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郇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
郇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
关键词:绿色 左翼
我们可以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如今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广义的“绿色运动”大致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
如果采用一种“三分法”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二分”方法(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红与绿、激进与保守,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如今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广义的“绿色运动”大致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虽然我们很难断定2009年底围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而组织的大规模公众抗议标志着“红绿”运动因其社会正义(制度)关切与全球向度而成为当代“绿色运动”的主潮,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上,“红绿”运动看起来的确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成长动力。基于此,本文将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红绿”)政治理论的最新进展做初步回顾与评述,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就该议题的更深入讨论。
一、绿色左翼政治:实践与理论向度
就实践向度而言,“绿色左翼”(Green-Left)主要是指西方受20世纪60、70年代新政治运动深刻影响的共产党或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其中绿色一派(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明确地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其社会与政治解放运动和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创建目标中的一部分。当然,与之相呼应或接近的还有作为新政治运动产物或继承者的欧美绿党中的左翼一派(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明确地把一种公正、民主与可持续的社会政治形态作为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制度预设或前提。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北欧绿色左翼联盟”(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试图把选举政治中日渐凸显的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新政治要素纳入自己的共产主义或激进社会主义政治传统。这一正式成立于2004年的政党联盟,成员包括芬兰的“左翼联盟”党、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党、瑞典的“左翼党”、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以及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的两个小型激进左翼政党,大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自前共产党民主改建而来。“北欧绿色左翼联盟”的政治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主义”,是其基本的政治原则或意识形态。[1]但在欧洲联盟政治层面上,其成员曾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而分属于不同的派别。比如在欧洲议会的政党党团中,在2010年,瑞典的“左翼党”是“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EUL-NGL)的正式成员,而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曾经是其成员,但如今已转入“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The Greens/EFA)党团。此外,除了芬兰的“左翼联盟”党,“北欧绿色左翼联盟”的成员也大都不是“欧洲左翼党”(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的成员,尽管其整体作为观察员参加“欧洲左翼党”的相关活动。
而《民主的绿色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Green Socialist)是一个以苏格兰为基础、由致力于真正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撰写文稿的网络双月刊。尽管它否认自己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背景及其政治动员功能,却明确主张包括苏格兰在内的左翼政治力量加强团结从而推动进步政治发展。它声称,其宗旨是“社会主义、独立、环境与和平”,旨在促进苏格兰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的政治对话,并刊登关于政治时事、红绿社会主义、国内国际政治议题等多方面的文章。[2]
另外,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自1990年起创办的《绿色左翼周刊》(Green Left Weekly)自称是不同于主流传媒的“替代性媒体”,旨在表达和捍卫“人权与公民权利、全球和平与环境可持续性、民主与平等”,致力于同时成为促进澳大利亚的世界性“反资本主义运动”(包括反种族主义团体、女性主义团体、学生、工会、环境团体、同性恋者、市民自由权利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其活动家的信息来源、理论讨论平台和政治动员渠道。[3]
至于后者,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政治角度来说,许多欧美绿党内部都存在着一个影响较大的“绿色左翼”(或“左翼绿色”)派别。
这方面最典型的当然是由原初的共产党等政党于1989年合并而成的荷兰“绿色左翼”党(GroenLinks)。1989年,当时的荷兰共产党、和平社会主义党、激进政治党和新教人民党决定合并组建成新党“绿色左翼”。合并成立的“绿色左翼”是1993年创建的欧洲绿党联盟(EFGP)以及2004年建立的欧洲绿党(EGP)的正式成员。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绿色左翼”奉行“绿色的”、“社会的”和“宽容的”基本理念,试图将绿色政治(生态可持续性)与左翼政治(热爱自由)的价值理想融合在一起。“民主权利”、“生态平衡”、“权利、知识、财产、劳动和收入在荷兰与世界层面上的公正分配”、“反抗剥削和对少数种族群体的压迫”,共同构成了“绿色左翼”政治纲领的基本原则。这既反映了上述构成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渊源,也体现了它们经历20世纪70、80年代以“环境主义”与“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新政治运动”洗礼后所达到的政治整合。到2010年,荷兰“绿色左翼”大约有21900名正式成员,并分别拥有荷兰议会两院(下议院和上议院)的10个与4个席位和欧洲议会的3个席位。此外,它还拥有100多名地方议会的议席,并在20个大城市的多个中参与执政。[4]
此外,英格兰与威尔士绿党(GPEW)内的部分左翼人士于2006年在海德科恩(Headcorn)成立了一个名为“绿色左翼”(Green Left)的“绿党内部的生态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派别”,并通过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5]在其成立声明中说,“绿色左翼”将忠诚地继承始于威廉·莫里斯的英国古老的生态社会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外围组织努力促进主流绿党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特别是工会运动和社会边缘群体运动等反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联合,致力于创造一个基于和平、生态平衡、经济平等与包容的新社会。“绿色左翼”的主要领导机构是一个由相关政策委员和区域代表组成的25人左右的指导委员会,主要活动方式是举行每月一次的公开性政策论坛和不定期的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对绿党有关政策或活动的政治声明。
