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问集:印度,在哪儿?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行问集:印度,在哪儿?
行问集:印度,在哪儿?
关键词:印度 阶级
张馨文,德里安贝卡大学(AUD)博士生。
第一次造访印度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季,出国留学前的探路活动。那时的印度处处非常“印度”,就连台湾没有的那种午间冬阳暖暖、夜里寒风刺骨的大陆型酷寒气候,感受起来都特别有地方色彩。正午时分看着“男男”们手牵着手、腿叠着腿,卧躺在市中心圆环草地上,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心中大呼印度社会“好不同志”!夜间躲在民宿搓着手呼着白雾,啃着面饼配绿豆咖哩与香甜胡萝卜切片,房里那台老旧且毫无特色的电暖炉都仿佛能当个景点。月光广场可谓“汹涌”的人潮、路上逍遥行走的牛只、说“好”就马上摇头的人们、随时聚着喝茶的日常,那时,眼睛所看见的、鼻子所吸入的、耳朵所听见的都写着“印度印度印度”。那是一趟与印度每一分钟都邂逅,一张开眼又相逢的初恋旅程记得离开德里的那个夜晚,与民宿的煮饭小姐依依不舍地道别,上了计程车后,天空竟飘起小雨,而我将它视作有灵,把为我哭泣的印度牢牢地记在心底,一直到今天。
 
到印度留学以后,随着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印度”是越来越消失不见了。邮局门口那位替邮递包裹缝制棉布袋、烧蜡印的裁缝大叔,已经成了帮我补破衣服的“朋友”,我也好久没想起第一次被人从邮局赶出来,花六十元卢比替已经包得很好的包裹缝棉衣打蜡印那既恼怒又新奇的心情。犹记那日,早已习惯我吃饭用勺子的印度大妈,看我用手抓饭吃,开心兴奋地直叫我别拿勺子,我才发现,我早已忘记自己总在大家用手吃饭时用勺子,以为勺子就是我的手,而她们手就是勺子。那种连差异存在都忘了的麻木感使得“印度”是真的逐渐地消失不见了。
 
然而,就像是一对牵起手来像左手牵右手般的老夫老妻,总会特别珍惜那些还会有些感觉的片刻,我也特别珍藏着那些与“印度”再度相逢的时分。当“印度”不再么无所不在,“印度”也不再是“一个”,那些片片断断的瞬间,像是透着破了的镜子的碎片映着,又像、又不像、像自己、又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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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问,印度,危险吗?而我总是半开玩笑的回答,比纽约好太多了。你抬头看看,人们有装铁窗吗?
 
确实,印度的安全,甚至称得上夜不闭户。但,印度的日常却又有另一种在地人也会吓得直冒冷汗的一触即发的危险。
 
2012年震惊国际的德里黑公交轮奸案发生时,我正在印度南方的港都柯钦镇旅游。住的小民宿坐落在幽静的观光老街上。老板相当和善,房间简单白净,街上多是服务观光客的咖啡店和精品服饰店。民宿的大门很特别,双扇对开,砍成上下两半,关上时会看见大大的十字。上两扇门平日敞开,下两扇则轻轻阖上,用个小铁钩扣着,像个矮栅栏,住宿的我们进出自由很方便。老板很少在一楼,门口也没有守卫,整栋房子的入口大厅像是与户外连通似的半开放空间,那时真觉得柯钦是个安和乐利的小镇。直到有次我进门时忘了将门扣带上,老板见着大惊失色,直说:“这门一定要扣,不扣是很危险的,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看他紧张的德行,我真感觉荒谬透了,也困惑极了。连只猫也挡不住的小矮门、连个锁也没有的只用小钩子勾着的两片木头,也算扇门吗?风雨都能吹进来,能起什么作用呢?怎么扣上了就安全,没扣就“非常危险”?这小镇,究竟是太平还是不太平?
 
