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1942,共产党在做什么?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河南1942,共产党在做什么?
河南1942,共产党在做什么?
关键词:1942 共产党
从1942年到1943年的时间中,晋冀鲁豫边区的灾民救济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1943年6月以前,可以说是“没有饿死一个人”。同传统的救灾方式不同,根据地的救灾形式并没有局限于捐款等手段,对于组织生产自救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基层农业社会的运行轨迹。此外,通过救灾,中共积累了大量的救灾经验,并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成功地赢得了民心,为日后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黄河在该省北部横贯而过,因其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而得名。这里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宋朝以前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20世纪以后,全球大气环流大调整引发的多变气候,使得我国在20世纪初年频发自然灾害,加上河南显著的季风性气候特征,民国时期的河南是我国中北部水旱灾害严重而集中的地区。据历史学家统计,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南每年有10万以上人口因自然灾害受灾。抗战后,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政府下令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虽然部分起到了迟滞日军的作用,但也使河南民众蒙受了极大灾难,并且进一步恶化了河南的自然环境和抗灾能力。

1940年开始,世界气候进入一个温暖期,我国也出现了极端干旱灾情。1940年便有灾害的迹象出现,而大旱灾在1941年开始,作为核心灾区的河南受灾极为严重。由于灾荒存在累积性的特点,因此1942年的灾害后果更为惊人。以唐河县为例,据《唐河县志》记载:1941年夏天该县南部黑黄豆绝收,红薯亩产仅有100余斤;到了第二年夏天该县庄稼大部枯死,民众只能靠吃草根、树皮、卖儿卖女为生;南召、桐柏等县情况也与之类似,而黄泛区灾情更为严重。

与水灾相比,旱灾的危害某种程度上更大,毕竟水灾的危害仅限于洪峰所经过的流域,而且只是在一个短期内给灾区带来致命打击;而旱灾不仅在灾害发生面积上远大于水灾,而且对人类的危害存在一个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造成双重打击。当时河南大部依旧以小农经济模式为主,物质上缺乏抗灾能力,而安土重迁的思想也使得民众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等待死神的来临。加之大旱导致河道干涸,为蝗虫产卵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从而并发蝗灾,进一步加剧了灾害。

在这次灾荒中,直接导致河南省约有300万人的人口损失,200—300万人流离失所。面对严重的灾情,国民党政府确实进行了救灾工作,但由于各种因素导致收效甚微;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时辖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四个行政区,其中太行行政区辖境中第五、第六专区不少县位于当时的河南省境内。虽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河南所占的面积不大,但他们同样也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救灾活动。

1940年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边区形势日趋严峻,根据地的防灾设施也随之荒废,进而严重削弱了根据地的抗灾能力。这使得边区人民需要同时与日伪和天灾对抗。据《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记载,整个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达150万人之众,加上根据地经济落后,缺乏外来援助,根据地军民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精神力量与灾害作斗争,而且还面临着救济敌占区和国统区跑来的难民。

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下达了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在指示要求救灾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党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在思想上打消群众的悲观情绪,反对“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打破依赖政府和军队的思想。抗日政府替民众想办法出主意,鼓励群众动手自救,同时动员灾民同敌伪做斗争。

灾荒发生后,日伪借机加强了迷惑性宣传,一时间边区社会秩序动荡。为了安定民心,边区政府向民众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并下令对晋冀鲁豫边区第五、第六专区减免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对第一、五、六三个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先后共计减免60500石,这极大减免了灾民的负担;同时边区政府下令减租减息,规定租佃双方必须根据法令自动执行。这一系列的举措使民心得到了安定。

为了解灾情并为下一步救灾工作打好基础,边区政府对灾情展开了调查登记,并将灾民按受灾情况分成三等,一是有购买力无处买粮食者;二是有劳动力而粮食不够者;三是无劳动力缺乏粮食并需要救济者,随后按照调查所显示的灾民人数和粮食需求量进行粮食调剂和救济。此外太行分局还组织灾民运输粮食,并采取提高灾民运粮收入、控制非灾民参与运输次数等一系列手段鼓励灾民参与运粮。据《太行区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记载,第六专区仅武安、沙河两县就有灾民13935人参加运输,在1942年10月到1943年5月底的时间里,太行分局组织的灾民运粮队共赚运输费合小米35000余石,可解决53000人三个月的食用。

在进行灾民救济的同时,太行分局对于生产救灾也格外重视,认为救灾工作一定要与生产结合进行,使得民众充实物质基础,有了活动资本,从而渡过长期灾荒。边区下令实行以工代赈政策,吸收灾民参与灌溉渠和大堤修建;由于1942夏旱严重,未能种上麦子。为解决食物问题,太行区又提前组织春耕工作。由于严重旱灾,不少灾民在春耕时已将农具、种子变卖或吃完,而且灾民的身体素质也因灾情受到严重影响。为缓解这些问题,太行区为灾民提供了贷款用来购买种子、农具、牲畜,贷款在秋收后还给。贷款事项一般由当地农会负责办理,以保证落在灾民手中。

与此同时,妇女纺织运动也蓬勃开展。1942年10月,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亲自到武安县灾区,鼓励群众要搞好纺织运动,战胜灾荒。1942年秋后开始,经过半年的努力,纺织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到1943年6月底,第五专区参加纺织的妇女即有23000余人,纺织了166090斤棉花,换得小米386255斤;第六专区仅武安一县,纺织妇女所获工资达到268652斤粮食,解救了将近8000人的生命,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持续旱灾导致了蝗灾的爆发。当时部分群众认为蝗虫是“神虫”,不敢打。边区政府对这一迷信思想进行了驳斥,并发起了大规模的打蝗运动,并提倡使用科学手段。由于农药缺乏,边区主要还是用扑打办法,并总结了一整套的扑打经验。此外,领导干部带头吃蝗虫,部分地区还实行了定价购买。在边区军民的努力下,部分地区蝗灾得到了控制。

灾荒发生后,边区大批民众参与了进一步节衣缩食运动。节约方式多种多样,有冷食一天以节省柴火救灾者、有以野菜充饥以挪出粮食救灾者,等等。在节约粮食之外,还发动了一系列捐款运动,所有政府、军队剧团都参与了救灾公演,而磁武县的灾区互济工作更是成绩斐然,据记载磁武县募得细粮23000余斤,粗粮5000余斤。

在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也参与了对豫灾的救济,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就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给予难民众多优惠条件。1942年秋后,陕甘宁边区也是河南灾民逃难的地区之一。对于逃来边区的难民,边区各级政府都积极进行了安置,并采取鼓励垦荒、调剂粮食等一系列手段,来帮助难民解决生产困难。

从1942年到1943年的时间中,晋冀鲁豫边区的灾民救济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1943年6月以前,可以说是“没有饿死一个人”。同传统的救灾方式不同,根据地的救灾形式并没有局限于捐款等手段,对于组织生产自救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基层农业社会的运行轨迹。此外,通过救灾,中共积累了大量的救灾经验,并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成功地赢得了民心,为日后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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