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三重奏:论“我的诗篇”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现实三重奏:论“我的诗篇”
现实三重奏:论“我的诗篇”
关键词:“我的诗篇” 工人阶级 意识形态 媒体
由三重现实所构成的“我的诗篇”,与其被视为资本又一次的诡计,不如说,它直白地标识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危机
               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
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鲁迅:《文化偏至论》
 
    整个2015年,围绕着“我的诗篇”,发生的事情真是不少。从年初北京皮村的现场朗诵、云端分享到天津大剧院的演出,从众筹拍摄、纪录片参展、获奖到包场放映,走向世界……。几乎每走一步,它都受到同样多的赞誉和批评,被“匆忙吞咽”或“拒绝吞咽”。[i]
    在今天这样的传媒时代,为方便兜售而剪裁文化事件、以便迅速消费的媒体诡计,并不特别令人意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放弃将其作为整体性文化事件加以把握的愿望。我的好奇正在于,如果拒绝接受武断的切片,更完整和连贯地看待“我的诗篇”,会有什么不同?那些聚焦于片段的解读,还会如此平顺和自然吗?如果让“我的诗篇”更为从容而非“快消”地呈现自身,我们真的有能力理解它吗?围绕它的舆论会因此发生变化吗?或者说,当人们最终必须和作为整体的“我的诗篇”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自身会不会有些许变化?[ii]
 
一、三重现实的合奏
 
    当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事件的意思,并非标明各项活动发生的时间,为它算一笔流水账。因为物理时间的罗列,对理解整体并无帮助。在这里,第一步需要澄清的,是“我的诗篇”包含的三个不同层面的现实。它们既彼此交织、互为声援,又充满了抵牾和冲突。倘若我们对每一层现实状况的切实意义都并不了然,那么,当它们融汇积聚到一起时,自然更是困惑重重,难以把握。
    首先,“我的诗篇”立足于一个非常重要、此前大多数人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的现实状况。那就是,有一批人,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用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生计的,是最繁重的工业劳动;这样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不仅常常耗尽心力,而且在人们眼中也和文学艺术离得最远。然而,恰是这样一批人,在中国社会变动最激烈、自身命运最不安的十多年中,坚持用诗歌记录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记录他们对当代中国的基本感受。[iii]当这些感受被有效传达出来的时候,所能引起的共鸣,又远不止于这一群体本身。这是因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所属哪一阶层,今天中国社会中,同样为现实压力所迫,被生活意义和社会目标严重困扰的人群,正日益积压。
    在此种状况下,这样一批特殊的时代记录者,无异于在中国这条湍急蛮横、茫然自失的江河中,始终流淌着的一股顽强暗流。“我的诗篇”的第二层现实,便是呈现与传播这一股暗流,激发和扩散它所能引发的共鸣。这一呈现、传播和激荡的过程,从一开始就颇为特殊。一个自然是它的形式本身。一本诗集、一次小型的朗诵会,一段纪录片乃至网络众筹本身,分别来看,哪一样都不是新鲜事务,更不是“我的诗篇”的创造发明。不过,当它们被有机地组织到一起,构成了一整条由现场朗诵、云端分享、到网络众筹、演出出版以及后期包场和众筹放映的传播链条的时候,这一组织和传播的形式,则变得极为醒目。既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让各类纪录之间彼此呼应造势[iv],又通过众筹这一资助形式,不断将不同类型的群体带入下一轮的关注和参与之中。[v]
    这一系列传播形式在今天的媒体状况下之所以可能,则和另一个特殊之处密切相关。那就是吴晓波、以其为代表的媒体人和企业家对整个事件的推动和参与。根据吴晓波的说法,他偶然在《读书》上看到了秦晓宇的文章,了解到中国还有一万多工人在写诗:

他们写青春与出口玩具,他们写劳动与死亡,他们写矿难,他们写断指……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vi]

