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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是老家,而不是故乡
关键词:林森 老家 故乡
老家与故乡相对于普通话,海南话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在海南话里,“故乡”这个词恐怕不会在任何一个人口中出现——我们可以在海南话里找到...
老家与故乡
相对于普通话,海南话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在海南话里,“故乡”这个词恐怕不会在任何一个人口中出现——我们可以在海南话里找到相对应的字的发音,但口头语里,“故乡”不会被任何一个人说出。若是找一个意思相近的词,恐怕海南人说得最多的,是“老家”。若干年前,还是磁带的年代,有一个海南歌手以海南话唱过一首歌叫《老家海南》,是的,老家海南,而不是故乡海南。若再仔细推敲,我们还能发现,在海南几乎很少发现以“某某乡”命名的地方。这不仅仅是表达的差别,海南的乡村,或许和内地很多地方,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2015年的春节,微信上突然火起来的关于“故乡”的思考,其实只是以标题形式在我们眼前一闪,和不久之前被爆炒的诗人余秀华,有着相近的地方。“故乡”也好,“余秀华”也好,在微信里被疯狂转发和讨论的时候,最基本的前提是:在看待她时,我们其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余秀华”若是一个身体正常的人,“故乡”若不是和记忆千差万别,那是完全不能引起讨论的兴趣的。因此,若是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当下的乡村,其面貌和内里早已变得无比复杂,哪是一句“回不去的故乡”这种哀伤的感喟所能囊括的。因此,我并不敢谈中国乡村,不敢谈海南的乡村,不敢谈海南省澄迈县的乡村,甚至不敢谈海南省澄迈县瑞溪镇的乡村——再把范围缩小,我们甚至不敢谈瑞溪镇的番丁村委会,不敢谈番丁村委会的下坡村,我甚至不敢谈谈我族里的那些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肤浅得很。
瑞溪镇历史悠久,于清康熙年(1663)已建集市,原名崩溪,后因“崩”寓意不祥,故改“崩溪”为“瑞溪”。由于这个小镇就在海南岛的母亲河南渡江边上,在农耕时代,水上运输的便利,曾让其有过一段辉煌的年代,在一些地方志里,它曾被称为“小苏州”。瑞溪镇辖下的田地平坦,又临靠南渡江,利于种植、养人,这使得其在农耕时代的人口就十分密集。人口密集带来的第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不够,我老家下坡村,人均耕地面积为五分地,若纯粹靠种地,不饿死已经是幸运,哪还有可能发家致富?可也正是如此,老家的大部分人都外出做小生意,几十年前,我曾祖母曾熬牛油制蜡烛来卖钱,我大伯公收购生猪走水路运往海口,再为相邻两三个镇子中药铺购回所需的药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里有瓦窑,烧好后,借水路运往各地。也正因为人口的极端密集,我们村对宅基地的规划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成,我们村的房子,一路一路数下来,整整齐齐,都是南北向,不歪不斜,各家正房一样大,院子一样大,若从空中俯视,便是整整齐齐的方格——某些山村的那种一家独占一个山头的“气派”,只能仰视而不可及。
可能也是因为土地的严重不足,让下坡村的人其实并不把外出当成多么难以忍受的事情——当然,这个外出,有时仅限于海南岛内,琼州海峡以北,往往让他们觉得遥远。琼州海峡在地理意义上的阻隔,在某种程度上,让海南岛保存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因此,若是思考海南的乡村,是完全没法避开这条海峡,没法避开这条海峡所包围着的海南民间社会的传统。
 
