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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
关键词:王晓明 现代思想 革命
王晓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在对中国现代早期思想做梳理工作,不如说是在追寻、继承并试图发扬百年多一以贯之的近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以及围绕问题所生发的行动策略和价值取向。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思索,直到今天,依然散发着现实与哲学的意义。文章第九部分所列的六项问题,平实中透露出开阔的格局和气度。
1

    地球上的各个人类社会,本来是走着各自不同的历史路线的,但在最近这三四百年里,它们先后被卷入了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姑且用这个词——浪潮,于是,像“现代”、“现代性”这样的最初是来自西欧经验的概念,就被广泛地用来描述西欧以外的地方的历史和现实。

    不过,当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大家其实明白,对不同的社会和地方,“现代”或“现代性”,多半是有完全不同的涵义的。

    本文也用“现代”这个词来描述最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但取一个较窄的定义:

    西方式的外力迫使中国社会明显偏离原有轨道、中国的主流阶级——士绅阶级——起而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确认中国不能再照老路子走下去,必须要根本改变,走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于是全力以赴地想象新的中国的样子,并为此设计种种实践方案:中国的现代思想,也就这么开始了。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现代”意味着:一,全盘性地重新想象什么是中国,二,全力去落实这些想象。

    如果社会的某种状况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朝野上下大致确认:“行了,‘中国向何处去?’不再是大问题了!”那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历史结束了。

    这一天显然还没有到来。中国依然在寻找方向,中国人依然说不清应该往何处去。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开始习惯于把这个问题缩小为“眼下中国怎么办?”不去想“中国应该怎样”了。

    不仅中国依然处在这样的现代,恐怕日本、越南、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大体上都是如此吧。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时期,“现代”远比我们所想象的长久。在全球范围里,“后现代”只是某种局部的感觉。

    根据上述这些粗糙的认识,本文将中国现代思想的时间起点,大致设在1880-1890年代。

    

    2

     中国在“现代”的路上,已经走了一百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1880-90年代到1940-50年代,大约六十年,本文称之为“现代早期”。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状况,迫使中国人冲出因循之习,奋起寻觅生机,广泛意义上的“左翼”或“社会主义”思想,四处萌生,迅猛发展。它们互相论战,更互相呼应,很快聚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 浩浩荡荡,一路向前。它们将中国社会奋起挣扎的巨大能量,导引为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和创造,由此汇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这运动的左翼或社会主义色彩是如此鲜明,“中国革命”就成了它最贴切的名字。

    不用说,在这六十年里,它是中国最主要的社会运动。

    其次是1940-50年代到1980年代,大约四十年。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中国革命所孕育的一个革命党真正统一了中国,它运用强大的国家政权,开始创建明确指向“共产主义”的社会。

    但是,随着这创建的全面展开,各种非/反社会主义的因素日益膨胀: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大工业、现代官僚科层制度、集权体制的政治腐败、革命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变质…… 这巨大的社会改造和构建工程,逐渐“形左实右”,背离初衷。社会内外的新的矛盾日积月累,社会已有的革命能量却逐渐损耗,“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代初期的实际终止,1980年代末期的惨痛事变,就是这个损耗的两次触目的表现。

    稍稍解释一句:这里所说的“形左实右”,是指总的状况,具体到不同的领域和时间,它都时有停顿,并非线性加重,也遭遇阻击,并非一路扩展。当然,这些停顿和阻击,效果也是双向的:非/反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实际制度和政治经济领域里持续膨胀,就有激进的文化政治起而对抗;激进过头而异化为“极左”,又会引发反向的社会冲动,令“左”、“右”两阵更其混淆。

    再就是1990年代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与前一时段相比,这二十年称得上是单声独调,社会不再东拉西扯,就一个劲地持续、全面向右转。资本的逻辑迅速成为整个社会——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基本逻辑;政治思想上,则有“美国模式”论和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相继膨胀,它们似乎尖锐对立,却又以这对立大面积地挤占其他思想的空间,形成实际上的互相扶助,联手缩小中国人梦想未来的天地。

    社会如此全面深刻地向右转,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惟其如此,残存的中国革命的社会能量,也开始被激发出来。2000年代中期以来,这情形日益明显,有目共睹,就不赘述了。

