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在科学史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基本上是由科学家们组成的，他们有一套严格的分析尺度，有一套所谓的科学话语，“scientific discourse”，才能够规范，比如说一篇论文算不算科学论文，这不是谁能决定的，是科学共同体才能够决定的。但是我说的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话语的共同体，意思是说像《新青年》、《语丝》、《新潮》等所有这些杂志的参与者可以说都不是科学家，不过他们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话语的共同体，跟这些科学群体共享着一套话语，所以当科学的权威性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些运用科学的权威性在人文领域工作的人是共享了科学话语的权威性的，他们和科学群体之间构成了一个话语的共同体，这是我为什么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主要的原因。

我今天讨论的是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这一讨论。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20年代初期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形成，这在我们现代文化史上是被看作很重要的文化运动，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其实当时的《新青年》群体也好，包括后来的学生杂志，像《新潮》等，在整个社会当中参与的人数是很少的，他们发表的文章数量也是很少的，但这样一个文化运动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变成支配社会文化的主导倾向？为什么这些文人，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讨论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合法性的力量，尽管其它的文化在数量上可能远远高于他们？其中一点，过去的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的重心都直接地放在这些刊物和这些群体身上，比如说我们找出了一些文化领袖，像胡适之、鲁迅、陈独秀，他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孤立地看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看这几个人的活动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几个人的活动会产生那么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提出一个话题，从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科学话语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我希望把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包括它的话语的合法性的形成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知识的范围，其中尤其是在文化史上比较少地受到关注的这些科学家的活动、科学工作者的活动，他们和文化运动之间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我希望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考察。

在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还是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首先，我们都知道，C·P·斯诺把现代文化区分为两种文化，即人文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尽管他的两种文化的提出在50年代末有特定的针对性，但两种文化是现代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比方说科学话语从普通的日常话语，科学家群体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从社会其它的一般构成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这种文化也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不是别的一个可以随便进入的文化。我们讨论现代社会、现代性这些问题，其实两种文化对社会构造的重新划分本身应该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讨论启蒙等问题，事实上与两种文化的形成、知识的重新分类，以至社会构造上人群的重新构造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统计来看，我们如果不是只看《新青年》、《新潮》这些少数的文人杂志的话，我们把它放大到一个更广阔的范围的话，我们可以看190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共有100多种科技期刊问世、创刊。其中大概包括自然科学期刊24种，技术科学期刊73种，医学期刊29种。辛亥革命后的6、7年创刊的刊物比过去的总和增长了两倍，从1911年特别是1912年到1919年《新青年》创刊前后创刊的刊物比这之前所有的刊物加起来，要多出好几倍，至少是两倍。除了1912年农林部办的《农林公报》，1907年广东农工商总局办的《农工商报》这些官办的刊物之外，其实绝大部分科学技术期刊都是大学或者私人办的。这是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最为出名的当然就是1915年创刊的《科学》月刊，还有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中华工程师学会办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还有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地学会办的《地学杂志》，等等，有一系列的刊物出现。这些科学杂志的创办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大部分是所谓专业的科学和技术团体，其中一些水平较高的刊物主要是来自留学国外的年轻的知识群体。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在社会成员的组织上，还是在出版物类别的划分上，都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区分，包括和日常生活的区分，变成非常专业化的，别人用普通的说法不能进入这个领域来说话，你必须学会他这一套规则你才能说话。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科学刊物要追溯起来的话，最早的近代科学刊物应该是在1876年，上海格致书室发售的，由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这个刊物从1876年创刊到1890年停刊，算是一个通俗的科学刊物，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科学刊物可以追溯到1901年前后，有几份最重要的杂志创刊，一个就是后来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先生编的《亚泉杂志》，还有《科学世界》、《科学一斑》。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人物，政治家，包括林森等等，最早都是参与科学刊物的编辑过程的。如果我们把民国以后，特别是1915年《科学》月刊产生以后，这些科学共同体所创办的科学刊物和早期的科学启蒙和宣传刊物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区分，就是民国时代的文化领域当中已经逐渐出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明确的区分，而晚清时代科学的宣传主要地是变革，变法改革和革命宣传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晚清时期像以严复为代表的宣传西方科学思想的这些人，并没有在社会分工上体现出一个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的职业群体的特征，当然他们跟传统的士大夫，跟科举的群体是有区分的，但在这一点区分上面，他们是一样的，像林森也好，严复也好，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家，尽管他们也翻译、介绍这些刊物。所以如果我们分析晚清时期的这些科学刊物的话，会发现支配着他们对科学话语的讨论是这样一些修辞的方式，比如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与时代的关系，科学和文明的关系，换句话说，都是要从政治变革的角度、从时代变化的角度、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论证科学的重要性，来介绍科学。