祠堂、祖屋、村庙和传统节日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海南岛的尚未被现代生活完全冲击殆尽的“礼”,就是海南民间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海南现在成了什么“国际旅游岛”,各种节日尤其是春节,大批内地游客涌来,这让海南人没法理解——过年都不在家过,跑来这地方旅游,算是过年?几乎所有的民间节日,在海南民间,都得到极为完好的保存,而且还有着越来越重视的迹象。除了全国都过的传统节日,海南各村镇都有各自的军坡节、“公期”、“婆期”。军坡节祭拜的,是南北朝时期平定海南的冼夫人,伴有模仿冼夫人行军的盛大游行,谓之“装军”;公期则是祭拜各处的境主、村神。这种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当然伴随着种种吃喝风、赌博风,但是也正是这种节日的内化力量,让海南的乡村免于信息时代的流离失所和彻底溃败。
传统节日的祭拜仪式,对外出人来讲,是一次不可或缺的心灵事件——回去看看,也没什么,但若不回,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一段念想和遗憾。在祭拜仪式上,互相递烟、交流近况、诉说打算,成了一个家族情感的维系纽带,让他们在外出后,不至于完全和老家断绝关系。我们下坡村,和周围别的村子一样,最气派的,当然是村里的祠堂,一间为村中李氏祠堂、一间为林氏祠堂,还有一间供全村人祭拜的镜主庙。村里的何姓、曾姓,由于人口较少,并无能力修建。在所有村民看来,无论在外多么风光,若是老家房子破败,村中祠堂破败,那都会成为笑话,他们在外的风光,也被视为难以长久。海南乡村对修祠堂、修族谱、办公期、闹军坡的热衷,让海南的乡村内部,有着一套自我运行的逻辑,不至于被摧毁在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除了零星几个,在内地读完大学后,几乎都返回了海南岛。他们并非不清楚大城市更有机会,并非不清楚北上广更有资源——可,那又如何呢?一颗被老家各种节日滋养的内心,是难以完全洗净,彻底融入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的。在海南,大部分年轻人当然也都会选择在省城海口或者更国际化的三亚来就业,可毕竟海南岛并不大,无论老家在哪个角落,从海口或三亚出发,半天内定会抵达,所谓的“乡愁”,并不会让我们的内心和精神过分惆怅。也正是由于对先人的重视,感觉有双双眼睛在高处注视着自己,海南人往往很少出现那种极端化的性格。
无论任何节日,村人的祭拜方式大同小异:以一只鸡、两碗饭、三杯酒敬献在供桌上。祈祷、拜谢、烧香、点烛、烧纸钱、放鞭炮。春节和元宵,尤为隆重。无论还在老家的,或是外出工作的,都已经聚集在祖屋里,看看谁家的鸡更加肥大、颜色更加金黄油亮;鞭炮、香烛等供品已经提前买好,以结婚的男丁为单位,均摊到各人头上,谁都有一份责任,谁都没法推辞。若有赚了大钱的,愿意多出,则把多出的钱用于买鞭炮。鞭炮当然放得越多越好,这代表着这个家族在过去一年里运势和对来年的期望。大年三十夜里12点,迎春,也要放鞭炮与烟花。至于元宵,则比大年三十更加热闹,村中会组织年轻人,抬着镜主庙里的所有神像,进入每家每户,接受户主的祭拜和祈祷,户主会给抬公队发红包,以每人发一支香的方式迎接进来,祈祷、祭拜之后,则以鞭炮、烟花送往下一户。元宵节的迎接神明进宅,是在一年开始之际,为村里每家每户驱赶邪气、迎来福气,外出的人不是迫不得已,大多都要赶回来。甚至有的村子,在元宵节之夜,于村庙面前,每个年轻人拎着一串鞭炮轰鸣,人跑动,鞭炮在身后炸开,那是人神共欢的时刻。海南人在春节期间,不上坟墓,那是留给清明的另一场家族狂欢。清明节,大多海南人会回到老家,合资买来猪肉,煮好饭,带上香烛,驱车前往墓地扫墓——海南人的墓地有近的,但大多都离村子较远,此时,小车与摩托车同行,队伍浩荡。每个人都要除草、往坟墓上添加新土,祭拜本身也不是目的,大家心中最盼望的,其实是祭拜完毕后,大家席地而坐,一手拎肥肉一手捏饭团狂吃的欢乐。至于军坡节和公期,除了本家人,亲戚、朋友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人,只要拎着一挂鞭炮或一箱饮料,你可以进入任何一户人家。户主会把鞭炮挂在门口炸响,热情邀请你进来喝酒……
这种种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在不断重复的仪式中,给海南人心中注入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若再细究,我们更可以发现,海南岛几乎是没有真正的“城里人”的,无论是省城海口还是三亚,真正的本地人,都是农村人,都会在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刻,加入这种仪式——海口周边被拆迁建新小区的村子,唯一不敢动的,就是原先村民的祠堂和镜主庙。这种仪式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无论在高考时,父母多么鼓励子女到外地读书,仍会在他们毕业后,渴盼他们回到海南岛。
 
