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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关键词:社会运动
赵鼎新教授此文的“人民”是与“精英”相对应的概念,并非王绍光先生在本“圆桌”另一篇文章内所说的“人民”,倒与王名先生所说的“公民”有点渊源。但是赵先生并不想为“人民”抑或“公民”戴上道德制高的光环,而是指出了“人民”(抑或“公民”)内在的复杂性,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群体,而且“人民”这个概念也经常被“非人民”所利用。赵先生左右开弓,对左右派的“叙事”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如果“人民政治”不等同于美好的未来,那怎样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呢?“公民”也好,“人民”也好,要在怎样的基础上才能重构其积极意义呢?

赵鼎新: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本文的论点是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源起于欧洲(指的是西欧,以下同)。随着传统精英政治在欧洲的垮台,“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价值判断构成了欧美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对“人民”政治的庆祝则是西方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读者可能会问,你说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现代社会,难道陈胜、吴广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了吗?难道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吗?我的回答是:虽然研究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抗争,但是古代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一般来说,社会运动指的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共性是它们的背后都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变革性要求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变革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在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支持的情况下,陈胜、吴广起义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像刘邦、朱元璋一样,自己当上皇帝,而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集团的基本构架)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奴隶起义也一样,由于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的支持,起义如果成功了,其结果往往是起义领袖当了奴隶主,而奴隶社会的根本结构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古代社会,最为接近于现代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是宗教运动。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大量的历史材料所记录的却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由于历史是帝王将相写的。其实,这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古代历史并不发生显著影响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社会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古典时代的雅典也许是个局部例外),只不过不同文明中的精英群体构成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政治形态。比如,宋朝以降,中国的精英逐渐结晶为两个主要群体,那就是皇族和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官僚集团。古代欧洲的政治也同样是精英政治,但是欧洲精英群体的构成要复杂许多。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精英群体,那就是王族集团(国家)、贵族、天主教势力和商人。


  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


  现代社会的到来与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有很大的关系。欧洲的国家和商人集团的势力在精英政治的衰败过程中大大增强。这两个群体力量的增强促进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支持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也促发了左倾阶级政治和右倾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洲乃至西方各国的国家精英被迫以各种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消解激进政治,“人民”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之外的另一个行动者。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给非西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殖民压力,迫使后者向西方学习。而学习不成功的国家则会沦为殖民地或者是爆发革命。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形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主导追根溯源,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必须从欧洲精英政治的衰败这一历史过程开始。


  国人长期把欧美近代以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迷思。欧洲的特殊性在于:在西罗马垮台后,欧洲的精英政治始终达不到其他地区(比如中国、印度和中东)都在不同形式下达到了的一种稳定状态。此处所说的“稳定状态”指的不是这些地区的精英群体内部不存在竞争和冲突,而是说这些地区精英群体内部的争斗对已成型的精英政治结构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金观涛曾经用“超稳定结构”这一概念来刻画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结构和整个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其实,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到来之前,欧洲之外的所有文明体都处在各种不同的“超稳定结构”下。不过,与金观涛不同的是,笔者并不把欧洲的发展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也不把其他文明中的各种“超稳定结构”看作是“落后”。


  如果把中世纪欧洲想象成一个人,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在任何状态下对自己生存条件都不满意的人,是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由于四个精英群体间的长期争斗,欧洲既回不到罗马时代的统一又达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平衡。欧洲难以达到稳定状态的很大原因在于国家和天主教势力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张关系。欧洲君主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行动势必受到教会势力的制约;但是君主手上拥有更为强大的军权,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具体而言,罗马教廷既需要国家的保护,又想控制甚至是压制国家力量的增长。教廷和欧洲各国在任命主教权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结盟和争斗,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引发了多次战争。这是欧洲政治在很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侧面。然而,欧洲不少国家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不断冲突中强大了起来。这些国家在战争中获取了新的地域、增强了税收能力、建立了官僚体制、加强了对贵族甚至是教会人员的控制。


  在欧洲形成的早期,法兰克人到处扩张。不过,由于当时国家力量微弱以及多国并存,使得民众有选择逃离的余地。为了避免新占领地区的居民选择逃离,法兰克统治者不得不与他们建立契约,欧洲于是出现了不少“自由村庄”、“自由城镇”。中世纪后期,欧洲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占据着有利地理位置的村庄和城镇逐渐发展为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于国家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政治由商人控制,并且大多数拥有军队。这些城市中居住的知识阶层也开始生产新的思想,对城市的生存方式进行合理化。欧洲商人势力日益强大,成了精英冲突 / 竞争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至此,欧洲产生了两个相互重叠的冲突 / 竞争场域: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冲突和商人主导的经济竞争。这两类冲突 / 竞争都有着很清楚的输赢判别准则;同时,为了赢得战争或经济竞争,竞争中的各方自然力图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威力更大的武器和更有卖点的商品。这两类冲突 / 竞争因此大大增强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促进了工具理性(只讲输赢,不讲对错)精神在欧洲的增长,给了本来没有方向和本体性意义的历史一个“发展”的表象。近代欧洲思想家给这些表象赋予正面价值,因此就出现了诸如黑格尔的线性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进步”史观。


