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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日常生活——以学堂学生与城市民众为例
关键词:辛亥革命 日常生活
当辛亥革命突如其来之时,日常生活与革命之间有着复杂深刻的互动影响。本文以当时学堂学生与上海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例,试图呈现更多个体遭遇辛亥革命时的不同处境和多歧感受。这些不同处境和多歧感受有的植根于清末以来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有的则来自民国建立以后的时局转折,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本被遮蔽甚深的革命本相。

辛亥革命与日常生活*
——以学堂学生与城市民众为例

瞿 骏(2009年第七期,“人文天地”)

 


一、引言

    辛亥革命似乎已是一个“前人之书备矣”的老课题,但深入考察却仍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研究,比如革命与日常生活之间是如何互动影响的?当时各种人群的日常生活既可能充满亮色,也可能漆黑一团,更可能处于亮色与漆黑之间的灰色地带。因此如能对这些历史面相有所揭示,才能更准确地呈现革命中更多个体的情感、经历和动机,进而对辛亥革命有更深刻的理解。当然笔者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讨论所有时人在革命时期的日常生活,因此只选择两个例子来集中讨论,一个例子是学堂学生,另一个例子则是上海的城市民众。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对革命中的学生和上海城市民众在以往研究中都存在着一定的迷思。比如在讨论辛亥革命与学生的关系时着眼点多在学生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和主力军之上,而有将学生群体“同质化”之嫌。如将视野稍调整至是时学生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则相当复杂多歧。而对当时的上海城,则过分强调其攻取之易和秩序安定,而忽视了其作为当时革命的中心城市,“安定”不过是相对而言,混乱可能才是其真正的面相。

二、被遮蔽的革命本相:阅报体验、流亡痛苦与短暂聚合

  无可否认,在学生生活与革命互动的多歧面相里最先凸现的仍是学生积极参与革命的一面。正如小说《倪焕之》中所说:“(学堂)里面已经包藏着无量数激动的心,……革命这件事情非常之重大,把学堂里的功课与它相比,简直微细不足道了”。{1}浙江的杨镇毅就回忆当时联络都用暗号,上海方面发来的电报末尾都要署“寿”或“喜”字,而杨氏发回的电报,末尾则署“福”或“禄”字。1911年秋,杨氏连续接到了好几封“喜”字电报,就出门革命了,“当时心情是豪迈异常,激昂慷慨的,今天回忆往事,也好像雄姿英发,不减当年”。{2}

    类似于杨镇毅这样踏上革命之路的学生并不在少数。以上海为例,起事后各省在上海设立的兵站就有三十多处,各种各样的光复团、规复团、国民军、学生军、敢死队、决死队、铁血团、北伐先锋队、独立队、预备队、女子北伐军、女子革命军等纷纷出现,{3}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革命期间陆续聚集到上海的学生。一下子涌来这么多希冀着参与革命、投效入伍的学生,上海方面对他们应接不暇,{4}导致《沪城都督府招待简章》中不得不规定:众人不得连续要求面见都督。《沪军招待所简章》中也表示当本所人数过多无法招待时,如果愿去别处投效,可以请沪军都督府发给证明转为介绍。{5}

    不过留在沪上的也好,没有位置匆匆离开的也罢,这些学生和杨镇毅一样在革命之路上都不乏向往着被报章渲染和革命回忆录中描述的那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令人神往的豪情壮志。不过当英雄事迹和豪情壮志的叙事过于凸显,成为了这一群体革命之路的整体图景后,他们的另一些生活经历,包括阅报的体验、流亡的痛苦、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等就处于被深深遮蔽的状态,而那些经历却对我们现在来重新把握辛亥革命的承前启后,了解革命中人的心路历程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先来看阅报的体验。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报纸的助力。国民党元老邹鲁在多年以后仍会感慨:“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清吏震惊,党人气盛。”{6}黄郛夫人沈亦云也回忆说当时:“上至社会名流,精英贤达,下至商店伙计,贩夫走卒每日都争相阅读报纸。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常能看见或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余人听,或顾客与店员隔着柜台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了买卖。{7}

  然而,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阅报体验实有相当区别,即使可能具有潜在“革命同一性”的学生也并不例外。以身处北京的吴宓和身处苏州的叶圣陶为例,在革命之前他们的阅读趣味有相似之处,比如都爱读《绣像小说》和林纾的翻译文学。{8}如论到“革命性”,叶圣陶中学的校长也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袁希洛,时常会告诉学生们一些诸如“观乎政府之种种丑态,益知此辈之不足恃,所恃者惟诸君之少年耳”;“劝吾侪剪指爪去发辫”等鼓动之语。{9}叶氏本人也爱读《民立报》等革命派报纸。吴宓也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物,他读过杨毓麟鼓吹反满革命的《新湖南》,且刚到北京三日就在或被人指为“革命党人”的情况下剪去了背后那根“豚尾”。{10}

