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湘萍: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黎湘萍: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
黎湘萍: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
关键词:黎湘萍 台湾文学 日本殖民
有过五十年被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在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相当独特的"问题意识",它不仅像大陆那样有现代思想"启蒙"的问题,还涉及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台湾现代性"问题。

文学是文化的形象表现,它既是某种既定文化的表现形态,也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塑造新的文化性格。这就是有过五十年被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在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相当独特的"问题意识",它不仅像大陆那样有现代思想"启蒙"的问题,还涉及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台湾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意识"逐渐形成了一些"情结",长期以来困扰着台湾作家,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本文试图从追求"现代性"的角度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尤其侧重于论述在殖民地背景中形成的"问题意识"及其文学表现形式或"文化想象"在战后的形态和变化。由于台湾的"现代性"最初是被迫与日本的现代性想象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涉及到更加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 


   一、问题与背景

吕赫若在他写于1944年的小说《清秋》中,叙述了刚从东京回到台湾乡下的青年医生耀勋在他的故乡所看到的景象:

"虽说是闹街,却很少有行人的踪影,只有商店栉比鳞次。好像是田舍的陶器店、杂货店、伞店、绸缎庄、铁匠铺等毗邻。能在这些低矮的店铺间看到现代化容貌的,只有医院。墙壁贴上瓷砖,玻璃窗耀眼地反射光线,一看就很光鲜,依然君临乡下地方者就是医生。"

这段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似乎暗藏着不易为人察觉的内在的结构: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由于"现代"意味着先进,文明,富裕,能力,等等,它也就暗含着先天般的优越感和以此带来的"权力"。吕赫若用"君临"一辞写出医生对于乡下人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旧时代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问题在于:吕赫若让他的主人公回到了相对于东京这个大都会而言显然是"落后的"的故乡,并安于这种选择。但同时,耀勋作为医生的身份,却使他在"落后的""传统社会"当中占据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天然优越的地位。这是"皇民化运动"高潮时台湾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也正是日据时代文学的特点。 

 

如果要确认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的整体特征,我觉得,关于"现代"的态度便是其中之一。在许多论述当中,我们看到,殖民地时期的台湾被描绘成"现代化"率先进行的地区,其自明的前提就是:日本是现代化的国家,它也对台湾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这样,按照"现代"一定先进与"传统"一定落后的奇怪逻辑,中国便命定地与"落后"挂上了钩。然而,对日本式的现代化的追求,从未成为台湾文学积极描写的对象。相反,从赖和开始,台湾文学就对以"现代文明"的名义进行盘剥的不义的殖民者进行揭露。赖和的《一杆秤仔》,吕赫若的《牛车》,都是非常杰出的例子。换言之,构成台湾文学"现代性"的地方,正是它批判日本的"现代文明"的地方。这是我们谈论"战后台湾文学"时首先要明确的。 

那么,战后台湾文学与此前的台湾文学的联系与差异究竟在什么方面?何以会有这种差异?应该如何诠释战后迄今台湾文学的一些独特现象,譬如一直在理论的层面上纠缠不清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无法解开的统独情结,七十年代开始至八十年代末浮出地表的文学思想的分化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已被岛内文学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反复讨论,我不想重复。我想指出的是,光复前后至1949年这短短的几年之内,台湾作家的"文化认同"或"文化想象"所遭遇的"危机"对后来台湾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日据时代对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认知,特别是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认知,决定了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者对待本民族传统与被普遍化的"现代文明"的基本态度,因而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我想象自己是什么",亦即迫使"我"把自己想象成为在"文明"或"文化"上优于"我"的"他者",并根据他者的文化来自我形塑与扭曲(如"皇民化运动"期间被迫"改姓名"的运动),那么,光复之后,这种成为他者的文化想象便消失了。"我本来是什么"成为新的问题。"二战"结束后,对"我本来是什么"的反省,其实正是各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之一。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文化"的想象实际上存在多元形态,不只是不同民族有相异的"问题意识",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现代性,而且在同一民族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的现代文化的想象也存在鸿沟。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台湾光复前后的看似自相矛盾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二、过渡期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

文学的表现以"想象"的叙事为主,即使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塑造文学形象来表现现实生活方面,也借助于虚构的方式,因此,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在有关文化身份的认同方面的焦虑感,往往是借助文学想象的方式来化解的。到了光复前后,这种焦虑感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得以释放。这里,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海峡两岸对光复前后这一过渡期的台湾文学的反映上,来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过渡期",我指的是1940年代中期至1949年这段时间。对这一时期台湾社会、文化以及文学状况的现有研究,限于所见,我知道的不多。但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它对生活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从晚清到民初这个转折期对两岸中国人的影响。如果说从晚清到民初的转折,意味着中国历史从"古典时期"走入"近代",从原来比较单一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式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到被迫进入复杂的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建立在"条约"(不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性"国际关系",并开始了在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支配下的"现代化"历程,那么,1945年至1949年的这个转折点,则意味刚刚结束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两岸民族分裂状态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干涉下又重新走向新的民族分裂,并且从1949年开始,在国际冷战架构与两岸民族分裂的状态下,各自按照不同的现代化想象,开展新一轮的现代化运动。四十年代中期到末期,两岸在文坛上仍有联系,1949年之后,这种联系才被中断了。 

