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擅于挑战阶级,却很少翻动性别」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我们擅于挑战阶级,却很少翻动性别」
「我们擅于挑战阶级,却很少翻动性别」
学运中的女性歧视,是整个台湾的问题
关键词:台湾 学运 女性歧视
终于,我们发现:女人没有国家。我们有亲人、朋友、情人,有不同年龄、阶级、性取向,但是我们没有国/家。我们在各个不属于我们,不以我们为主体,却以我们之名,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子宫,繁衍、延续子嗣香火的国/家中不断地在进行着或明或暗的逃逸、叛离与出轨。
    终于,我们发现:女人没有国家。我们有亲人、朋友、情人,有不同年龄、阶级、性取向,但是我们没有国/家。我们在各个不属于我们,不以我们为主体,却以我们之名,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子宫,繁衍、延续子嗣香火的国/家中不断地在进行着或明或暗的逃逸、叛离与出轨。
         —《岛屿边缘》杂志,第九期〈编辑报告〉,一九九三年十月。

    学运世代与之前所有世代最大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或许,深刻观察学运世代中的女性,及其在台湾社会多元发展的轨迹,部分答案就已自动浮现。

    学运女性的「出走」

   早在野百合学运之前,八○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即已发生部分学运世代女性的集体「出走」,这种受到女性主体意识牵引带动的「板块位移」,具体表现在各校女研社(女性问题研究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各校女研社一方面与学运社团保持战略性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开始进行以女性为主体的串连集结。

    其后校园女性掀起一波波「A片事件」、「还我女厕」、「女舍门禁」等性别议题改革浪潮,学运世代女性也纷纷投入台湾社会洪流,在妇运与各领域感受更深刻的性别经验。

    当年没有「出走」的学运世代女性进入社会各领域后,在各领域中同样感受到性别议题的冲击。她们在各领域中对于自身性别经验的反思,是学运世代极其重要的生命历程。

    至于当年「出走」的学运世代女性,后来多半成为台湾妇运生力军,带给妇运界前所未有的刺激与撞击,并且在妇运界形成不同路线的对峙与论辩,部分新生代妇运工作者与老一辈妇运领袖的观念差距愈来愈大,最后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台北市废公娼事件」中决裂。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运世代女性近年由妇运领域再度「出走」,积极建构同志论述、成为同志运动代言人,这样更为细致与深刻的多元发展趋势,也已成为当前学运世代「众声喧哗」的重要象征。

    以下四段学运世代女性生命历程,中研院助研究员范云、民间司改会执行长王时思、工伤协会秘书长顾玉玲是当年没有「出走」的女性,曾经担任妇女新知基金会董事的孙瑞穗则是当年「出走」的女性,她们的观点有部分交集,但也在公娼等议题上出现极大歧异。然而,不论是交集还是歧异,都是学运世代女性进行对话、分享生命历程的可贵经验。

    范云的故事:原来两性平等,并非天经地义

    「我常开玩笑告诉别人说,我是先成为『台湾人』,才成为『台湾女人』的。

    这必须从我的启蒙经验谈起。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从小不认同自己是女人,相反地,我认同自己的性别。只是由于成长在一个对女儿的教育自由放任的家庭里,让我把两性平等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慢慢在一路走来的成长经验中,才在别人和自己的身上『发现』越来越深的性别刻痕。

    我想,很多在运动中成长的女性会有许多相近的经验,我看到许多优秀的女生因为感情困扰,选择(或为情势所迫)离开;在运动中有许多女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会因为其爱人同志,而被怀疑自主性。

    当我们为社会的改造、历史的正义牺牲奉献时,却无能解决许多在微观的个人生命情境里困扰着自己的问题;学习台湾历史的悲情让我们看到族群与看到台湾,左翼论述教会我们看到阶级,然而这些运动的大论述却都是「性别盲」,没有一样触及现实生活中女生的真实焦虑。我们学会关怀别人、关怀弱势,却不懂得如何善待自己和自己身旁最亲密的人。