  但到革命真正发生时,两人的阅报体验却有云泥之别。苏州是上海报辐射影响甚深的地方,在那里,上海报对叶圣陶和其挚友顾颉刚,乃至同校大部分同学的革命想象有着极大的形塑作用。这当然和清末由报纸在学堂学生中塑造出的颇近似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群类有关。如叶圣陶在某次阅报后得知“有京电与江督,令其禁止各报馆载中英、中俄交涉事”,就议论说:
  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边虞之危难实不得知,全赖报纸为之探听,为之警醒,使无人得有以为之备,有以为之换回。今乃如此,奈何奈何。彼之意必且以为边虞我之边虞,何关尔等事。哭!哭!!{11}

  正是在此大趋势下,他们每天在学校读上海报、在观前街茶楼读上海报、在家里读上海报,在读报的日子里虽然他们也曾支持购买了几份在革命中出版的本地报纸《大汉报》,{12}但读过就顿感其“资料甚少,专电多抄自他报”,于是得出结论:“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亦地位使然也”,转而去看《申报》、《民立报》、《天铎报》了。{13}读报之余他们购买、交换与革命有关的书籍,参加学生军维持地方治安,甚至梦想着能去上海投军北伐。{14}

  而在北京,上海报虽然也是其重要的发行区域,但毕竟触角有限,尚有可与之稍抗衡的“对手报”的意见存在。如吴宓在北京读报时就发现《民立报》等上海报盛赞革命不遗余力,极力鼓吹革命军所向披靡。北京各报则大谈战事无忧,将军萌昌出征即能收拾乱局。{15}翰林院编修徐兆玮在北京读上海报时亦能发现其“登载北来消息几无一确”。{16}何况当时吴宓处于困坐京城郊外,清华一隅,时刻担心满人寻衅的环境之中,他在日记中就曾提到:
  今日风声更紧,人益惶乱,同学辈纷纷逃走回家,全校学生几去其半,上课时同班到者仅十一人,至京中现状,则闻已大有乱象。京官眷属,纷纷送之回籍。闻庆王已逃走,满人确有欲杀尽汉人之意。{17}

  文字中所表现出的惊慌、不安与忐忑让我们不难理解叶与吴当时日常生活情境的差别。而二人的日记对照表更说明了在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情境下阅报体验的南辕北辙。

  从表1可以发现,对叶圣陶来说,革命带来的是每天茶楼和学堂里靠阅读“纸上革命进程”而产生的高峰情绪体验。这里面既有暂时远离刻板学习生活的兴奋,亦有坐过山车般战事胜败真假消息的刺激,更有试图摆脱日后困窘命运加入革命洪流的些许希望。但对吴宓而言,革命洪流令其已近在咫尺的留学机会变得渺茫不堪,战事胜败的真假消息对他来说紧密联系着各处亲友的安全,学习生活的暂停则意味着他将再次颠沛流离。{18}果然吴宓提心吊胆读报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就无奈地去承受当一个流亡学生的痛苦了。

  1911年11月8日清华学堂暂行解散,任学生自由离去,吴宓准备和同学去上海。在赴沪前他作了一个估计,平常从北京到天津搭乘海船去上海至少也要三四十元,现在逃难之人如此之多,“船价一切涨益数倍”。{19}11月9日上午,大家分组结伴,吴宓与同学往复互助,抬运行李至清华园车站。乘京张火车入城,转京津火车去天津,傍晚投住泰安栈,刚要休息,忽然客栈伙计带来消息说已代他们买到了招商局旗下“普济”轮的统舱票,今夜即开船,于是他们立即出发。路上吴宓挣扎于人流之中,偶尔拉住同学之手生怕走失。在穿越火车站附近时,轨道、铁栏高低不平,四周又一片漆黑,行走极难。吴宓几次跌倒,身体疼,心亦悲,终于经过艰难跋涉,一行人由小艇载送登上“普济”轮。“普济”轮原为运煤船,空间有限,临时用来拉客,船上大多是官宦宅眷,都带有众多婢女、仆妇,行李、箱笼、器具、杂物,尤其有许多马桶堆放舱中,因此空气极秽浊,令人作呕。第二天天还未亮,“普济”轮离开天津港,一路皆是阴天,船小又遇大风,更要命的是他们的铺位分布在船尾两侧末端,因此受海中风力、水力打击也最为严重。吴宓是第一次乘坐海轮,行船时摇摆动荡,苦不堪言,终日眩晕伴以剧烈呕吐。11月17日上午,轮船到上海,据吴宓自己形容已是“半死之人矣!”上岸后,同学四散。吴宓暂留在三洋径桥泰安栈内,寄邮告知父亲抵沪。父亲即来接他到北浙江路和康里二街三号姑母家中投住。{20}

  到了上海后的吴宓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与清华的生活比起来,海上学校让他处处觉得别扭,尤其是圣约翰每日兵操规矩甚严,又多上海富商子弟,在宿舍中喧闹,毫不用功读书,惟事鲜衣美食,吃喝嫖赌。{21}幸而沪上生活并未持续多久,他就又回到了清华。{22}吴宓后来在自编年谱中坦承自己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也颇为不赞成。这显然与他在北京和逃难赴上海路上所受到的困苦惊吓,在圣约翰大学短暂读书时的不愉快经历密切相关。但从后见之明看,他的痛苦或许比那些与革命积极互动,却在严峻时势前承受着理想与现实严重落差的学生要小一点,比如比起吴宓来颇革命的叶圣陶。

