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倩:但开风气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黄文倩:但开风气
黄文倩:但开风气
关键词:黄文倩 王晓明 文化研究
黄文倩追溯了王晓明先生学术生涯的转变,指明了王晓明著作在台湾出版的意义。
    王曉明與蔡翔、陳思和,甚或年紀稍長的趙園等先生們,在文革後重入大學/研究所讀書,八○年代初開始正式工作。那個階段,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新中國建國後難得的一種文學的黃金時代----在反右運動受到政治清洗的知識分子因改正而回歸,知青世代也日漸崛起,並生產/發表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曉明先生跟蔡翔、陳思和、趙園都是文革後,新中國所培養出的第一批新知識分子,也因此自八○年代起,他們也就成為首波清理五四,以及回應八○年代許多優秀文學作品與思想的重要批評家。當然每個人的起點與進路不盡相同,例如蔡翔在八○年代剛開始,以點評路遙《人生》、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起家,趙園的《論小說十 家》主要處理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家老舍、郁達夫、張天翼、沈從文、蕭紅、張愛玲等,陳思和則是以一種比較概括的視野,寫出了《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整體觀》、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等重要文章。王先生跟這幾位批評家雖然共享同一個歷史語境,也力求重新辨證極左的教條, 但他的研究,或說批評的起點和方式,跟前面幾位並不很相同。以我目前的理解,這不只是說曉明先生較為人所熟知的----以魯迅起家的文學研究,例如他 1981年就發表了《論魯迅性格的幾個特點》,以及他後來九○年代初,出版了兩岸學界印象深刻的魯迅研究專著《無法直面的人生》等。而是,即使是一開始, 王曉明教授可能跟趙園更為接近,王老師有一篇評論趙園的文章,名叫《更為艱難的選擇》,收入《刺叢裡的求索》(1995),我感覺寫的相當「心心相印」。 不只是他們兩位在早期的文學批評中,都相當重視個案的具體性大於先驗性,重視文學文本的細節、縫隙、社會與個人感情與心理的探索,可能更關鍵的交集是 ----用曉明先生評趙園先生時所問出的話:「一個人只要吃飽了肚子,就不由自主地會要想到這個問題:活著為了什麼?」我以為這才是他跟趙園先生共同關心 的靈魂的主題。

    活著為了什麼呢?這是一個非常素樸且關鍵的提問。從1981年的魯迅研究起,王曉明先生陸續藉由許多不同的 文學個案,接近歷史上也曾努力回應這些問題的靈魂。例如他的碩論,研究的其實是五四時期起家的作家沙丁、艾蕪,1987年,王曉明出版了《沙汀艾蕪的小說 世界》,以細評的方式,討論了沙汀的《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和艾蕪的《南行記》等,我們寫過文學碩論的可能都有個經驗,至少在台灣,在這個 已經被資本主義異化的學術體制,我覺得文學碩論、甚至博論,很大程度上,僅僅是在學習或演練一種操作與分析的技術,甚至有陣子淪為印證各式西方理論的材 料。但我讀王老師八○年代起的文學批評,覺得他就不是這樣,1993年,他還有一篇文章叫作《冬天的回憶----懷念艾蕪和沙汀》,在這篇散文中,王老師 敘述在八○年代初期,他去成都和北京分別訪問艾蕪和沙汀的印象。這一類的學者散文,跟他的文學批評可說互為表裡,曉明先生試圖刻劃與保留----艾蕪和沙汀晚年仍作為一個「全人」的身影,他也以就當時來說,必要也難免的、外露的激憤,去貼近所研究/分析的對象。那種執著與飽滿的熱枕,使他的文學批評,接近 了某種美感與智慧風貌的境界。因此,閱讀王老師早年的文學批評,很容易受到他的感染。我記得好像是2007年,還在念博士班時,跟老師和同學們去西安開 會,參加完研討會後去參觀兵馬俑,呂正惠老師也在吧,我們遇到了一個極佳的導覽員,他帶有充沛的激情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仿佛與兵馬俑神交多年,在他的引導 下,我們仿佛也走進了那樣具有張力的先秦歷史,理解那些古墓中的夢想與孤獨。我以為王先生當年寫的沙汀和艾蕪論,也具備朝向類似特質的執著。

