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朵:“这狗日的资本主义”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刘丽朵:“这狗日的资本主义”
刘丽朵:“这狗日的资本主义”
——对郑小驴近期创作的评述
关键词:郑小驴小说 左派 乡村 资本主义
齐泽克笔下“标准的后现代的左派叙事”已放弃了早年激进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的企图”,转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全球维度下关注起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斗争(性别,人权,种族,生态,宗教……)。作为一个左派,郑小驴没有放过他在这个热切的躁动的国土上发现的每一种现实。
    2007年发表处女作时,郑小驴只有二十一岁,即使在我们这个有着“少年天才”文学传统的国度,二十一岁也显得过于年轻了。那篇小说是《1966年的一盏马灯》,仅从标题,就能推断出作者试图书写他未曾经历过的年代。小说写得不坏,失散多年的亲属、刑事案件、警与匪的血缘关系、政治风波中的普通人……由诸多悬念模式构建起来的情节板块的确引人入胜,有效地掩盖了作者年龄和阅历的不足。其后几年,在语言风格和题材上他常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先锋派作家,后来被收入中短篇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像是余华或者苏童当年不小心失落的轶稿,有人称之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它们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名。这些早期作品并未像多数人的习作一样被压诸箱底,多少得益于眼下良好的出版形势和出版界对于八零后作家的热心。幸而一个有着强大写作势能的年轻作家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近两三年,他经由一系列作品完成了风格的转变,已逐渐成长为一名颇具批判意识的左派作家。
    在这个时代,面目模糊、观点各异的微博公知们增加了公众辨认出真正“左派”的难度。何谓“左派”?齐泽克笔下“标准的后现代的左派叙事”已放弃了早年激进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的企图”,转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全球维度下关注起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斗争(性别,人权,种族,生态,宗教……)。这项转变令许多与激进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的人士被贴上了左派的标签。对此,老牌的左派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二OO八年陷入全面危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而现实中国蕴含的危机可能更复杂。
   《飞利浦牌剃须刀》(《作品》2012年第4期)讨论的正是如今城市里最具普遍性的一系列问题——大学生就业困难,沦为低等社会动物,对虚高的房价无能为力,不得不将购房压力转嫁给父母;少女从乡村来到城市,向城市奉献她们的青春和身体,成就资本主义无耻的消费快感,抑或野心勃勃,幻想通过婚姻和房产而成为城市“真正的”一员;老人恐惧因病致贫,放弃治疗,在绝症中走向死亡,另一位老人在老伴离世后倍感孤独,由于无法给儿子提供一套婚房,两代人之间亦产生了龃龉……意味深长的是,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始终相伴的,是主人公小加——正在读高中的少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持续关注和对萨达姆的热情崇拜。这场持续了七年之久的战争实际上是美国这一资本全球化的领导者与这个世界上所剩不多的不合作势力之间的对抗,这让我们想起在描述左派时,伊格尔顿使用的感性语言,“那些从前的政治激进分子……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剪掉了连鬓胡子,摘掉了头巾”,是的,随着中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雷锋帽和人民装的左派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如今只有“恐怖武装”还在恐吓和威胁着“城里惟一的游戏”(齐泽克语)。通过主人公小加对“连鬓胡子”的崇拜,郑小驴暴露了他的左派立场,
    一些热血沸腾的伊拉克青年开始走向街头,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伊拉克的主权。更多的伊拉克人则持观望或中立的态度。萨达姆身着戎装,腰间悬挂着长剑,正给官兵鼓气。他的胡子浓密无比,透出偶像的威严。啊!萨达姆!这个浑身焕发着无限光辉的中东男人!