  1911年底革命尚在进行之中,叶氏在一首赠顾颉刚的诗里就已感慨:“我欲向天一诉恨,风云时势负斯人”。过了数月更写下了“少年落拓甚,差幸保天真”这样的句子。{23}而所谓“负斯人”、“落拓甚”正是他与革命互动过后要面对的现实。叶氏有文才,极想参与办报,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在社会中爬升的最理想选择。但就连他看不起的《大汉报》也并没有给他提供进入报界的机会,对此,顾颉刚曾记述:
  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所以军政府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我和叶圣陶君都心痒得很,请愿到报馆里帮她编辑,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但除了得到一张回片之外,还有什么效力呢。{24}

  苏州报界无机会,因家境窘迫,上海报馆他也同样进不去。{25}中学堂毕业后只能去当小学教师,踏上讲台后在其日记、书信中屡屡流露的总是“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和“如坐针毯,时思引去”等“甚厌教”的情绪,甚至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的程度。{26}教书一段时间后,相比半年前在茶馆借读报参与革命时的痛快淋漓,再去茶馆的滋味竟已迥然不同:“阅世几月,已觉曩时所抱无穷之希望渐就消磨。希望虚悬而不达,徒增苦楚耳,为之一叹。”{27}

  叶圣陶的情况并不是特例,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落差在参与革命的学生中实非常普遍。像刘半农就不顾年迈的父亲劝阻和妻子的挽留,毅然从军,担任文牍工作,后因不满军队的混乱,数月后返家。{28}桂系名将黄绍竑革命时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从广西一路打进了南京。但打下南京后,在当时的一片乱局之中,他们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一个本来前途颇不错的陆军小学学生几乎变成了一个在南京、武昌各处流浪乞讨的青年,幸而有朋友帮助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才得以解困,因此黄氏在回忆录中痛定思痛地说:
  我在这流浪期间所受之教训,亦最深刻。所以我入学之后,就抱定宗旨,不闹风潮,不参加政治活动。一直到军官学校,我这宗旨,都未变过,因为我曾经受过深刻的生活教训,自己学业未成,不特不能遂行自己的主张,即生活亦要受种种压迫也。{29}

  刘半农和黄绍竑的经历道出了革命时风起云涌的学生军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群热血青年乃至少年小孩在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局中的短暂聚合而已。{30}这种聚合中,年青人初期凭着一腔热情和理想,彼此之间的联结会十分牢固。但久而久之,当诸如生活来源、个人发展等实际问题产生之后,局内人更容易产生要摆脱这种聚合去另外寻觅新路的冲动。参与了革命的黄绍竑并未更认同革命,反而去当了一个乖学生,不再闹风潮,不参加政治活动了。男学生如此,女学生也是如此,而她们更是有着专因她们性别而起的革命经历。

  福州北伐女学生队出师之日,当地都督曾以“北地严寒,恐闺中弱质不宜从军”等语加以劝告。女学生们见后,立刻向其展示预先准备好的“祈战死”的纸旗,并表示“既愿以死报国,岂可以以北地严寒挫折素志乎?”{31}不过仅仅凭着“以死报国”的勇气和一面“祈战死”的纸旗或许连战死的机会都不一定能够得到。林纾就描绘了这些女学生离开福建到上海后的情况:
  闽粤诸省无识之女子,冒昧决其亲故,断发易装,附海舶而来,中道遇飓,呕吐淋漓,昨日至者数十人,病态支离,弱不能举,经人招待于上海某逆旅小楼中,狂呻终日,有泣下者。{32}

  周作人也说:“光复军兴,海上女子竞言北伐,金陵一役,背负逃归,从此女军人之风亦以戢矣”。{33}而陈衡哲的自传,则从女性的角度映证了林纾和周作人的说法。革命起后,陈氏认识的几个女孩加入了女子北伐军和女子敢死队。而她觉得类似举动并不明智。她们能否杀敌,甚至能否成功从上海出征北伐都值得怀疑。而她的消极态度被那几位正处于革命亢奋中的朋友指责为“不爱国”和“冷血动物”,她们便当她死了一样地与她最终断绝来往,导致陈氏在写自传时仍然对这种耻辱非常耿耿于怀:
    我要在此指出几乎没有一个女战士实现了她们杀敌的愿望,“女子北伐军”也从不曾渡过黄河。这些女孩中的一些很快成了护士,由此让自己对革命更有用,另外一些成了争取女子选举权者,在革命成功后活动了几年。在这些梦想成为女战士的人中,不少人发现自己根本举不起枪,更别说用枪了,很多人因为这种体力上的弱点像孩子一样痛苦。当时得知自己的固执和因此而受的耻辱至少让我避免经受那种失败和屈辱时,我几乎感到一种恶意的快感。{34}