    1991 年,王先生出版《潛流與旋渦----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障礙》,這一本書除了收錄兩篇魯迅研究外,還有對茅盾、沈從文、張天翼,以及新中國建 國後的作家,如高曉聲、張賢亮、張辛欣、韓少功、阿城等的評論,這些材料有一部分也收在之前的《所羅門的瓶子》。我大概是在2007或08年,第一次在呂 老師的介紹下讀到這本書。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其中一部分,處理的就是高曉聲。《潛流與旋渦》對我當年非常有啟發性,雖然王老師的分析的重點,或說目的,最終 是導向了所謂的創作心理障礙,換句話說,他企圖藉由這些文本/材料,去思考之所以讓這些作家,難以寫出好作品----真正大格局或更具有世界文學史價值的 ----生產原因與心理基礎。王老師一方面能居高臨下掌握材料的整體關鍵特質,二方面又有落實到細節與肉身的感性。這種能夠「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眼 光,讓他在不斷出入作品、作者、時代環境的向度間,展現了一種將心比心、融會貫通的批評品格。例如《潛流與旋渦》中,最後這樣總結高曉聲:

    苦難對他的摧殘本來就是雙重的,既泯滅他知識者的覺悟,又損害他藝術家的心境,他對這摧殘的反抗,也就勢必要在這兩方面同時展開。在現實生活裡,他並無力 解除陳家村人的苦難。能夠不被這苦難吞沒,在心底始終保持住火種,就已經是十分難得了。但在想像的世界中,他卻能夠居高臨下去俯瞰陳家村,用藝術描寫的火 光照亮那苦難的秘密,在讀者心頭也燃起憤懣的大火----這才是他戰勝苦難的最合適的方法。(王曉明《潛流與旋渦》,頁180)。

    我不知道高曉聲生前,是否曾讀過這樣的批評。但我相信,如果他讀過,以高曉聲的自省,他也一定會感到如獲知音的安慰。即使當時的曉明先生對高曉聲的限制已看的如此清楚,對他的缺點偶爾也並不很同情。

    此外,90年代王曉明先生的著作還不少,但應該許多都是八○年代以降,一路積累與面對新的社會問題下的思考結果----例如1992年的《魯迅傳》、 1995年的《刺叢裡的求索》、1996跟羅崗、倪偉、毛尖等人的對話錄《無聲的黃昏》、1997年的《太陽消失以後》。這些材料大抵包括了王老師的一些 序跋散文、較簡短的作家論(包括台灣學界一向很欣賞的張愛玲、沈從文、周作人等),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對台灣文化圈,可能更具有介紹意義的,是曉明 老師跟這些青年學者的對話錄,例如:《無聲的黃昏》。在這本小書中,我們能夠看到一種,一組讀書團隊,如何在作出充足的準備下,針對某些共同的文本,作出 有撞擊力道的討論,似乎真正落實了某種無視於輩份、條件的多元對話激盪的空間。現今我們已不難明白,多元並不是自以為各說各話就是、並不是眾聲喧嘩就算, 深度和廣度可能都還是需要有人引導與包容,曉明先生適切地扮演這樣的社會角色。他早年在學生工作下的努力,也可以說奠定了二千年後,上海的文化研究能夠發 展的人力資源。不確定是否在2009年春天,我二度訪問上海,也旁聽了王老師他們的演講活動,當天好像是賀照田先生的演講吧,整體感覺就是如這本《無聲的 黃昏》的狀態,令我印象極深。相對於很多時候,台灣學界期望我們刻意避免衝突的溫順,以至於最終常造成的無言及自我複製,我覺得《無聲的黃昏》的形式,即 使內在不乏對話的緊張,但應該是我們可以自覺學習的方法之一。

    當然,九○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王曉明先生最具有轉型意義的作品,應該還是他2000年的《半張臉的神話》(或《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 態》,OXFORD版)。我們從《橫站》附錄的王曉明先生的小傳中,可以簡略地得知他的生涯流變,尤其是他2000年以後,自覺地往文化研究的方向正式轉 型。對應到他的著作/文本,或說文學批評,反映在《半張臉的神話》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更強調思想,或說某種思想傾向的建構書寫。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例如討論王安憶的《從淮海路到梅家橋》,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王安憶的《富萍》與《上種紅菱下種藕》的意義。本來,王安憶的作品的向度和內涵,由於她的高度 自我成長和變異,一直以來就是複雜且難以評斷的,但在這樣的評論裡,曉明先生試圖用「從淮海路到梅家橋」來概括,突出王安憶寫作中的某種底層取材與弱勢認 同,當然還有她那細細密密間的善意與挑剔,這樣的文評書寫,既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理想。強化批評家主體的選擇性的目的的背後,其實要抵抗的,正是所謂的 「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那些已經日漸被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甚至所謂專業主義的意識型態滲透的----以資本為高的中國新世界。

