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伦蒂: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帕伦蒂: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
帕伦蒂: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
关键词:气候 资本主义
尽管资本主义无法消除自然资源有限性和获得无限利润的根本矛盾,但在过去资本主义曾遭遇过一个特殊的环境危机。在有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危机之前就得从根本上变革经济运作体制,任何诸如此类的想法在铁一样的事实数据面前,都是荒诞而站不住脚的。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方法并非只是通过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制度的规范,而是要依据现有的气候变化和预兆分秒必争地行动起来。
 










地球上的资源有限,而资本主义却追求无穷多的利益。因此诸多环保人士仍旧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长期维持与自然环境的良好可持续关系。有人在许多文学作品里还找到了上述观点的其它表述:生态社会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无政府主义等。甚至一些主流媒体在以环保为经济制度命名时也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危害念念不忘。
 
这些都并非无稽之谈。资本主义下的私有企业竞争无休无止,它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但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能否有效解决更为迫切的气候变化危机又是另一回事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所涉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一切环境问题都包含在内:森林退化,过度捕捞,淡水枯竭,土壤侵蚀,生物灭绝,化学污染。然而,颇为特殊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却像是被埋下的伏笔,预示着一场更为可怕的危机。
 
更糟的是,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则新闻让我惊呆了:2050年的夏天,北极的冰川将消失殆尽。科学家曾预言,再过几百年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由社会主义领导还是无政府领导,不管是发起具有开创性的深度生态改革,还是大发思乡情怀将资本主义变回过去的小农经济形态,应对气候变化都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首先必须发起一个可操作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再通过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会有可能成功。要想成功应对气候问题,主要资本国家必须对本国国民进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甚至自三十年代就未曾出现过的大规模高强度的全民教育。我们不能保证新制度不会产生土地、森林退化以及水体枯竭等问题,反而我们还得承认,这样的经济模式仍会大量依赖煤炭和石油。回顾直到一九九一年全面崩塌的“曾经辉煌的苏联社会主义体系”,说得客气点,它当时也并非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形态。再看一眼被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搞得一团乱麻的拉美:社会主义党人仍对自发并具有燎原之势的草根运动感恩戴德,但由他们统治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经济上仍大量依赖本国的石油出口。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方法并非只是通过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制度的规范,而是要依据现有的气候变化和预兆分秒必争地行动起来。
 
在气候变化的时代,各国节能减排的环保行为也是国际政治的晴雨表。
 
 
 无情的事实 
 
 
科学家通过共同的研究讨论和专业测量得出以下共识:在过去的六十五万年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首要温室气体)浓度都保持在280ppm上下。工业革命前,这一数据鲜有超过300,但就在1959年,CO2浓度已达316ppm,而今则超过了400ppm.。碳排放率同样有增无减。仅2000年,人类已向大气排放了一千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约为自1750年来全球二氧化碳总排量的四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到本世纪中叶,二氧化碳排量将翻倍。气候科学家认为,在工业化前,任何超过2摄氏度的气温升降都将引起危害甚大的气候变化,比如大规模荒漠化,粮食欠收,沿海城市被淹,居民大规模向高地和凉爽地区迁徙,动植物的大面积灭亡以及潜在的社会动荡。除此之外,科学家还意识到,我们的气候系统并非简单的线性结构。古气象学已经可以证明区域内的气候突变是存在的。冰河时期的发生和结束仅用了短短几十年,而非数百年。海平面(全球范围内的海平面高度都不尽相同)的升降速度也比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要快得多。
 
从整体来看,气候存在着正反馈圈和临界点两种状态。正反馈圈会增强事物起因的作用,或是对其形成更为复杂深入的影响。而气候系统的临界点则是已有起因,但其后果却延迟发生的情况。所以当这一切后果到来的时候,它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跨区域的剧烈气候突变。于是联合国的跨国政府气候变化小组才会强烈要求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必须将其碳排量从1990年的减排25%继续削减为到2020年的减排40%,到2050年将达到减排90%。也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标,每个国家都要从现在起减排10%。然而这种减排的情况只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才会发生。没人想再经历一次俄罗斯1990年那次可怕的经济崩溃,尽管在随后五年该国碳排量下滑了37%。
 
以上这些政治上的暗示让人纠结。总有人认为全社会和某些机构才该减排,这也许有点让人泄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当今社会的气候政治是属于改革者们的政治,尽管他们已被人们当作是全球经济结构重组背景下长期反资本主义的主力军。
 
对理性的向往
 
诚然,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措施。还有什么政治压迫手段可以让各国首脑看清目前这一火烧眉毛的科学事实呢?我们不妨假设这些政要都面对着足够的压力去采取采取行动,但又有什么理性的方法可以延迟甚至避开气候变化即将带来的天下大乱呢?
 