三、革命冲击下的城市民众日常生活

  如果说学生与革命之间更多的表现为互动的话,那么城市民众与革命之间更多则表现为冲击,这一点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尤其明显。从上海的个案看,革命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城市乱局。而此种乱局一方面表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过度政治化,主要体现为:第一,各种形式的“会”的泛滥,用遗老恽毓鼎的概括就是“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呶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35}如此多的“会”深深地影响着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有时人就回忆当时开所谓“会”的情形说:
  有些社团且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写了“请众鼓掌”四字,准备显要们到会演讲时,演到某一段落,宣布员把这块木板向着观众一摇,台下掌声如雷,跟着发响了。社团的加入,手续简便,只填一张入会书,缴两三元会费,即发给襟章一个,因之诸色人等胸前挂有襟章的,触目皆是。好像身上没有襟章,是不时髦,不爱国,甚至反对共和似的。我亲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拖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童,身上都挂了襟章去开会。搜括手段无微不至,……投机分子、好虚荣的人们,布满各阶层。{36}、

  第二,各种关于革命的生意如旗帜、书籍、明信片、剪发用品等多如牛毛,遍地开花。这些生意也以直接或隐秘的方式进入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于此,笔者已做了一些研究,不再赘述。{37}在这里将主要讨论的是另一方面即革命冲击下城市民众日常生活的失序。

  武昌起事后,在上海最先得到消息的是报馆、银行、轮船局、洋行、大商号和领事馆。从这些地方散播出来的或准确、或错误的信息使上海迅速陷入了失序状态中。虽然抚慰人心的安民告示相继发布。{38}虽然从清晨到深夜,从十六铺到老白渡,从董家渡到尚文门都能见到巡警、商团、民团荷枪实弹的身影,{39}可是,城市中各种各样的非常状况还是在不断发生。

  一是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武昌起事导致各处纸币不能通用,商家交易都改用现银。在此背景下,钞票迅速贬值,银价飞涨。市民闻风而动去华洋各银行兑换纸币,提取现银。{40}即使各方面都采取了大量措施以求维持银币比价的平衡,但市面的动荡仍然影响巨大,许多人聚集于银行、钱庄门前使得骚乱时有发生;不少银行、钱庄因为挤兑而陷入了破产边缘;丝厂等实业工场也因此被连带而无法开工,工人工资大幅降低。{41}

  二是搬迁的满目狼藉。内地人将上海视为避风港,上海县城里的人则把租界看做安乐土。由此而来在从1911年10月中旬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从南市往租界而去的装满行李之车辚辚不绝,道路堵塞,人声鼎沸,衣箱散落。而海上流氓则趁此大好机会偷窃、抢劫、勒索,发了一笔横财。{42}直到光复后这股风潮依然还在延续:
  因隔夜一闹,北市谣言甚多,并见那些搬家的人,有的已渐渐搬回,有的却昨日不搬,今日反而搬动。问他们因甚缘故,据搬回的人说起,城中既已光复,定可太平无事,何妨立刻迁回。到今日搬动的人说起,制造局目下虽然攻破,不日即有大兵到来,定有一场血战,沪南断住不得,还是迁地为良。{43}

  三是投函、谣言、传单的无孔不入。当时上海道署、县衙经常会收到或匿名或署名的投函,要地方官让出县城,声称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大军到时,难免发生屠戮之惨剧。各类谣言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自来水公司某天被告知夜间将有大祸,附近居民应趁早躲避;救火联合会也收到信说革命军将在夜间起火攻占县衙,如果波及民房,要其一定尽其义务迅速救助。在大街上则总能看见幼童三三两两手持传单,逢人分送,内容均是民军起义,奉劝同胞竭力赞助,勇者可以投军报效,智者可以献谋进策,富者应该解囊助饷,购买军用钞票等;并有落款为中华民国的告示在街头各处张贴,到傍晚还常有年约十余岁形似学生之人成群结队口唱革命军歌游行街市,站岗巡警竟无人过问。{44}

  不过光复前上海陷入一片乱局之中尚情有可原,毕竟重大政治变动来临之际,恐慌、骚乱、谣言都是不可避免的,可光复之后情形又如何呢?1911年11月3日,闸北未经战斗就已得手,11月4日虽然有陈其美被俘的短暂小挫,但攻克制造局和县城总体来说仍然相当顺利。如《申报》评论就说:
  今上海之失守也,且不以夜,而以日,以三十余人执旗入城,而大局已定。觅县令则已奉让矣,询道台则已出走多日矣。于是革军遍贴告示,市面安静如常,若不知有改革事者。呜呼,自有失守以来,未有如此之易者也。{45}

  可是当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进入制造局检点物品时,见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景:
  民党自入局,纷纷至军火处携取枪械,比余到局,所存新造毛瑟枪千余杆,已一扫而空,办公房前至浦滨,拥挤无隙地,问头目何在?有无名册?则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啜喧嚷,不可言论。忽闻人言,有北洋兵舰数艘已入吴淞口,鼓浪而来,于是去者大半;未几,又闻松江兵队已到龙华,则所谓元勋、司令、敢死队,各鸟兽散。余乃出公事房与二、三局员巡视一周,入总办住宅,所有细软物件一空,书箱倾翻,书籍满地……各路敢死队聚集于求志书院,闻报往视,或有枪,或无枪,俱臂缠白布,不下一千人,纷纷索饷。{46}

