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者访谈实录4:徐大姐的故事
劳动者访谈实录4:徐大姐的故事
关键词:访谈实录 劳动者
这是一篇人物专访,受访者是从湖南农村来到上海打工的徐大姐。从2002年初到上海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经营着收益不错的小店铺,十几年当中的辛苦劳动自不待言。

 劳动者访谈实录4:徐大姐的故事
 

 
编者按:这是一篇人物专访,受访者是从湖南农村来到上海打工的徐大姐。目前,徐大姐夫妇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店,主营切墙机、钻孔机,产品供应建筑、装潢行业使用。从2002年初到上海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经营着收益不错的小店铺,十几年当中的辛苦劳动自不待言。徐大姐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既有认同,也有无奈。上海发达的经济和广阔的就业前景令她和一家人能够摆脱过去的贫困,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城市立足;然而长三角地区对于土地建设的不断紧缩政策、城市住房的昂贵,以及孩子上学、高考等一系列更为宏大和庞杂的结构性难题,又让她感到这座城市注定无法成为自己一家人的最后归宿。对于徐大姐和她的丈夫而言,“回家”与其说是不得已的妥协,不如说是更换一种更加顺心如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他们的儿子而言,脱离城市却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孩子早已成为一个标准的城市少年,自我中心,且消费意识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他对消费的认同和追求,不是他自己自觉的选择,而是在这个社会中耳濡目染的结果。然而,这座城市难道就理当以这样的价值观回馈这对辛苦的劳动夫妇吗?”
 
 
访问:冷嘉、朱善杰、吴昕瑜、王路遥
执笔:冷嘉
受访对象:徐大姐,74年生,湖南农村人。
工作地点:自家开的切墙机、钻孔机小店
工作内容:加工和销售各种规格的工程切墙机、钻孔机。产品主要供应建筑工地、建筑工程队、装修队,是建筑、装潢行业必不可少的工具。
 
一、来沪经历

    2002年,徐大姐夫妇从老家常德来到上海,那时他们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她老公先到上海来找工作,找到嘉定的一家钻孔机厂打工,工资很低,每个月只有500块钱。等稍稍稳定下来后,徐大姐就带着孩子过来了。

    在老家种地挣不到钱。提到离乡进城的经历,徐大姐多次用了“辛酸”这个词。她说当时穷得连结婚的钱都是借的,没办法,就到上海来了。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路费也是借的。
 
二、劳动意味着什么?
 
    “要我说,劳动就是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像我们不劳动,我们以后的日子也没有这么好。劳动才买得上房子。买了房子,我们再做两年,以后回老家,在家里轻松一点。给小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或者说好的环境。”
 
    在徐大姐的记忆中,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她说,现在回想起来,每件事都很苦。2004年他们开了这样一个小店,工厂老板供货,并且提供了焊机等经营必需的设备。当时老板说,你们能把店盘活就最好了。当然,这样对老板打开产品销路也有利。
 
    一开始生意特别难做,别人不知道他们,没有门路,没有市场。那时徐大姐老公天天都在外面跑,到各工地去给人家送样品、套近乎,给人家递烟、拎水,做小工……能做的都做,“要不然别人不拿你的货呀!”常常一盒螺丝只赚五块、两块钱的,也要亲自送货上门,再远也要按时把货送到。彭浦新村、浦东……这些地方都要送,那时他们家只有一辆自行车,徐大姐老公骑着自行车送货,他说脚都踩得没劲了。后来挣了一点钱了,就换了电瓶车,再后来买了摩托车,有了摩托车后,嘉定、南汇这些远郊的地方就也能送了,送得远了,客户也就一步步多起来了。摩托车用了两年以后,他们买了个小轿车,送货范围越来越广,客户越积越多,生意和生活都渐渐好起来。
 
    徐大姐说:“有了小轿车人就没那么累了,至少我老公没那么累了!”说起老公早年有一次外出送货的惊险遭遇,她仍然心有余悸。那次她老公去南汇送货,“那天下很大的雨,刮很大的风,下最大的雨,刮最大的风”,当晚人就回不来了。雨水把窨井盖冲走了,徐大姐老公骑着摩托车,差点就掉井里去了。那几年,因为每天骑摩托车在外面奔波,徐大姐老公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不过这几年有车开了,就好了”,徐大姐欣慰地说。
 
    2008年奥运会过后,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投资,并且其中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投资都和房地产直接相关,一时间中国到处都在开工,到处都是工地,建筑业对切墙机和钻孔机的需求大增,他们的生意也愈发红火起来,家里的小轿车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买上的。
 
    现在,他们经济上的压力小了很多,对生活还是基本满意的。徐大姐说,“上海好,小孩能在这里上学,如果小孩不能在这里上学,也不好。”他们的小孩已经12岁了,马上就要上六年级了,“上海这点政策很好,只要你交社保,孩子就能在公立小学正常入读,交的费用啊,各方面都和本地孩子没有任何区别。现在房子也买好了……当然上海的房子是买不起的,买在老家常德,是在市里最繁华的地段。”

三、每天的劳动

    “这里的活比在家种菜轻松多了!”
 
