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兴:《去帝国》导论:全球化与去帝国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陈光兴:《去帝国》导论:全球化与去帝国
陈光兴:《去帝国》导论:全球化与去帝国
关键词:后殖民 东亚 帝国
以台湾为中心的分析,同时是与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三个主要场域进行对话: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亚洲的亚洲研究。

场域

以台湾为中心的分析,同时是与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三个主要场域进行对话: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亚洲的亚洲研究。

后殖民文化研究正处于胶着状态,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根本姿态是一直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于是也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持续延伸原有的妒恨关系,而无法积极地开展更为开阔的主体性。批判西方是必要的,但是只着眼于此,会走进死胡同里,并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世界已经告别殖民主义、进入后殖民时代的讲法。也就是说,现代殖民主义的基本动力及其形塑的力量来自于西方,那么后殖民论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识,却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够摆脱寄生于殖 民主义的命运。“亚洲作为方法”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是在试图向前走一步,思考如何“超克”后殖民批判的局限,而主要的动力在于经由将分析场域移转到亚洲的脉络中,聚焦于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去帝国问题。向亚洲转向的提案的理论依据在于,只有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移转,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于西方极其顽固的妒恨,也只有在消解妒恨政治的同时,才有可能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在新的情势中建立起真实的连带。

如果说后殖民研究的问题在于执着于批判西方,那么环绕著全球化论述的大问题则是快速地想要忘掉、乃至于割断全球化与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这一逆向操作的主要动力在于将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历史,放回全球化的研究与论述当中,并且提出如果没有掌握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轨迹,我们无法充分解释全球化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遑论介入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想继续处于被动批判,要反守为攻能够对全球化状态提出进步的想像,就必须是建立在去帝国的前提之上,未经去帝国化运动的全球化,极为可能只是在隐藏新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真面目。因此,如果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在重建一个和平的新世界,让人们可以少些仇恨多些和睦的相处,那么我们就无法继续容许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横行,得认真思索帝国主义为人类历史所带来的错误与苦痛,特别是一直到今天所造成的问题,这样的反思是当前迈向去帝国化运动最基本的起跑点。

第三个对话的领域就是所谓的亚洲研究。在过去,亚洲研究大部分是由外在于亚洲地理区域的研究所构成,特别是具有区域研究传统的西欧及美国。而全球情势的改变,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也带动了一个新的现象,亦即“亚洲的亚洲研究”这样的讲法正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这个新兴的论述,似乎意味着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亚洲本身需要整套不同于过去欧美地区有关于亚洲的知识生产。如果亚洲的亚洲研究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话,那或许是亚洲不同地方该生产出对于邻近国家乃至于整个亚洲区域,不同于以往的自我认识,不再继续透过帝国主义的眼神认识自己及邻居。

发人深省的是,“亚洲的亚洲研究”所召唤的是突然地意识到,弄了半天原来我们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亚洲研究,只是没有用亚洲研究去命名自己的知识生产,而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本身亚洲意识的薄弱。如果亚洲研究最宽的界定是,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在亚洲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会突然恍然大悟,发现大家一直在做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亚洲研究。经常,亚洲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理解自己所处身的社会,但是或许在学来欧美学界贬低区域研究的特殊主义论调之后,认为那不够高级,不够理论,不够普遍,所以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亚洲研究。如果这样的观察可以成立的话,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或喜欢,世界上最为大量的亚洲研究人员其实就在亚洲,而不是在亚洲之外的欧美地区。当然,真正的挑战绝对不会是在抢亚洲研 究的地盘,而是得去找到在亚洲从事亚洲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提炼出什么更具活力的知识。

这样的提法在认识论层次的积极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一直都在做亚洲研究,那么欧洲人、北美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非洲人其实也都还没能够跨越自身历史的限制,也都还在做本土研究。换句话说,海德格尔(Heidegger)、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布迪厄(Bourdieu)也只是在做欧洲研究,因为欧洲经验是他们论述最根本的参考系统。所谓理论的普遍主义声称,其实为时过早,必须先被去帝国化,也才可能认知到人的知识其实是极度有限的。

立论

在此提出的主要立论是:去殖民与去帝国,其实无法真的展开,直到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契机才逐渐出现。

这里所说的去殖民,指称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理解当初二次战后,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反殖民运动,而是被殖民者试图透过高度的自觉,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暴力而且痛苦的,往往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与自我的再发现,欲求的无非是能够形成一种有尊严、有自主意识的主体性。

如果说,去殖民基本上是被殖民者本身的积极努力,那么去帝国化则该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很可能是一样的痛苦,得先认知过去自己的国家/国人所犯下的错误,尔后努力地去发现与被殖民者之间所可能建立出的新的关系。这个反思的任务在于得用“心”在情感的层次上面对殖民及帝国的主体,过去的动力、作为与欲望,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历史后果,对自己与别人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作用。