  为了突出自己在上海光复时的功绩,李平书的说法可能有夸张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光复后城市的失序状况仍未明显好转的注脚。而造成乱局依旧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为对公共空间的管制。沪军都督府开府,各项管制公共空间的措施在防范奸细、杜绝破坏、维持治安的名义下迅速推行,对于火车站、码头等出入城市的门户,军政府、闸北公所都积极招募熟悉侦探事务、通数省方言的男女侦探来严查秘防。{47}商团等也在沪宁、沪嘉车站协助巡逻,凡带有武器形迹可疑之人均被严密盘查,甚至捉拿审问。{48}此外,租界旅馆每日详细登记和检查、城门经常性地早早关闭、街头剧院等处屡屡发生的强行剪辫事件都打乱了这个城市民众日常生活的原有秩序,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中弥漫着惶惶不安和人人自危的紧张情绪,各种各样的大小冲突在这些情绪的压力下持续不断地发生。{49}

  其二为兵劫。民初对各城市公共空间破坏最大的就是兵劫,1911 ~ 1913年间著名的即有发生在北京、苏州、奉天、洛阳、西安等地的兵劫。这些兵劫过后,城市一般都被破坏殆尽,洗劫一空。上海虽然没有发生过上述大规模的兵劫,但公共空间中的兵兵冲突、兵警冲突、兵民冲突也时有发生。以兵兵冲突论,闹饷是引发兵兵冲突最重要的原因,各地皆如此,上海也不例外。1912年3月台州新兵要求补饷大起风潮,与前来弹压的沪军营交火,双方共打伤兵士四名、误伤东洋车夫一名,事件发生后上海华洋各界居民均骚动不安。公共租界、法租界捕房派巡捕荷枪逡巡于华界与租界相交区域,福字营、闸北商团、救火联合会也纷纷出动保卫各处。{50}另外各路军队驻扎上海,都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互相不听号令。发生冲突时,根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能控制约束军队,因此风潮一起总是闹到不可收拾。1912年6月5日湖南会馆开会,会场上引发的冲突发展到了场外,谭人凤部下兵士与沪军营交火,死者数人,租界戒严,居民深受惊恐。{51}此事件发生后没多久,谭氏卫队营经过制造局西栅口时又与驻扎高昌庙的沪军炮营等发生冲突,最后竟至在街市中用过山炮互相攻击,导致西栅口一带商铺住户损失惨重。{52}以兵警冲突论,此类事件多因薄物细故而起,但从其发展进程看,兵警冲突中巡警总是处于弱势一方,而军队则非常骄横妄为。如1912年8月的一场兵警冲突不过是道路狭窄,进城乡民碰掉了某营管戴的帽子而引发纠纷。巡警上前干涉引发该管带不满,遂带兵捣毁警局,殴伤多人。{53}又如沪防福字营司令刘福彪的包车夫未带执照,被站岗巡士指为违章。该车夫回营后告知刘氏,刘氏立刻派人索车,侮辱巡员,硬将车拖去。随即福字营兵士在上峰指使下四处挑衅巡警,有被殴伤者、有被刀砍伤者、有被推入护城河者。巡警经此一番大创,心灰意冷,咸有戒心,均逃避出外站岗,不肯上差。{54}原本应该维持城市秩序的巡警在光复后却被军队肆意侮辱,任意打骂,普通民众的状况就更可想而知。很多冲突多是由于士兵行为不端,游荡街市、聚众赌博、强买强当、调戏妇女、抢占民物所引起。{55}兵劫使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常态,如同一个火药桶,稍有火星就会引致一片混乱。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在各省和本地兵劫的影响下,上海人已成惊弓之鸟。1912年的中秋之夜,仅仅是西门斜桥外有士兵聚谈,“人声嘈杂,旋即走散”,但马上以讹传讹的消息迅速在城市中传播,都说斜桥一带欠饷三月的某营士兵已经与其它部队商定今晚哗变索饷。全市就此度过了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56}

  其三为民变。民初民变发生的原因有的与清末相似,因赌博、捐税等而起,像闵行镇自创设巡警以来就与乡民大小冲突不断。1912年2月乡民聚赌与巡警冲突,聚集五六百人捣毁警局,打死巡警一人、营兵八人。此后营兵开枪导致乡民多人被击伤击毙,遭到乡民连环报复,镇上公所、学校、绅董私宅均被乡民洗劫。{57}有的则与光复后另起的新政有关,像城内中区经南市市政厅仿效东区办法,建立清洁事务所,由专人包办各段挑粪事宜,损害了乡民利益,被聚众捣毁,办事员、巡警、地甲等也被殴伤。{58}

  其四为筹措经费。上海光复后,各省援鄂皖、攻徐鲁以及北伐各师都会取道上海。他们的一切供应自然都由沪军都督府提供,“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每月用款之繁,数逾百万”,{59}加上沪军自身也要粮要饷,在此大背景下上海展开了规模庞大的筹措经费的活动。这些筹集经费活动有的在开放私园、同业公所中展开,借集会募饷;{60}有的在剧院中行动,用演剧筹钱;{61}还有街头发传单、{62}墙上贴告示、{63}商店里设立募捐箱、{64}报纸上打广告等各种形式。在此期间上海全埠都被积极动员起来,达到的效果也比较不错,甚至有让人不厌其烦的感觉:
  今日某团,明日某团,名目既多,手续不一,益以演剧筹饷之卷,临场售物之捐,使应募者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此大不可也。……若必人自为计,身自为谋,挟册登门,踵趾相接,则集腋不能成百裘,强弩之末能有几何,徒使一般商人窃窃议其扰累而已。{65}

