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城:呐喊在边缘:《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编者序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林春城:呐喊在边缘:《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编者序
林春城:呐喊在边缘:《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编者序
关键词: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的中国文学界正式研究现当代文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与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一起兴起的文学运动热和“民族文学论争”,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是解放之后的韩国所缺乏的,韩国各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与之呼应的劳动解放文学与民众文学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运动论和大众化论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动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诸多启发。俗话说“旁观者清”。因为旁观者总是跟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能看得更清楚。

呐喊在边缘:《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编者序言

 

林春城

 
    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摆脱不了韩国学术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疆域”(ideological terrain)的局限。从解放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韩国的意识形态疆域在本质上受所谓分裂社会的制约,因此与其它国家相比,思想不够开放;并且,由于长期受军事独裁统治,它基本上很难触及体制的本质,学问与思想的自由也处于极度的萎缩状态。意识形态疆域的狭隘,再加上进步的研究传统的失落,以及主体研究观点的缺乏,使得整体研究也被封锁。而且,由于解放后与中国大陆隔绝,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就主要依赖于台湾。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采用以训诂学与考证学为外延的实证研究方式,具有与社会的非连贯性的特征。受其影响的韩国中国文学界在“现代文学讲读”的名义下,进行阅读和研究的对象只限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郭沫若等人的初期作品。

   韩国的中国文学界正式研究现当代文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与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一起兴起的文学运动热和“民族文学论争”,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发了韩国对中国大陆文学现象的关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是解放之后的韩国所缺乏的,因而,韩国各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与之呼应的劳动解放文学与民众文学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运动论和大众化论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动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诸多启发。所以,在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导火索作用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所谓“社会性质论争”及“民族文学论争”等时代土壤的力量。因为那是在解放以后恢复被中断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同时,对民族文学史的空白进行填补而努力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还预示着对现有的中文学界未曾有过的研究价值的新指向,具有倾向于实证主义的批判意识。该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集体研究的倾向。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举行的“革命文学论争”和“文艺大众化论争”的学术讨论会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继之又举办了“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研讨会。同时,在各个大学或大学之间积极展开的共同学习——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重点,把哲学、美学、历史、艺术论等作为辅助——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生院课程的空白。倾向于集体研究、文学理论及文学运动的研究风气,可以看做是年轻学者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文学运动的意志反映。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之上,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加开放,更加多样化。研究对象扩大了,还引入了“东亚”视角、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对“写作”的苦恼和多种研究方法的探索等。对各个研究主题的认真探索,展现了韩国独立自主的研究作风。并且,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结合,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主要潮流。

    总结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可以把从解放到1970年代设为前史、1980年代作为开拓期、1990年代作为发展期、21世纪开始的十余年作为多样化时期。数十年来,不同的研究主体通过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980年代以前,先驱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1980年代后期,第一代研究者进行了扩展“意识形态疆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研究者引入多种研究方法,充满活力地开展研究工作。 

    21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流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努力确立主体的视角。我们不仅要超越给予我们巨大磁力的台湾右倾研究风气,还要克服来自中国大陆的,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着很大影响的左倾风潮。如果可以把只有韩国人才可能具有的研究视角看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韩国学派”的特征的话,那么,就能够以韩国的主体意识及东亚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充分包含中国和韩国的研究动向。

    第二,在“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上设定重点主题。学会于1985年创立,每年的重点主题可以在学会每年年末的研讨会上与次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辑上找到。1990年代也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艺大众化论特集”(第5号,1991),“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特集”(第6号,1992),“台湾现当代文学特集”(第7号,1993),“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研究特集”(第8号,1994),“新时期特集”(第9号,1995),“鲁迅与东亚近代”(第17号,1999)等,进入21世纪以来有“鲁迅特集”(第22号,2002),“鲁迅特集2”(第23号,2002),“东亚大众文化交流”(第30号,2004),“观中国电影的复数视线”(第32号,2005),“台湾文学特集”(第34号,2005),“中国现代文学动向与展望”(第37号,2006),“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与艺术”(第38号,2006),“中国现代性与语言意识”(第39号,2006),“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象征体系研究”(第44号,2008),“通过作品解读历史空间与城市空间:《兄弟》与《上海宝贝》”(第45号,2008),“中国青年文化90年”(第49号,2009)。在最近,虽然研讨会的策划变得松散,与其有关联的特集也减少了,但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研讨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特集无疑是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形式。

    第三,研究时期和范围的扩张。20世纪只在“现代文学”层面进行研究,到了21世纪则扩大至“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方面。近代文学初期包括对鲁迅的关注、对王国维和梁启超的重新评价、《点石斋画报》和《申报》等媒体研究,新时期文学研究范围扩张到对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研究。有必要指出,研究对象的时间的扩张和范围的扩大,导致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忽略。

