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
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
关键词:返乡书写 乡村 知识分子
从表象看,返乡书写是围绕社会敏感问题,学者、媒体、大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汇。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则隐含了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个体经验如何和真实问题对接,写作者如何重建与现实的关联等命题,换言之,在知识和理论重重包裹的学术语境中,返乡书写,是写作主体在问题的刺激和唤醒下,脱下文字的华丽外装,与现实和刺心难题的一次短兵相接。
    2015年春节期间,王磊光的网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通过新媒体传播,引起社会热议。2016年春节,笔者写作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再次引起社会对农村话题的关注,使得返乡书写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从表象看,返乡书写是围绕社会敏感问题,学者、媒体、大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汇。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则隐含了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个体经验如何和真实问题对接,写作者如何重建与现实的关联等命题,换言之,在知识和理论重重包裹的学术语境中,返乡书写,是写作主体在问题的刺激和唤醒下,脱下文字的华丽外装,与现实和刺心难题的一次短兵相接。这种话语实践的背后,需要梳理很多基本问题,作为一个参与返乡书写的实践者,笔者将从写作主体的角度,结合《乡村图景》的写作、传播、衍变及发酵过程,追问如下问题:第一,我为什么成了返乡书写的实践者?第二,农村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从我精神成长的载体,变为一个问题的载体?第三,为什么返乡书写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情况下,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它和写作主体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曾经多次谈到,写作《乡村图景》一文的动机来自最直接、最原始的情感冲撞,来自丈夫的家庭在乡村相当典型的生存境遇对我的震动。对于受过学术训练的人而言,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自然会进行这样的理性思考。事实上,直到今天,我都不觉得《乡村图景》写得有多好,也不觉得王磊光2015年的返乡文本就已经很成熟。但我得承认,《乡村图景》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契机成熟,非写不可,不吐不快。在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声音,写作此文时,除了农村儿媳的身份,我始终内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尽管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现有语境中语义敏感而又边界模糊,但多年来,我总是不自觉地拿它返观内心,面对丈夫家的情况,在写作《乡村图景》一文时,我同样陷入了这种路径。除了亲历者和亲人的视角,我身后总响起一种更为急切的声音,我会问自己: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和真相,现在已呈现在你眼前,作为一个以写作和文字为生的人,你如何面对所看到的一切?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过滤掉其中的情感,将个体的经验和遭遇上升到对更多人的生存境遇的呈现?我得承认,在自己的返乡书写实践中,内心一直听从这种声音的召唤,我对自己的身份始终充满了警惕、内省和纠结。
    到底纠结什么?在此我愿意回到内心的真实感受。说近点,真正让我内心纠结的并不单是生存的艰难,以买房为例,对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别的支持,压力很大,内心也会觉得特别沮丧,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情。让人内心真正痛苦和纠结的,是因为在原来的教育基础上,我们内心还持有很多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这涉及自我认知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这么多年来,我特别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干嘛,不知道哪一种生活是自己的真实生活。
    当理性的讨论难以有效进行时,它会以情绪的形式呈现,通过特殊的文本表达出来。王磊光在2015年的返乡笔记里,曾提到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可以说,这个文本之所以引起关注,打动人心,并不单纯来自对农村困境的叙述。事实上,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明白农村的问题出在哪儿,甚至很多小说对此都作了典型的呈现(例如陈应松)。它之所以打动人,正是来自王磊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思。《乡村图景》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正如前文所言,表面上我以农村儿媳的身份,将自己家庭的情况呈现出来,但实际上,真正支撑我写作的是隐秘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以什么视角审视这个家庭,以什么态度对待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剔除亲人的因素,这里面包含着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最基本的关系。写作时,我时时提醒自己,注意拉紧情绪的缰绳,避免陷入一场悲情的叙述,警惕过多的情绪流露影响到个案叙述的公共意义。