科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和其它的知识领域处在一种没有完全分化的状态当中，这一点也明确地体现在“science”这个词的翻译过程当中。早期的翻译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是使用所谓的“理学”、“格致学”这些传统的概念来命名“科学”的。其实“科学”这个概念最早的翻译来源于日本思想界对“science”这个西方语词的翻译。最早使用这个词的翻译者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西周，1874年他在《明六杂志》上，第一次把“science”翻译成“科学”。“科学”这个词是在甲午前后传入到中国的，但比较广泛地使用按照我自己的考察是在1902年以后，在这之前主要还是用“格致学”，“穷理学”等等，即使在1902年以后，这些概念和“科学”并存的时间也是相当长的。事实上，西周本人也受过严格的朱子学的训练，后来他是狄生徂来徂来学的信徒。在一篇出名的文章《百一新论》当中，他第一次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对于“philosophy”的翻译也是理学这个概念当中发展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在西方，“science”原来的词根，它的自然之学的词根是“national philosophy”，哲学包括科学在里面，它本来就有不是那么分化的特点。在这之前，西周本人也曾经用所谓“性理学”、“理学”“穷理学”、“西哲学”等理学概念来翻译哲学，而这个哲学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它不是像我们后来所说的完全专业化的哲学，它包括了其它各种知识在里面。在另外一篇文章《百学连环》，就是各种学科是连在一起的，其实这个想法是从翻译英国的百科全书来的，就是“encyclopedia”，他把百科学术，就是各种各样的学术区分为“普通学”、“殊别学”，就是特别的，“殊别学”当中又区分为“心理上学”、“物理上学”，把关于人和关于物的区分开来，这个“心理上学”和“物理上学”的区分和“理学”、“经学”里面的传统、概念有非常深的关系，“物理上学”当中又包含着“格致学”和其他学，“格致学”越来越多地和“物理学”这种特殊的学科发生关联。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和科学仍然处在一个没有分化的状态上，它还是一个包容性的知识。在另外一个杂记叫《尚白札记》当中，西周强调说百科的学术要建立统一观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哲学或者是形而上学放到诸学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学术之上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可是在各种各样的知识上面，要有一个最高的知识，有一个统一观。这和明治维新时代新的天皇制的兴起，跟整个社会的再构造有密切的关系，知识的结构跟他重新构造一个社会，用什么来统摄这个社会的想象是有极深的关系的。

如果把西周当时的做法——这对中国后来关于科学思想的介绍有重要的影响——和中国的思想家、早期的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介绍作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严复在甲午前后，开始大量地介绍和翻译西方的知识，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他的所有知识当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群学”，“群学”后来被翻译成“社会学”，他的“群学”的确就是翻译“sociology”，但是严复时代的“sociology”，他所说的“群学”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是有重要的区别的，因为“群学”在严复那儿是统摄所有知识的学术，就好像西周所说的统一观一样，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知识最上面是群学，换句话说，一个知识的系统它有自己的目的，它有自己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取向，这个取向要通过群学来表达，正像西周所说的，这些百科学术需要一个统一观来统摄一样。就是这个知识上的谱系性一定程度地决定了他们当时，比如说对斯宾塞学说的肯定，因为斯宾塞学说基本上要从自然衍化的过程当中引申出我们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论和它的意义，在社会和自然之间是没有明确的区分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理学家那儿，他们是什么都做的，除了形而上学的思考之外，他们也做我们今天可以归纳为所谓自然之学或者科学研究工作，比如他们对音韵、声音，各种天象的研究。所以用理学的概念来翻译“科学”本身表明了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的范畴并没有出现我们今天的严格的分化，那个时候用的是“理学”、“穷理学”、“格致学”等等，甚至是“科学”这个概念也是在原来的“分科之学”的意义上展开出来的。在1902年以后，“理学”的概念仍然是流行的，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1906年11月15号在上海创刊的月刊《理学杂志》，这是小说林宏文馆合资社编辑发行的，主编是薛蛰龙。《理学杂志》我们以为是宋明理学，其实是科学杂志，它就用理学来命名的。杜亚泉办的《亚泉杂志》当中也刊有日本理学、数学书目，开列理学书目大概有36种，物理学书目64种，化学书目86种，天文学、博物学等等各种理科书目总计有377种，数学书目531种，这些书目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在另外一个杂志，《科学世界》上，当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作者，现在谁也不知道，叫虞和钦，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原理学》，什么是理学呢？我们要解释它，他是这么说的：

理学者，乃以至广至渺之世界观念，而与社会以直接之益者也。其目虽多，而以有实用之智识为尤要。邈远之星球，荒古之地质，人不能用也，有理学焉，则不知者知，腾空之雷霆，弥山之矿石，人不能用也，有理学焉，则不用者用。