  但是,如果欧洲历史只是由军事和经济竞争来主导的话,那么它们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假设欧洲的教会势力始终能保持中世纪的强势,欧洲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因为天主教的价值观会阻碍以盈利和打赢战争为唯一目的的工具理性的增长。但是,欧洲天主教的势力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削弱。天主教势力式微的背后有着许多原因。首先,教廷能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却不能有效控制后成长起来的英、法和西班牙等国。特别是法国,差不多在整个十四世纪都控制着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触发了东西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1378-1417)。教会分裂削弱了天主教在欧洲(特别是南部)的影响力,与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发展一起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全面到来。


  天主教的式微还取决于天主教的性质。天主教对唯一真神的信仰促发了僧侣对《圣经》文本真理性探索的渴望,为西方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中世纪僧侣阐释《圣经》所发展出的一些重要论点(如地心说)却在科学发展中被证伪,《圣经》的权威性因而大大被削弱。天主教的性质不但造就了《圣经》的真理性,还迫使教庭不遗余力地捍卫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解读。类似路德提出的“异端”思潮以及“异端”天主教组织在中世纪经常出现。在教廷力量的鼎盛时期,教廷可以在国家力量的配合下,迫使“异端”思潮或组织的领袖公开认错,甚至动用武力消除他们的影响。但是,中世纪后期国家力量的发展使得教廷的政令不再畅通。因此,当路德贴出他的几张“小字报”后,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君主就分成意见截然不同的两拨,使教义之争转化成军事冲突,并且迅速扩大至整个欧洲。在这一冲突过程中,欧洲的国家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而教廷的力量则在衰弱。


  大约在路易十三(1601-1643)至法国革命这一段时间,欧洲的教廷力量继续走向衰弱,而国家力量则进一步增强,贵族群体部分地分化为国家官僚和商人,商人的势力有所增长但逐渐被锁进了边界日益明确的国家之中。商人与国家精英既冲突又合作,为欧洲殖民打开了空间。但是在同时期,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明显的集权倾向。法国在集权道路上走得较远。在英国,因为贵族和商人势力的强大,国家集权化反而引发了光荣革命。英法两国是长期宿敌,光荣革命后两国继续争斗。在争斗中,集权的法国却往往处于下风。这是因为: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光荣革命后进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因此,当国家处于危机时,英国的精英阶层能更有效地动员起来,帮助国家征税,进行战争动员,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在法国,路易十四集权后给了贵族大量特权并把他们闲置起来,但是法国在同时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官僚体制来取代贵族的功能,因此法国的税收能力反而大大落后于英国。财政危机的发生,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促发了法国革命。革命后,民族主义情绪在法国大大增强。在拿破仑的带领下,为法兰西民族而战的法国军队在欧洲一度所向披靡,给其他国家就形成了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或者说其他国家必须推进民族国家建设才能得以生存。这样,民族国家模式就在整个欧洲发展了起来。你要让民众为民族国家而战,你就必须给予民众一定的政治权力。于是公民这一概念在欧洲开始扩散。一个全新的社会行动者——人民——逐渐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是“人民”力量兴起的唯一源泉。欧洲商人的强大促进了商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并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以蒸汽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欧洲出现了大工业城市、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及大规模的贫民窟,但是欧洲国家却不能为工人提供劳动条件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保护。在世俗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左派知识分子把这些现象解读成资本主义的黑暗,并且制造阶级意识、搞工人运动。十九世纪时福利国家尚未建立,国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新兴事物,因此左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左派运动的巨大压力下,不少欧美国家渐渐学会了分而治之、分而打之的办法:你如果闹得极端,就镇压你;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我就慢慢让你合法化,允许你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合法抗争。面对这一国家对策,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或者说工人在此后变得更倾向于通过改良性的社会运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工人抗争和国家的妥协为“人民”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另一个条件。


  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欧美的兴起还和以下的社会变迁有关。


  第一,宗教战争和天主教在西欧的衰弱为世俗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世俗性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思想武器。


  第二就是教会势力的“人民”化。十九世纪后,宗教力量在欧洲进一步衰退,天主教会不再是欧洲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不少人把这一历史进程错误地解读为“世俗化”,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不再重要,这一认识有误。但是,宗教力量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性质的确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宗教行动者在欧美不再主要作为一个精英群体,而是作为一支“人民”力量加入了现代的政治过程。当教会适应了现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后,它们也会运用选举政治、社会运动,甚至是革命来获取权力。