    当初女研社的出现,和女性主义在校园中的茁壮 empower 了我们这一整个世代的女性。我很感谢八○年代一直存在的妇运声音,帮助我反省自己的经验,并在许许多多生命中幽微而没有出路的困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

    出国读书的那几年,我的身体与心智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学院的性别理论,帮助我找到新的语汇来重新梳理过去实战生活中的性别刻痕;另一方面,近距离观察『不同国』的女人,我看到原来女性主义者的生命情调可以如此的「同而不同」。另外,课余的串连,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许多无缘深交的各领域台湾女生,我想这可能是这几年中我最珍惜的事情之一。」

    王时思的故事:女性受到的歧视,是台湾社会的问题

    「从学运到社运,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感受到来自性别的被歧视,不论是来自同志,或是来自外在环境,都常常让我觉得不舒服。女性身分当然也有便利,因为人数少,所以容易被看见,但整体而言,的确比较不容易被重视。

    有件事很有趣,我在学运时的『记录』,是『被坏朋友影响』,包括我成为三月学运决策小组成员后,我的『记录』都还是因为我是某某人的代表,所以『情有可原』,好像这些参与都不是我的自主意识。

    现在的性别歧视是来自于工作,很多人以为我是男生,当知道我是女生后,那种不屑与惊讶非常明显。他们打电话到民间司改会来找执行长,接电话听到是女的后,当场就把妳当成是总机小姐,或直接说要找你们董事长谈这类的话。但是,这是整个台湾社会的问题,不只是社运界才会这样。所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做妇女运动。

    还有就是廖伟程的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不明显,但压力还是会在,别人会以为,我是因为他才会选择留在社运努力。但事实上,反而是廖伟程先离开台湾劳工阵线,最后我才被别人承认,我本来就是要做社运。

    我觉得学运世代还保有理想的末稍,会认为有些东西不能轻易交易。例如公娼,理智上我们应该支持公娼的工作权,但当一切包括身体、心灵都可交易,那个部分还是很幽微在骚扰我们,所以即使支持公娼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你还是会不安。」

    顾玉玲的故事:不能忽略阶级运动中的性别意识

    「台湾工会系统虽然以女性居多,但即使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性的纺织工厂,工会干部都还是男性。所以我们在一九九二年成立女工团结生产线时,很难找到女性工会干部参加。

    我们强调阶级与性别,但必须承认,我们在性别这层面的翻动比较少,而且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必须压抑掉我身上的不舒服。例如我在《自立》工会当秘书时常去印刷厂打混,做为一个长头发、年轻、可爱、可口、大学毕业的女孩子,我清楚觉得和这些印刷厂工人有阶级、性别上的差异,他们要怎么样和我这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平等对话?他们唯一使用的筹码就是吃我豆腐。

    我不想被他吃豆腐,不希望在性别上被他压抑,可是我讲的话就是这么文艺腔,这么不工人,不知道怎么办,只好退化为一个小孩子,使你大学毕业的阶级味道比较浅,使你变得比较中性,我一开始的确是这样子与工人接触。

   还有,那时我们常和工人去有粉味的地方唱卡拉OK,有一次,一个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助选时去酒店时非常不舒服,想甩头就走,但我在工运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果我甩掉这酒杯,会让酒家女为难与难堪,而不是这个工会干部难堪的话,那么这件事势必是错的。

    我们也曾经在正大尼龙罢工抗争庆功宴上,看到男性工会干部请了脱衣女郎来跳舞,然后那些欧巴桑女工多么纯熟在应对这些东西,跟一个纯情的、有着满脑袋女性意识的女大学生反应完全不一样。

    这对我们而言是很珍贵的资产,所以后来我们去打公娼议题,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样的女性太熟悉了。我们看到男性工会干部如何被挤压,如何在阿公店中跟中年妓女相濡以沫,我的性别意识反而在阶级运动中受到更严格的淘洗,更贴近真实,所以我未来想做性别的东西。」