    

    3

    这是一段剧烈变动的历史,它的思想的起点,自然相当结实:不只是“必须要找一条新路了!”的模糊的跨步的冲动,更是一连串在思想地面上扎扎实实地踩出来的印迹。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的印迹已经清晰可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一,对新的思想主题的确认。像中国这样在各方面都长期保持强韧的整体性、几乎从未真正崩散过的社会,它的精神领域里,通常会形成一个——或一组彼此密切关联的——思想主题,并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其吸引力;它的最活跃的精神能量,也往往最敏锐地感知到这一主题,率先并反复地投入其中。 从这个角度看,能不能形成新的全局性的思想主题,是判断有没有造就划时代的思想起点的第一指标。

    自1890年代中期开始,上至朝廷重臣,下至乡镇布衣,越来越多的人用“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式的断语,给自己的文章和谈话开头,龚自珍时代基本只属于京城一小批精英文人的深刻的危机感,此时差不多稍有头脑的读书人都能感觉到。这就是清楚的印迹了:一个新的思想主题已经形成,并且得到普遍的确认,“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多数思想家 心中的头等大事。

    二,对由此形成的思想和实践困境的确认。知道该想什么问题,这只是第一步,只有知道了这么想——以及必然要接着的这么做——的难处,才算真正明白了那个问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最先概括出新的思想主题的中国思想家,很快就意识到了新主题带来的巨大困境。这值得仔细讨论,但限于篇幅,只简述其中最重要的三项。

    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延续,使中国思想家习惯于蘸着“过去”的颜色来描画“未来”,从春秋时代开始,他们的几乎所有新构想,都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立足于旧地基的。但是,从1880-90年代开始,过去传下来的社会结构、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 都越来越难以让人安心地继续倚靠, 面对新的思想主题的逼压,这一代思想家背后空虚、无所依凭之苦,势必日甚一日。

    当然并不是真就全无依凭了,人再怎么痛诋往昔,也难免下意识里顺从习惯的牵引,何况那一代人中,不乏能平衡地掂量“中”、“西”优劣, 有意去重释传统、发掘资源的高明之士。但是,典籍中阐发出来的“国粹”,少数英杰以身彰显的“古风”,都敌不过老旧社会日渐崩坏的影响,当西风差不多要将房顶悉数掀飞的时候,你如何能维持稳靠门框、放眼远眺的从容?急促紧张的现实经验,不知不觉会成为思想的第一根据。

    但是,不能正面去整理历史记忆和伦理习惯,重建面对现实的传统依据, 又来不及从其他方面获取足够可信的参照坐标,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家的现实经验,难免凌乱和单薄。倘主要是依据这样的经验去理解现实、构想未来,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其一。

    从1880-90年代开始,多数中国思想家的现实经验中,“西洋”——包括其亚洲版日本——日渐成为最具冲击力的因素。这是一种双重的冲击:一方面,越是看清楚过去传下来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都不再能帮助中国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立足,他们就越容易将“西洋”竖为认识现实、构想未来的头号样板;另一方面,越是亲历“西洋”势力的全面压迫和侵略,他们就越自然地厌恶“西洋”,不愿意中国以后也变成一个黄面孔的“西洋”。

    这就造成了许多中国思想家的现实经验内部的深刻冲突,逼出了多种路径各异、但都意在化解这个冲突的思想努力。 如何看待“西洋”,成了想象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一大难题: 这是其二。

    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人心”坏了。 这个“坏”大致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中国人的知识、道德感和体力普遍很糟糕;其次,这样的人的各种活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势必很糟糕;再次,现存的各种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已经没有能力造就大批不这么糟糕的人了。

    可是,一旦这么彻底地否定现实的人心、制度及其历史依据,就等于是说,除了“不能这样下去了!”的危机感,没有其他现成的条件,可供用来创造新的中国。如果情形真是这样,一切都要新起炉灶、从头写起,那从哪里开始第一步呢?这是其三。

    思想上已经中外弃隔、难有依凭,现实中又这么四顾荒芜、无所措手,“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困难,至此全面呈现。

    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点,它不仅指示一条新的思想路线,更同时呈现这方向上的重重障碍和陷阱。你当可想象,从这样多面的起点迈出去的思想步伐,是如何勇敢和顽强。