所以，自然知识和社会生活的密切的关联实际上是产生于民族主义的潮流里面，这一潮流对所有的科学刊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有的人说，理学是什么，它是安全之炮弹。都是从功用方面考虑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几乎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同时，《科学世界》的一个作者王本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理科与群治之关系》，跟梁启超的文章相互呼应。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世界》第7期上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证了一个问题，所谓“群治”是指社会制度和秩序，这个概念是在“群学”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在严复所使用的意义上使用的。所谓理科与群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科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王本详的立论建立在他直接使用了“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上，他把帝国主义主义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为什么我们要有科学呢，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他说理科是无形之军队，安全之保障，生存竞争，将于斯估之，优胜劣败，将于斯观之。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对于科学知识的支撑，它的背后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怎么构筑起来的。

在所有这些早期的科学杂志中，《亚泉》杂志、《科学》杂志、《科学世界》等等，它们的内容非常的博杂，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刊物的话，我们发现它里边包括教育、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博物、图画、体操、音乐、手工、法政等等，各种各样的栏目，这样一个庞杂的设制表明当年的科学刊物是和当时新学教育的新科目的设制有密切的关系，它跟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和普及科技之间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在所有这些科学宣传刊物当中，当然也孕育着五四文化运动中西文化论战的一种基本的修辞方式，就是东方和西方，中国是所谓的文学盛、科学衰，西方是科学盛，中国是文学，西方是科学。换句话说，我们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的这种社会区分，在这个时候带有很强烈的文明论的色彩，它是在一个文明论的构架里面，在所谓东西方的构架里面来区分科学文化和其它文化。我们知道到五四时代，科学文化逐渐上升到普遍公理的地位，就成为反传统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知识上的支撑，一个价值上的取向。这方面的例证，我就不再多说了。基本上可以说，科学期刊是晚清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历史产物，但同时它也是这个氛围的创造者，它本身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氛围。那个时候两种文化的区分是在晚清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一个新的教育体制和科学研究体制逐渐成形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时候产生了要把职业的科学家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动力。我们今天研究文化运动的人，在研究五四文化运动的时候，之所以只把眼光看在《新青年》这些文人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恰恰受到了两种文化概念的严格的规范。换句话说，我们研究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是把科学和其它的知识排除在文化之外来看待文化，这样一来使得我们文化的范畴完全和这个文化运动本身的氛围相统一，因此我们看不到支撑这个文化运动的更广泛的知识的运动和时代的运动。

我为什么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在科学史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基本上是由科学家们组成的，他们有一套严格的分析尺度，有一套所谓的科学话语，“scientific discourse”，才能够规范，比如说一篇论文算不算科学论文，这不是谁能决定的，是科学共同体才能够决定的，但是我说的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话语的共同体，意思是说像《新青年》、《语丝》、《新潮》等所有这些杂志的参与者可以说都不是科学家，不过他们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话语的共同体，跟这些科学群体共享着一套话语，所以当科学的权威性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些运用科学的权威性在人文领域工作的人是共享了科学话语的权威性的，他们和科学群体之间构成了一个话语的共同体，这是我为什么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我把讨论的重心放到主要以《科学》月刊作为例子，因为这是中国持续最久也可以说是最严格的科学共同体创办的一个刊物，通过对这个刊物的历史的研究和对它的文本的阅读，我们来看，来理解这个科学家群体的活动，包括他们的文化活动、科学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运动之间的具体的关系是怎么样形成的。

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4年，在此之前，能够称得上科学共同体、科学研究机构的大概只有一个地质调查所，专门的学术团体，大概只有詹天佑等组成的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是现代中国最为重要，时间持续最长的科学团体和科学活动。首先我要说的是，中国科学社的组成、活动和出版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过程，也是国家开放政策的结果，它是留学生们创办的，1914年创办于美国的康乃尔大学，不是成立在中国，只是在3年以后，它才搬到中国，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是这样一个过程。在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后，很多科学共同体就出现了，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化学工程学会，物理学会，生物学会，植物学会，动物学会等等都先后成立了。这样一种科学体制的形成，科学团体的建立，科学刊物的出版，科学概念的流行，不是一个孤立的，游离于其它社会领域的事件，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后果的事件。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从晚清的新学的革新，到民国的成立，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的新的制度的创立过程会导致有组织化的科学研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深刻的关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恰好是在一个世界的重大的事件背景底下，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此背景下，中国留学生建立了中国科学社，这个事件对后来的五四运动有重大的影响，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全球性的背景底下看，特别是放在跟西方的历史关系中看，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西方的思想界和知识界产生了对整个现代性的怀疑，像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大量后来在中国有影响的著作，像伯格森、杜里舒（Driesch）、倭铿（Euchen，Rudolf）这些人的思想都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思想界第一次产生出非常强烈的、全面性的对现代性的思考，对科学文明的质疑。但是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要重新建立这个科学体制的对科学的乐观主义的阐述。如果我们看《新青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对科学的敬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底下产生的。当时创办刊物，成立学社都要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可是他们没有从这个方面进入。当然在科学家群体中并不是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一点我们后面要谈。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创办科学刊物，要建立科学团体。