 
    因此他邀请秦晓宇来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而吴飞跃则主动请缨,来拍纪录片。在京东众筹“吴晓波跨界电影 邀你来出品”的页面上,吴晓波的头衔是“知名财经作家”。此外,还可以看到“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资深财经媒体人何力、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知名独立媒体人袁岳……”等一干名字。在众筹的“回报内容”中则赫然写着这样一条:“联合出品方:在电影与所有对外宣传资料中,以‘联合出品方’名义特别呈现,感谢您或您的企业。我们还将为您定制一条微纪录片,讲述您和这部纪录电影之间得故事,在‘我的诗篇’的视频专区中播出。”
    如果考虑到今天的职业媒体人、企业家和“青春与出口玩具”,和“劳动与死亡”,和“矿难”,和“断指”之间的现实关联的话,那么,上述的组合无疑极为怪异。这一怪异,在吴晓波上面的这段话中,同样显露无疑。如果工人们的青春、劳动、断指和死亡不过是一些小配件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崛起史中的主控板似乎也就不言自明了。问题是,主控板突然热心起了小配件们的诗意,积极参与在谎言和真相的编织中,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同样也是2015年,宜家家居推出了为100个员工家庭进行免费改造的广告方案。[vii]整个宣传的重点在于尽管居住条件有限,但“生活除了苟且之外,还有诗和远方”[viii],加入宜家可以为你改善生活。如果说,在此之前,企业往往通过参与社会公益、赞助艺术来树立形象的话,那么现在则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即通过“关注”自己控制的生产链条上的员工,来获取宣传内容、改善自身形象。显然,这一“关注”将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暴露地更为直白: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所规定的苛刻的生产条件、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使得员工无法获得真正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和身心状况[ix],而另一方面,资本却可以毫不掩饰地利用这一“缺陷”,以“诗意”或“生活”的名义,把员工转化为“消费者”,并把为这样的消费者提供“殷勤”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广告手段。这一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真正新鲜的是: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以吴晓波为代表的职业媒体人,还是以宜家家居为代表的企业,都不觉得赤裸裸地呈现这一点,有何不妥。而之所以如此行事,更是因为他们同样假设,被广而告之的对象,那些有待被“诗意”和“生活”打动的城市消费者们也会毫无困难地接受和认同这一点。然而,真的如此吗?
    由此而来的分歧,构造了“我的诗篇”第三个层面的事实——社会舆论。自北京皮村的云端朗诵会以来,维护褒扬和批评苛责同样源源不断。其中的焦点,便在于“我的诗篇”所选择的呈现和传播方式,是否意味着工人们的诗意被资本的逻辑彻底征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目睹上述怪现象之后的一种社会本能反应。这一本能反应,既包括对推动者和资助者动机的怀疑,也包括对纪录片整体叙事和个人主义逻辑的批评,甚至于导致对朗诵会或工人诗歌本身的否定。这一方面说明,资本逻辑的“坦然”运行,并非这个社会中人人都能接受的“常态”,处处为资本所胁迫的社会焦虑感,颇为尖锐。另一方面,此类反应模式,却也意味着,面对这一让人不安的状况,人们的不满只能以“召唤诸神”的方式来表达。被召唤者之一,是想象中自成一体的“工人阶级”。这一“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区分敌我,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充分独立。这势必表现为叙事语言和审美标准的根本不同,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对抗、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在这一标准下,“吊带裙”之类的偏爱,乌鸟鸟对儿子的期望,自然很不合格。此时,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否在现实中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以这一理想状态,批评现实。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人们一再重申,无法从工人诗歌、朗诵、纪录片和放映现场找到这样的“政治经济学”[x];而一旦缺乏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一切的表达都不过是资本掌控之下孱弱无力的个人书写。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在今天展开可能的分析并非重点,重要的是,它没有在“我的诗篇”里发挥作用。于是,为了抵御怪诞的现实带来的不适感,人们需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和一门理想的“政治经济学”,以说明“我的诗篇”的呈现和传播,不过是对它们的背弃。
    只是,一旦看清构成“我的诗篇”的三重现实,或者说把“我的诗篇”视为它们之间彼此呼应而构成的社会文化事件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恰恰否定了此类“召唤诸神”或者“生活在别处”的幻觉。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倘若有正在形成中的新阶级,那么用诗歌来思考个人命运、同类处境,以及这一类思考在当前媒体环境中有效传播所引发的共振,便是这一形成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重要部分;倘若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示好”与逐利本能、当前支配性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需要,如何触发/阻碍了诗意、阶级意识、乃至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社会意识的生成与锻造。
