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杰:再造“妇女”与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朱善杰:再造“妇女”与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
朱善杰:再造“妇女”与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
关键词:当代中国 再造“妇女”
要把妇女问题放在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域等多种场域所构成的“系统”中,用阶级、阶层、性别等多种视角来加以分析和解决,也就是说,在当代历史语境与社会场域中,重新发现和定义“妇女”。
朱善杰:再造“妇女”与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
 
 
 
著名的汉学家、中国史家、美国莱斯大学汤尼•白露(Tani E.Barlow)著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书的中文版(沈齐齐译,李小江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面世了,它对中国学术和出版的影响将非同一般,这从上海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刚刚专门为其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学者的发言里就能听得出来,他们对本书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的突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参加完座谈会,我重新翻开书,还有一些话想说。

 
毫无疑问,本书是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也是中国妇女研究的力作。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本集中体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整个20世纪国际视野下,放眼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沿着左翼思想的脉络,对中国妇女与其同时代的社会问题所做的多层次的探讨和追问的思想史之书。仔细地看,可以发现作者在字里行间里所隐含的“当代”意识。这里所说的“当代”,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指的是每一历史阶段的“当代社会”。作者思考的是20世纪的中国问题,她对每一时期妇女问题的分析与讨论,都是把其放在与之对应的社会语境之中,且注意彼此之间的历史关联。这一点,在再造“妇女”这个问题上,尤其明显。

作者在第二章《论“妇女”》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18世纪和20世纪初的文化革命之间,在儒家控制的主流性别理论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公式化的历史性词语误用就是‘妇女’。‘妇女’代表着儒家家庭教义符号体系中的女性亲属整体”,而到了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组织妇女运动的职责”并逐渐地“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非传统的、大众的、政治主体‘妇女’,最终取代了儒家遵循礼仪的‘妇女’和情欲化的主体‘女性’”,由此“在毛泽东主义国家中心话语中,‘妇女’被重新定位:首先被定位于国家的范畴之内;然后,通过革命社会实践的神奇之力和意识形态的换喻之法,被置于现代家庭的范畴之内”。由此可以来粗线条地描述一下20世纪中国史中“女人”轨迹的转变,大致可以说是由儒家教义里的“妇女”到殖民现代性中的“女性”,再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妇女”。但是,这当中的第二次转变,不是制造女人/女性,而是再造“妇女”,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发生的“词语误用”。“妇女”成为了一个流动的能指,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场域中,有不同的所指,因此有被“再造”的可能。作者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再造“妇女”的概念,在我看来,其核心是赋予“妇女”崭新的内涵,关键是建构“女性主义”与“左翼思想”的关系,就后者来说,如果离开了左翼思想,再造“妇女”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天然地离不开社会的解放,离不开左翼思想所追求的独立、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构想。

 
这一理论,对回应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借此来观察21世纪初这10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了一种“后现代”的状况,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思想基础,结果也就只能是众声喧哗:从争做“女权主义者”,到“全职太太”的出现;从“剩女”、“大龄优质女青年”到“农村留守妇女”;从“白骨精”到“白富美”……这些包罗万象、看似层出不穷的新的语词和社会现象,以及近来出现的以“占领男厕所”运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在当代社会中折射出了多棱镜式的“镜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逼进了“后现代”的死胡同,本应也看似越走越宽的路,实际上却是出现了越来越窄的倾向或者说苗头。这些现象中所夹杂的问题,不少是互相缠绕的。别的不说,单就涉及男女平等、性别公正等的问题来言,就无法仅在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里分析清楚,也不能单纯用阶级的眼光看待;不能仅从政治层面分析,也不能仅从经济领域来看,还不能仅从文化、差异等层面上来看。比如,所谓“剩女”问题,不仅涉及经济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响,然而这一提法简单化地推卸了社会的责任,也带有媒体娱乐化倾向;对它不能仅从性别的观点来看,还要从阶级与阶层的视角来分析,这个语词本身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可是实际上所“剩”的不仅是“女”,本身也内含着“男”,阶层与地域不同,所“剩”也不一样。而“农村留守妇女”是另一种“剩”,分析它,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方面着手,还要从文化方面来看;不仅要有性别的视角,还要有阶级、阶层的视野。它是一个农村的女性群体,置身社会底层,处于弱势,伴随着经济变革而出现,与城市有着分不开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诉求。这些都还只是粗糙而初步的分析,如深入仔细地看,会发现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更多。仅以此为例,其他现象也大致与这二者一样地“横看成岭侧成峰”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叉,要理清楚,很不容易。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历史根源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正如林春、刘伯红、金一虹在《试析中国女性主义学派》一文中所说,出现了一个“分离运动”,它大致包含了三个面向:一是把妇女的解放从阶级的解放中分离出来;二是把妇女研究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知识生产中分离出来;三是把妇女运动从国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离出来。当然,这个分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妇女、妇女问题、妇女研究独立出来,使“妇女”成为一个与“阶级”并列的独立的话语,从而使妇女解放不同于或超越于阶级解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需要尽快清理“文革”对学术研究和妇女运动的破坏,试图创立妇女研究这样一个新的领域,如此做是有着积极历史意义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出现了一个断裂,这就是与80年代告别,核心目标是去历史、去政治化。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出现的这一次“分离运动”、一个“断裂”,完全解构了“女性主义”与“左翼思想”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耦合”。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没有从容地审视“文革”对女性主义的“伤害”,过于决绝地放弃了“十七年”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的历史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没有很好地本土化,过于草率地告别了80年代妇女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开创性的成果等;当代中国的左翼思想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底层的关注不够等。这两个方面各自出现的问题,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并扎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性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一边倒”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怀抱,由此在女性主义抛弃了左翼思想的同时,左翼思想也漠视了女性主义,从而造成二者的“离(离开)”“合(耦合)”,这些因素一起形成的“合力”给当代女性主义带来了危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后现代”的死胡同。
 

  如果想突破上述这一危机,就需要给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重新注入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活力,而《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中所提出的再造“妇女”的概念就具有这种活力,它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经验和遗产,也是构建女性主义与左翼思想关系的一种方法,可以有效激活女性主义与当代社会的对话。那么,在当代社会,如何再造“妇女”呢?比较紧要的是把女性主义置于当代社会的时空结构的“漩涡”中,在赋予“当代”意识的同时,重新历史化,再政治化,把妇女问题放在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域等多种场域所构成的“系统”中用阶级、阶层、性别等多种视角来加以分析和解决,也就是说,在当代历史语境与社会场域中,重新发现和定义“妇女”,在左翼思想的立场和视野中分析和思考女性主义世界中所出现的各种新现象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这似乎是当下比较可行的路径和方法,也是本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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