  第三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开后,西方的左派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国家的民主化,欧美的左派力量分裂严重,认同政治应运而生。所谓的认同政治,就是在没有普世性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为比较单一目的而发起的社会抗争运动,比如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环境运动,等等。西欧和美国的左派普遍认为这是左派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笔者认为它其实是削弱了左派阵营的力量:认同政治把左派阵营割裂成许多片块,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右派和保守势力却在整合。就本文而言,认同政治的历史意义在于“人民”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在以前看来是处于“病态”的亚文化群体逐渐加入了政治过程。

第四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到来。在人民形成的早期,参加游行和示威的大多数为社会下层或者是年轻学生,而国家则往往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的对策。因此,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数是男性,年轻人或者是学生,因为这些人打架打得动,逃起来跑得快。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被进一步纳入合法的制度框架,而社会抗争在认同政治兴起后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也在不断减低,抗争被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减小。同时期,欧美的右派、社会中上层和宗教团体也越来越能自觉地运用社会运动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可以说,当今欧美社会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谋取利益。欧美社会因此变成了社会运动社会——人民的范畴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总结一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是精英政治,而欧洲的精英群体主要由君主、贵族、教会和商人四个行动者组成。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君主势力转变成民族国家,商人转变成公司 /企业,而三类人士——贵族、教会人士和臣民——则转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世界其他各国的传统精英政治结构也被摧毁,“人民”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走上了舞台。


  解构“人民”


  当“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很少有人对此历史意义有真正的理解。比如马克思,他强调人民的阶级性——工人阶级起来了,它的历史作用就是推翻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十九世纪直至今天,大量的思想家都对“人民”的意义不甚了了。不理解就出现了认识偏差。左倾的支持人民,支持某一类人民,甚至想推进某一类人民势力的增长;而保守的人反对、惧怕人民,试图抵制人民力量的兴起。


  对历史过程理解的偏差也反映在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运动时产生的问题意识中。早期的西方学院派学者,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学者,大多数比较保守。他们也许并不会认为闹事的人的要求都是无理的,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争取权益的合法渠道,因此人们完全没必要用社会运动、甚至是更为极端的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权益。他们还会认为参加社会运动的人是不理性的,容易听信谣言,因此他们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谣言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等等。


  二战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和大学生群体有了很大的扩展,许多家庭出现了第一代大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新左派运动式微后,不少参加运动的学生继续求学,有些进入了研究生院,试图了解自己过往行动的历史意义。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强调运动参加者的非理性一面,并且说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是随谣言起舞。左派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提出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在新的视角下,社会运动不再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过程,而是一个被政体排斥在外的群体进行抗争的政治过程。这一新的价值指向,以及伴随着这一指向而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意识,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其实不过是对“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状况的一个描述。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人民”的范畴已经大大超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规模。今天的欧美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社会:原来主要是左派搞运动,现在右派也搞;原来是社会下层搞运动,现在上层也搞;原来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是男性,而现在女性大大增多;原来青年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现在是什么年龄都有。也就是说社会上的每一个群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权益这一方法。


  新的研究视角对“人民”性质的左倾理解还带来了另一个误区。一般的观念是,在现代社会的三个行动者中,国家和公司都是坏的,而人民则是好的。必须说明,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国家有枪有炮有警察可以镇压,而人民只能示威游行;国家还控制着大量的信息,他们能做广大人民做不到的事情。公司企业手上没枪没炮,因此没有国家的专制能力,但是他们有钱,并且掌握着许多人民无法知道的信息。权力和信息上的不对称给了国家和公司很多便利,而怎么控制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难题。


  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会在他们的理论中给“人民”加上光环,似乎“人民”天然就是好的。各种所谓的公民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或者说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来抵抗国家和公司的力量几乎成了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和哲学思辨的基础。但是如果采取更冷峻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复杂了。“人民”是个很驳杂的群体。当前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几乎都是人民的一员;在美国,支持堕胎的和反堕胎的都是人民,而资本家在国会山游说之余也会去搞社会运动,以人民的资格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另外,希特勒就是人民支持上台的。世界上除了中国、法国、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都发生过惨烈的种族屠杀,而人民往往是种族屠杀中的急先锋。还比如在环境问题上,国家、公司和人民(包括大多数环保人士)都是罪人,谁都逃脱不了干系。因此,学者面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不应该简单赋予国家、公司、人民以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而是要把他们看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行动者,考察他们各自的性质、力量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如果有人问笔者对人民政治的担忧何在,那么我的回答是:就欧美政治发展而言,我一直在观察着美国保守宗教势力和欧洲右派力量在近些年的迅速发展。这些发展不但会影响欧美“人民”的构成和性质,而且可能会对欧美的国家性质和经济结构,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产生我所不希望看到的重大影响。

 

  本文还有以下两层用意。其一想告诫那些具有强烈精英主义、充满“国师”欲望、而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近两百年来的世界潮流,逆之而行将是螳臂当车。其二是告诫那些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持有简单自由主义观点,但同样也是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政治完全不等同于美好的未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8/4/10459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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