和晚清时代的科学刊物和科学宣传相比，有一点明显不同，那就是他们要把自己和政治区分开来。前面说过，晚清时代是在科学政治的范畴里、在二元的修辞中介入讲科学的意义的，但是《科学》月刊的发刊词中就明确地说，一方面，初始的动机当然是要考虑科学发明的效用，对于寻常的事物而影响到国计民生，这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一点上，它延续了晚清，但是它明确地说，刊物的宗旨是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不予刊入，即使谈得很好，只要不是纯粹的科学，我们就不能刊登。这是和晚清宣传科学的刊物非常不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它要把科学和社会政治截然地区分开来，摆脱晚清时期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文明，科学与时代这样一种修辞方式。这一方式产生了一个好像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成立科学团体和创办科学刊物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是它是对国家、对国计民生有重要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作用必须通过和国计民生、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的脱离才能获得，就是说我要对它起作用，但是起作用的前提是我要跟它区别开来。科学的权威性，科学团体的权威性是通过和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脱离才能建立起来的，脱离方式本身又要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楷模，我要起作用，但要起作用先得脱离，而脱离的结果是我要为它提供一个楷模。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年会，在年会上，当时的社长任鸿隽在会议的开幕词当中谈到了科学社的体制的社会意义。他说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以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为标准，而是以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的标准，现代科学的发达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这完全的现象，那么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所以今天在本社社所内开第五次年会，并纪念社所及图书馆的成立，是一件极可庆幸的事情。很显然，他的讨论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预设上，那就是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科学体制的模式不仅应该成为社会的模式，而且也是文明程度的标准，这个标准是通过和一般社会生活的脱离来表现的，它的内部高度地理性化。

中国科学社除了1915年创办《科学》月刊之外，1933年还创办了普及型的刊物《科学画报》，它还出版了论文专刊，科学译丛，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建立图书馆、生物研究所，举行年会演讲，陈列展览，设立奖金，成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等。其实它的模式就好像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构想的乌托邦模式，一个科学的乌托邦模式。它的具体的组织的结构是按照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学会的结构来组成的，事实上它的章程就是从英国皇家学会那儿翻译过来的。

《科学》月刊创刊是1915年，它在1950年短暂地停刊，到1952年又重新出版，可以说在现代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刊物能够像它这样持久。中国其它的文化刊物办了3年5年就得停刊，办了10年就算长命的了，为什么《科学》月刊可以这么持久地发行，甚至战争都没有中断它，党派的斗争也没有中断它，政府的更迭也没有中断它，为什么科学的刊物能够保持这样持续的发行，和它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持久的力量？我想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所谓两种文化的区分，就是把科学文化和一般社会政治文化区分开来的一个独特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使它获得了介于其它社会文化的特殊的权威性，同时它和民族国家之间又建立了一种有利的关系，不管谁是当政者，都需要科学，这一点哪怕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也一样，我们看他的教育改革，看他的改制，他要尊孔读经，废了很多1912年学制，不过在科学教育这个方面，他不但没有废除，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内容。这就说明哪怕是最保守的人上台，他也一样需要科学。

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家群体的策略，我发现科学家比人文学者厉害得多，他们有很强的说话能力，而且他们说的话也不大容易被排斥，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力量。一个方面是他们高度地组织化，科学研究组织是以所谓与社会无关的方式建立自己，但是它同时是社会生活当中最强有力的组织之一，尽管它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组织，它内部的组织是高度的理性化的。他们办一个社团，马上就有章程，有选举的规则，成员的构成，各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设置，机关刊物的发行，会议的组织，都有一套规则。中国科学社在正式成立的时候，有董事会，征求会员的同意，指定由胡明复、周炳文、任鸿隽3个人草拟了11章60条的社章。我还不知道哪一位晓得我们的人文团体会搞出那么复杂像宪法一样的章程，这就是宪法，是他们的宪法，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团体的结构就是未来的国家的结构，这是《新大西岛》里面培根的想法。他们选举任鸿隽为社长，赵元任为书记，胡明复为会计，杨铨为编辑部部长，以及五人的董事委员会，每年10月25日为本社成立纪念日。这个从一开始就非常郑重其事的民主化，程序化，程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和科学团体的构成有深刻的关系。科学社的成员按照不同的入社原则，分为6类，包括普通社员，永久社员，特社员，重社员，赞助社员，名誉社员，6种社员的分布可以看出科学社作为一个科学团体的内部组织和外部联系。普通社员以科技工作者为主，1914年成立的时候只有35个人，到1949年，有3776人，它的成员遍布全国、全世界，可以这么说。这个团体虽然声明和社会政治没有关系，但是它的特社员包括哪些人呢，蔡元培、马君武、葛利普等等，赞助社员包括哪些人呢，徐世昌、黎元洪、熊克武、傅增湘、范源廉等等，名誉社员包括张謇、美国的爱迪生等等，理事会有竺可桢、胡明复、任鸿隽、丁文江等科学工作者，董事会有张謇、马良、蔡元培、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范源廉、严修等，他们说我们跟政治没有关系（笑）。它在海外成立3年以后搬到中国，先在上海的大同大学，然后到南京的东南大学，最后在社员王伯修的倡议和社会上有力人士的赞助下，由北洋政府财政部拨给南京城贤街文德里官坊一所为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它所以能维持这么长时间是内部的合理化，既跟社会无关，又如此深地植根于社会内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科学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科学是现代社会必备的条件，科学不发达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任何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上台都需要科学。同时社会上有力人士的参与不仅在经济上保证了科学社和《科学》月刊的生存，而且这些参与者的特殊地位暗示了国家对科学共同体的支持。科学社的资金除了会员的会费、事业的收入外，大量地依靠捐款。1918年科学社办事处迁回国内后就发起5万元基金募集活动，得到了蔡元培、范源廉等教育界领袖人物的支持，他们分别为科学社写了一篇征集资金的广告。这是中国科学社特殊的历史经验，我们看看从五四到30年代左翼的刊物和社团，有几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个也没有。