    孙瑞穗的故事:先了解羞耻,女性才能革命成功

    「晚期的学运太过政治化,在变成革命女青年以前,我其实是学音乐跳舞的文艺少女,身体的旋律感让我对于太过理性僵硬的东西有种近乎本能的抵抗力。

    既然没办法当大哥身边裹小脚的女人,又没办法在父权公司里当笑脸迎人的空姐,对了,我想我比较适合自己开店当老板娘。选择当女研社社长时,我自己很清楚,这不是一种撤退,而是一阵焦虑并周游列国之后做的另类选择。

    那时我们读了一些黑人和女同性恋的作品,并且举办过各种批判又有趣的文化活动,这些串连各阶层女人的行动在五二二的反性骚扰女人大游行中开花结果。我自己在过程中学习的成分多于贡献,当时的积极分子至今也都位居性别运动要职了。

    王苹现在是性别人权协会的组织者,好友张娟芬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女同志运动的论述领导者,其它很多人都是第一批进学院教性别课程的人,甚至社运中的重要领导人。而一路逼我想事情、写文章的好友且位居各重要文化杂志要位的胡淑雯、贺照堤、古明君、蒋慧仙、郑美里、曾昭媛等等,对我的生命都有很大的『骚动』,同辈支持让我觉得女权路上作梦不寂寞。

    当年立志当个『新女生』是我们的白日梦,现在已经是一个个在各种领域中继续生猛奋斗的生命个体。你看,相较于当年以集体行动想要完成单一的伟大国家机器来说,这是更不容忽视的底层生命力。

    如果真有革命这回事儿的话,这不就正是它最最鲜美多汁的面目吗?

    女人也要练习彼此的斗争和合作,这是一个开放的性别空间所必要的游戏态度和规则。以公娼议题为例,有好多层次要处理,但我要强调的是,讨论不应该被放在道德层次上,拥娼废娼,都只是一些表面的手段,『娼妓』的存在是过去留下来的耻辱没错,但女人革命成功之前,只能学着与羞耻相处,然后才能思考到底是什么结构和制度让我们的心灵和身体蒙羞。」

    多元面貌与异质内涵

    从性别角度来看,学运世代女性过去十几年来的多元异质发展,几乎是学运世代迥异于之前任何世代的最明显特征。学运世代女性对于男性中心社会主流论述的质疑与挑战,其广度与深度也远超过之前任何世代。

    学运世代女性可以是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总指挥,也可以是与基层工人一起打拼的工运干部;可以是学术殿堂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可以是新闻工作中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可以是妇女运动中的新生代健将,更可以是同志运动与论述的代言人,或是女性影展的主办人。她们多变而称职的角色扮演,早已挣脱以往各种运动中的女性刻板印象。

    整体而言,学运世代女性在不同领域的自我实现,不但丰润了整个学运世代的多元面貌,更充实了整个学运世代的异质内涵,让学运世代更加「众声喧哗」。

    书籍介绍

    《学运世代:从野百合到太阳花》,时报出版

    作者:何荣幸

    1966年生,台大社会系毕业,长期投入媒体改革运动,时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总编辑、台大学代大会首任议长、创立「传真社」并兼任社长与总编辑。

    《学运世代:从野百合到太阳花》一本关于台湾学运世代的「生命史」,不是学运理论或学运史;这是一本关于学运世代这群「人」毕业后生命历程的书,不只是回顾八○年代到野百合学运历史脉络与定位,全新增订的《学运世代:从野百合到太阳花》更加入太阳花世代的人物访谈。

    这是一本关于两个学运世代嘈杂喧哗、活力奔放、成长转变、多元异质、苦闷焦虑、生命情怀的书。每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象征,当年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竖立的「野百合」雕塑,至今仍是台湾社会对野百合学运的认知图腾。而二十四年后,遍地绽放的「太阳花」则开出截然不同的成果与感动。野百合世代如何看待过去二十四年的生命历程?又如何看待太阳花世代的崛起?且让我们从「人」的角度切入,或许更能了解两个学运世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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