谈到气候变化的时候人们常以“减排”和“适应”自醒,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并适应它带来的后果。“减排”意味着大幅降低二氧化碳以及其他诸如甲烷、氯氟烃等阻挡太阳热量散发的温室气体的排量。它还意味着改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清洁能源。还包括关掉烧煤的工厂,改变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智能电网以及大量投资开发吸碳甚至无碳技术。
 
一方面,“适应”则是说我们要准备接受气候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或尚未发生或无可避免的影响。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上,“适应”都绝非易事。技术上的适应是要我们转变对自然的态度,即从利用自然到回馈自然。比如我们可以在生态脆弱的海滨区域修建海堤,让地给可以防潮固土的红树林和湿地,开辟因气温上升逃离热带区域的迁徙动物保护区以及建立应对剧烈天气变化的大规模可持续农业形态。
 
另一方面,政治上的“适应”则是要转变社会关系:制定新的措施方法去包容,避免以及缓和气候变化所带来或将带来的一系列动荡局势。这就需要更为激进的资源再分配措施,更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及建立维持更广大区域的和平安定的新外交政策。不幸的是,一些政客已经发起了另一种武装救生艇式的政治适应措施。他们以武装、驱逐、忽略、镇压、控制和杀害等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出一种根本上的措施,让“适应”和“减排”在各国政治上起到质的改变作用。
 
全球减排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大概就是美国的不妥协态度。它不但不签署《京都议定书》,还蓄意阻挠别国在往后的定期谈判计划。美国国内经济一片低迷之态,没有排碳税,也没有花钱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尽管有人靠太阳能和水能风能制成了产品,但他们在长期内不会缴纳稳定的生产税。这就造成了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不稳定,最终导致私人投资迟迟不肯进入新技术研发领域。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这个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正在大力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减排”。美国一位名叫约瑟夫 罗姆的高级官员随从说:“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01年起中国的风力产能就在稳步发展,在2012年首次超过了煤炭的火力产能。”这也是中国政府投资了两千亿八千万元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的成果,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五百亿到八百亿美元。欧盟也正在努力建设一万亿个区域电网。尤其是清洁能源建设已初现规模的德国和葡萄牙仍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主要经济体的切实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它们才具备可以推动清洁能源革命和扭转经济局势的基础设施条件。
 
约定俗成的排碳税
 
美国想要加快实现清洁能源的发展方式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向排放二氧化碳征税。一些环境科学家在这一点上逐渐达成共识。尽管我们的政治仍有僵局,对化石燃料也有着极强的依赖,但切实可行的措施是存在的。首先,环保局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和技术短时间内实现大量减排措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凯西 塞吉尔说,2020年实现在1990年的排量基础上减排40%是完全可以通过《清洁空气法》案实现的。环保局在制定相关政策规定时,我们必须同政策制定者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因为这是场有关环保的最为要紧的战役,需要颇费唇舌,还不能放过任何细微的法律条款。自2007年起,各种环保运动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这样环保局才有了相当大的实权,但它们未得到充分使用。同年,最高法院要求马萨诸塞州环保局对温室气体是否已威胁到人类健康这一问题提出决议。2010年10月,该局发布了一项科学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由于二氧化碳以及他起五种温室气体会造成全球变暖,因此它们实际上对人类生活是有害的。
 
一旦环保局发布了这项“危害预警”,它就应当依法陆续发布一系列详细信息阐明问题所在。该局发布的首条修正案就是针对机动车辆的,从2011到2012起这项法案就已经开始生效。接着一系列对能源工厂的严格控制政策也在2012年陆续出台,但其他温室气体的来源诸如发电站,水泥厂,炼油厂,造船厂以及钢铁厂都未受到严格控制和整改。
 
若环保局要使用《清洁空气法案》而又对非二氧化碳排放单位如此偏心,这就会催生一种约定俗成的排碳税。企业还是可以使用会产生污染的燃烧原料,但他们会用一些昂贵的,或者有时根本不存在的新技术去达到新的排量指标,否则将他们将会面临高得离谱的罚金。企业每违规一项所要缴纳的罚金可达每天上千美元,所以一项约定俗成的排碳税就呼之欲出了。从前廉价的化石燃料变得昂贵起来,驱使投资热钱向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流动。除此之外还可以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投资清洁能源比投资那些又危险污染又大的能源赚钱多了。
 
绿色大采购和美国的“潜在社会主义”
 
一些环境专家认为,与其在当下绞尽脑汁地追求创新,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实施行动。也就是说,要发展以清洁能源为动力的经济,不是要我们整天发明一些节能小玩意儿,而是要当局出台有力的新政策。众所周知,我们已经拥有了所需要的大多数技术:风力农场,集中分布的太阳能发电站以及地热能和潮汐能发电站。所有这一切组成一个智能的电网,为电动车和各种大楼提供电能。
 
但比较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仍比以往那些会产生污染的老办法贵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差距也就是新清洁能源技术未能普及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会使用所谓的新技术,除非它们的价格会跌到化石燃料以下,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消除价格差的最快办法就是在相当规模的经济体内投放大量的清洁能源市场。但具体要怎么做呢?拨给科学家更高的研究资金?征收更高的税?还是设立更多毫无作用的试验项目?
 