另一点我想说的是他们的活动，我要重新回到语言这个问题上来。我们知道，科学家的权力除了体制性的权力之外，非常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话语权力，而这个话语的权力是通过制定概念来表达的，所以名学在严复时代那么重要，这是一套话语权力的具体的表现。我记得利奥塔说过，科学的合法性和立法者的合法性是很接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科学共同体决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科学的，这跟法官说这个是不是合理，哪个对哪个错权力上是一致的。科学社的科学实践在语言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汉语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技术化、科学化的过程。这个技术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生产和制定单义的、精确的适合于技术操作的概念。因为我们日常语言的特点是每个概念有多义性，写诗比较好，科学家经常抱怨汉语不精确，所以他们要制造一些特殊的概念，用逻辑的关系来界定它们，这就是科学名词的制定和审查工作。这一工作并不是开始于科学社，在1908年的时候，清政府学部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部里面就内设了审定名词馆，当时的学部尚书就聘请了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教习，因为他到底是翻译名学的。到了民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后，新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出现了，那不管严复有多么权威，这时候不买帐了。为什么，他们强调你严复只是一个个人，文人，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是真正的有组织的科学共同体。1916年的时候，科学社就设制了名词讨论会，讨论的结果随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面。科学社的同仁明确地将名词的译述视为正名之业，对已有的旧译名，即使还可以，也要进行审定，不审定就没有合法性，未经翻译的，则由同仁竭力新造，并呼吁当世君子教正。从1915年创刊开始，《科学》月刊每期都发表新定的名词，到1922年，科学社跟江苏教育会、中华医学会这些团体合作组织了名词审查会，每年都开会，跟科学共同体结合起来审定大量的资料。到1934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就设立了国立编译馆，这类审查工作开始由政府机关集中办理，但主要还是根据科学社和上述科学团体的材料来审定，新的科学教材里面的名词的审定也是由他们来做的。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物理化学，包括元素、身体，各种各样的概念被制定、被改变，这些概念今天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实质上改造了我们的汉语，不仅是所谓的文言与白话的区别，而在于这个白话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白话，在于它经历了一个技术化的洗礼的过程。这是第一点，是名词。

第二点是印刷的格式，我们都知道汉语的重要的变化除了文言白话之外，还有横排和标点的出现。横排和标点最早可以溯源于翻译的过程，传教士到中国来要学汉语，要编汉英、汉法等等词典，他们当然用西方横排的方法，也有用竖排的，不过很多采用横排。但是就大量的中国人的出版而言，尤其是刊物的出版而言，我所看到的《科学》月刊似乎是现代刊物当中最早使用横排的。而《科学》月刊采用横排的时候不像《新青年》说我要搞革命了，做横排、用标点，他们说得非常的轻便，在第一期发刊的时候就说了，这样做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只是为了发表科学公式的需要，因为公式需要横排，不能竖排。科学名词的审查同时配合着横排和新式标点就出现了。这和《新青年》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新青年》一要做什么事就说要革命了，《科学》月刊很低调，这也是科学家在社会当中生存的一个方式，非常的革命但是非常的妥协，好像很温和。横排和新式标点为现代语法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内容和工具，在语法学的框架内语言可以逐渐被理解为纯粹的工具、形式、手段。

