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光:第一代农民工,故乡如何让你安身立命? - 快评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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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光:第一代农民工,故乡如何让你安身立命?
关键词:农民工 一代 故乡
一 说起农村现状,知识分子可能首先会想到空巢。然而,2012年5月和7月,我两次回到大别山腹
                                            一
   说起农村现状,知识分子可能首先会想到“空巢”。然而,2012年5月和7月,我两次回到大别山腹地的家乡,却发现一个新现象:以前只在过年时才可能看到的面孔,却在这个季节出现在家门口。这些人不是我的长辈就是兄长,40多或50多岁,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打工多年,突然不约而同地回乡,并且不愿再出去了。
   他们为什么回乡?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感觉外面已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不受欢迎了,而且除了出卖苦力,也干不了其他的事情,年纪一天大一天,他们早已厌倦打工生活;二是自家的两层或三层楼房都建了起来,手头还有一点积蓄,且都办了养老保险,没有后顾之忧;三是他们一般都有两个子女在外面打工,经济上不用太操心了。
    然而,回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家乡真的过得舒心吗?
    回乡做什么?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似乎还得种田。但他们对土地是否还像二十年前那样又爱又恨呢?远处山上的田地荒芜多年,长满芭茅和灌木,早已成为野猪、野羊的安乐窝,没有人会去重新开垦。近处的田地呢?牛是不用养的,因为有机器替代,现在专门有人出租机器和负责操作,主人反而成了帮手;他们平时对庄稼的照料也不上心,收成好一点坏一点,都无所谓。许多田岸垮塌了,水塘也积满了淤泥,没有人去修整;越来越多的人干脆不种田了,反正买粮也便宜……他们是回到土地上了,但他们对土地的冷漠与疏离,却越来越明显了。
    今天的农村,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哪怕是邻居,平日里见面也不多。大家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每天骑摩托到镇上转一圈。镇上商店外边摆着多张椅子,那里成为人们交流最多的“公共场所”。在我离开家乡去上海的前夜,村里一个久病在床的老人终于在半夜死去了。女人们的哭声把返乡的本家都召集过来,他们在屋外替老人守灵,没有任何哀痛,只是放声交谈往昔的日子与今天的生活,一直谈到天明,仿佛过节一般。我能体会到大家平日里的孤独以及对交流的渴望。做了四十年乡镇干部的大伯对我讲:“以前每个行政村都有乡镇干部蹲点,现在老百姓很难见到他们,农村实际是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除了在家看电视,他们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文化享受呢?二三十年前,村里有祠堂、礼堂、庙会、农民运动会、露天电影、小学的钟声,镇上有会堂、文化站、台球室、录像厅、各种节日活动,县里的戏剧团和文化馆的干部,也常会下乡培训农村文艺爱好者……然而,这些文化场所、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已消失殆尽。近年来,“农家书屋”也许是国家唯一推广到全国每个乡村的文化建设。但是,无论是在我的家乡,还是在我调研过的其它省份的十多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没有人去借书——似乎大家都不看书了。在我的家乡,除过孩子们的课本,很少人家里有藏书,我的绝大多数长辈和兄长从未买过书。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成为热潮,将种种残酷的生活场景集中来写,放大来写,引起众多评论家的激赏。然而,底层的真正情形就是这样吗?至少乡村不是这样的。要我说,在物质的贫困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底层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生活的欠缺。第一代农民工在大城市苦了许多年,满以为回家就可过上惬意的日子,但是,故乡又能给他们什么呢?今日的乡村并未处于所谓的“残酷生活”激起的波澜之中,乡村太安静了!这些回乡的人,站在熟悉的土地上,精神疲软,百无聊赖,冥冥之中他们在希望着什么,却又说不出自己到底缺什么要什么;好像这种比较富足的生活本身就是希望,但他们又觉得似乎处于一种没有希望的境地……
    我深深地知道,不仅是返乡的农民工,所有底层人民对文化生活都有迫切的需求。我一直忘不了2012年6月在Q市调研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Q市是沿海新型发展城市,其工业园区有工人20000,但工资水平不高,工人流动快。园区领导都为这个事情发愁。让人惊讶的是,园区有家工厂,从建厂到现在,没有一名工人流失。原来,该厂的老板是个资深基督徒,经常带工人做祷告,宣扬“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一家人”,并且,这个基督徒宅心仁厚,对待员工也确实比较好。还有一个工厂,流动的工人也特别少,该厂老板是个佛教徒,在厂里建了一座小庙,带领员工在庙里祭拜。本来,园区是不允许建庙宇的,但是看到它有利于“社会和谐”,领导也就佯装不知了。这两件事惊动了更上面的领导,下来看了以后,大发感慨:“马克思都比不过耶稣,比不过释迦牟尼,这可咋办呀?”