    

    4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思想就清晰地呈现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特质。 其中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从居弱势的角度去思想。

    从某个角度看,中国的现代思想,与世界上许多非西方地区的同类一样,都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应,是国家“挨打”的结果, 它先天地就该站在被压迫、受欺凌者的立场上。可是,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方面,就是西洋式“文明”观念的传播。这传播的效应相当多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非常恶劣,就是搞乱了无数挨打者的脑子:明明是力弱被欺,却渐渐忘了这一层,好像自己是因为愚昧落后不够文明,才招来了“先进”的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种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蛮扩展,越来越多地理解为先进文明的全球传播的想法,在世界各地日益泛滥,以至许多被殖民的地方、被压迫的人民,逐渐接受——甚至认同——这种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秩序,人身继续受着压迫,思想却坐到了压迫者一边。

    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却不是这样,它虽然也打定主意,要向西洋学习,却没有从“力弱挨打”的事实判断,一路滑进“力弱是因为落后”、“落后理当挨打”的糊涂思路。相反,它执拗地记着自己被欺凌的身份,越是痛感力弱的屈辱,越是了解远远近近的其他弱国的覆灭,它就越不信任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越要从整体上拒绝它。

    正是这种拒绝接受现代丛林秩序的心态,孕育出了中国现代思想——至少是其主流——的宏大抱负:不但要向西方学习,创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更要以这个新中国的力量,打破西方式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1900年代,这个抱负催生了大批渲染全球“弭兵”和“公产”理想的通俗小说,也造就了《五无论》和《人类均力说》那样深描“大同”构架与肌理的政论文章。即便1920-30年代,国内战火不断,自顾尚且不暇,许多三民主义者的“世界革命”论述, 与各派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旗帜,依然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国革命深刻内蕴的那一种解放世界的情怀……

    眼睛是这样地望着世界,当规划未来中国的强盛蓝图的时候,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就特别警惕霸权式的“强国”欲望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章太炎严厉地宣称,谁要是利用援助其他殖民地人民的机会,扩张中国的利益,当“著之法律,有诛无赦”; 孙中山反复告诫,将来中国强大了,一定不能去欺负弱小国家。他还由此断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有到其他亚洲被压迫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那一天,才算完成。 章太炎甚至说,即便将来“回部”要脱离中国、自谋独立,中央政府也不该以“武力劫夺”! ……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次展开这一类的论述,这些思想家都要提到“被压迫者”的身份和记忆,要大家躬身自问,过去和现在,我们中国/汉族人是怎么被压迫的!正是这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常人心理,成了他们举出的最大理由。确实,一个始终记着自己如何因为力弱而遭遇欺凌的人,不大可能理直气壮地想象将来挥着粗大的胳膊去欺负别人。

    还要特别说一点:这些思想家憧憬未来世界的解放的时候,他们心中的这个世界,经常并不以人类为中心,几乎所有“大同”理想的边界,都或多或少超出了人类活动的范围。 不但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他们经常一直是望到天外,视野广阔得近乎无边,而且在阐释现实的行动方案的时候,他们也时常不以人类为限,并因此获得某种特别的透彻和清明。你看康有为如此坦陈“大同之仁”的有限, 再看王国维如此追问“无生主义”的究竟: 在热切关注现实的苦难人生的同时,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实存的世界远比这个人生大。倘说西洋式现代生活的一大后果,是令人越来越自我中心,愚蠢地蔑视周遭的一切,中国的现代思想,至少其早期主流的很大一部分,却显然没有这么狭隘,常常能在一个远为宽广的视野里,想象人和世界的解放。

    在这样的视野里,“解放”不会凝固在某一个层面,总是会往更为宏观和微观的方向扩展,压迫和被压迫的角色,也因此可能——甚至必然——互换,或者一身兼二任,一面承受强者的压迫,一面也压迫更弱者,借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一面为真,一面为幻。 不用说,这样的总是从变动和辩证的角度来理解革命目标的思路,是比后起的那些单向尊奉被压迫者的理论, 更能表现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被压迫者立场的强固:它不但具备譬如佛学式的世界无边、众生平等的宽阔情怀,更有一种从切身感悟中生长出来的反省之心:昔日傲然自居为天下中心,现在却整体上居于劣势,被洋夷倭寇压迫得抬不起头,从这样的经验起点走出来的思想,怎么可能止步于“彼可取而代之”式的健忘与狂妄?

