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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与生活世界的成功神化
关键词:超女 生活世界 媒体 市场
一群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孩,用她们未被开掘的(因而成本极低的)表演,创造了世界级明星出场才可能达到的收视率——这是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毫无疑问,“超级女声”是市场运作的一次奇迹。
        一群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孩,用她们未被开掘的(因而成本极低的)表演,创造了世界级明星出场才可能达到的收视率——这是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毫无疑问,“超级女声”是市场运作的一次奇迹。而这个奇迹来自超级聪明的创意与设计:“海选”渲染了一种“草根性”的亲和力;现场淘汰和PK对决营造了悬念气氛;短信投票(并多次阶段性清零)反复建构了观众的“参与想象”,同时也从参与中收获了丰厚的利润分成;缓慢的决赛进程既强化了品牌认同又延长了广告投放时间;而且,当“庸俗化”的指控有所风闻,节目中及时插入了选手们深入基层做公益慰问的场面……。无论有没有“美国偶像”之类的海外先例可资模仿,在中国电视娱乐的策划圈中,湖南卫视已经确切无误地独占鳌头。这还可能有什么争议吗?

  但“超级女声”远不只一次综艺节目的商业性突破,它几乎掀起了一场群众文化运动,成为一个轰动社会的传媒事件。于是,多少有点危言耸听的问题出现了:“超级女声”的导向与品味如何?会将年轻人、将我们的文化引向哪里?真正的褒贬争议出现在这个层面上。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有新进的评论家说“好得很”,并鼓励大家一起来叫好,因为这是“庶民的胜利”,其“民主”气质值得表彰。“海选”,这个曾用来形容中国乡村干部选举的名词,被挪用于超女的初选淘汰,似乎让人顺理成章地将“超级女声”看作乡村民主的“娱乐版”。但这种联想的牵强附会是明显的:乡村干部的海选是选民投票决定结果,超女的海选是评委老师裁决淘汰与胜出。而另一个差别或许更为紧要:狂热激情与偶像崇拜所驱动的“民意”对于大众娱乐是一个凯旋,但这种“民意”对于民主政治可能是一个噩梦。积极的追星族与积极的公民可能都要求强烈的“参与”精神,但两者的性质却大不相同。因此,祈愿以“超级女声”之类的群众参与来培养青年一代的民主文化多少有点痴人说梦。当然,从规则程序来看,“超级女声”将演唱活动搞成一种变相的体育选拔赛,就此而言,它的确伸张了某种平等与公平的理念。至于那些关于黑幕和圈套的种种流言蜚语,在一个“阴谋理论”盛行的年代不足为奇,倘若没有确凿的调查或法律证据,都只能姑妄听之,然后一笑了之。所以,“好得很”的赞誉或许不无理由,只是用不着微言大义地夸张拔高。

  在“反方”一面,有传媒研究者批评说“糟得很”,因为这是“恶俗”的节目。讨伐庸俗和低级趣味对中国人而言从来就不陌生。但今天指控“超级女声”恶俗的中年人,很可以回想一下20多年前自己是如何偷听或传唱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在当年是“文件”明确定性的庸俗糜烂。而今,邓丽君却成为一代人的“怀旧经典”。大声疾呼“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崔永元老师,也完全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实话实说”的登场。将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放到中央电视台讨论,不也曾被人鄙夷为庸俗吗?甚至有高官要员质疑“难道随便什么人都能到国家电视台发言吗?”最后,不也是借助了收视率的支持才保全了这档“平民化”节目吗?自家的平民化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别人家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流俗。等到自己靠着收视率做稳了,回头斥责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种心态很需要自己心平气和地掂量一下。说到底,“超级女声”毕竟没有色情暴力,甚至没有时下流行的大美女内衣秀,就品味而言,最坏也不过是些“无害的平庸”,怎么就会让人如此义愤填膺,以至动了要以强制手段予以打压的念头?如果致力于铲除一切平庸流俗来营造一个所谓“健康”的文化世界,这种文化不只是不健康的,而且更可能是恐怖可怕的。所以,“糟得很”的大批判完全可以展开,但最好先放下一点遗老遗少的陈腐心态。

  笔者的观察有不同的侧重。由于“超级女声”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我们有理由推测,各种各样的克隆翻版势必层出不穷,通过大众动员的参与和消费成为主导性的文化模式,会铭刻于一代人的文化养成之中。如是,我们的确有必要追究其价值主张和内涵。但“超级女声”的诉求是什么呢?主题歌可能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开始是“想唱就唱”,是“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的“自我欣赏”,但最终是要落实到“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落实到(比如滚石或华纳唱片公司的)巨额签约订单。

  超级女声召唤的是一个“成功的神话”,激励的是一举成名、脱颖而出的梦想。正是“偶像的诞生”构成了兴奋和刺激的群众动员力量。

  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

  为了最终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可以忍受海选中可能遭遇的羞辱,可以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迎合评委与大众口味,可以面对严酷的PK考验(PK是网络游戏用语“player killing”的缩写,意为“玩家杀戮”)……,难怪每个选手在被淘汰出局时,都会有“一路走来”如何如何的万千感慨。说到底,“超级女声”不是一场“想唱就唱”的自娱自乐游戏,是某种“青春残酷物语”。在这里,青春不是反叛,不是另类的开拓,不是想象力和自由,而是反复地肯认、加固和强化了那个主宰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成功神话,那个竞争中的残酷对决,那个输赢决定一切价值的文化。

  竞争与输赢是我们世界的现实。学习在竞争中生存是一种成长。但是社会还有另一种现实:十几万人加入“想唱就唱”的行列,但终究不过几十个人才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其余十几万人怎么办?生命不息,PK不止吗?我们除了成功,除了PK掉对手,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吗?我们在“淘汰/晋级”的输赢文化中还有什么另类的选择吗?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有意义、有自信、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

  “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美国是一个战场。”这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句台词。而现下的中国,20年之后的中国,PK一代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更凶险的战场?那么,“想唱就唱”在哪里,歌唱原本的意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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