让人忧虑的某些问题
海南的乡村,当然也面临着极大的问题,这和中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我可以举我们村子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一、河流之死:
南渡江流经我们村的那一段,水草丰美,岸边就是一片竹林,河底全是细沙。十多二十年前,我们都爱到江里玩,脚下全是细软的沙子。可现在,这条河流已面临死亡。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下游不远处,流过瑞溪镇一段后,有人设立了沙场,每天源源不绝地从这条江里抽取,我们这一段的沙子也随着流力往下迁移,被卡车运走,成为高楼大厦。河底无沙后,暗坑四伏,没人再敢下河游泳——除了水性好的捕鱼人。而上游县城的河段,则在平缓的水面上,拦截筑坝,建起水力发电厂,江里的水流越来越小,尤其在沙子被抽光之后,水底露出,村人竟然发现了几十年前,村里建在江水中央用于灌溉的摇水车的遗迹,那些孤零零的木桩,让人不得不回想起当年水面上喧闹的场景。而此时,这条水,病患越来越重。以水为命的农村,不得不面临着此种现实,庄稼需要水了,江里若是枯水,还得找关系问,等县城的水坝放水时,抓紧抽水。
二、毒品的泛滥:
让一个家族陷入绝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家里有一个疯子,一是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了。我们家族,出现了一个疯子,两个吸毒仔。吸毒的,都是堂兄,其中一个,早已在几年前,毒瘾发作,死在瑞溪镇的荒坡之上,我弟弟去现场认领的尸体。另外一个堂兄,是大我一岁的同龄人,还正处于摧毁整个家族的过程中。这位堂兄家,在上世纪九十年达初就已经在瑞溪镇上买地建房,伯父开中巴车,伯母织麻绳来卖,生活几乎是家族里最好的。这堂兄小学时成绩很好,常常在班上考第一名,却在初中后,被镇上流行的吸毒风所吸引,染上毒瘾。全家人被他连累,在1999年搬回村里,用钢铁焊了一个大铁笼,把他关在其中,经过一年多,他竟然真戒掉。之后十年,这位堂兄结婚生子,也练就一门砌墙的手艺,在工钱飞涨的今日,收入并不低。可他在戒了十年之后,又重新染上毒瘾,嫂子绝望而逃,在外打工不愿回。家族里经过商定,通过关系,把他送往牢里关了两年,剩下几个孩子由伯父带着,十分可怜。而他从牢里出来后,仍然在吸,成为让整个家族倍感绝望的无底洞。
在周边村子,在瑞溪镇,类似的被毒品摧毁的家庭并不少见。
三、乡村文化生活的匮乏:
在我的记忆里,以前村子里闲暇时,并不像现在这么枯燥,要么守着电视机,要么在小卖部赌钱。很多年前,电视机还是很稀有的东西,哪家若有,定会让村人围观——可那个时代,电视机不会是村里唯一的焦点,每逢年节,村里的排球之风很盛,无论青年中年,随便到哪家一抓,光着脚就在荒地上打起排球来。到了节日,外出的阔气者出钱设赛,村里以各个生产队为单位,挑选精兵强将上阵,节日里到处是运动带来的欢乐,全村都是加油声。妇女打球的少,就设拔河赛。可这些年来,即使是如此简单的娱乐,也都消失殆尽。到了春节,多是围在小卖部赌钱的人。有人在城市久居,回来已经不习惯,拜完公祭完祖后,驾车匆匆离去,不愿过夜。目前的乡村,是没有文化生活的。前几年海南全省搞的农家书屋,给村里送了些书,被锁在所谓“文化室”的书柜里,从来没有打开过。
2015年春节,有外出回来的大老板出资设赛,让我们下坡村和另一个村子开展排球赛,球场都已经画好,球网也已经架设,后来却因为没有找到愿意上场的人还是什么的,终究没有听到开赛的哨声。
只有赌博声和电视机的乡村,其文化生活,是死的。
四、生活环境极差:
我们村和周边很多村子一样,好些年前,村村通工程,已经让村子里的路硬化了。这两年,为改善乡村的居住环境,县里也来村里修了垃圾室,定期会有人来把垃圾收走,集中处理。本来这是好事,但一到了村里,则往往难以真正有效,过多的垃圾堆在垃圾室,并没人来收,很快地,以前乱丢、乱倒的习惯又上来了,周边一片狼藉。在农村,要想让生活环境更加宜居,还难得很。2015年的春节,海南天气暖热,苍蝇极多,往家里劈头盖脸而来,简直让人崩溃——而这,和村人很少有卫生意识息息相关,垃圾乱丢、污水乱倒,往往会把想回来多待两天的子孙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村水质不好,含铁太多,以前用沙子过滤,沙子层层褐色。现在拉了自来水,可村里的自来水,当然像没娘的野孩子,流量小不说,有时来有时不来,问都不知道该问谁?电也如此,时常没任何迹象直接断掉。
五、村民人心的离散:
我们村有一片竹林,靠着南渡江,风景极佳。前两年,有一个在县里当干部的村里人,想把村中的鱼塘和竹林承包下来,开展农家乐,带活村子。这事后来不了了之。2015年春节,我在邻居家闲聊,他们把这事的无疾而终归结为村人的心散了。村东林家和村西李家都是大姓,却往往不和,这是多年的老问题了,以前修建两家的祠堂,双方都曾为祠堂的高矮、方位、朝向等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据说一方占了便宜,就影响了另一方的运脉。村中水泥硬化之时,虽是上级政府出的钱,可村人还是因为路的宽窄、厚薄甚至开工前的一串鞭炮,差点引来火拼。我们村子并不大,留在村里的人有300左右,外出人口有700左右,也就千人的村子,就如此矛盾重重,一些几千上万人的大村,互相之间摩擦更加厉害。
六:记忆、方言与仪式的遗忘:
乡村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后辈与前辈越来越疏远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父母在城市安家,虽然还时常回来,可他们在城市里,和小孩只说普通话,海南话越来越成为边缘语种,很多小孩并不会讲。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代与乡村记忆、现实的日益疏远。这种疏远其实才是致命的,他们不会对乡村试图有基本的了解,往往只记得每次回村里,用水、上厕所、没空调种种不便。匆匆的来去,后辈和前辈之间,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流,后辈不会了解前人在村子里的故事、生活以及种种繁琐的仪式,他们不清楚前人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模样的,不清楚水稻蔬菜如何长成,不清楚鸡鸭鹅猪如何肥大,他们也自然不会对那块埋有先人的墓地抱有深情,他们更不会思考,丢掉了所有这些记忆,也就丢掉了自己的根。
方言、仪式和记忆之死,才是真正的乡村之死。
……
 
我们村子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有我随手举的这几件,我也只是村里的浮光掠影者,对其的了解很有限。作为地少人多,而又靠种植瓜菜为主的村子,却缺少组织者统一调配。目前,基本上村民种瓜菜也跟赌博一样,碰上好年节,卖贵些;碰上不好的时候,基本白送也没人要。在镇上收购瓜菜,打包装箱,运往内地的瓜菜老板,都是岛外人。村民缺少议价权,基层政府基本上也难以说上什么话,往往在大丰收的年节,收购价却只有两毛、三毛甚至没人要,水灵灵的瓜菜便被遗弃田头,让人可惜——而此时,城市里或许还在为高菜价抓狂。这种中间环节的不畅通,伤害的除了农村,还有城市。诸如此类的问题,早已存在多年,却难以真正改观。
 
变化已经到来
对于瑞溪镇的人来讲,2015年春节,大都知道两件新鲜事。
一、镇上的首富,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南商界的风云人物吴旭,给全镇所有的五保户发生活补贴,每月三百元,碰到年节,还有过节费。
二、县政府一期投资两千多万,改造了镇上的几条街道,用以打造“美食风情小镇”,大年初二那天举行媒体推介会,来了省里不少媒体,镇上和各村的人,都到镇上热闹了一番。