    

    5

    接着说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总是偏于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去构想变革。

    在中国这样历史长久、日渐富裕的社会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文化,通常会在比较多的方面,将无形之物看得比有形之物重。但相比起来,现代早期中国革命的现实境遇,更是形成上述特质的重要的原因。

    恰似前一节所说,当弱者不得不退出自己习惯的轨道,改行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当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强者的标准,将自己判定为一无是处的时候,它一定觉得,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经济条件,几乎所有有形的方面,自己都两手空空:要在这样的情形里奋发图强,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自然特别重视无形的方面了。更何况,强烈的变革之心,人的精神能动力,至少在功能上,是和譬如“现代制度”和“现代工业”一样,也符合那套强者的标准的。

    于是,就有了以龚自珍式的“才”论为先导、主要从人的精神和心理状况去判断时势的思路; 也有了以王韬式的“道”论为前驱、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去概括社会和全球趋势的视野。 1900年代以后,将“主义”视为革命关键、信仰思想和理论的巨大力量,更成为各种政治立场的革命者——乃至许多反对激烈革命、主张温和改良者——的共同心态。

    如此理解现实,自然就如此想象未来,当描画社会变革的目标的时候,这些思想家首取的,通常是广义的精神角度。他们也讲制度,讲领土,但讲得最多的却是人,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创造新的中国人,才是中国革命的第一目标。 他们也谈财富分配,谈经济发展,但他们设想的新政治的第一要务,是造就新的中国人,未来的国家政治结构,当以广义的“教育”为中轴,政治并非只是分配利益,它的根本作用是促人进步! 不用说,当畅想未来中国和世界理想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也不是物质财富如何丰富,而是抽象的价值理念如何落实:不再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也不再有人类对非人世界的榨取和灭绝……

    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中开拓出来的革命路径,几乎必然是先精神,后物质,先造就革命的精神力量,再用它来撬动现实,改变陈腐的物质状况。 不但脑子里这么想,身手也正是这么做, 尽管暗夜沉沉,四周一派荒凉,只要有几个坚定的同道,甚至那怕只是单人一个,都要奋身而起,大呼于天下!这样的孤身前行的勇气底下,正有一种毫不含糊的信心:精神能够改变物质,只要前面有了一小群,后面一定跟来大队伍。少数觉悟者先行,这是现代早期许多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共识。 中国革命的历史则证明了,这条路真能走得通!

    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中,不乏主张台阶要一格一格登,不能“躐等” 的人。这并非都是拘泥僵化,不知变通,其中是有清明透彻之思的。一百多年来,中外各种因为盲目跃进而祸害惨重的事例,实在也是不少。但是,我仍然庆幸,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并没有因此泯灭那种不坐等“客观”条件的具备,敢于以弱小之力去冲击强大现实的勇力。而这勇力的一个重大来源,正是那种看重无形之物、确信精神和文化之力的思想特质。

    

    6

    这也就说到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第三个鲜明的特质:总是以创造新的中国和世界为第一动力。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人讲得最多的,是一种理想/现实的二分论:“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将乌托邦变成现实,那一定就是灾难!”…… 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却不同,他们大多是从另一个方向,来认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的。在《大同书》里,康有为斩钉截铁地说:“孔子之太平世,……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 理想并非遥遥地悬在天外,它就散布在现实中,是现实的一部分。越是如蔡元培那样从“唯心”的角度理解现实, “理想”在“现实”中的位置就越重大,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是真正实在的现实,反是那看上去庞大粗蛮、令人沮丧的黑暗,成了虚幻之物,应该被荡涤干净。不用说,190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强调历史必然性的革命理论, 更从另一个似乎相反的角度,大力夯实了康有为式的“理想非空想”论。正是在这些“理想/现实”观的持续滋养下,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持续保持了它的理想主义的特质:它是一种为了创造新物而展开的思想,而非只是一团应付现实、甘于苟且的算计。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虽然激烈地批判现实,却很少只是批判现实,你甚至可以说,批判和否定通常不能构成其独立的思想内容,它总是联系着、从属于、甚至派生于对正面和理想之物的确信和宣扬。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方案式写作,以及虽无此类序列标识、却同样是方案性的写作,因此成为这个思想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的思想家,似乎都偏好撰写大尺寸的宏观方案。 从王韬的《原道》,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诸天讲》, 从章太炎的《五无论》,到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说》,更不要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其后各种遥指“共产主义”的政治论述了:分阶段的历史纵深,几近无边的空间视野,放荡不拘的狂想气概…… 这些深度交融的思想品质,共同造就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阔大气度:不但是强烈的理想主义,而且是大格局的理想主义。

