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今天,追求人类进步的理想主义正在重新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抵抗,您认为在这个斗争中,东亚或中国将起怎样的作用?
3、今天,追求人类进步的理想主义正在重新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抵抗,您认为在这个斗争中,东亚或中国将起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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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韩国木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想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后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后社会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中国经济社会中,我能找到一些资本主义元素的存在。那么中国工人和韩国工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自己强大的工人社团以抵制资本主义的种种剥削形式。我们要注意的是工人自身抗争经验的培养。在日本,我看不到什么工人组织机构的发展。同时,在国家民族框架下,工人要有代表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导人。

 

白井聪(日本文化学园大学):

在我们小时候,中国还没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开放,苏联近在眼前,在学校里,包括老师在内的很多人都很担心苏联的进步。苏联垮了,中国开放了,日本进入了全球化。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快速版本。我很吃惊在这次会议上听到很多“社会主义”,但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构下,美国、日本、苏联、东德,我们是资本主义,都在集合寻求妥协,由于来自社会主义的压力,东风不断的吹。自由主义在当时是受到限制的自由主义,这种制度对卫生、社会保障、失业等大体上都有严肃的关切,这是因为东方世界的存在,资本主义受到了限制。但1990年时移世异,中国对资本主义开放了,这样的情势就使得日本社会的稳定性得以建构了,所以正如我昨天所说,战后日本社会可以描述为乌托邦,但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使战后的日本人忘记了战败与自己是个亚洲国家这两个事实。

 

Viren Murthy(慕唯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系)

这个很难说。因为仅仅依靠理想主义,是很难反资本主义的。这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会议上谈论乌托邦虽然谈得很热闹,而且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个话题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它的影响力就非常小。这个会议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出版一个论文集,其他学者再阅读,然后再撰写有关乌托邦的文章。

为了实现乌托邦,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理想,必须紧紧跟社会联系。然而,理论怎么样才能跟社会联系,这个问题现在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另一个阶层,比如,大家都用象牙塔”(Ivory Tower)来形容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能走出自己封闭的空间跟大众讨论,让社会上各阶层尤其是下层人民也相信乌托邦,那么关于乌托邦的理论著作只会支持现存的知识权力结构。因为我们谈论的对象,实际上也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以外的问题,比如工人问题,农民问题,但是,工人、农民很少能够参与这些讨论,而知识分子本身的力量也是不够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的思考,还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当然,他自己的解决方法出了很多意外。但是,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就是怎么样让知识分子跟其他社会群体结合。昨天的会议上,倪伟老师谈到工读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因为要实现乌托邦,必须把理想跟实践结合起来。这里面有一个辩证的关系——理论在其中当然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怎么样避免把乌托邦变成“恶托邦”,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要停止憧憬乌托邦,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批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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