    不可忽视的是,返乡书写的写作者之所以能以文学的形式,达成对社会敏感神经的触碰,恰恰源于个人经验对其立场和视角形成的重要作用,对个人经验的正视,让他们从理论语境中暂时逃离,获得了观照现实的感性途径。以我的成长过程为例,在重回校园念研究生以前,恰逢90年代国企改革,我的身份是一名纺织厂的下岗女工。个体命运卷入社会转型的历程,让我彻底改变了观照世界的眼光。我不得不承认,相比后来多年的学院化生活,这种与时代的赤裸裸的关联,对我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发现,在摆脱生存困境,过上期待的学院生活以后,内心的困惑并没有减少半分,不接地气的虚空感特别强烈,好像每天就在文字中觅食,学术的要义仅仅是为了换得生存条件的改善,感觉自己在经历一种飘在空中的生活。我总是忍不住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让人内心觉得安稳?我没有办法回答。在《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中,我曾说:“这种逃离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在重回校园以后,我才感到此前的生活和此后的生活,因为工厂四年的遭遇,使得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两个不同的场域,这种场域之间的反差让我既没有办法安心于学院的精英和高深,也无法重回过去心安理得的绝望和抱怨。我吃惊地发现在离开工厂以后,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强度钉进了我的生命,并直接导致了此后我对学院氛围的游离,从而加剧了内心的犹豫和怀疑。”(《天涯》2014年第1期)
    这种内心的困惑,同样作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因为姻缘,我得以走近丈夫的家庭,接触到了不同于我经验世界的另一种生存场景,当我每次随丈夫回家,看到哥哥、嫂子的生活,看到婆婆的生存环境,而我们又没有足够能力去改变时,返观自己在广州表象光鲜的日子,就会问自己:亲人乡村生活的日常挣扎、困顿,我和丈夫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到底哪一种才是我需要面对的真实?这个时候,是否能够坦诚地审视个体,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对真相的呈现和对自我的接纳,成为我是否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关键。如果没有对自我的真实接纳,认知自我就是一个伪命题,人文学术就会沦为话语层面的智力游戏,从而导致对现实中真正问题的遮蔽,思考自然无法落地。
    对我而言,一旦启动个体的生存经验,坦然接纳真实的自我境遇,就会发现来自知识层面的概念和现实世界有着天然隔膜,自然而然,我会对知识、概念、尤其是西方理论产生警惕,并由此开始自我怀疑和反省。我在90年代的国营大厂生活,说到底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下的经验,它对个体的命运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我而言,是一个接通知识和经验的关键点,是否正视这个关键点,决定着我思考问题所依赖的是直接经验,还是二手经验。换言之,在这个背景下,我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的日常生活和学院经验如何建立有效的对接,另一方面,我要选取怎样的视角来清理我的个人经验。这两个方面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整体而宏观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说到底,我之所以成为一个返乡书写的实践者,还是和自己对个体经验的清理有关。

    以我和王磊光为例,近两年返乡书写的写作主体具有如下共同点:在农村长大,有农村生活的切身经历,通过升学来到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学位,具备多年城市生活经验。也就是说,尽管返乡书写呈现的是农村问题,但农村作为问题呈现,和城市经验提供的视角密不可分。如何呈现农村,成为写作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在王磊光2015年的返乡笔记中,还是在我2016年农村儿媳视角下的乡村图景中,都包含一个基本前提:以前的乡村,对写作主体而言,尚有很多温馨的回忆,很多美好的画面,乡村是作为一个精神寄托的载体而存在的,而今天的乡村,在社会激烈的转型过程中,已是伤痕累累的问题载体。以我的经历为例,祛除童年视角对乡村的美颜效果,现在看来,以前的乡村,确实是一个能被整体观照的对象,一个能自我生长、包孕精神和内在生机的场域,它可以孕育一个孩子,可以教养一个孩子,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能量场,可以让一个生命获得内在的自足和圆满。换言之,以前的农村人,他的生命价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观念来衡量,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观念。现在看来,尽管从经济指标衡量,以前的乡村也许算得上贫瘠,但人心是安定的。更重要的是,农村出色的孩子,通过读书,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这样一条出路。但仅仅十几二十年,农村的状况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有些地方因地缘或政策优势,获得了好的发展机遇,但更多地方,在城市的压力下,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农村越来越处于抽空的状态。尽管从表面上看,农民的房子越盖越高、越盖越新,但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失去了完整的生活,造成了夫妻分居、留守儿童、老人孤独、环境污染等巨大代价,很多人内心彻底失去了安定感,多年延续下来的稳固的价值观轰然塌陷。