    还要特别指出一点:几乎从一开始,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就明确知道不能照搬别人的方案,要走一条自己的路。1905年,孙中山说:欧美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能跟在“欧美进化”后面亦步亦趋,相反,要自定路线,超越西洋。 从这样的区分“欧美/吾国”的认识基点,伸展出了多个方向的思路:梁启超式的“尾闾”论、 章士钊式的“农国”论、 毛泽东式的“农民革命”论、 戴季陶式的“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两个阶级”论 …… 惟其视野开阔,对西洋多有了解,现代早期的许多中国思想家,都特别注意中国——以及类似的非西洋地区的——社会与西洋式社会的差别,194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那种迷信“普遍规律”、照抄现成药方的惰性思维,在当时不是没有,但远未形成风气。不过,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能形成这么强悍的自开一路的性格,走出这么多面的新思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以创造新物者自任,志向和怀抱都比较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读现代早期中国思想家的文字,你一定对其旁征博引印象深刻:古印度的佛经,现代西洋的哲学,当下中外政治人物的名论,更不要说本土先贤的典籍了,经常是大段大段地摘引,常常不打引号,就那么直接编进自己的论述。当竭力开拓新思维的时候,中国思想家是毫不掩饰其“拿来主义” 的冲动的。但是,惟其如此,他们处理既成理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共性,反而凸显得异常鲜明:是——指向政治行动——的思想在运用理论,而不是反过来,思想以理论为出发点,被理论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不拘一格的活力,也是唯有自觉地致力于创造新世界的思想,才能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的吧。

    

    7

    再下来,就要说到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一种特别的韧性了:不以成败论定、不断以失败为起点。

    中国革命是被接连不断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失败激发起来的,它的实际行程更充满了挫折,称得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因此,如何转化消极的现实经验,就成为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大任务。

    在这方面,王韬依然是先行者,他用一种似乎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颇为相似的“道”之演进论,将西洋列强对中国的全面入侵,解释为是未来世界的“合一之机”的媒介。 像这样站在山顶上俯论天下大势的哲人姿态,后来是少有人延续了,但他化解挫败感的基本方法:将微观层面的“后退”理解为宏观层面的“前进”的表现,却被1900年代以后各类革命党的形势论所沿用。

    1907年章太炎的“厌世”论,则表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先戳破那些宏观层面的进步论,说这些都是片面的幻想,再以这一地碎片为酵母,培育积极的奋斗意识。 这是比王韬式的方法更强悍的努力,非但不依赖“乐观主义”的支撑,反而干脆以“悲观主义”垫底,创造一种以悲观为动力的积极精神。这样的精神一旦长出来,就特别强韧,经得起失败、挫折的反复打击,鲁迅式的“绝望的抗战”,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正是这样的转化消极经验的思想努力,促成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些特别的品性。比如说,它常常以“受挫后的反省”作为自我推进的重要方式,不是一般的所谓吃一亏长一智,那常常导致对原有目标的取消,而是到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可能,将每一次现实政治的后退,都变成一次更接近目标的思想的前进。现代早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都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革命”论,民国初期政治败坏之后的“新文化运动”,1910年代以后对于农民的革命能量的发现…… 那个时代中国思想转化消极经验的能力,真是了得。

    与此相应的是,它常常以失败为要点来构想革命计划。这在清末就已经相当明显,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许多思想家一面热烈地鼓吹改革足可救国,一面却将“亡国以后怎么办?”视为构想政治计划的重要依据。 到了民国时代,越是思虑较深而不愿完全隐在政治鼓动的面具后面的人,越经常袒露各种消极估计在其论述中的重要位置,哪怕这可能从根本上摇动自己论述的地基。 就总体而言,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当然是怀抱强烈的紧迫感,急切地希望革命成功,它的基本构架,也是以“一定成功”为总纲的;但是,在其最深的层次里,它却又给“可能不成功”——甚至“必然不能完全成功”——的想象留出了一块颇大的空间:这样的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性,该如何理解?

