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台湾的社会转型、青年文化与流行音乐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张铁志:台湾的社会转型、青年文化与流行音乐
张铁志:台湾的社会转型、青年文化与流行音乐
关键词:台湾 青年文化 流行音乐
如果音乐是时代的声音,尤其是青年文化的歌声,那么台湾过去四十年来的音乐如何反映了不同世代的青年文化。回望历史,台湾流行音乐的几个重大转型,几乎都是伴随着政治与历史的转变。


  如果音乐是时代的声音,尤其是青年文化的歌声,那么台湾过去四十年来的音乐如何反映了不同世代的青年文化?回望历史,台湾流行音乐的几个重大转型,几乎都是伴随着政治与历史的转变。台湾流行音乐与青年文化的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970年代出现了政治与文化改革运动,民歌运动成为战后首次青年文化的发声;第二是解严前后解放出来的青年力量,造就了从新音乐到“新台语歌”以及后来的独立音乐,并改变了1980年代以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第三是2000年以后,经过前二十年巨大的社会转型,台湾社会开始追求“小日子”和“简单生活”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背景下,独立音乐崛起,尤其是以“小清新”作为其中主要类型。然而,就在过去几年,社会矛盾的增加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让社会运动风潮再起,小清新也开始愤怒起来
 

 
 台湾现代流行音乐的重要起点可以说是1970年代的民歌,而民歌运动代表的正是战后台湾第一次青年文化运动。
 
战后的台湾政治是一片森严的黑暗,高压的白色恐怖。年轻人被迫沉默,成为失落而郁闷的一代。
 
1970年代初,民间社会从长久的政治禁锢之中日益骚动。保钓运动和台湾退出联合国冲击着国民党政权脆弱的正当性,也让民族主义的困惑问题开始纠缠这座岛屿。另一方面,1970年代初开放增额“立委”选举,党外人士日益组织化,办杂志,推进反对运动。政治气氛的改变也影响到文化界,更多的新文化力量出现。新一代的青年开始思考自我认同、回归现实、凝视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前岛上的人们被迫将眼光投向彼岸的大江大海。
 
这个对现实与“本土”的情感是结合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下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官方的“中国”概念的虚妄,想去寻找真实的中国文化,而由于他们生活的土地在台湾,所以是要从台湾民间来重建中国文化。例如云门舞集在1973年的初创宣言,就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同一年创刊的《汉声》杂志是要透过整理台湾民间传统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19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也强调中国的作家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写自己土地上的东西,而这个土地指的是台湾。
 
  同时,在白色恐怖下被噤声二十多年后,年轻人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歌”。一群深受美国1960年代民谣运动影响的年轻人开始摸索新的文化想象。很快,这股民歌风潮席卷台湾,年轻人纷纷拿起吉他创作,而电台和唱片公司也迅速介入,举办比赛,鼓励创作。
 
  只是,那仍是冰冷的威权时期,所以民歌只能是“校园民歌”,只能是关于年轻人的梦想与忧愁,而不能如美国民歌般,是关于青年对社会与时代的思考与介入。
 
  唯有少数和当时左翼文化人士较密切的歌手,试图超越这个框架,如李双泽、杨祖珺、胡德夫。他们试图实践民歌的原始意义──走向民间和人民。于是,李双泽在1976年修改了诗人陈秀喜的作品,写下了《美丽岛》。这首歌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对台湾,以及对乡土的素朴礼赞──所以歌词最后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但这几人都命运悲舛:李双泽在1977年不幸过世,想做台湾JoanBaez的杨祖珺被体制压制,胡德夫则远离民歌转向原住民权益运动。因此,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能影响那个越来越商业化、也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的校园民歌。
 
  这是被阉割的民歌运动与青年文化,并形构了1980年代后台湾流行音乐的质地。
 
  二
 
  第二波新的音乐与青年文化的同时出现要到解严初期。
 
  从1980年代初,各种社会力开始剧烈涌现,挑战各种旧有的秩序、政策与思维模式。而罗大佑在此时出现了,他在1982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他使用摇滚乐的语言,关注时代的变迁,撼动了当时的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世代。只是他很难说是一个如当时媒体所宣称的“抗议歌手”:《之乎者也》的确是带着暧昧的时代宣言,呼吁人们要直面社会现实,但他更多的作品是对刚刚进入都市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逝去的传统的莫名乡愁,如最著名的《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这些意识也反映在当时其他音乐人的部分作品中,如苏芮演唱、罗大佑/吴念真作词的《一样的月光》。
 