    因我自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我想以这位老人为例来说明乡村变化带来的冲击。外婆比我大60岁,从两岁到12岁,我一直待在她身边。可以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就来自外公、外婆两位老人,来自他们生活的村庄,来自从小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和婚丧嫁娶的日常礼仪。外婆一辈子都没去过城市,从未远离过村庄,一生的活动半径就在30里以内,内心的安定感特别丰盈。但我发现,到90年代后期,老人开始变得焦虑。因为我的表弟,她最器重和喜爱的孙子吸毒了,事实上,到90年代,村庄吸毒、买码(六合彩)、赌博的氛围非常浓厚,影响了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我的表弟当中吸毒的就有两个,吸毒需要毒资,正常渠道行不通,就会进城去干坏事,由此给整个家族带来无穷的困扰。外婆没有办法排解,只能依赖自己的经验去算命,算命的也无法给出一个解释,就说孩子的命运来自他的长相。我印象中,表弟吸毒对外婆精神的刺激,可以和日本入侵家乡给她带来的痛苦相比。因为这些生活经验,有时我会站在一个老人的角度,来理解村庄的变迁,理解传统和今天断裂的程度,理解90年代的社会转型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压力,理解这所有的变化对一个老人内心的冲撞。我会问自己,是什么让一个人心安定的村庄,变得如此颓废?是什么让一个古风犹存的村庄,变得如此狂热地追逐金钱?这种触目惊心的转变,会让我不自觉地想起童年的村庄,想起80年代初期,何士光笔下农民挺直腰杆的形象,想起贾平凹笔下的美好图景,想起童年阶段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此带来的时空幻灭感和断裂感格外强烈。
    我甚至会想,有一天,假如我丈夫那边的兄妹,他们的孩子获得一个机会,具有写作能力,他们笔下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子?那些留守儿童的经历,那些南下童工的经历,在他们的人生中,会留下怎样的烙印?乡村作为表达的意象,事实上已不可能承载任何浪漫的想象,它的呈现是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曾经的精神载体。乡愁概念,正隐含了乡村昨日的温馨丧失后给人的情感冲击。直面留守村庄的亲人的命运,我不会从乡愁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会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农村,就希望亲人一直留在那里给我营造一个精神家园,我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过得好一点,能对抗现代城市渗透给他们的糟粕,希望他们不要吸毒,不要赌博,有书读,有机会上大学,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希望农村能够恢复本身的活力和生机,不要仅作为问题的载体而存在。

    最后,我想追问第三个问题,返乡书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2015年王磊光返乡笔记爆红,我当时就好奇,为什么一个类似会议提纲的文本,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更没想到,2016年,我会成为返乡文本的另一制造者。文本的粗疏和传播效果之间的差异,迫使我从文本以外去寻找原因。从文学批评的经验看,我的第一感觉是,返乡书写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当下文学的无力。返乡书写的喧嚣和热闹,与纯文学的沉默和边缘构成了鲜明对比。返乡书写明确的问题指向、与现实刀光剑影的对接,凸显了当下文学在如何观照现实层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此外,与之相关的还有新闻业的整体衰颓。毕竟,在新闻业没有受到新媒体冲击以前,传统的报纸、电视,在介入现实方面,有着天然的便利和优势,能发挥直接的作用。返乡书写的走红,剔除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从大的层面看,与文学表达的无力和传统媒体的失势密不可分。社会问题依然存在,问题的凸显和表达的需求天然依存,这是一种叙述的刚需。文学或新闻如何面对表达现实、凸显问题的需求?返乡书写不过是在两者的低谷期,生逢其时地满足了需要、抓住了机遇而已。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文学新贵,从根本上说,也和这一大的语境密不可分,从文体看,返乡书写实践的正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
    当然,除了以上原因,返乡书写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写作主体的情感倾向也分不开。前面曾提到,农村问题对于稍具农村经验的人,其实并不陌生,因此农村图景要通过文字引起广泛关注,是不容易的。我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关注后,令我惊讶的是,竟然有很多平时不怎么来往的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以后要对丈夫好一点,因为更能够理解丈夫的选择。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你写的就是我家的情况,我也是农村儿媳,你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这种类似于家长里短式的回应,让我从另一层面看到了写作主体对返乡书写的特殊作用。说到底,返乡书写其实和写作技巧没有关系,更为关键的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视角,是同写作主体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怀、立场和情感倾向密不可分,谁来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
