很难做到木山先生这样的程度。尽管木山先生经常开玩笑，说你们觉得外面的学生做作文做得很好，要表扬。（笑）实际上，最难做到的，是不被概念所掌控，但同时你又有理论思维的突破。我们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被观念所掌控，那么就去做材料，就事论事。木山先生的这篇文章没有做更多的分析，但他给出了一个结构，一个历史的结构，而不是观念的结构，从里面感到很多往前延展的可能。我在翻译这篇论文的时候，学到了很多感觉历史的方法。后来我在研究中也是把木山先生作为榜样，就是我们能在历史中去提炼那些实际是理论的问题，但不用理论的方式把它拿出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不需拿出一个结论。如果文章有一种理论感觉的话，是一时一地又超越一时一地的，文章有这样的结构，（就很好了）。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陈平原：其实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日本学者的理论思维不太好，可我反而觉得像木山先生，伊腾虎丸先生，都是理论很好的，而且他们的思考没有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就像孙歌刚才说的，他们不是从理论往下推，从具体的历史资料中抽象出来也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的“泥土”的感觉。我读起来，有两点体会特别深。一个是那种“学术感觉”很好，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表达。第二，有一点“文人性”，我接触的好多日本学者有传统文人的气质，反而是现在中国文人学者没有这些了，所以他们在表述体会时，感觉很好。
（下略，未经发言者审阅） |
| 大学讲坛文章录入：gldxjt 责任编辑：gldxjt
|
|
上一篇大学讲坛文章： 梁小民：经济学是使人生幸福的学问
下一篇大学讲坛文章： 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纪录 |
|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