    对萨达姆,小加“不知道为什么要支持他”,小说中,郑小驴提供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在牛高马大的刘大胖子面前,小加和瘦小的小土豆一样处在被欺凌的地位。不同的是,小土豆遭受了肉体欺凌,小加所遭遇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侮辱,在观看二人贴身肉搏的过程中,他一直渴望小土豆的觉醒,替他给予刘大胖子狠狠的打击,然而却没有。萨达姆并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在郑小驴眼中,萨达姆是用勇敢的行动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象征人物,而对于这个时代的青年,更方便采取的姿态则是“非暴力不合作”,类似于五十年代的垮掉派(Beat Generation)。既然在伊格尔顿等人看来,“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那么在行为举止上实现这样的时空穿越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柏拉图的洞穴》(《山东文学》2012年第6期)中串了鼻环和各种环状物、不上班、抽大麻、喜欢MJ和二手玫瑰的非主流青年遭遇车祸,临死之前所说的“别这么耗着,失去志气,找点事做”,有似于那句著名的“杰克,结婚吧,钥匙在窗台的阳光中”。然而当青年想要回归社会时,他意识到原先在一起的女孩本就属于别人,而“别人”,那正常秩序下的“普通青年”,代表被他冒犯了的社会秩序给予他痛殴。
    作为一个左派,郑小驴没有放过他在这个热切的躁动的国土上发现的每一种现实。全球化进程中,一部分具有强 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了追逐利益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和生产,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劳动力低廉的“欠发达国家”,“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资产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以及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劳工们在残酷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了生存,他们甚至要改变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的观念,远赴他乡,牺牲对子女的关怀和照顾,从而使得“乡村留守儿童”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我略知她一二》正是一篇聚焦这一问题的小说。
    我爸叫李庆元,我妈叫田艾梅。他俩都不在石门,早就出去打工了,具体在哪我也说不准,他们一年到头我都难得一见。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说是春运车票不好买。他们在佛山、厦门、广州、福州、东莞、长安、深圳都待过。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换厂子。有时是在台湾人开的电子厂,有时在皮革厂,有时在服装厂。
    没有了父母的照顾,青梨同年老耳聋的奶奶一起生活,逐渐进入到危险的青春期,独自面对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发育,早恋,失恋。没有任何人分担她的焦虑,缓解她的孤独。她只有一个人,面前却是整个复杂、粗俗、多变,令她无法理解的世界。爱情曾经令她萌生希望,然而青春期的爱情根本就靠不住。这样一颗敏感细腻的少女之心承受不了爱情的反复无常,“每天上课我都在胡思乱想”,“我的世界没有任何光亮和温暖了”。她曾有过一个哥哥,父母为了生下她外出躲避计划生育从而导致了哥哥的溺亡,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姑娘在彷徨无依、思虑百端时,必定是这样反复对自己说的,“假如哥哥在这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的政策令她和哥哥的存在似乎是不相容的,令她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青梨成为弗洛伊德所剖析的那种少女杜拉式的人物,爱、孤独和内疚最终冲毁了她,令她产生“杀兄”幻觉,沦为精神病人。
    计划生育伴随着八零后成长的全程,尤其对于乡村少年,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者和亲历者的重大公共事件。郑小驴不少小说都与此有关,如《不存在的婴儿》和他唯一的长篇《西洲曲》。这一政策是中国自愿牺牲人口红利而获得资源配置的无奈之举,在普通民众那里造成了伤痛,以莫言的小说《蛙》为代表,知识分子对此已有所反思。固然我们时代大多数罪恶肇源于资本主义逻辑(按照伊格尔顿的描述,是这样一种逻辑:“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但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往往还不止于此。
    在社会主义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往往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和浪漫想象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到了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悲伤地发现文学作品发生的场景几乎都在消费领域,即使是《痒》(《作品》,2011年)这样一篇疑似暗讽富士康的小说中,轰轰烈烈的机械化大生产场景也没有出现。被十万人的大工厂和城市拿走青春和理想的“小骚”只剩下头脑里一台高速旋转的机器,她“做梦都在贴商标”提示我们“摩登时代”的幽灵并未远离——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几乎忘记了这个世界上仍有“制造业”。这是毫无激情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尽快将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从而使得包括女工在内的广大“消费者”获得稍纵即逝却无处不在的快感。在“快感”的时代主题下,即使是一名被剥夺了一切的女工,在暂时属于她一人居住的集体宿舍中,也在追求着有限的肉体欢娱。
