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
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
关键词:保钓 理想 台湾 思想资源
这是去年《破报》报道在世新大学举行的保钓运动四十周年大会的文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台湾整个保钓运动的脉络,还提出了保钓和今日社会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读。“正如鄭鴻生所言,保釣留下的三項資產: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歷史社會的重新認識以及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是與當代台灣社會連結的最大可能所在。”

 
我輩狂歌凋以悴,荒唐愛國空虛淚。
當時烏髮鬥潮流,此際銀鬖傷鬼魅。
 
──張大春《釣魚台行七古》
 
四月九日、十日兩天,老保釣人在世新大學舉辦了一場保衛釣魚台四十周年大會,許多長年旅居國外的學者回台赴會,籌備委員會廣發英雄帖,邀請社運人士和諸多相關議題研究者、運動者與會,希望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結能帶出對話的空間。1969年,二戰後交由美國「託管」的沖繩群島在美日決議回歸日本統治後,1970年起,釣魚台問題在各地華人學生之間掀起大量討論;隔年一月起,保釣遊行從留美台灣學生開始野火燎原,三月,五百位旅美學人上書蔣介石。四月十日的華盛頓保釣大遊行有近兩千五百名學生參與,為保釣示威的最高潮,也因這一天美國國務院回應之傲慢、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官邸人員徹底不對話,使得學生們開始質疑過去認知美國作為「國際正義捍衛者」的固有信念是否謬誤,對中華民國政府也不再信任。這個覺醒可說是保釣運動中最重要的環節,也是保釣留給今日台灣社會的具體貢獻。
 
 
籌備委員會召集人林孝信回想那一天,認為是保釣運動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保釣裡左統、右統及「第三條路」的分裂點。「四月十日是關鍵,但路線之間的歧異到九月三日才亮出來。國民黨的表現太差,大家開始找不同的出路,忠心於國民黨的走向右統,不同想法的有些走向左統,我們(第三條路)覺得關心要在台灣,社會主義要與民眾站在一起,當然先幫助台灣的受迫害者。」林孝信說,「五月四日,保釣團體辦了五四紀念會,大家想對含混的歷史通盤了解,因為教科書裡說蔣總統以德報怨、日本對中國心存感激,那為什麼現在日本又來欺負我們?社會教育我們美國是世界燈塔、中國的最好盟邦,那為什麼美國偏袒日本?」
 
從這樣的歷史一路梳理下來,這些當年的知識菁英走進圖書館翻遍所有相關資料,連結了五四的思想啟蒙、連結了抗日傳統、連結了五零年代台灣共產黨地下組織,這次相當規模的青年自覺,扮演了學運中承先啟後的歷史角色。1972年美國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台列嶼正式「復歸」日本,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亦決議擱置釣魚台爭議、中日關係正常化,保釣之聲於是隨著這樣的挫敗沉寂了。至90年代,多次台、中船隻及飛機在釣魚台周圍活動遭日本海上保安廳阻撓引發的爭議又讓釣魚台問題浮上檯面,現下的保釣運動已經與當年的氛圍不同,然而此一主題竟然已經延續了四十年,此時,我們該如何看待與談論保釣?
 
從中國認同到本土化的台灣社會
 
 
保釣運動是歷經國民黨二十多年白色恐怖統治、社會逐漸噤聲後,首次發生的學生運動,周恩來稱其為「海外的五四運動」。如同五四,它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並因參與者思想覺醒後各自的理念,帶來左右路線之爭。回到當年的時代脈絡,愛國的這個「國」毫無疑問的指稱「中國」。四十年後本土化認同已經佔了至少半數人口比例,因而當我聽見老保釣人以非常絕對的中國人認同強調其統派政治態度時,就因自己的台灣人認同而直覺產生不可避免的違和感──而這或許也正是台灣多數年輕人不可能進入保釣論述、進而關心保釣運動之因。當年「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民族主義色彩,如今更因為右派多較強調民族主義,無論是大中國主義或本土的福佬沙文主義(這種血統論的法西斯概念都沒有任何說服力),而使原本民族主義的討論氛圍不再如當年。另一方面,左派固有理想色彩,卻又在近二十年中國極速右轉下,左統已經面臨社會主義不再的僵局。
 