去殖民与去帝国,这两个运动之间相互运动、相互交错、相互渗透,虽然运动的强度与力道是非常不均衡的。

简单地说,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是动力之所在,而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检验帝国主义的历史冲击力。

如果要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地运转下去,这样的反思不容妥协。

这里所使用的全球化这个字眼,并不是依循新自由主义的宣称,认为帝国主义已然是历史的废墟,当前的世界已经是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相互为利。恰恰相反,我所谓的全球化指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试图入侵/殖民地球的所有空间,它已经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国界,同时也在统合以前不相连接的区块。在此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加速恶化,帝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出场。

将分析焦点摆在东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立论是:二次大战后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快速地被冷战体制所拦截,只有到80年代冷战开始松动,成为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时,去殖民才找到出发的生机,开始凝聚与散放之前被压抑现在得以重返的力量。但是,不同于战后初期,这一波的去殖民不再只能处理殖民问题,必须同时面对去冷战及去帝国化的问题。事实上,这三个运动——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必须同时进行,原因正是殖民、冷战、 帝国化已经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除非这个三位一体的运动可以同时展开,否则不论是在前/殖民地与前/帝国中心地带,类似 911 事件的悲剧将会不断地上演。


历史叙述

让我们放慢脚步,细说上面这个抽象的立论。

从原来暧昧不明到目前已经逐渐清楚的大势是:区域化是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各个层次的区域性再统合成为世界各地的时势。非洲联盟(the African Union)、拉丁美洲统合组织(the Latin-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以及东南亚联盟加三(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lus Three)等等,都是这个大势所趋的具体表现。911事件后布希政权的强势军事行动加速了区域主义整体世界结构的形成,其动力及效果上都是在制衡美国帝国主义趁机再次扩张。在东亚,虽然区域性的统合在发生,但是相较于上述各地其速度极为缓慢,主因在于区域中过去的历史敌意与不信任,使得更为清晰的统合架构难以浮现。

18世纪以后,处于东亚中心位置的“中华帝国”逐步瓦解,原先相对稳定的区域结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条约及朝贡体系所构筑的“世界秩序”,也相继松动。整体区域的权力关系于是改变,处于边缘位置的日本,开始试图取代中国的中心位置。

但是封建朝贡体系的崩解,并不意味着区域内长期历史所维系的“国际关系”就此了结。虽然东亚的政治结构被重新变造,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为分野及区隔,但是历史还是有其自身的厚度,不可能就此快速且全面性地解体,当前的区域性统合正是那样纠缠的历史关系的表现。二次战后所形成的独立民族国家,虽然已经转化成新的大/小国关系,但是基本上沿着过去历史宗主国(suzerain)与附庸国(vassal state)的切线来划分:中国的身份转化成为民族国家,而日本、韩国、越南也先后成为独立国,唯一的例外是琉球。

简化地说,当前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构成,混合/变造了旧有的中国中心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这样矛盾而又异质的历史经验,也进一步复杂化了既有的殖民主义叙述。

举例来说,中国大陆的整体领土基本上从未被“殖民”过,而是被瓜分后“租借”(conceded or leased)给西方列强。这里,我们刻意地做了一个分析上的区别,把殖民地与租借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更重要的,这指涉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体性。

东北亚现代最早的殖民地该是香港,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日本在1872年并吞琉球,1895年甲午战后占领台湾。日俄战争后,1905年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帝国并吞。虽然在1911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大陆建立,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不是共和国的一部分。接着,1932年满州国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建立,实质上为日本的附庸。1937年日本全面军事侵华,开启了八年抗日战争,最后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

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当前东北亚区域性统合的困难所在,正是历史上中国长期所处的优势支配位置,以及日本二次战前扩张性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为整个区域带来了不安与焦虑。

在这里,我们得再次做分析上的区分,把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日本在台湾及朝鲜的统治是标准的殖民主义,而在中国大陆的操作则是帝国主义的形式。亦即,殖民地的人民是直接被外来政权所统治,而中国大陆从未像台湾及朝鲜半岛那样被“ 殖民”或是“占领”。与之前的上海及天津,后来的香港、澳门等租借地不同,当初台湾与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时,没有特定占领期满的时限让老百姓可以想像殖民统治只是暂时的、会在预定时间内终止,而这样的差异意味著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抽象地说,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深化的形式,帝国主义不必然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必然是帝国主义。(在此意义下,与前面的讨论呼应,理论上来说,去帝国是较去殖民更为广泛的运动。)




作者简介

陈光兴,亚际书院理事长,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交大亚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并为国际期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主编、《人间思想》(中繁版)期刊主编。著有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2010)、《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行人出版社,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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