从理论向度上说,“红”“绿”之争及其对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左翼政治理论家和学者的重大主题之一,结果是,“绿色左翼”或“红绿”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红色”(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革命)政治,也不同于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区域或“公社”自治)的“深绿色”政治的新政治。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这位前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政治理论家,不仅亲身参与了西部德国绿党(Die Grünen)和东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创建——晚年还领导了一个德国萨克森州政府支持的洪堡大学“国际生态村社区”(LebensGut)试验项目,而且从理论上致力于“红”与“绿”运动的政治融合。他的《社会主义与生存》(1980)、《从红到绿》(1984)、《创建真正的绿色运动》(1986)和《避免社会与生态灾难:世界转型政治》(1987)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其主旨是如何在实现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前苏联东欧模式的旧政治的同时,创建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在他看来,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终归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支持并推动工业文明的解体是一种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
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了“红绿政治”论争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6],不仅详细阐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正义)与“生态区域自治主义”(深生态学)之间在哲学理论基础和政治战略上的差别,而且明确提出生态运动的政治未来在于与传统左翼运动(劳工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的联盟与整合。不仅如此,他关于“红绿之争”的理论分析以及“Red-Greens”和“Green-Greens”的概念性划分,虽然很容易造成“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类的概念性误解(尤其是在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语境下),但对于“红绿政治”概念的进一步拓展还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尽管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派别及理论歧见,“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较为明确涵指的概念:在哲学价值观上,它大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矛盾分析方法和充分尊重人类自身价值及其利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生态环境难题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性弊端(同时在制度与政策层面上);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它坚持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与反对态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框架内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政策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实践持一种总体批评态度。因而,在笔者看来,“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可以大致概括为西方左翼政治人士在后现代背景下试图将左翼政治传统与生态主义思维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努力。具体地说,它应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自治市镇主义)、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左翼绿党政治理论、环境正义运动理论、生态公民权理论、激进绿色国家理论等众多的学术与政治支派,并与“深绿的”生态区域自治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和“浅绿的”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资本主义)等其他环境政治理论相对立。
二、主要理论流派及其进展
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对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新进展的回顾与评述将集中于如下五个支派,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理论,而在时间跨度上则集中在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即2006—2010年。[7]
1.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虽然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并且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8],但是,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的确难以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环境恶化难题和工人悲惨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概念是与他对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克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考相联系的。‘要想摆脱人类的异化状态’,就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而这种目标只有在根除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9]如果对照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四要素组合”的经典性界定: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引起生态危机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社会变革走冲突与集体行动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处方与绿色社会的前景。[10]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只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因此,像维基百科一样[11],笔者在此也统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对待。
“生态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绿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从政治理论层面上说包括两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生态环境问题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二是构建或走向一种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与战略。就前者而言,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一种由社会弱势阶级或群体来承担恶果或代价的社会问题,而导致其产生和不断加重的根本原因则是主宰现代社会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后者而言,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基本特征应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市场体系)与政治体现(自由民主制)的消除,而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社会政治变革的道路与途径既不能仅是单纯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也不能指望通过国家权力垄断或政治专制。