    从这个层面看,返乡书写可以说是文学的胜利,情感的胜利。一个写作者是否愿意放低姿态,是否愿意卸除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脸具,是否愿意倾听卑微者的声音,并和他们建立一种共同的命运感,这是决定返乡书写质量、质地的根本。结合我和同龄人稍稍不同的人生经验,我得坦率承认,在历经90年代国企下岗的日子后,我对重回校园后的学院生活,始终有另一重的打量和审视。与此相关,我对身份的变化也特别警惕。我会提醒自己放低姿态,去理解他人的无力和卑微,去仔细观照生活,以防在内心长出轻佻的优越感。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网易新闻在转载了《乡村图景》一文后,我浏览网友的留言,第一次感受到网友这个看不见的群体在被文字触摸后,不自觉袒露内心柔软和无力的一面,在和读者的互动中,我返观自身,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如果说,在此以前,我也相信文学的边缘化更多来自时代喧嚣的冲击,那么在此以后,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边缘化其实和写作主体对时代和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过于疏离大有干系。说到底,如何重构写作和现实的关系,如何破除同质化经验和语境中的写作者与生活的隔膜状态,不但对别人,对我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90年代以来世俗生活合法化,个人主义写作面临困境,如何建构个人和时代的真切关联,激活现实主义正大光明地表达生存困境的活力,成为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作者进行了诸多探索。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刘继明的《人境》等作品,都直面真实、宏大的精神难题,并尝试从整体上观照转型期社会运行的逻辑,在推进文学和现实的关联上做了很多努力。非虚构作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面临重建个体和时代关联的重任。在我看来,写作主体选择非虚构的形式,本身就暗含了写作者对世界的理解,凸显了写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非虚构文字的力量,恰恰在现实召唤表达,而文学和新闻反应滞后的大语境下,用一种回到现场的形式,重构现实的图景。
    最后,关于新媒体自身,我感觉对此要保持清醒。在新媒体语境下,要警惕返乡书写仅仅沦为社会的热点,在每年春节热闹过后而不了了之。如果不对新媒体巨量的消耗性有所警惕的话,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最后就可能在话语的泡沫和喧嚣中,烟消云散,毫无建树。2016年春节期间出现的“江西年夜饭事件”、“东北约炮事件”,实际上以假新闻的面目,印证了新媒体的消耗性。毕竟以流量、点击率为衡量标准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同商业运作有更深的渗透关系,在便捷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陷阱。对写作者和读者而言,如何呵护彼此之间的诚信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一场场打摆子般的话语狂欢中,若不能维护两者之间的基本信任,就只会以加速度耗尽新媒体的活力。相对传统媒体的老成持重,新媒体的身姿要快捷和轻便很多,在制造热点话题的速度上也有更高效率。但不能否认,在传播海量信息的同时,新媒体常常泥沙俱下,作为人文工作者,有责任直面新的传媒环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价值理念去激浊扬清,减少社会的戾气,修复社会的裂痕,营构健康而滋养人的文化环境。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使命,对于老一辈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建构价值观念、介入现实问题方面,确实有着本能的接纳和担当。今天,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他们所开启的话语方式的边际效应已经递减,如何找到更为切实的言说和行动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返乡书写毫无疑问可以看做在新的媒体语境下,我们这一代介入社会问题的独特尝试。
    事实上,在我的同龄人和更为年轻的朋友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已不满足单纯的理论争议,越来越多人走向基层,走向田间农舍,实实在在地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相比媒体对返乡书写的热议,这些从事实践的庞大群体,是被遮蔽的部分。如果说,在返乡书写上,王磊光挑起了话题,我强化了话题,那么,今天,摆在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话题引向建设性层面,如何写作更成熟、宏大的作品,来推进返乡书写与乡村建设两者之间的关联,将话题引向更深入的思考,并促使改善乡村面貌的行动落地。我希望这些从事一线乡建工作的年轻人,可以更多呈现自己的探索和困惑、实践和思考,希望他们站出来说话,实现话语层面的讨论和建设性行动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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