    当然可以从历史积淀的角度看:悠久丰富的文明所培育的开阔视野和稳定自信、在各类——地域的和社会的——空间关系中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而获得的精神优越感…… 这些都确实能让人有足够的心理能量,不惮于承受“可能失败”的紧张。但是,十九世纪晚期在各方面都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颓势,从严酷现实中确凿无疑地领会到的无退路感,可能是更切近的成因。在那个时代,广阔的非西方地区确有许多人相信,只要以西方为师,就一定能走通“现代化”的道路,但现代早期的许多中国思想家,却显然没有这么乐观,看上去他们满怀青春之志,甚至颇多浪漫之态,可同时,他们绝非天真少年,即便最热烈地许诺胜利,他们的心底,始终存着一份对自己力所不逮的范围的意识,甚至一种模糊的不祥之感。从另一面说,能如此容留这些“消极”意识,又能在如此重负下奋然而起,这正是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个难得之处吧。

    

    8

    最后,极简略地说一下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高度自觉的实践和策略意识。

    身为一种意在造就——而非只是梦想——新世界的精神活动,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是非常务实的,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策略意识。其中之一,是一种搁置抽象、本质的“理当如何”,先从现实功利的角度确定“该做什么”的习性。早在1890年代,严复那一代人的许多文字,例如他自己发表于天津《国闻报》的系列名文,就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此后的各路革命思想家,更是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维传统。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将创造新中国/世界的革命进程分解为多个阶段、为此构想不同——乃至近于相反——的策略方案的意识。惟其理想远大,要走的路程就很长,也惟其翻山越岭、路程长远,每一段就尽可用不同的走法:显然,这样的长距离的行动意识,对于保持思想的务实倾向的内在张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是清楚地知道路程长远,就越不至于走着走着忘了目标;越能将长途截为多个阶段,就越可以放开手脚、眼前什么合用就用什么。之所以在许多中国思想家那里,务实之心常能与高远之志并存,一面热烈地鼓吹某个政治目标,一面又毫不隐瞒这个目标的局限和短暂,这样的分阶段的长路意识,正是一个关键的原因吧。

    整个现代早期,能如康有为那样傲称自己的思想在30岁之前都已成形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人都像梁启超,程度不同地思想多变,其今日之所是,常与昨日不同乃至相反,而且不忌讳这样的多变。那是一个社会现实与知识系统一同剧变的时代,除非能如章士钊所言那样“升高而鸟瞰”, 领会万世不易之真谛,一般人确实很难在现实经验不断激变的情形下,保持思想的前后连贯。但是,这一时期许多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的易变,恐怕也是出于他们的强烈的实践意愿。恰似前一节提到的,在那样一个自由不羁、各种理论都可随手拿来以开拓新思路、启发新行动的精神氛围里,个人思想的连贯延续,实在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因此,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实际思想的复杂温和,与其公开表述的片面激烈,常构成一种相当普遍的反差。有意思的是,许多思想家常常承认——甚至宣扬——这一点。 在这些承认和宣扬的言辞中,“行动的效果”,被明显摆在了比“言辞的允当”更高的位置上: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实践为大的习性,是表达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当然,这样高度自觉的实践和策略意识,也是一支双刃剑,它能有效地强化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实践能量,也极容易造成各种“手段”脱出“目标/初衷”的约束、甚至反过来泯灭后者、大大缩小思想视野的危境。一旦思想的视野窄小了,理想萎缩了,实践就会变质。一百三十年来,这样的变质屡屡发生,教训惨重,是须臾不可忘记的。

    

    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特质,自不止上述五个方面,但即便是这么粗略的介绍,也应能呈现这个思想——至少其主流——的大致轮廓吧。这是一幅特别能给人力量的轮廓,其中凝聚了几代思想家反抗失败、追求解放的心血,此后的社会氛围再怎么暗淡,也不能长久掩住它的光辉!