    徐大姐在家看店、做家务,她老公负责外出送货、接洽业务。老公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跑,就像现在,他就到外高桥送货去了。当我们的采访快结束时,有幸见到了这位辛苦的丈夫:敦实、矮小,对我们腼腆地笑笑,就又去忙碌了。一般情况下,他清晨5点钟就要出门送货,因为必须赶在工队上工前把工具给他们送到,不能迟到,这是一个信用问题。因为天天出门送货,家里的轿车才买了4年就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了。以前那辆摩托车也跑了十几万公里,今年要被淘汰了。
 
    徐大姐每天早上起来送小孩上学,然后就开始了店里的工作。她的工作主要是给钻孔机焊刀头,还有店里的一些其它杂活。总之,除了修机器这样专门的技术活和特别重的、女性身体不能承受的体力活外,店里的一切活,她都得做。焊刀头这活,一开始她并不熟悉,做起来动作很慢,还经常受伤。这么多年做下来,现在徐大姐的手艺已经非常熟练了,她告诉我们,她平均一天要焊200多个刀头。但受伤仍然是每天难免的事,“清货时钻头掉下来砸伤手,焊接时刀头没焊稳掉下来,烫到手、烫到脚的时候太多了!”徐大姐伸出双手给我们看,她的手上满是烫伤、划伤,还有冻伤的痕迹,让人触目心酸。
 
    店里的工作说不上什么严格的工作时间,徐大姐一般焊到中午十一点就出去买菜,然后烧饭,她老公中午会回家吃饭。吃完中饭收拾停当,大概下午一点半两点的样子,她又开始店里的工作,“每天基本上就是这么过的,人家笑我转得像机器一样”,说到这里,徐大姐自己也豁然地笑了笑。家务和店务两边转,所幸是自家的店,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但每天必须焊够足够数量的刀头,因为货在不断地往外送,店里的备货必须充足。这个行业,其实利润非常低,焊一个刀齿的利润就两块钱,全靠跑量。现在徐大姐大概几分钟能焊一个刀头,她老公则每天不断地在外面跑,“就像送快递的一样”,问他们辛苦吗,他们回答说:“辛苦是一直辛苦的,但自家开店,比在外面打工稍微强一点点吧,当然跟他们白领是不能比的咯……在家种菜实在挣不到钱。我老公个子也小,我身体不好,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大好,在老家种菜的话,肩不能挑手提不动的,怎么弄?这里的活比在家种菜轻松多了!”

四、回家·未来

    “很纠结很纠结……”
    “老家的房子买好了,装修得那么好,又不能住。”
 
    关于未来的生活,徐大姐表示,过两年大概还是要回老家去的。关键是孩子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这点是最头疼、最纠结的”。如果过两年政策依旧,孩子必须回老家高考,那么最多等孩子读完初中,她就要陪孩子回乡读书,如果回去太晚的话,功课会跟不上。“我回去了,我老公在这边一个人就转不过来,很可能以后一家人都回去了。”但是如果过两年可以异地高考了,徐大姐的选择是,“当然就不回去了,孩子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她特别羡慕他们的一个老乡,“开飞机的,引进人才,他在上海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孩子也能参加高考……像我们这种人就很难在上海立足。”
 
    另外一件令她担忧的事是,据传住建部要在长三角压缩土地建设,“以后建得少了,对我们这个生意影响很大。在上海没有赚头了,日子就会很难过。”第二天,徐大姐一家就要回家过年了。问她是不是每年年底都能这么早结束生意回家过年,她回答说,也不一定,“像去年就很忙,一直忙到年前两天才闲下来,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个星期工地上差不多就都停下来了,他们休息,我们也跟着休息,等过了正月十五,工地陆续开工,我们也要忙起来了。”
 
    回家也有好处,“在上海这边睡不好,吃不好,住不好,一天到晚只是忙。”徐大姐一家就住在店铺后面狭小、简陋的房间里,做饭不方便,生活条件极差。“但是你又不能去租一套好房子来住,上海房价太贵,租金贵,那样的话,辛辛苦苦挣的钱一下子就花光了。”“老家的房子,买得很大,装修得那么好,就这么空在那里,又不能住。回去的话,能住上自家的好房子。”
 
    回去后当然就不能再做这个生意了,在老家那边,切墙机、钻孔机没有太大的市场。徐大姐心里盘算着,如果这两年里还能再攒点钱,就在老家买个商铺,以后或者出租,或者自己回去做点小生意,都行得通,“能赚多少是多少,老家开支不大,问题也不大。”
 
    这么辛苦地赚钱、持家,努力给孩子好的教育,徐大姐却对孩子能不能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很不自信,她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心疼我们,反正他不省钱,别人要买什么,他也要买什么,需要不需要的,他都非要买,非要当天就拖我去买……”孩子的这些习惯似乎表明,这个在襁褓中就跟着一无所有的父母来到上海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一个标准的城市少年了。在很大程度上,他对消费的认同和追求,不是他自己自觉的选择,而是在这个社会中耳濡目染的结果。然而,这座城市难道就理当以这样的价值观回馈这对辛苦的劳动夫妇吗?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