——这两件事,唯一能说明的,就是“变化”——不管这样的事是否有代表性,是否能持续,农村、乡镇,其实不断发生着种种我们所未知的改变。与此同时,我老家所属的海南省澄迈县的县委书记杨思涛则在刚刚过去的海南省两会上放出风声,澄迈撤县设市有可能今年内获批,也就是说,或许今年之内,澄迈即将开始城市管理的新征程,以前那种以乡村发展为主的模式,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瑞溪镇打造美食风情小镇,或许不过是这个巨大变化到来之前的一个小小征兆。在全省性的改变里,南渡江两岸都将修建沿江公里,有些地方已经动工,若是真正完成,沿着南渡江两岸打造的风情带,便直接从我们村的竹林穿过,我老家门前,就直接面对着沿江公路。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变化,在这样的变化面前,外出者任何带着感伤的叹息,都显得有些廉价——虽然,想一想,童年的风景在快速消失,真的很让人感伤。而如何跟上这种变化,融入甚至引领即将到来的改变,或许才对农村最有帮助。海南由于极少有工业,建设国际旅游岛之后,各市县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把乡村和旅游结合起来,早些年海南所倡导的所谓“生态文明村”、“十大文化名村名镇”之类的活动,都算是有了往下发展的由头。海南定安县把母瑞山的上百个村子联合打造成“百里百村”,外来游客乡村骑行等已经成为村口常见的事;充满文艺特色的乡村家庭旅馆,也已经在琼海的一些村子推出……在此时,再说到农村,绝不应该把农民和种庄稼死绑一起,而是需要所有的人来提供新的思路。
或许由于前文所说的,由于传统节日、仪式和宗族观念的牵绊,或许仅仅是“岛民意识”作祟,海南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民,都不会离家太远,越过琼州海峡到大陆沿海打工的人,更是不多,而仅在岛内移动,归家只是半天之内的事,并不会让海南的乡村陷入内地不少地方的那种极度破败。恰恰相反,近些年,在城里赚了钱后,大部分都会回村子里,把之前的破瓦房推倒重建,不少村子反而显得更年轻了一些。海南是台风多发地,在农村里,仅仅是出于耐用和安全考虑,大家也不会认为保留老的瓦房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很多的读书人,在面对故土衰败时,显示出了无力感,但也有不少人,其实正在正面扑向乡村。我就认识一位北大的哲学系研究生,在考取了德国名校的博士之后,放弃前往就读,来到海南投身农业种植;我也认识海南定安一位农村出发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回馈乡里,不但把村里面貌变得焕然一新,为村里的农产品找到出路,甚至把一个电影剧组带到村里拍摄,改变了整个村子的精神面貌;我还知道海南琼海一个“文艺中年”,在博鳌开酒吧赚钱后,回到老家,把老家的房子、荒地连片打造,称为“田园梦想”……这样的探索不一定是成功的,但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仅仅让视野有限,缺少思考能力的老农民有见地、有胸怀地改变乡村,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的介入,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新力量。现在大多知识分子热衷哀悼、热衷怀旧、热衷悲伤,好像不这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读过几本书,可这些人却又最缺少行动能力,在村里住一夜都鬼叫连天——这样的声音,其实并不足以说出真正的乡村现状;这样的声音,往往也是其自我逃避的借口。改变已经到来,固守某些人记忆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是不可能的,乡村需要新活力的注入,知识分子不去介入,乡村也会改变,但或许要慢得多。改变已经到来,在此时,往前跨出一步,或许比在微信上喊出万言要更有意义——包括我敲下的这些文字。
 
老家,还是故乡?
在海南话喊不出“故乡”的我,能说的,只有“老家”。
“故乡”这个词,往往会被蒙上各种色彩而让人心情复杂,所以,即使海南话的口头语里有“故乡”这个词,我也不愿意去喊,因为,“老家”虽老,它还在,它一直在,它还是我的家,它还有焕发生机的时候。
 
 
                                                 2015年2月26日—27日
 
 
 
作者简介:林森,作家,《天涯》杂志编辑部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暖若春风》《关关雎鸠》,中短篇小说集《小镇》,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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