一般地来说，我们讲五四白话文运动，首先要强调的是白话文，由于胡适之写白话文学史又上溯到整个中国的白话文学传统，因此经常会有人说白话讲到宋代的平话，元代的杂剧，元代由蒙语译出的皇帝的敕语，圣旨颁布的法律，明代的小说都变成了白话的见证，好像一个复兴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科学话语的共同体的活动放进来，我们就知道现代的白话并不是一般的白话，它是经过一个科学话语洗礼的白话，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所谓的新，才能跟科学的价值配合起来，这是文化运动背后的权威性的根源之一。

我们知道，《文学改良刍议》发表，整个的文学革命是1917年初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新青年》发起白话文运动之前，1916年在《科学》月刊第2卷第2期，这位发起白话文运动的人物胡适之首先是在《科学》月刊上面发表了他的文章，写于1915年6月的长篇论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还有两篇附录，一篇叫《论无引语符号之害》，一篇叫《论第十一种符号――破号》。这些文章都发表在首用横排标点的《科学》月刊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科学》月刊的形式的一种说明。它要对《科学》月刊，科学话语本身做出科学语法学的说明，这是在《新青年》发起白话文运动之前就已经在《科学》月刊展开的，但是并没有标举一个白话文运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文字符号概念（无符号之害）、句读论和文字之符号及其用法。文中规定的符号有十种，在引论部分，他讨论没有文字符号的三大弊病，一是意义不能确定，容易误解，二是没有办法表示文法上的关系，三是教育不能普及，实际上指明了以后的语言改革的方向。所以在1915年开始考虑中国语言的变革问题，并不是偶然的。我们都知道，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这个文学志里就谈到了改革文字的简易之法，1888年裘廷良也将白话作为维新之本，到辛亥革命之前，吴稚晖这些人在《新世纪》上面谈论过废除汉字，转学世界语和其它的西方语言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科学》月刊上面会首先讨论到语法和文法的问题呢？我们注意到，这跟当时留学生群体的活动有非常深的关系，因为那一年在东部的东美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和赵元任商量要把中国的文字问题作为这一年文学股的论题，并各自作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学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后来又发表了几篇长文论证中文能够用音标来拼音，赵元任后来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的制作人。1915年和赵元任这个论题相应，胡适作了英文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主要就汉文与教育普及的关系来立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文言不能废，因此汉文的问题是汉文究竟能不能够作为传授、教育的利器。从《马氏文通》以来，汉文教授一直有一个语法问题，留学生群体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是因为他们要做，比如说要做TA，要教中文，他们不知道怎么教美国人中文，教他们文言呢，还是教白话呢，用什么方法？西方有grammar，有语法来教，我们没有grammar，我们怎么教呢，这一系列的技术的讨论，落实在怎么教授语言这个问题上。

到1915年夏天的时候，胡适、任鸿隽、杨铨、唐钺、梅光迪等把关于语言文字教授方法辩论扩展到了中国文学上来，因此文学革命的问题从一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中国文字转到中国文学这个过程当中来的。其中梅光迪比较保守，不承认中国的古文是半死的或者全死的文字，除他之外，所有参与辩论的人全部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全部都是《科学》月刊的作者，不是文化人，而是科学群体首先产生出关于白话的讨论。我后面还会再讲到这场辩论，他们的文字的辩论后来发展到文化的辩论，在里面产生的作用。1916年2月，在和梅光迪的通信当中，特别是在同年6、7月和任鸿隽、杨铨、唐钺的讨论当中，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除了他日后反复提起的看法外，还涉及白话是文言之进化的问题，其中他提到了两点，一条是从单音的进化而为复音的，从不自然的文法而进化到自然的文法。文言与白话的区别被理解为不自然与自然的区别，当然也是不科学和科学的区别。一般的日常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就被归结为非科学的或者不科学的语言，科学话语包括科学语言的权威性通过这个过程重新确立起来的。

我们现在经常会讲到国语运动，大量的人会讨论国语和白话文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关系，但是我在这儿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国语的创制、现代白话的创制同时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完全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它认为有一个普遍的、科学的话语能够展现出来，这也反映出在文化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一个辩证的关系，民族主义实际上要依赖于世界主义的框架才能展示自身，而不仅仅是要追溯自己的根源，大部分研究民族主义的理论都会去讲根源，而缺少一个世界主义的框架来理解民族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它的文化。像科学话语包括现代知识的普及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世界过程，世界化同时加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几乎所有的这样一些变化、这样的一套语言和知识，就逐渐在社会中出现了所谓两种文化的区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语言的区分，这个语言指的不是一般所说的科学语言，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的语言，而是一种科学话语的共同体。它所倡导的一种文化、一种特殊的文化的出现。换句话说，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扩展出来的。