    也因此,在這樣的流變中,我們大略知道曉明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初,正式從華東師轉戰上海大學,協助他們成立了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也曾整合跨校的文化研究團 隊(包括蔡翔、羅崗、倪偉、薛毅、毛尖等)開設文化研究相關課程,主編包括《熱風》在內的文化研究相關專論,同時也帶領研究生,以更具有實證性、介入性的方式,進行城市文化與基礎的城鄉交叉的文化研究,在大陸的文化研究圈,有一定具體且指標意義的影響。而在跨區域整合上,曉明先生近十年亦關注所謂的「現代 早期思想」與中國革命的關係,自覺地從中國本土經驗中,清理出尚未被五四運動及新中國政治運動窄化下的思考視野,並推動它們在亞洲地區的再認識與傳播。 2012年秋季起在台灣交大的講座,亦是這樣的理念的實踐之一。

    也就是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當2012年9月初王先生正式來台,9月7日,我們即和呂老師等一行人,邀請王老師到苗栗灣寶農村走走,在當地鄉土畫家洪江波 先生家裡畫陶、聊天,也在當天達成了要編輯一本王曉明先生的選集的共識。本來,我們的計畫,是採用之前編輯人間版《神聖回憶—蔡翔選集》的方式----以 流變史的形式,展現八○年代至今,一位重要的大陸知識分子/批評家在品味和思想的各階段風貌,以利台灣讀者認識與掌握其各階段的特質與轉折。但《橫站》這 本書,最終是僅收近十年曉明先生代表作,同時本來計畫要收的文學批評類的文章,最後也都刪除,這些都是王曉明先生自覺的選擇與結果。我揣想王先生可能更希 望讀者瞭解他的,也就是這個部分----節制審美的傾向(儘管這其實是王先生更明顯的優點),在無法迴避虛無的同時嘗試直面人生,無論它們在實然的社會實 踐的結果是否有效。因此,《橫站》集中收錄的,都是王曉明先生對大陸當代、甚至當下社會、文化、城市化等的批評,以及他企圖藉由清理晚清民初中國革命的思 想遺產,作為再反省今日中國大陸日益窄化的公共視野的資源。我相信這些篇章中的很多部分,就像呂正惠教授為此書的序文標題:「橫站,但還是有支點」一般, 不只是中國大陸社會歷史問題的支點,我們推動它在台灣出版與流通,也是希望這本書,能夠作為我台的「他者」----照見我們的不足,也作為我們反躬自省的 媒介與支點。

    最後,我想起了曾經跟上海師範大學的薛毅教授請教----曉明先生的人文精神的關鍵特質?薛毅用了「易懂,但不容易理解」來概括王曉明先生。我思考了一 時間,覺得這樣的概括很有意味,但可能終究仍然只是一種概括。例如,王先生在《橫站》中所使用的語言和行文方式,確實是相當流暢易懂的白話,但其實,也不難理解,這本書從頭到尾,並沒有故作艱難的姿態與敘述,相對而言,甚至這樣的書寫和形式,恐怕還會引起某些追求深刻的心靈與愛智者的微言,我自己也曾經如 此,至今可能也未完全克服。坦誠來說,在我參與這本書的編輯前,我個人較欣賞的,仍是王曉明先生的早期著作,但這次處理《橫站》的經驗,讓我重新仔細反省,自己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過於狹窄的審美品味與思考傾向。因此,我相信《橫站》的直白表述,正是王曉明先生自覺的追求。作為一位以文字媒介思考的知識 分子、作為一位置身於曾有幾千年優秀文明的後輩,誰又沒有渴望玄妙境界的那一面呢?但面對大陸當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人間世俗功利的交換關係,以及冷戰以降亞洲急待更新的知識格局,我揣想王先生在《橫站》論述中的不惜直白,甚至也不迴避簡略必然帶來的粗暴,都是為了召喚回更多的讀者的先行接受與理解,如此,才有可能與更多的人一起,鼓動新的歷史條件的發生,進而促進這個社會的再變革。在這層意義上,《橫站》的讀者或許應該不只是我們文化圈的知識分子,也 是你、我身邊的各種階層的朋友和人民。也因此,在我心目中,曉明先生仍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但開風氣者,而《橫站》所作出的社會思考和歷史清理,也仍應 該是我們關懷此道的共同責任。我樂於將「人間」的這本書推薦給大家,期待《橫站》作為台灣社會與文化人格更新的一種火苗與力量。

註:1.本文為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於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的《橫站----王曉明選集》新書發表會上的與談/發言稿。 2.《橫站----王曉明選集》2013年2月由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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