在研究这一时期台湾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文学状况的时候,学者们都注意到1947年的"2·28"事件给台湾民众、知识者留下的深刻的创伤。这个悲剧性的事件,对甫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造成的苦痛、失望和以后五十年的精神后遗症,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一类似事件也同样发生在大陆许多地方 ,然而,在大陆,反对国民党苛政暴政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最后导致了政权的更替;而在台湾却是对群众的全面镇压之后,从日据时期培养起来的左翼传统受到无情的扑灭。从此以后直到七十年代末,台湾"公共领域"里的言论,基本上都在冷战的架构下,由"右翼"与"自由主义"支配。关于左翼传统的所有言论,也都似乎采取了"春秋笔法"。有关日据时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传统的各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描述,都与这种压抑的环境有关。 

但在大陆,"二二八"事件被称为"台湾人民起义"事件,对它的议论是不被禁止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早在1947年3月8日,诗人臧克家就在上海写了一首诗《表现--有感于"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 ,这是目前发现的大陆诗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最早反映。诗中写道: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颗热泪把它洗干,祖国,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触到的母体,不再是,只许藏在心里的 一点温暖。 

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 还没有过完, 祖国,祖国呀,独裁者强迫我们 把对你的爱, 换上武器和红血 来表现! 

诗人是敏锐而悲愤的,刚用热泪把五十年的屈辱洗干,却被迫用"武器和红血"来表现对伸手可及的祖国的"爱",还有什么比这样矛盾的情感更令人感到悲怆的呢?这短短的诗行,恐怕只有经过"文化认同"之痛苦的人,才能理解得更深吧? 

沉默的台湾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真正关注台湾的大陆作家的报告文学里感受到台湾的悲情,但这毕竟是同情的言说。要想真正听到台湾的声音,还是应该把焦点放回台湾本土作家的身上来。事实上,就在上述大陆作家写作的同一时期,台湾作家也在努力表达自己的压抑、欢快和悲情。他们创作了许多反省日据时代台湾人的文化认同危机的作品,其中两位比较典型的作家吕赫若与吴浊流,就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涉及类似题材和主题。简言之,关于文化身份的反省,以及它所激发的相应的文化想象,是台湾现代文学区别于大陆现代文学的特殊之处;而它的批判性,却与大陆的左翼文学传统汇合,在精神上遥相呼应 。过渡期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其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特性在那短短的几年内迸发出来,而且对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特别是本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过渡期文化想象对以后台湾文学的影响

当我把注意力放到"过渡期"时,我想到了历史的许多偶然性。当然历史好像是不能假设的。但假如我们假设台湾光复的时候,大陆没有内战,没有政治腐败,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而是有了一个统一而民主的国家,政通人和,假如接收台湾的不是陈仪,而是一个富有现代管理经验、十分了解台湾历史和人民心理的理性的政府,那么台湾还不会发生"二·二八"事变吗?刚刚复位的"文化认同"会面临再次的"扭曲"吗?短短五百多天的时间会让五十年的期待落空吗? 

但这场期待落空的悲剧,并没有改变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关于"中国"这一文化身份的认同,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都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因为从根本上说,"二·二八"事变的爆发,乃是源于阶级的矛盾:这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笼统的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这一点,使之区别于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然而由于两岸政治分裂的缘故,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这三十多年的台湾文学,在它持续不断的发展、自我建构与想象,以及逐渐变化的诠释赋意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问题之一,五十年代的"战斗文艺"或"反共文学",显然延续了过渡期官方妖魔化"二·二八"的手法,将大陆的人民政权"妖魔化",致使与大陆相隔五十年的台湾知识 

者和民众,不能了解正在大陆进行的另外一种不同于"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同样,大陆也因为禁止来自台湾的信息,而不能全面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 

问题之二,文化想象在六十年代右翼与自由主义论述的环境中,仍然具有成为强势的"现代""他者"的趋向,这是对过渡期刚刚复位的文化认同的某种背离。换言之,刚刚摆脱了让自己成为"日本人"的想象,却又多少陷入成为"西方"的陷阱(这一点大陆的文学、思想也多多少少在八十年代重演了),这不免具有讽刺的意义。 

问题之三,过渡期台湾文学关于语言的反省--例如吕赫若《月光光》与吴浊流《先生妈》等对于日据时期"国语家庭"的讽刺,因为涉及到族群、文化认同等复杂性,在台湾有其特殊的意义。 

问题之四,在日据时代培养起来的台湾文学左翼文学传统由于过渡期的突然中断,与大陆五四以来的左翼传统又无法接续,加上长期以来"公共领域"论述的一边倒,对这一传统似乎日益疏远。原来反日、反美的文化认同,被置换成反华的文化认同;"二·二八"事变的"阶级矛盾"被置换成为"民族矛盾",历史似乎从悲剧变成了喜剧。 

问题之五,与问题之四有关的,是"解严"后出现的另类想象,特别是九十年代各种意识形态夹缝之中的写作,既逐步丧失了六十年代文学的活力和美感,也似乎失去了文学的使命感,渐渐沦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中按照订单生产的商品,而丧失了文学的批判能力。 

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过渡期状况有联系。"文化认同感"在迷失甚至走火入魔之后,文学的批判功能也无法保持。在这样的状况下,台湾文学如何再有能力提供它独特的文学经验?这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降临时,面对台湾文学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迷失,我们所感到的深深的忧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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