下面我再简单地讲几点吧。看看当时的科学家群体的科学观念的表现方式，即科学是怎么被理解为自然的，同时被理解为普遍的、公理的。这是从理学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下面要讲题目是作为公理的科学和它的社会的展开。从一开始我就说，科学家群体表示他和社会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探讨的是公理，自然的、普遍的、宇宙的公理。但是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谈论他的公理的。第一问题是科学的与道德的、合理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科学和道德的关系始终是现代科学观的一个核心的问题，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集中地讨论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道德伦理的关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使得科学的道德性产生危机，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科学文明的失败的背景底下，科学家群体怎么来论证科学的普遍意义呢？首先是把科学作为一个自然的、合理的运用，科学作为对自然的普遍公理，和对科学技术的非自然的、不合理的运用作出严格的区分。换句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科学公理的失败，而是人类运用科学公理的失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正确地把握科学公理。所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所谓科学的失败得的结论是我们要更正确地理解科学，之所以会失败是我们没有理解这一普遍的公理。《科学》月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底下创刊的，编者已经预见到对他们的行动会有一个质疑，从道德上面的质疑，所以在发刊词当中，一开头就把话挑明在先，发刊词中说：

不宁唯是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焉。……人之为恶，固非必以是为乐也。辨理之心浅，而利害之见淆；故有时敢为残贼而不顾，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察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人苟明于经济学之定理，知损人之终于自损也，必不为以邻为壑之行，明于社会学之原理，知小己之不能独存，而人生以相助为用也，而人偶共作慈祥岂弟之心油然生矣。又况以科学上之发明，交通大开，世界和同；一发全身之感，倍切于畴昔，狭隘为己之私，隐消于心曲。博施济众，泽及走禽，恤伤救难，施于敌土。四海一家，永远和平，皆当于科学求之耳，奚假铄外哉。……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所以说研究科学本身并不要去研究道德，只要真正地懂得了科学的意义，进行科学探究，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公理大昌的过程，同时也是去私的道德实践。杨杏佛在一篇文章《战争与科学》中说，科学原理就是大同主义，科学是人类平等之基业。大同主义是科学的一个先验的前提，因为大同是宇宙自然的一个关系，而科学就是对自然关系的揭示，所以科学是以“大同”为其指归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理学讨论公私利益的关系一样，需要在一个“公”和“私”的关系中来讨论科学的公理和私欲私见之间的关系。唐钺也在《科学》月刊中特别提出讨论科学和道德的关系，核心问题是科学和道德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但是就它们的终极目的而言，对事实的认识、对公理的体悟，是没有根本差别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道德的方法，因为实证对事实的探讨就是对公理探讨，而公理是我们的道德基础——这就把实证主义转化成了一个道德的论述，包括由此产生出的合理的、客观的等等这样一套命题。这样的一个命题也就转化成一个实践的命题了，把认识直接通过公理这个观念转化成认识，因此他们会直接诉诸于宋明理学里的“知行”的观念来谈论科学的研究。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作者叫黄昌谷，他在1920年《科学》月刊的第五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与知行》，即科学与知行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知行”的问题，本来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中国对于道德一层，向来极看重，……然而数千年来何以道德无进，反而日退一日？近来学者更无行了：重名利，言不有信，行不顾言。比诸欧美，远不如了。这又何故呢？可见改良道德，决不是单讲道德可以成功的。……兄弟以为就是这个知行问题，论其所以在泰西与在中国不同之原因，还须在有科学与无科学上着想。我们细究上述说科学的两种特性（也就是实证和求知致用。——引者），可说完全代表“知行合一”的精神；在进一层说，此种“知行合一”的精神，在泰西可以说是科学的产物。……因为要讲知行合一，须求如何可以行，故先须致知，要求致知，故须格物。格物故须观察、须实验。观察实验犹不足，故又佐以理论，理论不全则复辅以实验。理论既立，则物理自明。即可进求应用，实行理想了。所以科学非特具求知求行的精神，且具致知与致行的能力：惟其有此能力，故其精神能常保存光大。此种精神，更熔化于教育中，渐渐推行及社会生活上，即成了一种“知行合一”的美习惯。这样讲来，科学的功大矣，……正是中国救贫救病维一的根本方法。

这是他们的一个公理式的科学理解。

第二个我要具体分析、简单介绍科学和政治和其它社会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从它们跟社会政治无关的论述出发来看它们到底有没有关系。第一个，我们来看科学和大同、和国际关系。杨铨在谈到战争时，说到科学是以大同主义，和平主义为其根本目的，只要科学进精不已，则大同之梦终将有实现之日。何鲁在一篇讲述科学与和平的文章中，强调科学是入德之门，这是在方法上、道德上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样一个战争和大同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科学和共和政体之间的关系，当时民国以后要实行共和政体。在《科学》月刊第2卷第2期上面，杨铨就翻译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教授的论文《science and republic》，科学和共和的论文，文章是这样说的：“革命者今世界之一部分也，国之兴亡，皆在其民，革命之火，不燃于表面，激起也在隐秘之所，而于幽处，厚积其势力，以推翻现存之学说。使吾人果得新共和，则科学以千百攻击粉碎旧理想、廓清旧道德……”整个来说，这就等于把共和的观念、革命的观念统统放到科学的观念里去了，这也使得我们知道，以后革命的论述为什么会建立在科学的论述上，跟科学论述之间也能找到公理观上的根据，但是他们说，这也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他在第4卷第8期上又翻译了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论文《持久的农业和共和的关系》，文章根据农业社会的特点将共和制度做了一个历史化的处理。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自治的观念也变成了和科学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观念。