    一度的物质匮乏令八十年代初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中国人丧失了自信,随后,资本主义从一些中国人手中夺走了最宝贵的一切:资源,传统,乡俗,社会关系,爱情,孩子和健康,以此为代价,物质生活进入相对丰裕的状态,年轻一代全盘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逻辑,却也承袭了“第三世界”固有的自卑感。《香格里拉》(《长城》,2011年第3期)中,中国青年小弥征尔对日本青年井太郎说,他最想去的是纽约和东京,还有北海道。而井太郎对他说,“这些地方虽然繁华和现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和吸引力了。东京压力太大了,我在那儿曾上过一阵子班……我倒是觉得你们中国好,对外国人那么友好真让人感动,而且有些地方还很质朴,比如这儿……我喜欢这种感觉。”井太郎想去乌兰巴托和平壤。毫无疑问,井太郎是一位西方世界中的左派。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乏反思和批判,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位西方世界的左派在他理想之寄托的中国,在香格里拉,却被当作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象代表,中国的姑娘为此喜欢他,“你知道井太郎的家族是做什么的吗?人家老爸是东芝的股东!”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挨了一顿揍。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井太郎应当挨揍,因为他在此大摇大摆完全建立在中国工人(基本由农民工构成)的血汗基础上。不过揍他的是向往纽约和东京的小弥征尔,那么随着井太郎被打倒在地,资本主义并未倒地身亡,而是站在一边坏笑不已。
   《少儿不宜》(《芙蓉》,2011年第4期)主人公是一所寄宿学校的高中生,他的学校毗邻新开发的温泉度假村,尽管处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作为乡村的留守少年,他实际上过着“零余者”般无所事事的生活(他的名字“游离”挑明了这点),而作为诱惑的他者,“温泉度假村”成为他胡思乱想的主要对象。“本地管前来泡温泉的,都叫来打炮的”,这些当代文明形态中最常见的消费者并未察觉到正在被近处的一双眼睛窥视,在后者看来,他们扮演了道德败坏的乡村入侵者的形象。同是外来者,度假村中的一群外地女郎却并非被村镇人排斥的“他者”,服装店老板娘对其点头哈腰,游离和同学尾随着她们,她们在村里人开的集市网吧上网,甚至在小镇超市剪彩活动中演出歌舞。在游离眼中,她们“散发着陌生人高贵的气质”,令他感动,他曾天真地她们被人胁迫,沦入风尘,却很快被提醒“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现实。一位气质清纯的哑巴姑娘似乎落实了他的想象。他放弃了高考报名,揣着高考的报名费进入度假村,
   “我能吻吻你吗?”他颤抖着问。
    他被拒绝了。他的爱情、他的稚嫩并不符合度假村的消费逻辑。
    在个人幸福被消费大潮裹挟、少数富人阶层侵占绝大多数财富的,真正“少儿不宜”的资本全球化时代,他和她都是自己命运的旁观者,作为绝缘于一切社会优势资源的乡村青年,从面前几条狭窄的路出发而渐行渐远,行至人生的某个时刻,他们都可能无路可走。躺在南岳庙中遇害的度假村小姐或者就是她未来命运的恐怖写照,而因在城市中的相对贫困和人格伤害跳楼不死半身不遂的堂兄,则是他触手可及的噩梦。
    中篇小说《青灯行》在郑小驴的全部写作中意味着一个新的高度,在深入探讨青少年问题的现实意义上堪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篇小说的成功使得郑小驴之前的一些有关青少年问题的作品——尽管他擅长并且重复书写此类题材——如《少年与蛇》《让所有的猪都活着》等,都像是为了完成这件出色的作品而做出的必要的准备。
   《青灯行》的主人公是一群全封闭职业学校的高中生,他们构成了一个小世界,场所是教室、宿舍、网吧、家庭,人物关系有友谊、爱情,也有相互仇视的小团体,也有介于友谊和同性之爱间的暧昧感情。对于后者学校应当负主要责任,由于办学经费所限,竟然形成了两个男生睡一张床位的“制度”,毫不重视个人隐私——尤其是少年儿童的个人隐私,也不考虑他们的舒适。在我们国度经常上演类似的离奇现实,每周只有半日休息,禁止学生穿大红色喇叭裤,强制学生早操,尽管不像被媒体多次曝光的男老师性侵女学生案件那样在社会上广为人知,却在中小城市寄宿学校普遍存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然而很奇怪,对少年的普遍压制和严厉监管却是在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下产生的,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推向对社会的仇视,或者至少,对他人的暴力和敌意,把在成年人世界遭遇的冷漠和伤害以同样的方式返还给社会。小说中多次出现少年们彼此恶语相加、大打出手的场景,然而作为他们的监管者,班主任罗老师未见得更加懂事,他殴打了李方平,并且扬言“今后谁再拖沓,做操吊儿郎当的,我就给他好颜色看”。为了不引起严重后果,他只能打不太强壮并且缺乏反抗精神的人,这点大家心知肚明,因此他被看做“欺软怕硬的伪君子”。他心智不成熟、缺乏责任感,与妻子感情失和,竟然引诱了未成年少女小樱。这样的成年人是教育和环境的双重悲剧,由不称职的人扮演教育者角色则是在不良教育制度基础上的恶性循环。
    另一位成年人——主人公鲁登的父亲——并非通常意义上养家糊口、受人尊敬的“父亲”,他是现实世界中的另一位卢瑟(loser)。他在替建筑商清理钉子户时打坏了人,逃亡前夕,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房价那么贵,社会还这么黑,竞争又激烈,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商人只知道四处搞地皮,大肆地积累原始资本,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连小城房价都那么高了,逼得人没法活,哎!不过你们也会风光一段时光的!然后和我们一样玩完了!
    年轻人总是好办的,至少他们有理想,在某个阶段,如鲁登的此时此刻,他们只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未一脚踏入随之深深陷入这个以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对抗的社会。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渐入老境的中年人却完蛋了,一切美好的已经烟消云散。
   “我老了。”父亲说。
   “……”少年沉默地站在沙发旁,他的头皮有些发麻。
   “我今天被人打了……”父亲又说。他看了少年一眼,“世道变了,这狗日的资本主义!”
    正如《少儿不宜》用堂兄和遇害小姐的结局预兆着他们的未来一样,父亲的命运给《青灯行》中呼啸来去的少年添加了悲怆的底色。卢晓辉死于车祸,黎根参军,李玄捅了卷毛被派出所抓走了,而他,绑劫了参与群殴他的小孩,随即走出了房间。他站在江边,看着江面上的渔火。“此刻,是我们正在消失的青春。”青春过去,他们将一无所有。青春还未过去,他们可能已丧失一切。此刻他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没有一盏明灯照亮的夜晚,包围他的是他全然未知的秩序和规则,无论他到哪里,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作者简介:刘丽朵,女,山东人,北大文学博士,诗人,小说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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