基于此,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方面的争论,生态社会主义既批评主流绿色政治(绿党与温和环境运动及其生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技术手段的依赖和迷恋,批评生态无政府政治(生态区域自治运动及其深生态学意识形态)对个体价值变革和自主自发意愿作用的过度推崇,批评其他社会生态运动(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对于社会结构和国家变革作用的相对忽视,同时也批评“现存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且未能允许发展“萌生状态的环境主义”和生态学,批评一般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及其生产的积极价值和工人阶级自发环境意识的过高评价。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莫里斯等的相关理论著述渊源(比如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断裂”、“反对自然生态的私有权”、“改进后的自然环境传承”等思想和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生态社会主义主要是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可以大致划分为以90年代初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且严格说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比如英国和德国的“红绿政治”/“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团体正变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络”于2007年在巴黎的成立[12],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2004年担任主编后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更加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球性中心,我们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断定,21世纪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自2005年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方面较为重要的著述包括,一是英国“绿色左翼”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德里克·沃尔2010年出版的新作《绿色左翼的兴起: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13]这是他继2005年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之后的又一重要著作,致力于阐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向度。在他看来,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性生态环境灾难,正在促成一种世界性“红绿”政治变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性蔓延,同时威胁着人类的未来与自然,因而,旨在消除与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生态社会主义行动与实践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政治选择。似乎可以说,德里克·沃尔已经成为继戴维·佩珀、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等之后欧洲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此外,笔者编辑出版了《作为政治学的生态社会主义: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14]作为同一主题的2008年国际学术会议的最终成果,是东西方学者之间首次进行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对话。
二是萨拉·萨卡与布鲁诺·科恩合著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和英国“绿色左翼”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15]如果说前一个宣言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的理论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政治选择必要性的学理阐述,那么,后一个宣言则更加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是制止或逆转资本主义“生态自杀”实践的唯一战略抉择。应该说,这两个宣言是乔尔·科威尔和迈克尔·洛威2001年发表《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16]
三是在专题论文方面,值得注意的包括,弗雷·贝托和迈克尔·洛威以新自由主义主宰下的巴西为例,强调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激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抉择:生态社会主义不仅主张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义”进步观念和狭隘的经济理性,而且要求彻底重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大众消费文化,以及依托它们的政治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因而,生态社会主义所真正致力于的是一种向不同于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态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其核心理念是“生态学、本土主义、地方自治主义伦理、整体主义、团结互助、女性主义和精神”。[17]戴维·施瓦茨曼则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灾难》的论文中[18],除了再次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不相容性(但他承认一种绿色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着力于阐述如何使全球气候风险应对成为向一种生态主义社会过渡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核心观点是用高效的全球太阳能供应系统代替目前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供应系统,并伴之以“贯穿所有环境政策的预警谨慎原则、信息技术的全球性和可接近性及其逐渐非物质化和人类人口逐渐集中于那些绿色城市”等等。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的“编者按语”中[19],乔尔·科威尔以《像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那样思考》为题介绍了该期的理论探讨文章(它们重点分析与反思了以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他强调指出,鉴于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的“推翻资本”或“资产阶级社会中主宰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术语),就必须同时进行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心理结构)和政治实践层面上(街道)的革命,相应地,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而它的核心就是“否定辩证法”——对近代资本主义无限膨胀与扩张逻辑的内源性否定或“解构”。此外,理查德·利文斯(Richard Levins)专题分析了古巴近年来将可持续性、平等和生活质量相结合方面的实践探索,认为是“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优先性决定了生态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众生活质量承诺之间的天然性联系”,而约翰·桑邦马特苏(John Sanbonmatsu)则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明确质疑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来源”,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无意中重复了近代欧洲科技与文化思想中的目的论与认识论偏见”。[20]另外值得提及的是,《环境政治学》杂志刊发了阿兰·卡特(Alan Carter)的文章《超越优先性: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绿色政治理论》。[21]他主张,应该在一种新的绿色激进理论框架下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自的理论影响及其可能的贡献。
2.绿色工联主义
绿色工联主义(Green syndicalism)或生态工联主义(Eco-syndic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