再一点是科学和学术教育的关系。他们都强调中国所以政治不昌明，说到最后是因为学术不昌明，没有好的学术，所以中国什么都不成。“何以今日中国的学问事业仍旧这样不发达，这就是因为科学的治知治行的方法尚未得门径，所以求知求行之精神无从发育、无从光大，至于教育的方法更未研究，于是治知治行的方法和精神上均不加以注意，所以无治知治行之习惯。”在这样一种论述中，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被主要地归结为在科学程度上的差别。我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个观点。我们看五四文化运动到1923年的科学和玄学论战，有一个重要的转变：五四东西文化运动所讨论的是一个文明论——西方文明是科学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动的，中国文明是静的；西方文明是向前的，中国文明是向后的等等。而在1923年以后很少这样来讨论，不是完全没有，至少在科学论战中不再是这样的讨论，而是把所有的文明新论的特征归纳到科学和非科学知识的区别当中，即人文和科学的区别当中——科学是实证的、求真的、客观的；人文是求美的、道德的、伦理的、主观的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一个社会构造的问题被转化到了知识的分类和社会文化的区分里面了。

最后，我要讲两点。第一，我是提出，不仅是白话文运动的很多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很多问题渊源于科学话语共同体运动，而且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基本问题都是1915到1923年之间《科学》月刊上长期论战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1923年由张君劢在清华发表演讲所引发的这场大论战只不过是科学共同体论战向其它领域的一个延伸，特别是通过教育向其它社会领域的延伸。科学论战中涉及的几乎所有的命题，在《科学》月刊从创刊到1923年之间都已经涉及过。比如说1919年《科学》月刊第5卷第8期上发表佛可能就是杨杏佛的文章《非科学万能》，讨论科学万能问题，我们知道科学万能论的辩论是科玄论战的一个重要的母题。直接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也是在科学玄战之前就已经展开，这里有大量的例证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二点是涉及到科学话语共同体中的一个区别问题。我们知道，《新青年》、《新潮》之所以以“新”命名，和进化论有着非常深的关系。在《新青年》和《新潮》中，进化论的思想就是新的思想，可以说是支配了他们整个的历史观，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和“学衡”、和“甲寅”的争论就涉及到了进化的问题，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某一种的态度问题。但有趣的是，恰恰是在科学共同体里对于进化论的怀疑远远早于这些人文知识分子。自1915年创刊，有关进化论的介绍就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科学》月刊上，大部分的论文是怀疑进化论的。而同时期的这些人文刊物却以进化论为自己的一个价值尺度。出现这样一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对于进化论的质疑，即进化学说内部发生的变化。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对于达早期的学说有了很多修正与补充，科学共同体首先发现了这个新一轮的科学发现对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特别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批评，因此他们对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批评是内在于生物进化论这个学科内部的批评。有意思的是，最先对进化论作出分类的人物后来也是学衡派的主将之一，胡先骕，他是生物学家、植物学家，他首先从生物学、植物学的内部了解到对于早期生物进化论的质疑。这样一个从科学内部出生出来的对进化论的质疑最终发展成为学衡派对于文化上的进化学说的批评，就是说，对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历史进化观念的的批评源自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对进化论的批评。在科学共同体内部重申进化论合理性的是胡适之这样一位人文科学家，他虽然是一个人文学家，但他的态度比科学家还要科学家。在《科学月刊》内部，1917年，胡适发表了《先秦诸子进化论》，除了引论之外，胡适一一论证了老子、孔子、列子、庄子、荀子、韩非的进化论，整个进化学说成了一个框架，用这个框架来放置、衡量中国历史中这些思想家的位置，这是从人文历史领域论证了作为公理的进化学说。所以对于我们了解现代知识包括哲学史的构造，科学话语共同体内部的辩论和运动是很重要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让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及其权威性的来源，为什么这样一个很小的文化运动能够逐渐扩展成为被整个社会逐渐包容的、政治实践、社会实践、甚至社会构造、知识分类的一个模式。因此，科学家话语共同体最终重构的不仅仅是一套语言，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尽管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是有差异和争论的，就是说它提供了以后不同群体论战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世界观的框架。从1915年到1923年有关知识的分类不断地进行，要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把不同的知识放置在一个特定位置上。知识谱系的这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新的劳动分工、知识分工，职业分工的基本根据，这有所谓科学世界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