<美国资本主义里“暗藏的社会主义”有诸多操作手段,政府采购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不。最快最简单的办法是转变政府的采购对象,即通过放弃采购化石燃料转而采购清洁能源和技术这一方式,运用政府强大的购买力为绿色能源开辟一个新市场。我曾将其称作“绿色大采购”。想想吧,联邦、州立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全国GOP的38%。说得明白点,美国政府拥有或正租用着多达四十三万栋多为高级写字楼的大楼物业,使用着六十五万辆汽车。(算上州立和地方政府的话,这一数字将再增加三分之一。)联邦政府才是世界上的头号能源和汽车消耗者,也是全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
 
政府采购行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暗含的社会主义的一大体现。我所要提到的关于隐蔽社会主义的几种现象对美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又常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国被忽略:政府计划、投资、补贴、采购以及政府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迈克  林德在其《福地》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现象有详细阐述。无论式铁路行业还是通讯和航空业,以及这些行业的下游衍生产业,政府都会花钱帮助那些刚起步的企业发展壮大。举个微处理器的例子,政府不单单是投资方,也是最大的产品消费者。在整个五十年代,IBM的收入有一半来自政府订购。有了这些钱,稳定的订单会给IBM公司和其供应商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从而吸引私人投资。这一切造就了当今的现代电子产业。
 
来看看问题有多严峻吧:我们的沥青主干道上塞满了两亿五千万辆依靠汽油提供动力的汽车,每年给分布在全国的十二万一千家加油站缴纳了高达两千到三千亿美元的汽油费。再算上大楼的制冷和暖气、执行公务的飞机和轮船、供电以及极其耗能的网络服务器和电脑主机,这些加起来所消耗的能源让美国每年的能源支出高达一万两千亿美元。
 
如果能让政府改变采购对象,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相当大的绿色新市场,大量供应清洁能源、电动车、节能办公大楼以及更为环保耐用的办公家具、纸张、环保的耗材、制服、食物和服务等。如果政府的这场绿色大采购顺利实施的话,环保产品的市场价格会走低,进而促使环保新技术的研发和向私营企业的普及。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签署的第13514号行政命令中明文规定:所有联邦政府机构务必要增强能源使用效率,要估计、报告并减少各项活动中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有效保护水资源,鼓励重复用水,加强用水管理;杜绝浪费行为,鼓励回收利用,防止污染;加强对可持续的环保耐用新材料、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扶持力度;在特定可持续发展区域内设计建造并维护节能办公楼。行政命令中还规定联邦政府采购的产品95%都必须是通过绿色认证的项目,这一点要立即开始执行,并且在2020年实现减排现有排放量基础上的28%。但这一点并未严格实行。
 
政府在环保产品的采购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因为它不需要新的税收、项目和支出,也并不会威胁参议员的政治地位。这只关乎政府如何转变能源、车辆和服务的购买方式。新兴环保技术的确要贵一些,但以后多半是有回报的。只有政府的强大购买力才能够撼动整个市场,只要政府愿意,我们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示威游行和国家“相对自治”
 
为何资本主义国家都热衷于投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地位的化石燃料产业呢?或者换句话说,政府如何通过投资行为重获已丧失的部分“相对自治权呢”?以史为鉴,在几种情况下,一个现代国家政府放弃高处少数人的利益而为全社会的福利做斗争,有破坏性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就是其中之一。当示威所造成的威胁达到一定程度,为了全社会的安定和福祉,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群人就会作出让步,让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弥补。
 
显然,要想政府出台一个合理的气候政策,我们得精心策划一个会取得广泛支持的变革运动。要想取得成效,就得采用人海战术,从诉讼、游说等法律手段到静坐、封路和阻挠化石燃料产业的正常运转等直接行动,统统都可采用。我们只有对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构成一定的干扰,才能团结一致拒绝使用化石燃料。
 
那么问题就在于,不仅要发展,美国人民能否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酝酿一场变革运动是一件需要精心组织的大事,除了那些“要屡败屡战,领导人要得力”之外老生常谈,现在我很难说明具体应当怎样去组织这样一场运动。
 