  可以说,19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大主流音乐都与正在爆炸的社会无关。一直要到1987年,台湾解除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体制,跨越民主化的门槛后,才在音乐中出现时代的噪音。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主流音乐工业不乏摇滚乐形式的创作,但是真正反映出正在爆发的社会力的音乐想象,是水晶唱片所举办的“台北新音乐节”所推动的新音乐运动──第一届是1987年8月,正好是解严后一个月,多么具有时代的象征意义!
 
  在音乐的语言上,他们是更实验而前卫的;在态度上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独立创作精神──这也反映了西方摇滚乐的典范转移对台湾的影响:在1970年代后期英美出现朋克音乐革命,而朋克哲学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DIY,影响了台湾新一代听西洋音乐的青年。
 
  这个新音乐运动逐渐转化为“新台语歌”运动。标志性的作品是1989年黑名单工作室的专辑《抓狂歌》,这张专辑成为后解严的躁动时代的原声带。在歌曲《民主阿草》中,他们批判“万年国会”,并且首次在台湾音乐中高喊着:“我要抗议,我要抗议”。在专辑的长长文案中,他们如此说:
 
  你问过自己吗?   当你熟背中外史地,你对台湾的历史了解多少?   当你对国语、西洋歌曲如数家珍时,可曾对母语歌谣多一些关注?   当台湾现阶段处于极度动荡中,你想过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吗?   ……   台湾歌谣何去何从?   如何创造与时俱进的台湾歌谣?   如何让台湾的新生代正确地对待母语与自身情感之间的关系?   ……
 
  这段话既是大声呼吁乐迷应该关注社会与现实,也宣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本土化。在这一年和接下来两三年内,林强的《向前走》卷起了旋风,陈明章的《下午的一出戏》创造了典雅的新台语民谣,学运歌手朱约信出版了一张抗议民谣专辑,清楚标举“一个青年抗议歌手的诞生”;自嘉义北上、出身水晶新音乐的吴俊霖则出版了极受好评的草根蓝调摇滚专辑,一半以上歌词是本土语言。
 
  从新音乐到“新台语歌”,这些音乐人用另类的音乐元素,社会写实的歌词,用本土语言演唱──在那个政治禁忌刚解放的年代,使用被体制压抑的本土语言,就是一种对主流文化霸权的挑战。
 
  “新台语歌运动”也和1980年代后期日益勃兴的学运风潮关系密切──学运的本质不只是指学生搞运动,也实践各种另类文化。台北新音乐节曾在台大举行,陈明章、朱约信则经常在校园演唱,黑名单工作室更在三月学运的广场上演出。一些真正涉入学运的青年也唱起抗议歌曲或者实验性的噪音音乐,如浊水溪公社,后来组成黑手那卡西的陈柏伟,零与声音解放组织,或者同样在1990年代初期虽未参与学运但接受社运氛围洗礼的观子音乐坑(后来改组为交工乐队)。
 
  另一方面,在“新台语歌”发光发亮的同时,台北的地下音乐场景也逐渐崛起。1991—1993年台北出现两三个以创作音乐为主的livehouse,逐渐演变为后来人们熟悉的独立音乐文化。
 
  简言之,“解严”解放了青年的想象力与实践空间,让主流音乐之外的新音乐文化开始出现。这些青年带进更多不同的音乐元素,使用母语演唱,并且开始无惧地介入政治现实与社会运动。“新台语歌运动”的若干主要人物在1990年代中成为台湾音乐的主要力量,地下音乐则在1990年代逐渐开展与成熟:他们一起改变了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
 
  三
 
  进入新的世纪,风景又完全不同。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剧烈变迁的“大时代”之后,台湾仿佛确实进入了一个小幸福的“小时代”。
 