  虽然捐募的效果即使不错,然而其所能募集到的经费对于财政困难,数量又如此庞大的驻上海军队来说只是杯水车薪,{66}甚至连陈其美这样铁腕精明的人物也曾被筹饷逼到一筹莫展的境地:
  其时四郊扰攘,各地都督,就地课饷,虽病民而不足以存给,即在上海,陈其美来惜阴堂夜谈,竟得《民立报》于右任电话告急,谓民军以无饷而围焚都督府,陈至不敢遽归,可概其余。{67}

  在如此情势下,再如何努力进行募集经费的宣传、动员,输饷、献捐也渐渐不再自愿,借贷也不会顺利。此时,“募”、“劝”、“借”的另一层意蕴就会凸现,那就是勒逼、硬索和强借。这些行动上至沪军都督府;中至各营、各队管带、将领、军人;下至流氓、无赖等都会参与。沪军都督府为了筹款,专门设立军饷协济会,江浙各地设立分会,筹款对象就是居留上海的前清官吏和富有绅商,不愿认捐者立即予以逮捕。{68}如陈其美就汇集湖州旅沪富商于某会馆,威胁道:“闭门,非出钱不可”!{69}前大清银行经理宋汉章因不从勒捐,立即被陈氏以“侵蚀国款,妨害饷项”为名逮捕。{70}以各路驻扎在上海的军队论,亲王、贵宦、巨商都是他们绑架勒索的目标。所谓“上海驾人勒赎之案,至今不已。……盍始而此等举动均长官命令,今则相率效尤,并不必出自长官,亦且非长官所能禁”即是当时情形的生动写照。{71}

  至于流氓、无赖勒索的例子就更举不胜举,{72}很多人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就遭到了洗劫的命运。即使没有亲身经历,城市民众也都目睹了管制、兵劫、民变、勒逼、硬索和强借,从而以种种“吾不敢”的戏说来隐晦但尖刻地表达着民众日常生活所受到的影响:
    吾想四马路茶馆中去吃茶,与朋友谈谈心,又恐遇见学生军掗卖戏卷,吾不敢。吾想到苏州、杭州去探望亲戚,又恐遇见民军侦探疑吾是奸细,拿去罚助军饷,吾不敢。吾想到新舞台去看明末遗恨好戏,又恐遇见光复剪辫团将吾头上帽子抢去,手上金戒捋去,吾不敢。吾想到妓院中去砌八圈麻将,又恐闯进七八个假民军拔出手枪硬募军饷,将身边洋钱搜去,吾不敢。{73}

四、余论
 
  鲁迅曾说:老百姓是喜欢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的。{74}这一点从那些热衷书写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等人的争斗博弈史,再进一步追问共和的真与假等问题的著作热销中就可见一斑。不过正如罗志田所言:“今日史学中的大众叙述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以菁英为阅读对象并更多反映菁英喜好的言说”。{75}辛亥革命未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终结,而变作了今后一次又一次革命中不断回想的符号,其本相也随着那些回想和迷思渐行渐远。时至今日,一些试图向大多数人普及其本相的著作,却更多地变作一部分精英读者在其中各取所需的杂货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学和阅读现象。{76}难道辛亥革命的研究就只能漂浮在上,眼光一旦向下就要么是衣食住行、休闲玩乐,要么是皇冠打落后翻天覆地的“线性变化”吗?仅就本文所处理的两个例子看似乎还并不是这样。

  从学堂学生看他们与革命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清末的一些大变化,比如兴学堂后的聚合作用,又比如由书报网络所塑造的想象性参与,再比如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和隐然已形成的中国南北殊途基础上的双城对峙,而这些大变化对数年后的“五四”运动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学生们“革命之后怎样”的问题。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确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学生之心(民主则未必),并不能因为所谓袁世凯北洋军阀政权上台就倒推出此面相不真,革命还令一种基于烈士的政治正当性建立了起来,但同时此种正当性的建立也预示了人世间“伟人元勋”的正当性消逝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在学生群体中往往表现得特别明显。罗家伦就说到民国二年一班伟人元勋已“骤失信用”,{77}胡适也以为:
  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只有早死的人既能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78}

  更重要的是在学生和其他人群的心目中,“革命之后,国家变得越穷了,人民道德越坏了,国债借得越多了,政治方针越乱了,做官思想越热了,百姓生计越促了,兵匪抢劫越盛了,瓜分之说越热了”等想法或许是切切实实的共同意识。{79}而在革命前叶圣陶连续作出的判断是“(清)政府靠不住矣”、“今日之百事无成者,(清)政府之腐败也!”。{80}罗家伦总结辛亥前的群众心理时亦认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无非三段推论:“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满洲政府——推翻满洲政府中国就会好”。{81}革命前后的人心丕变说明民国建立伊始就因原来的满怀希望而产生了对共和体制的深深失望,进而埋下了呼唤“五四”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反思辛亥,方有‘五四’”。因此从学生与革命的互动中我们对“五四”的渊源或许能有更深的理解。