    在外漂泊了二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返乡了!可是,有谁会在山岗上唱一首凝聚着共同记忆的歌谣来迎接他们呢?孙晓忠先生在《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实践》中写道:“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并决定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从而将改造乡村文化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我想,在今天的农村建设上,除了要重构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紧迫的是要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获得较多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活中恢复人与人的集体之关系,“通过对集体世界的想象、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民主体的塑造,将个人的内心世界重新敞开”。
 
 
                                 二
 
     以上的文字写于2012年9月12日。
    几年后的今天,在我的家乡这个情况几乎没有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普遍返乡了。令人庆幸的是,他们还有家园,还有土地,还有路可退!我们村899人,外出打工的三百几十人,40岁以下的基本常年在外。而50岁以上的人,除个别人还在城市打拼,绝大部分都回到家乡重操旧业——务农,他们很快就让自己从“农民工”的身份返回到“农民”。对于曾经的城市打工生活,他们并不多谈。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任务,就是替儿子抚养后代。
乡村生活依然是寂寞、单调的,人人都显得那么孤独,仿佛陷入了失语状态。在很多塆子,常会碰到一个这样的老人:他(她)老得已经没有力气拿起锄头了,就每天扶着拐杖,坐到门外的石头上晒太阳,碰到一个熟人走过,便会用力喊出一句别人听不大清的话,而那人,也多半并不理会,埋头从他(她)身边走过。这些除了劳动再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老人,当劳动也将他(她)抛弃的时候,他(她)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像看时间的流逝一样看着路人从身边走过,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乡村生活有一种深刻的悲剧,但这悲剧并没有强烈的戏剧感,而是一种单调的重复,悄无声息的流逝,默默的衰败。”
   我很清楚,并不只有我的家乡是这样的。
   对于我所在的村民小组“王家塆”来说,最近一个月倒有一件事情,让在家的男男女女都兴奋起来。王家塆落在山凹里,从通村公路到塆子只有狭窄的山路,数百年来连一条两米宽的泥土路都没有。塆子里筹划修路已筹划了许多年,终于在最近把计划落实了。为了修通这条路,在家的男人几乎每天夜里都开会,不断地争吵,不断地协商,终于确定了路线,议好了赔偿方案,协调好了土地。——这些男人,我的兄长和父辈,从四十多岁到七十多岁,成为了本次修路的主力。
    然后派出几个代表找村委会要钱,村支书答应给三万,醉酒的村长忽然清醒,打断村支书的话:什么?三万?两万就够了!村长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快七十岁的人,还在当村长,一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说话也似乎比书记更有威信。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村里到底只同意“拨款”两万。我们村,虽是全镇版图最大的村,但到底是穷村,确实没有钱;上头有什么项目,往往也落不到这样的穷村。村里答应给我们塆子修路的两万块钱,还是通过“一事一议”的国家政策来解决的。事实上,挖机的工钱、赔偿款以及必需的材料等,大约要四万。
    大家沿着设计好的路线,祭土开山,把大树砍光,然后挖机进来了。每天有两个人协助挖机师傅的工作。每天都会有新问题出现,比如有人看着自己的田地一块一块地消失在挖机的爪子下,忽然反悔了;有人看到邻居家只挪动一块石头,而自家要废掉大片经济林,就觉得不公平,要求更高的赔偿;七米宽泥土路面,挖到自家的地面上时,有人只同意挖四米;有人认为新修的主路离自家太远,儿女又不在身边,自己可以走小路,就不想出钱……但这些问题,都通过开会讨论的方式,一一解决了。
    白天修路,晚上开会,经常开到夜里十二点……就这样,一条毛坯路挖出来了,然后塆里的男男女女又集中起来——男人筑岸,女人加固路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修路和开会的过程中,尽管少不了争吵,但大家的交流明显多起来,笑声也多起来,因为大家忽然有了一个共同目标,有了一个共同话题。从前到后,有一种声音最强烈:这是给整个塆子修路,给子孙后代修路,总有人要多吃点亏,如果斤斤计较,什么事都做不成。
泥土路修好的那天傍晚,家家户户自觉买来火炮,在路旁鸣放,炮声一片接一片,传得很远,周边的小组也都知道我们塆子的路成形了;晚上塆里又摆了三桌酒,请来村干部和挖机师傅,在家的男人,一家一个,又聚到了一起……
    我们说:乡村文化的确是衰败了;但说到底,是乡村文化的那个根基——集体——衰败了。在王家塆,我看到了大家在集体协商和集体劳动的过程中,重获了一种主体感。而对这个集体的形成以至发挥作用,那些有见识有勇气的第一代返乡农民起到了一种类似“乡绅”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把他们与从前的乡绅同比,也实在是过于夸张了。
    然而,这种“集体”到底只是一种临时的集体,它很快就会消散。
    我们需要的,自然是一种凭借经济、制度和文化所形成的坚固的集体。但是,对于以老人和孩子为主体的乡村,要重构这样的集体,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2015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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