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您认为在今天讨论乌托邦的意义是什么?
1、您认为在今天讨论乌托邦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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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韩国木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对乌托邦这一概念,以及乌托邦这一概念设计与韩国国家主体、工人之间的关系都很感兴趣。我想乌托邦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观察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认识现实困境、改造现实也很有帮助。如果每个人都对实现乌托邦理想有兴趣,那么也许乌托邦就不再是想象,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乌托邦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信念,从这一概念产生之初就充满着各种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乌托邦的实践上,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从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发展和使用来看,它是一种关乎人类未来走向的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抽象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现实条件下,发展乌托邦转换为现实的可能性。

乌托邦概念和意识相态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天会议上讨论的重点。意识形态有虚假的一面,乌托邦在编织人类平等文明理想的同时,同样也是一种虚构的理想社会。我们在批判意识形态统摄地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自身反抗的一面。实际上,乌托邦主题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理性思考与批判现实,抗拒旧传统、旧体制以及建构一种向前看的理想现实的一面。

具体在韩国的历史语境下,有很多关于乌托邦的定义,在文学、社会运动中都有很多关于乌托邦概念的阐释。在我看来,乌托邦是人类对于自由与呈现自身力量的一种向往。伏尔泰、普鲁东、卢梭等人都对乌托邦概念进行过设想。在韩国,我们对这一争议问题搁置讨论,但是这次在上海会议上,我们对乌托邦与意识相态的概念进行了激烈的对话与争辩,特别是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对于理解东亚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型都是特别重要的。

 

 

白井聪(日本文化学园大学):

对我而言,乌托邦意味着投入取消资本主义的斗争。我想指出纯粹的乌托邦可以参考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这本书很有趣,列宁的乌托邦思想在现在的情势下依然很关键。列宁的思想有助于无产阶级脱离西方世界,使我们获得解放,包括日本的人民,还有欧洲的西德,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解放,这是个悖论,苏联人民没有解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却解放了,这是反讽的历史。当苏联消失了,我们在日本遭到了仍然没有解放的权力束缚。

在新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认为新技术与乌托邦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技术不是很重要,通常说那些在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等很受欢迎的人,在现实世界也很有名,同样,网上不受欢迎的人在现实中也不好过,这已经是常识。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技术在我们社交中并非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当然很重要,但它们本身不能改变人们的关系。在乌托邦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受到技术的影响,但很肤浅,并不改变人际关系的天性。在未来的乌托邦中,我必须说人们需要得到足够的尊重,而无论国籍、性别、种族。这样的世界是我们应该需要到达的,目的地很清楚,但是去往那里的方法却仍然不清晰,而资本主义并非答案。

 

 

Viren Murthy(慕唯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系)

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今天早上,就有好几个人讨论它是不是未来的一个模式,或者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我同意前一种说法,即它是未来的一个模式。而且我之所以觉得它重要,就是因为现在好多人不愿意谈乌托邦,一提起乌托邦,就会想到大跃进之类的运动,觉得乌托邦是空想,它的后果是有害处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乌托邦作为一种理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维度来批判现存的政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乌托邦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向我们描述将来会怎么样,就等于说它是一个具体的乌托邦;但另一种乌托邦,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乌托邦,是一个否定性的乌托邦,它只提供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平等和自由的观念。 它不具体描述未来会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章太炎是很好的例子,因为他有“五无论”。“五无论”实际上没有把乌托邦描述得很清楚,完全用的是否定的形式。实际上,犹太教也有同样的一面,因为犹太教一直是说:你不能描述上帝,你只能通过否定来暗示。马克思也没有具体解释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他的乌托邦是以否定资本主义为基础,他没有详细地描述将来的社会会怎么样。譬如在资本论第一章,马克思谈到一个“自由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编译局译本,96)这种描述并没有设想一个具体的未来图景,但是为我们提供一些原则来跟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对比。

开幕式的时候我就提到,如果说二十世纪初有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在谈乌托邦,比如说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中国有很多的例子——但不仅是中国有,印度也有很多,你可以说甘地也有他的乌托邦。其他国家的,像列宁,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这些乌托邦,在一定意义上,有一部分人愿意去实现,所以就有了几次革命。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就变得越来越难谈乌托邦,因为回顾历史,好多人会说,你看乌托邦就是纳粹,就是苏联的斯大林,就是毛泽东和文革,好像乌托邦必然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首先乌托邦与它的后果不能简单地联系,而要具体地分析。比如说列宁的乌托邦与苏联的现实,毛泽东的乌托邦与文革的现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前因后果的关系。其次,这类乌托邦主导了绝大多数人对乌托邦的理解,但是我们忘了还有很多其它的乌托邦,比如说拖洛茨基,本亚明或者石母田政的乌托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会议也是在挖掘其它东亚的乌托邦。

同时,我们也在重新反思那些与不好的历史相关连的乌托邦,为什么某些乌托邦会导致历史的悲剧——是因为它们仅仅是乌托邦,还是因为对乌托邦的理解和实现方式造成悲剧?所以在这里,抽象的乌托邦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抽象的乌托邦经常会导致不好的后果,原因在于人们不太清楚现在的社会怎么样使我们理解或实现这个乌托邦。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总会有冒险。我昨天在会议上提到两个右派——大川周明和西田几多郎,这两位都认为自己找到了实现乌托邦的方式,但是实际上他们支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右派确实看到了许多世界非正义的方面,比如世界的不平等与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他们所想像的乌托邦即超越帝国主义的理想世界被日本政府所利用。所以,我们谈论乌托邦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并具有批判的态度,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它可以成为掩盖国家权利及帝国主义的想像。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

我考察的是工读主义与劳动乌托邦。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迅速兴起又急剧衰落的一股社会思潮与社会实践,它倡导工读结合,希望通过各种工读互助团的建设与联合来重新改造社会,其思想和实践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比如,1919年“工学会”的发起,目的就是要“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破除职业的阶级与奴隶的制度”,“要把工和学并立。作工的人一定要读书,读书的人一定要作工。……把我国数千年来‘贵学贱工’的一种谬见,一扫而空之……”“工学会”主张“工学结合”,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消除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对立和不平等,获得个人人格的完成和生活的独立。在“工学会”稍后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则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天工作四小时,其衣食住行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都由团体供给,而团员的劳动所得也归团体所有。总之是想要“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建立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要解决六个问题,即脱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学校关系、绝对实行共产,男女共同生活和暂时重工轻读。在北京工读互助团创办的同时,在上海、天津、武昌、南京、广州、扬州等地了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读互助团。但工读互助团都迅速失败了,引起了部分发起人和参与者的反省和检讨。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运动虽然宛如昙花一现,但其留下的思想遗产却影响深远,而且不乏继行者。比如在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五·七干校”等一系列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早年所信奉的工读主义理想的痕迹,而这一切实践归根到底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有批评者指出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中所包含的乌托邦性质,并不能否定这种思想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这些在今天看来是过于超前的实践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们却显示了一种正视并超越历史限制、追求人与社会圆满发展的巨大勇气。今天,我们仍然身陷各种枷锁中,而且由于历史实践的失败而跌入到沮丧和绝望中,此时重温中国现代以来的包括工读主义在内的乌托邦思想及其实践,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现实,从而重新鼓起创造历史的愿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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