    

    9

    前面讲过,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中,少有康德式的沉思者,多是入世救世的政治人, 那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又为他们准备了宽敞的行动空间,令其能直接发挥强大的公共影响。

    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的走向,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走向:正是在这思想的照耀下,“中国革命”迅速成形——再说一遍,这是现代早期中国大地上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由此展开的现代历史,从其发端时的慷慨激昂,到绵延至今的艰难曲折,也一路深刻这个思想的多面的印迹。这些印迹是如此触目,任何一个认真的后行者,都无法不正面迎视。

    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正是由此形成。它不光表现为文字作品,也渗透于中国革命的其他社会和人身遗存:地理面貌、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情感结构…… 中国的现代历史走到今天,已经能给我们这样的自信:面对多变叵测的当代世界,我们并非两手空空。

    这并非只是意味着一些正面的、足可以在今天毫不含糊地守护/重建的精神原则。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同样包含了许多应该被看作是难题和教训,但今天必须再次正面去处理的内容。从一开始,中国革命就是一个正面迎向难题的运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依然如此,也不得不如此。

    因此,请容本文不避粗陋,列出其中的如下六项:

    一,如何坚持从被压迫/居弱势者的角度看问题?革命的二十世纪的激情奋斗的一页,似乎已经翻过去了,今天的世界,中国也罢,其他也罢,人类社会的内部也罢,整个生物系统的内部也罢,依然密布着倚强凌弱的压迫关系,家庭、公司、地区、国家、地球…… 几乎每个层面,都被这压迫关系的大网罩得严严实实。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克服各种有意无意地放弃理想、甚至全盘接受压迫逻辑 的精神溃散?如何坚持被压迫者的不屈精神,重振追求公正和解放的强烈意愿,让类似“压迫是不应该存在的”、“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信念,再次广泛地深入人心?什么是“普世价值”?这样的信念才是!激励和发展这些信念,是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头等大事。

    二,如何发展具有历史和空间纵深的未来意识?这本来是被动现代化地区的革命思想的一项重要特质:只有建立起长程的多步走的视野,才能将自己从各种势必导致“西式现代化”、过不了多久就要撞上危墙的短期思维中拔出来。今日中国——其实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城市化”、“国际竞争”…… 这些骨子里是将人视为只关心现实功利的“经济动物”的意识形态论述,正铺天盖地,甚嚣尘上。要避免沦为这些论述的俘虏,就必须发展开阔的、具有时空深度的未来想象:对未来的想象和希望越开阔,就越能从大处着眼,不会被眼前的小功小利小权衡绊住腿。

    三,如何重视和信任“人”——借用现代早期的概念,就是“人心”和“人力”?在这方面,保持“重视”和“信任”之间的积极互动,似乎尤为重要。惟其重视“人”,对现实中的人的批判就能彻底;因为信任“人”,就不会迷信各种软软硬硬的物质因素:经济、制度、“枪杆子”、“面包”…… 以为只能从这些方面去理解世事。今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文化”已成社会前行的关键问题,但是,“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流行的理解还是偏于功利,一些以小人自居、也以此视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定义, 渐成一手遮天之势。要打破这个趋势,再次激活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重视/信任“人”的精神习惯,可能是一个关键。“善/美”是人之为人的核心问题,人的生活的进步,自当以理想的“价值观”的落实和发展,而非别的方面——例如GDP和个人财富的增长,为最重要的尺度。

    四,如何重振将理想和现实看成一体的强韧心力?不是将理想挂到某个遥不可及的远处,而是相反,破除理想与现实的机械二分,打开现实,从中发现通向理想的切实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现实是远比理想小的东西,那从它内部生长壮大的理想的萌芽,永远在不断地取代它、再取代它……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也就在这里:社会主义将现实看得比较小,以为它应该不断地被更新、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基本姿势,是前倾和上伸的,总是由近及远地望着更高更远的地方,憧憬着尽快到达那里;资本主义则相反,它将现实看得无穷大,以为它足够在功能上取代理想: 什么是“乌托邦”?就是人人都像前面豪车里的那个家伙一样有钱!今天,我们深困在这除了消费“乌托邦”就别无所梦的状况中,正该重温康有为式的“实境而非空想”的理想论!