 
當年參與台大學生保釣運動、並有相關著作《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的作家鄭鴻生談起這個僵局裡很重要的認同問題,「到了今天大家可以分出統獨、左右、藍綠,但那時沒有統獨,我們認為自己是戰後台灣新生的一代,絕大多數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跟呼吸空氣一樣自然。包括後來變成台獨的,一開始也都沒有懷疑自己是中國人。我們那時的歷史傳承沒有斷掉,保釣到今天為止仍繼續維持這個歷史傳承。南方朔說保釣是外省人的,但我不同意,當時在台大加入保釣的,除了僑生,最多就是本地生,就是台灣人。」鄭鴻生認為台獨是因後續國民黨扭曲打壓而聲勢壯大,但如今台灣社會的變化,現實上已經無法由簡單無爭議的「我們都是中國人」認同概念出發。面對兩岸之間懸而未決的關係,雖說顯然絕大多數保釣人士仍傾向統派,卻也必須在現況的社會氛圍裡找到對談基礎,正如鄭村棋在大會中回應一位與會者「必須要統一,統一之後繼續監督中國政府」之說的重話:「各位現在就可以跟我們一起上街頭。至於統一,我為什麼要先把一個資產階級抬到我頭上,然後再去反他?」
 
 
回到保釣當年的社會情況,在台大校園裡發生的保釣運動與海外相比,有不同的發展。當時在台灣的大學生同樣受六零年代國際上學生運動風潮、反越戰和抗議民歌的啟發,身處台灣的他們更切身感受威權政府的壓迫,釣運因而成為後來串連爭取言論自由、民主參與行動的濫觴。鄭鴻生回憶當時,「在那之前校園多談文藝、個人修養和愛情,這個是政權可以容許的,因為這樣這些人就不會造反;一旦大學生開始去關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這就比較麻煩。之前是管得很嚴的,保釣帶來這麼大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在他的觀察,保釣帶來的省思有二,一是重新認識「我是誰?」這個大命題,二是開始質疑政府及當時被認為最進步最崇高的美國,由這兩件事出發,進一步放下自己的中產階級位置,去關懷自身所處的土地與文化,因而1972年底引發民族主義論戰,後續文壇又發生鄉土文學論戰,都從當時的啟發開始。這樣的探尋,也開啟學生對身處於第三世界位置的認知,而又與社會主義連結。1973年二月當局逮捕台大一批師生,1974年夏天又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都是國民黨政府對這連串行動的肅清。「在那兩三年事件是一直在發生,沒有『到此為止』、『結束』的感覺,那兩三年也就不能好好讀書。最重要的影響當然是開拓了我的視野。」鄭鴻生微笑著說。
 
第三條路與青年觀點
 
 
在歷史重建中回歸自身文化價值,開始關懷原生土地,是釣運中最重要也最與當代社會連結的部分,即是從當時隱藏在左右之爭裡的「第三條路」出發的這一群人,部分投入民主運動,部分投入文化繼續經營其社會關懷理念,成為《夏潮》雜誌作者群,八零年代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亦延續了此一精神,並深刻影響了那一代如火如荼的社運、學運。四十周年大會籌備會召集人林孝信本身就是第三條路的代表性人物,在那兩年烽火燎原的海外保釣運動後,他因黑名單而長年滯留美國,在芝加哥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接濟赴海外的台灣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人士,雖身處異鄉,卻未曾與台灣社會斷裂。他在大會的安排上,其實已刻意加重「連結當代台灣」的議程份量,第二天幾乎皆是中生代、新生代社會運動者及觀察者的發言,「比較可惜的是這些人第一天幾乎都沒來,沒有聽到老保釣人的想法。」他說。在連結的意義上是否成功,或許仍有待老保釣人從後起者的言論裡如何去回應,而以不同議題遍地開花、卻仍困難重重的當代社運環境又是否能認同保釣議題。
 