大自然的报复
 
除了示威游行外,另一个让那些权贵们吓破胆的危机正悄然酝酿着。气候突变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报复,尤其是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在西方国家多半都是先出现地区性的示威游行,政府再出台环保条例,两者再一起构建了基本的医疗健康和卫生保障体系。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工业城市是霍乱、黄热病等流行疾病肆虐的理想场所。和今天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一样,最贫穷的那部分人遭受着最重的打击,但同时最富有的那些人也会深受影响甚至丧命。特权阶级拥有诸多保护从而免遭劫难,但终究无法完全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于是作为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发起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消除了城市传染病的大流行。
 
首先,政府全面禁止了以生活垃圾为食的猪进入市区,打响了城市公共卫生保卫战的第一枪。接着,有关部门大力修建了排污管道,为市民提供了清洁的公共水源,还在每家每户门口安装入户密码器。终于,肆虐全城的霍乱病渐渐平息,肺结核、伤寒和斑疹等其他传染病也得到有效遏制。这是资本主义通过计划和投资在城市里成功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大典型实例。
 
尽管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提供经验教训,但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还远不止这么简单。现在要想继续复制十九世纪在治理城市脏乱和传染疾病问题上的成功,最终还是需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一番大作为。
 
现代史上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是大自然给人类的另一个报复。就像金 麦尼尔在其《阳光下的新事物》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美国和欧洲许多工业城市的雾霾已经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仅在1879到1880年间,伦敦就有3000人死于雾霾,而混进了烧煤粉尘的冷空气倒灌进格拉斯哥,导致了1063人死亡。据金 麦杰尔提供的数据,1952年伦敦有4000人死于空气污染,有人的估算还不止这个数字。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清洁空气法案》,禁止在大城市使用煤炭。美国也有相似的经历。1953年纽约有170-260人死于空气污染,1966年163人死于雾霾。这一切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诞生。
 
今时今日,中国也正经历着这一过程。一些地区令人堪忧的空气质量正催生着能源新政的出台。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花在由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疾病和保健项目上资金高达一千亿美元,占了整个GDP的5.8%。全中国都在抗议严重的污染。北京的外国高管们这两年也没那么趾高气昂了,因为西方人认为北京可怕的空气污染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以电影《霸王别姬》夺得金棕榈奖的导演陈凯歌曾放言,北京糟糕透顶的空气质量根本没法拍电影。
 
这些地区给中央施加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投资。去年,中国政府在风能领域的投资超过了煤矿业。
 
资本主义和大自然的较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记录了资本主义和自然世界之间矛盾的首批思想家。他们对生态学的剖析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之上,阐述了城市用地的污染和农村土地的消耗同时发生的问题。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他们搜寻了当时土壤化学研究先锋尤斯蒂斯·冯·李比希的著作。他们把这个小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在大自然新陈代谢进程中撕开一个缺口”这一观点。
 
马克思是这样阐述这个难题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城镇人口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样将产生两点后果。一方面这可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促进人类进步;而另一方面,这将会打破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比如说,人要吃东西和穿衣服,这就会导致土壤里面的重要元素大量流失,从而让土地永久性失去肥力,进而破坏整个自然的正常运转。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从来都是一门巧妙的艺术,它不但要压迫工人,还要压榨土地。
 
同理,大气中大量聚集的二氧化碳也正表明,大自然正在崩溃。自然中原始的元素和资源被人类使用和重新分布之后都变成了污染和垃圾。要让资本主义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难上加难,但这与“资本主义是否有能力解决气候变化”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今日所作的“节能减排”和“适应变化”仅仅是花钱和时间去阐述另一个更大更可怕的问题: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危机。
 
这是乐观的看法,也是悲观的看法。
 
尽管资本主义目前尚未消除自然资源有限性和获得无限利润的根本矛盾,但在过去资本主义曾遭遇过一个特殊的环境危机。在有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危机之前就得从根本上变革经济运作体制,任何诸如此类的想法在铁一样的事实数据面前,都是荒诞而站不住脚的。一旦气候系统崩溃,一切都是空谈。那些在启蒙运动中被提出的进步思想和远见卓识都将被升起的海水淹没,直至被人遗忘;抑或是被卷入气候突变引起的风暴,最终变成碎片。

*原文地址: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adical-approach-to-the-climate-crisis
*文章来源:Dissent Magazine (异见者杂志) ,全球最有名的异类媒体之一,它力主传达与主流媒体不同的声音,试着把不被大众所熟悉的那部分世界呈现在你的面前。(周子栋)
*原文作者:克里斯蒂安·帕伦蒂 译者:周子栋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 ="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