这扇奇妙的“半门”的学问,为我开启全新的“印度”想像。半门仿佛展现了印度社会阶级维系与跨越的开阖机制。在看似宁静的日常,半门阖上,牛鬼蛇神压着;忘了关上,混乱与暴力穿门而入。门,象征似地阖上一半,却是危险与安全、秩序与失序的界线。界线不是物理的、是社会的,一半已足。
 
惊悚的德里强暴案在电视上转播着,大学女孩与男朋友约会看完电影已半夜,上了台私营公交车,与车上一小群低阶级的人起口角,男的被痛殴,女的被轮暴,有政客说:“若是位虔敬的女孩,不会发生这种事。”这半门,就在女人身体上。当印度女人们穿着传统服饰纱丽,上半身除了一块带有袖子的胸罩,就剩那条从右侧腰际披上左肩的也缠着下半身的五呎长布。酥胸仅半遮,若隐若现的,蛮腰与手臂也大多裸露,如此性感的“传统”服饰究竟是保守、还是开放呢?或者,就是那敞开一半的大门,尽管已裸露至此,关键的另一半扣上了就太平,没扣就招来强暴的横祸。隐微的社会界线一旦跨越,从安全到危险仅是一线之隔。
 
半门的社会界线不是物理的,而是文化的,是使印度存在的隐微而绵密的日常。像我这样的外国人看来,总觉得印度这是个相当混乱多元的社会,常在其中感受人民为了生活各自为政的活泼的“民主”而有些感动。然而,就在某日,体会一次了这个社会大网收拢起来的力道,说是兴奋但也很心惊。
 
2012年10月的某个周六,我所处的加纳达州为了与临州抢河水的水权,发动大全州大罢工,人们称bandh,发长音“办昂~”,“关”的意思。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罢工,“办昂~”来自印度教传统,是全城全面的消极抵制。那天的“办昂~”共十二小时,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
 
那真是个神秘的时刻。
 
整座班罗尔城在大周末的白天整个儿停摆、安静下来了。汽车喇叭声没了、时常在联合罢工时偷赚外快的几台嘟嘟车也没瞧见,平日推着脚踏车沿着巷子卖椰子水、卖蔬菜、卖花的小贩的叫卖声也停了,就连每逢周末就开工、牵着驴子挨家挨户大吹喇叭乞讨的小男孩们也没出现。大连锁店没开、小零售商关着门、路口转角的乞丐们也消失了。只剩风吹拂树梢沙沙作响,连小松鼠奔跑求偶都听得见。
 
对于成天吵吵闹闹,周末吵闹更凶的印度,这等安静简直是奇迹。整个城市在阳光灿烂里静止下来,白天就像晚上,醒着竟像睡着。
 
好不令人心惊的团结。甚至,或许“团结”也不足以形容这份安静。
 
那日中午,我在阳台上喝着茶冥想着。这恐怕这并不是一则关于“团结”的故事。这份令人心惊的宁静不是以共同利害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式的团结,那种团结在印度这样的地方总是谈好了这方就漏了那方,或是总有零星投机叛徒,一整个城的从上到下的劳动者不可能有这么明确的共同利益。平日纷杂吵闹的都市内面仿佛有张绵密的权力与政治的细网,每一个人都以一种方式属于某一个组织,小组织从属于大组织,这个组织与那个组织都以某种关系相互联系着,网内有细分的阶层与规则,构成乱中有序的日常,惊人的是,这张网几乎可以抓住全部的人,从老板到劳工到小乞丐。有人告诉过我:“印度虽然很大,然而,一旦警察要找一个人,就一定找的到。”秩序的背面是各种形式的暴力,人人心中藏着的惊恐。“办昂~”宣布后,不配合的店家被攻击的零星事件偶有所闻,使人在赞叹这静谧的神秘时也不得不惊惧使其成为可能的暴力。
 
所以到底,印度,危险吗?印度的秩序是社会性的,也是阶级性的,阶级的社会界限分明,每个人守着自己的分寸。所谓种姓制度,就是绵绵密密的分级分类与细细琐琐的行为准则。上层的人享有许多特权,生活中的暴力多是针对底层。然而,尽管是最上层的人,大门敞开享受特权者的专属的清闲时,心底也是随时警觉着的,像那个民宿老板,也像我的房东。我的房东是在当地颇有地位的人物,他时常说:“你们住我的楼上,不用担心,没人敢动你们,很安全。”记得有次朋友有来借住,走时阳台门忘了关上,大门开着十几天。房东从楼下每天抬头看见那扇大大开着的门,担心鸽子飞进去,却一点不在乎闯空门的问题,我那时觉得,这里真是安全。然而,有天我也惊讶的发现,他们每次出国,都会小心翼翼的不让他人知道,太多人知道的话,他会觉得不安全。原来,他也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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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秩序与失序仅一线之隔,暴力与驯服也是一体的两面。这么多年,我时常在心底忍不住喊着“哎呀,人们怎么这么听话啊!”那些时刻,“印度”二字出现在脑中,印度人民其实是很逆来顺受的。
 