一位參與籌備的青年成員認為保釣議題在當代的困境除了已經過太久時間之外,更大的問題是其中的父權思想。我同樣在會議中感受到這樣的成分,「這個島屬於中國」這樣從民族主義出發的「佔有」核心概念本身就有些父權色彩,而長者的家父長之姿更不可避免的具有指導意味,年輕人本就傾向反抗上一代,又如何召喚已在反抗的年輕人去認同?「民族主義是七零年代無法和現在扣連的所在。世代理解歷史的條件不同、進入歷史的起點不同、史觀不同,敘述的主體也不同。」這位青年成員說,「而保釣的未來性或許在於統合兩岸的情感、文化上。當然,共議出來的也可能會改變。」
 
 
保釣議題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再分出左右,這卻或許正具體而微的展現了國際政治上左右之爭裡,左派部分人士也執起民族大旗激化國族對立。從這位青年成員的言談中,我才找到較貼近自己價值觀的觀點,「簡單的說:把釣魚台要回來幹嘛?這個議題素樸到可以跟民族主義做結合,然而國際社群的想像更符合這個時代。象徵性的佔領,反而是對土地的不尊重,我們對土地要有新的論述。」他說,「我自己會覺得,保釣的意義在於擱置了釣魚台的開發……我們該談的是如何分享資源、認識彼此需求。」而鄭村棋在會議中也提及:「如果開發亂挖,根本不左派。」
 
這樣的想像在國際上總是不乏為資源發動戰爭的現實條件下看來,或許更烏托邦,然而所謂理想主義,不正有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成分?在環境問題益加嚴峻的今日,再以釣魚台資源多麼豐沛為保釣理由,無法使關心永續發展的青年世代認同,而絕對的左右之分,在新生代的我們看來也皆有其盲點。如果不檢討開發之弊、尋求較適當的資源利用方式,連現下原住民異議者反對財團進駐、反對政府建設的抗爭也會喪失許多說服力,回歸人類看待土地的態度本身,是這四十年歲月中長出的另一種回溯,回溯到更古早的歷史之前,省思人與自然的關係。
 
落紅不是無情物
 
 
第一天會議的論壇中,南方朔提及他認為九零年代後的社運已和保釣無關,其困境反而被民進黨主導發展,也因歷史的斷裂而進入「無思想地帶」,由自己本地的經驗發展;錢永祥則提出許多檢討:「文革和學運給我們左派嚮往,在愛國主義和第三世界反帝反美兩方面,衝突點卻未被討論。這兩個傳統如何在台灣乃至中國擁有力量?我們要的只是以民族主義解決釣魚台問題嗎?」對於世代之間的差異,他說:「我們失之於空疏,你們失之於零碎。」
 
事實上,兩天在保釣議題下深度的相關談論,許多學人對東亞與全球國際局勢的觀察都在在展現這群老保釣並未與當代社會脫節,綜觀而論,保釣重建歷史和隨之產生的論述確實打破了封閉年代裡的厚牆,進而影響今日。「年輕一代被後現代主義影響了……但現在的發展確實有潛在受到保釣的影響。當時聲音在1972年後消下去,但四十年後還有人會從歐美趕回來參加,就說明了力量仍在。」林孝信說,「保釣是高度理想主義的,台灣社會對保釣很苛責,肯定太少。劉大任說『保釣是所有運動裡最純潔的』,現在,台灣社會包括社運界理想主義色彩都弱了,甚至社運界有人把運動當墊腳石,保釣當時沒有,黑名單裡,沒有人說要國賠什麼的……我希望能重現這種精神。」他認為如今仍應堅持保釣,直接相關的原因是台灣漁民的權益、豐富的資源以及釣魚台靠近台灣本島而重要的國防考量。
 
 
或許正如鄭鴻生所言,保釣留下的三項資產: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歷史社會的重新認識以及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是與當代台灣社會連結的最大可能所在。拍攝電影、校園展覽、爭取寫入公民教育,或者將林森公園命名為釣魚台公園,都是這場大會中老保釣人思考提出的具體連結方式,又或許能由錢永祥的話思考保釣運動的另一個可能性:「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兩天紀念完以後,不要再回顧,而開始針對華人世界的民主正義問題好好談一談?那麼老保釣就沒有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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