    第四,鲁迅研究。很多研究者在同一时期关注了鲁迅,这与1980年代由韩国现实触发的问题意识,以及要将这一问题意识与文学研究相统一起来的苦恼有着内在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危机中,鲁迅超越自己的时代而取得的艺术性成果,鲁迅对历史与人所具有的洞察力,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在文学空间里把尖锐的现实问题进行消化或解决,对于努力突破1980年代的制约,开启新的研究领域的韩国研究者来说,鲁迅重新成为研究对象。21世纪韩国的鲁迅研究跨越了中国文学,在东亚文学的纬度上与韩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第五,多种方法论的尝试。研究者的主体视角的确立,以及对现实问题意识的文学性解读,使研究者们具有了对新的研究方法的渴望与探索。在尝试了思潮流派论、系统论、女性主义和多种后学(postism)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结合之后,最近,有的研究还尝试着导入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来进行“文学人类学”研究。
第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这可以说是21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最大话题。与“文化研究”结合,一方面把文学作品以外的文本,特别是把电影和都市文化等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方法论上的跨学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并不否定文学研究。这超越了以前只埋头于作品本身的文学研究,从而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流,并进行对文本的探索,特别是在对考察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等机制方面很有实效。

    第六,研究成果的出刊呈增加趋势。首先,可将“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编辑的学会丛书作为一个范例。例如, 把中国现代诗与现代性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论文和现代诗论;对现代诗流派的研究;其他作家作品及台湾现代诗的论文组成的《中国现代诗与诗论》(1994);鲁迅研究成果中,主要反映最近的问题意识的论文集《鲁迅的文学与思想》(1996);对13位中国现当代代表作家与作品进行探讨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世界》(1997)。

    2004年对于韩国人来说,中国已不是”选择”,而是”必须”接受的巨大文本。在这个认识之下,以对现当代中国大众的深层次理解为目的,策划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系列。其中,《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见》(2006)由3部组成:第一部是每个时期、每个地方的文学史论,第二部是体裁论,第三部是作家论;在”尾声”里把西欧的现代作为参照体系,检验了“东亚的现当代”的可能性。这个系列还包括《通过电影读中国》(2006)和《中国电影的理解》(2008)。

    在学会丛书之外的著作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史类著作。例如,对现代文学的主要项目采取词典式的叙述方式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1991);立足于“述而不评”精神而写成的,国内最早的正式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1992);作为中国文学史三部作之一而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展示了“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9):把从19世纪末“到过去整个20世纪都包括在内,并且还要涉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学的变化和发展”;网罗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而可作为文学史类补充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辞典》(1996)。而最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和他者化》(2013),把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在话语(discourse)与他者化(othernization)的观点上,分为“理论”、“专题”、“争点”进行了探讨。

    还有把博士学位论文和其它著作的出版。首先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单行本有: 《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1997);《中国抗战期现实主义文学论争研究》(1998);《文与小说(novel)的结婚:近代中国的小说理论重编》(2002);《解读近代中国的文学思维》(2004);《郭沫若与中国的近代》(2009)等。这期间积累的研究成果已出版的还有:对中国与台湾现代诗的研究论文集《中国现代诗研究》(1992),——而一般研究者对现代诗几乎没有关注;《透过小说看现代中国》(1995),研究“五四”到1980年代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以及通过这些小说看到中国现代史的阴暗面。基于长期对韩国国文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眺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1996);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延伸到现当代诗歌研究的论文集《中国现代诗的理解》(1997);《郁达夫沈从文小说研究》(1999)。在21世纪出版的新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意识形态》(2001);《精神界的战士鲁迅》(2003);《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2003);《以东亚视觉看中国文学》(2004);《高行健与中国当代小说》(2005);《中国现代小说的探索研究》(2005);《中国现代文学的近代性重新认识》(2005);《鲁迅的文化思想与外国文学》(2005);《”脱离”现代与东方式思维逻辑-寻找东方的<眼睛>》(2008);《鲁迅式革命与近代中国》(2008);《华严的世界与革命-东亚的鲁迅与韩龙云》(2009);《人、生活、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度》(2009);《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时代的中国文化》(2009)。 

    共同研究的成果有:《中国近代的风景》(2008);《冷战亚洲的文化风景1:1940-1950年代》(2008);《冷战亚洲的文化风景2:1960-1970年代》(2009);《东亚文化和文化的本体性》(2009);《上海电影与上海人的本体性》(2010);《上海电影:历史与解题》(2010)。还有编译书《21世纪中国的文化地图-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中国的文化研究》(2009)。

     上述的主要潮流也是今后持续进行的课题。

    在这里介绍的作品是21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属于现当代文学的初期,通过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画报”的研究,考察了当时的青少年话语和近代都市的消费文化,还比较了韩中言文一致运动与英美的意象主义,并且对比了三个作家凝望关东大地震的视线,以及比较了韩中初期的近代文学史叙述的特征。第二部分是作家、作品论,主要考察了从鲁迅到张爱玲、王蒙、金庸、余华、高兴健、《丁庄梦》等。第三部是理论的探讨。主要探讨了进化话语、现代都市的小家庭的形成、权威主义体制的作家世界观、东亚话语等。还把韩国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位论文和理论著作目录收入到附录上。

    俗话说“旁观者清”。因为旁观者总是跟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能看得更清楚。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必要跟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获得脱离中心的经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韩国是处于边缘的。处于边缘,就有着处于中心所不具备的一些优点。我相信处于边缘的观察会促进中心的反思。

    在这里,我应该对那些肯定地接受编者的意图,并欣然翻译、赐稿的所有作者深表谢意。这本书由21篇文章和1篇目录组成,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中国的同行们了解韩国的最新研究动向和潮流。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写于青松斋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修改

(校对:王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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