  一位知名企业家说,台湾年轻人只想开咖啡店,不想好好努力往上爬,是没出息──这确实是不同世代的价值之争。越来越多青年拒绝传统“成功学式”的主流价值,更在乎去追求他们的“小日子”──这正是2012年一份新创刊的成功杂志的名字。另一个从2008年开始举办的知名音乐节叫做“简单生活节”──这不只是个音乐节,也有许多创意市集、手作产品,其诉求与活动内容彻底掌握了年轻人的新价值。
 
  “生活方式”(lifestyle)成为这个时代书籍与企业行销的关键字,“生活美学”成为新的时尚态度,咖啡馆、民宿旅游、在地/慢食成为文青杂志的重点。这是躁动之后的新世代青年文化。
 
  放在台湾的历史脉络中,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台湾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1980年代起出现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挑战过去威权统治加上经济成长至上的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因此进入新世纪,当“大转型”暂时走向尾声,当政治热情逐渐退烧,人们开始把过去二十年所提出的新价值落实在对生活的经营,也因此台湾生活成为大陆和香港年轻人羡慕与热爱的对象。
 
  因为民主化后提出的新世代价值之一是个体自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从过去威权的、集体的或者家父长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在音乐上,这十年正好是台湾独立音乐爆发的年代(当然,科技进步和网络彻底改变了独立制作和传播的基础建筑)。再一次,年轻人开始“唱自己的歌”。相比于1990年代,在这个十年中,主流音乐迅速衰落,原来的“地下音乐”更进一步渗透/撼动主流,如陈绮贞、苏打绿、五月天、张悬,都是原来所谓地下音乐场景出来的创作音乐人。更多年轻人开始聆听/创作独立音乐;独立音乐真正进入青年文化。
 
  尤其,在这个独立音乐的风潮中,所谓的“小清新”或者“都市民谣”(urbanfolk)成为重要的类型,年轻人唱着没有什么太大忧虑的青春,可人的小情歌,或者旅行的意义,十分符合前述的新时代气氛。当1970年代校园民歌开始流行时,是剧烈社会转型爆发前夕的平静,而后1980、1990年代是巨大的政治与社会转型,我们听到激越的“新台语歌”和地下音乐,而新世纪的台湾似乎复归平静,出现的是都市民谣这种校园民歌的变种。
 
  但平静与小清新只是时代的一面。在另一面,过去数年台湾街头又更为热闹,年轻人的公共参与又开始涌现。从早先的保卫乐生疗养院运动,到过去几年的各种环境、土地、农村、反拆迁等议题,八〇与九〇后青年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先锋,进行组织串连、政策研究、文化行动,或者静坐游行。
 
  年轻人蔓延的愤怒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一方面是青年的失业率增加与青年贫穷化所造成的愤怒;另一方面是网络时代的出现,尤其是社交媒体如脸书、推特、微博,提供新世代更多的资讯来源,让在主流媒体被压抑的社会运动议题有了新的传播管道,独立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也被更广泛地分享,使得既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无能被更充分暴露出来。
 
  这也影响了新世代独立音乐人乃至主流音乐人。相比于之前的世代,过去数年有更多年轻音乐人写下抗议歌曲、参与社会抗争。例如嘻哈乐队《拷秋勤》擅长结合街头潮流文化,但他们的歌曲内容几乎都是关于环境或人权的抗议(他们最著名的歌曲叫做《官逼民反》)。成立于2008年的“农村武装青年”,第一张专辑就叫做《干!政府》,每首歌曲都是关于台湾当下的社会矛盾,不论是原住民生存权、东海岸的环境,还是农村问题、乐生疗养院等。929乐队主唱吴志宁所属的公司“风和日丽”是台湾最具小清新气质的独立厂牌,他的歌曲也主要是关于年轻人的生活,但是他写下一首知名的反对核电厂之歌《贡寮你好吗?》、一首关于土地之爱的动人歌曲《全心全意爱你》(歌词来自他父亲诗人吴晟的作品),并经常现身于街头抗争场合。在主流音乐人中最积极参与社会的创作兼偶像歌手张悬,也不断为社会议题发声,从三莺部落生存权,到大陆乌坎事件,到反美丽湾开发案、反中科抢水和反旺中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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