  对城市民众来说,他们和历朝历代的百姓相似,并不太在意皇权还是共和。他们所在意的是秩序的安定和生活的和谐,不过从本文看,“新民国”恰恰做不到这两点。那么他们面对革命的冲击会有着怎样的处境和感受?下面这篇颇令人胆战心惊的“新民国”速写大概是不错的答案: 
  忽闻隆隆然枪声自东南来,急询之路人则曰今日枪毙窃犯也。又突见军队汹汹,衔枚急走,如临大敌,询之则曰往某处搜查军火也。语声未毕,枪声又起,路人皆现惊惶之色,交头接耳,语言杂沓,或云退伍兵沿途抢劫,或云第七次革命军来了。予因顾谓友曰,此地面积虽阔,而市人鸠形菜色,风声鹤唳,迁移流离,俯仰之间殊乏生趣,生趣讵即所谓新民国耶?{82}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在其性质、评价,高层人物博弈争斗等课题之外,尚可回到历史情境中来探讨时人的言论、处境、经历和感受,并尽量多面相地观察以展现其演进的动态进程,在此基础上其本相大概才会离我们更近一些。

  *本文曾受到许纪霖师等诸多学界前辈和同辈学人的指正、提示,恕不一一具名致谢,同时本文也得到了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项目编号:B405)、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08CG33)、“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1}叶圣陶:《倪焕之》,载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杨镇毅口述:《光复会和光复军》,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3}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4 ~ 612页;章天觉:《回忆辛亥》,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8页。
{4}《留学生回国投效》、《都督府之谒见忙》,载《申报》1911年11月17日。
{5}《沪军招待所简章》,载《申报》1911年11月13日,《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6}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载《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1编第25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493页。
{7}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59页。
{8}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9页;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9页。
{9}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65页。
{10}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96页。
{11}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49页。
{12}关于《大汉报》可参看金惠风:《〈大汉报〉及其创办人》,载《传媒观察》1994年第7期。
{13}叶圣陶:《叶圣陶日记》,1911年11月22日,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89页。
{14}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72、77页。
{15}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77页。
{16}徐兆玮:《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载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0页。
{17}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册,第174页。
{18}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39 ~ 42页。与吴宓经历相似的还有日后著名的幼教专家陈鹤琴,参见陈鹤琴:《我的半生》,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19}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11年10月26日,第173页。吴宓的估计是否准确,从他的经历中未见端倪,但参照其它资料看大致不差。1910年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从上海到汉口买到的船票价格为二元四角。从汉口到上海可能稍贵,但应不超过三元。1910年3月《时报》报道也说:“长江轮船,往来客商至汉口者,须川资洋六元。后因轮船渐多,减售半价,迩来沪宁、芦汉铁路均已交通,各商取其便捷,乘火车者居多,以致各轮船生意减色。现在为招徕起见,特别减价。除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外,其余轮船乘往汉口者,只须川资洋八角,可谓廉矣。”1913年冬两地间航运的平均价格为特别头等舱价最贵——三十两,最便宜的统舱六两,房舱加半九两,官舱加倍十二两。但战乱期间就全然不会是太平时节的价格,去上海避乱的人太多,僧多粥少,船价往往要翻几番。虞洽卿就注意到从汉口南下各轮的乘客异常拥挤,统舱价至八九元,房舱价至十六元之多。这还是10月19日《时报》所反映的情况,四天后《申报》上报道的船价更是离谱:“鄂事发起,由汉至沪各公司轮船买办莫不大获其利,缘对于避难之人索价至数十元不等。有人亲见一老妪携十二三龄之幼女仓皇来船,某轮账房索船价每人三十元,某妪以身畔仅存三十元,账房即强令幼女登岸,同舟人均为不平。”为此虞洽卿特地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租借轮船去汉口接同乡回上海,不收船票,接回同乡共计1306人,非同乡搭船也只收取三至四元,且并不许茶房夫等取索分文。但此举一行,马上就有人冒充假借,船票高出数倍。
{20}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106页。
{21}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109页。
{22}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113 ~ 119页。
{23}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4}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25}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85页。
{26}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91、92、93、94页。
{27}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91页。关于此时叶圣陶的失落心情还可参看他的颇近于自传的小说《倪焕之》,载《叶圣陶集》第3卷,第16 ~ 24页。
{28}朱钧侃:《刘半农小传》,收入刘小蕙:《我的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29}黄绍竑:《五十回忆》,湖南: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4页。
{30}像赵景深就回忆说:“刚光复不久,我也加入一些小同学们所办的童子军。当时我们的童子军实际上只是一种新鲜的游戏,大家都穿便衣,由我那童心未退的小叔叔做军长,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叔叔做了两个大而且圆的纸灯笼,红字上显出我们的队名,晚间到空场去操练,便把灯笼点起来架在空场上。我最矮小,老是排在最后。后来居然发下几枝鸟枪或汽枪,把中间一般(搬),便能放出枪声,单并没有放过子弹,也没有打过人。除了操练之外,便是查夜,常倒沿河的小饭店里去查反动分子,好像办得很认真似的。”参见赵景深:《海上集》,北京:北新书局1946年版,第33 ~ 34页。