曾在尼赫鲁大学修过一门当代印度政治思想。那真我修过最好的一门课了。Valerian Rodrigues老师采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每位报告的同学负责阅读一位印度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而全班的同学们也不能闲着,一班约十多人,每一位同学皆必须各自负责一个章节。报告的人负责批评,其他同学负责辩护。上课是阅读、思考与民主的辩论的训练。
 
我对这个设计好奇,问老师:“为什么不是报告的同学负责辩护,其他同学负责批评呢?一般来说,批评一个人不是比较容易?为一个人辩护不是向来比较困难,需要有准备周全?”老师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对印度学生来说熟读背书为作者辩护是比较容易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则困难许多。”
 
果然,有天负责报告的同学,一面提出自己对文章的批评,一面说:“我这样批评他,几乎觉得自己在犯罪。”这位同学负责批评反种姓运动的政治领袖皮瑞亚(Periyar),他是上一世纪的传奇:一脸大胡子,总提着灯笼只身一人到偏远的乡镇与人们辩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此人妙语如珠,反对信神,强调理性,然而他的思想却是论辩式的,因地制宜,目的是促使对方思考,没有一贯的学说或理论,与其说是一代理论家,更像是流浪的诡辩家哲人。研究皮瑞亚的学者,只要讲起他,脸上就会出现一抹非常调皮的微笑,常让人怀疑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恋人,究竟正在回味哪一段往日趣事。皮瑞亚唤起一整代人的反种姓运动,那位同学说家里就放着皮瑞亚的像,他像是神,怎么批评?
 
对权威的崇拜与服从也使人们对权力滥用造成的灾难逆来顺受,最佳的示范,就是去年的废钞事件。2016年10月8日晚间,印度总理莫迪闪电宣布最新打贪政策:五百元与一千元的钞票午夜起全面失效,拥有旧钞者需在两个月内存入银行或兑换新钞,存入现金过多者必须提出缴税证明或补税。当交易市场百分之八十五的货币一夕成废纸,社会全面瘫痪。医院里一团混乱,要出院的出不了、要进的进不了、要动手术的也动不了;藏了私房钱的女人,一生的积蓄一夕化为泡影,真有人绝望的上吊了;银行大排长龙,老人家体力不支倒地不起;现金交易的大卡车停摆,城市的蔬果供货也出了问题;七成以上的人民没有银行帐户,其中三分之一连身证明文件都没有,生活完全陷入危机又正值播种的时节,农民们担心没钱怎么买种子。每天都有因废钞死亡的新案例。人们用仅剩的货币买米粮囤货,街道空空荡荡,宛若战争时期。而更让我讶异的,还是印度社会的驯服与秩序,这场空前的比任何天灾都还要严重的人祸,社会就这么静静的忍受着,社会未有脱序、地方并无暴动。当整个国家充满了绝望之人,暴力冲突只有零星几起。排队领钱时,看着人们除了无奈,是颇平心静气,埋怨抗议的声音很少,有,也并不激烈。政府最终成功回收99%的旧钞,这么“印度”的经验,印度自己都吃了一惊。
 
有人说,甘地之所以提出“非暴力抗争”不是因为印度人很和平,而是印度人很暴力。而我却认为,虽然常有暴徒凌迟异议者的社会的确称不上非暴力,印度却也是个很顺服的地方,常像一片大地般数千年一日的默默地承受着风吹日晒雨淋。在驯服与暴乱,守序与失序,隐忍与抵抗两极摆荡若说印度“不是什么”,印度真不中庸,印度没有中间地带,印度也不存在那种守序的违抗秩序的“非暴力抗争”。甘地是印度的概念工程师,为新兴的共同体注入前所未有的崭新想像。
 
印度,在哪里?在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求学者心中,印度并不在报章杂志上,也不在名胜古迹里,印度不是历史,也不是地理,印度其实也不是“一个”国家。印度是甘地与皮瑞亚心中的“问题”,妳是谁?妳在哪?妳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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