    五,如何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的历史理性?不觉得有现成的方案可援,更不相信有什么历史规律可循,在牢牢盯住大致方向的前提下,多方向地往前想、往前走:这样的思想和实践,正是中国革命——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就今日而言,如何尽快跳出“西式现代化”给我们圈定的视野和题目, 发现那些真正关乎中国——也是人类——的死生命运的大问题, 由此探索能真正打破资本主义逻辑——而非只是小修小补以延缓危机——的新的社会道路,是中国思想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

    六,如何培育以一个行动同时含纳/准备多个行动的能力?这是上述各方面落实于社会实践所必须要有的思想能力,也是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需要发展的行动模式。当不得不向西方借取那些短期极为有效、后患却更其无穷的改革方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当出于现实的功利考虑,不得不实行某些违背革命理想的行动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在革命的长途中,如何处理那些只在当下有价值、过了这个阶段就无益——甚至多有害处——的奋斗目标?…… 在这些方面,中国革命积累了正反两面的丰富经验, 其中正面的关键的一条,是在追求某个现实目标的时候,始终保持对其局限和可能的长期副作用的洞察。这个洞察从哪里来?就从你的视野来,如果走这一步的时候,你能同时想到后面接着的几步乃至十几步,你就会在确定该走这一步的同时,洞悉它的各种可能/必然的负面效应,于是未雨绸缪,在这一步里,准备和含纳其后的多个步子。同样是走一步,能不能同时想到其后的各步,这一步的走法是大不相同的。倘若眼界太窄,除了眼前这一步的功利意义,别的都看不到,那就多半连这一步都走不好。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琐碎、却又步履匆匆的时代,能不能多看几步、深思熟虑,对中国人来说,是太重要了!

    

    10

    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似乎再次进入了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网上网下,朝野内外,各种意见激烈交锋,“中国向何处去?”正是焦点所在。

    一道难题也同时凸显:如何评价1950-70年代。说它是难题,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中后期竖立、在整个1990年代被普遍接受为评价过往时代的基本坐标的“美国模式”,今天不再那么有效了,越是了解整个世界的现代历史,了解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包括欧美——造成的全面的社会困境,我们就越难再像二十年前那样,一味以“自由民主”的“美国”为标准,评判1950-70年代了。

    困难之处还在于,当“美国模式”的权威性大打折扣的时候,另一种直接抽象1950-70年代的若干正面状况——却无视这个时代的另外许多黑暗状况,进而将这个最多也只是抽象了半面的1950-70年代,塑造成一套新标准,取“美国模式”而代之的努力,迅速扩展,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但是,这同样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评价,它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年轻人理解那个时代,反而引发对那个时代尚有牢固记忆的许多人的忧虑。这不奇怪,一个事物本身,是不能充当评价它的主要的正向标准的, 为了理解1950-70年代,我们需要到这个时代以外去寻找恰当的参照物。

    世界很大,“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便它们不再能那么有效地继续充当标准了,我们也应该放开视野,向非西方的其他地区寻找启示,恰像现代早期的许多中国思想家做过的那样。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一定能有丰厚的回报。但是,我更确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特别是在离我们不远的现代早期的历史中,有更丰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和从异域寻得的启示相比,这些来自我们自己的过去、在精神的血缘上与我们直接相连的东西,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某种真正有效的参照,某种令人信服的标准。

    从某个角度看,这才是真正称得上“中国革命”的标准,其后的各种自诩“革命”的主张和路线,其实都是它的产物,可能成为它的新军,也可能成为它的叛徒。因此,它应该能从一个远比其他参照更切实的角度,清楚地映照出1950-70年代那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中,革命是如何膨胀、陷入重围、深刻变异、强行突进,乃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挣扎和失败的。

    也就是说,重读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是破解今日中国的思想难题的一条可能的路径。越是意识到,这难题并非只关乎1950-70年代,而是更深刻地关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我们就越不避浅陋,要以编选思想文献的方式, 为此尽一份力了。

    


    2012年12月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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