{31}《闽省学生北伐军出发纪盛》,载《申报》1912年1月29日。
{32}林纾:《金陵秋》,载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22页。
{33}启明:《妇女商说》,载《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第145 ~ 146页。
{34}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3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36}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9 ~ 620页。
{37}可参见拙文:《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载《史林》2008年第3期;《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38}《沪道安定人心之告示》、《警务长之告示》,载《申报》1911年10月31日、11月4日。
{39}《留心十三下之警钟》、《城内外巡警之总数》、《商团分队巡防》、《商团防守之认真》、《民团分段防守》、《民团分段驻防》,载《申报》1911年10月31日、11月1日、3日、4日。
{40}钝根:《海上闲谈》、《四明银行开兑之状况》《大清银行之应接不暇》、《各钱庄之嗷嗷待哺》,载《申报》1911年10月20日、25日、11月1日。
{41}《沪道镇抚钱市之恐慌》、《银行应付市面之忙碌》、《又一维持市面之法》、《维持沪市之救急法》、《维持全市丝业之手续》、《借拨新币之公牍》、《新币之分布》,载《申报》1911年10月17日、19日、20日、21日、24日、30日、31日。
{42}《城内居民之恐慌》、《海上闲谈》、《官场文告一束》,载《申报》1911年10月30日、31日、11月1日。
{43}海上漱石生(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6页。
{44}《鄂乱影响》,载《申报》1911年10月19日、24日、30日、31日。
{45}不闻:《海上闲谈》,载《申报》1911年11月4日。
{46}李平书:《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47}《军政府选择侦探人才》、《闸北种种》,载《申报》1911年11月18、19日。
{48}《车站查获奸细详志》、《闸北种种》,载《申报》1911年11月14日。
{49}《城门早闭之由来》、《强迫剪辫》、《还我本来面目》、《工部局严查旅馆》、《强迫剪辫之纷扰》、《旅馆大受苏宁兵变之影响》,载《申报》1911年11月18日、12月30日、31日,1912年1月9日、12日、4月20日。
{50}《再志新兵要求发饷之风潮》、《三志新兵要求发饷之风潮》,载《申报》1912年3月20日、21日。
{51}《湖南会馆之之怪剧》、《再志湖南会馆之怪剧》、《军法会议详志》,载《申报》1912年6月6日、7日。
{52}《三志湖南人之大冲突》、《四志湖南人之大冲突》,载《申报》1912年6月8日、9日。
{53}《报告军警冲突情形》、《关于军警冲突之文牍》、《庄管带先撤差使》,载《申报》1912年8月27日、28日、29日。
{54}《巡警与营兵冲突》、《再志巡警与营兵冲突》、《三志营兵与巡警冲突》,载《申报》1912年6月3日、4日、5日。
{55}《军队果骚扰商民耶》、《军人骚扰地方》、《李统领代人受过之愤懑》、《兵民冲突类志》、《兵民冲突三志》,载《申报》1912年3月1日、7月19日、8月3日、9月6日、8日。
{56}《中秋夜之虚惊》,载《申报》1912年9月27日;《斜桥士兵恶作剧》,载《民立报》1912年9月27日。
{57}《闵行镇大起风潮》,《三志闵行镇之大风潮》、《四志闵行镇之大风潮》,载《申报》1912年2月22日、25日、26日。
{58}《乡民反对清洁所之风潮》、《乡民反对清洁所之激烈》、《乡民反对清洁所四志》,载《申报》1912年6月22日、24日、25日。
{59}《为请取消沪军都督事呈孙中山文》,载《申报》1912年2月11日。
{60}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一),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63、66、73、74、78、79、80页。
{61}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一),第70、79页;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二),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30、33、35、36、40、46页。
{62}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一),第52、82页;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二),第30、31、34、37 ~ 39、47、50页。
{63}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二),第33页。
{64}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一),第78页。
{65}东吴:《清谈》,载《申报》1912年1月22日。
{66}关于民初财政困难的一般情况可参见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67}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10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68}邱寿铭:《沪军都督府筹饷二三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7 ~ 568页。
{69}张继:《回忆录》,载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7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29 ~ 432页。
{71}高洪兴:《民国初年盛宣怀复产一幕》,载《历史文献》第4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72}参见上海档案馆(整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一),第64页;《杨翰西幸遇印捕》,载《申报》1912年1月9日;《冒名串诈》,载《申报》1912年1月3日。
{73}醒侬:《又恐四则》,载《申报》1912年1月14日。
{74}参见鲁迅:“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信件),载《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75}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3页。
{76}这一现象中最有趣的是某些书的作者会将史料翻译成普通话(如能翻成“五四”时期的白话或还好些),但又不将其融入整体文字之中,而是仍以直接引文出现。遂使不少文字颇独特。
{77}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载《新潮》合订本第2卷第4号,附录,北京:北大新潮社1919年版,第852页。
{7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页。
{79}《自由谈·心直口快》,载《申报》1912年9月7日。
{80}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9页。
{81}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第854页。
{82}是龙:《梦游新民国》,载《申报》1912年9月14日。
瞿 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41
责任编辑:黄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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