    倘若上述问题大体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由三重现实所构成的“我的诗篇”,与其被视为资本又一次的诡计,不如说,它直白地标识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危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被规定了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埋头发展经济的大方向。尽管意识形态争议始终存在,但大体来说,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是以现代化想象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为核心,由在地的权力、资本及其代言人们为其添砖加瓦,增加粘合度。[xi]较之于这一支配性的运作模式,“我的诗篇”显然呈现出两个新的状况。其一,接续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传统和整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在“世界工厂”中,有一批工人——从“60后”到“90后”——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他们的感受和思考,并在同样保存了上述记忆的社会土壤中引发共鸣。这一种性质的观察和思考现实的力量,第一次成为当前社会在修补/重组意识形态时企图征用的原材料。[xii]其二,在此之前,资本及其代言人虽然也积极参与在意识形态的编织和维护之中,但主动出击选择原材料,试图将存在于革命历史和现实中的工人文化以及文学思潮的正当性据为己用,以便缝合既有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裂缝,却也是第一次。
    至此,在“我的诗篇”的第一、二重现实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因素,说明意识形态的运作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显然与其正在遭遇的自身危机直接相关。相比之下,相对被动迟缓的反而是第三重现实。尽管它的任务,始终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第一层现实和第二层现实之间的关系,以便把握社会中真正新颖的因素,将其导向良性的方向,使之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合奏。
    于是,再一次,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二、个人向何处去?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再为人所讨论。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或者说必须同时回答的,就是在当前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个人向何处去?意识形态的新一轮危机也正在这里出现。这是因为,此刻关于“个人”的提问,已不再是潘晓式的,而是伤筋动骨的城市化运动带来的新问题。在国家政策主导下,持续的城市化将人驱赶进城市“讨生活”,但这样的“讨生活”显然让为此奋斗的个人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当中国高速的增长期告一段落,社会两极化越来越分明,向上流动日益艰难,城市病越发明显,普通劳动者通过金融创新分享利益的美梦被黑色股市彻底惊醒,后来者的中产梦被城市高房价彻底碾碎的时候,新一轮的“个人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
    这一“个人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为几类不同的群体所分享。一类是通过大学教育,从乡村、小城镇流动进入大中城市的青年人。如果说,十年之前,拥有学历入场券的他们,还憧憬着一个城市中产梦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梦已基本破碎。这一类人,不光是指徘徊在城市生活边缘的“蚁族”,也指那些已经进入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在家乡同样感到疏离的人。希望对这一状况有所作为,重新思考自己和城市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这一群体的集体意识。[xiii]一类是通过务工进入城市的群体。《工人诗典》的作者,很大部分便属于这一类。较之前者,他们面临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状况,更为现实和具体。在城市中持续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城市却从未接纳他们,公共服务和教育系统不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保障,而日益贫瘠的乡村,也并非他们的出路。于是,城乡两处进退不得的生活,都将他们牢牢夹住,难以动弹。[xiv]最后一类,是原本就生长在大中型城市的青年。他们和城市生活的关系更深,被文化工业商品化的程度也和前面两类人有较大的差异,却同样体验到了无意义的焦虑。[xv]如果不寻找新的意义和生活目标,不对当前的城市生活做某种形式和态度上的反抗,那么,目前的城市生活样式,已经无法构成他们生活的有效动力。[xvi]
    这几类群体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同,却不同程度地面临一个“个人向何处去”的难题。这是因为,在切实经历了的城市化运动后,原来作为理想和动力,驱使人们前赴后继“往城里去”的城市梦和中产梦,失去了魔力,难以继续笼络人心,其说服整合个人意志、消解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能力,在不同群体中都持续减弱。
    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虚空,直接表现为,人们的阶级感觉日益暧昧不清。如果说,本世纪初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报告显示,无论实际收入和生活状况如何,人们在阶级感觉上总是更愿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话,那么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不认为或干脆否认自己属于中产[xvii],但如果问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什么阶层这样的问题,却也疑疑惑惑,不知如何作答。于是,“屌丝”、“小资”之类的词被创造和挪用,以方便那些失去了中产梦[xviii]、却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人们使用。[xix]围绕这一意识形态虚空的争夺,也就地展开。一边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的左翼知识者和实践者,开始重提“阶级”,企图重走工人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道路。[xx]而另一边,资本和市场的反应也同样敏捷,且更为宽泛;将既有生活中的不满、个人的困顿,嫁接到最安全的解决方案之上,进而用这一解决方案所标榜的新价值、新态度乃至新的生活方式来继续“引领风气”,是它的一贯伎俩。
    可以说,“我的诗篇”正是在这一危机之下,社会各种力量——既包括资本及其代言人的力量,也包括各类社会自我保护的力量——参与其中、彼此争夺的产物。在此背景中,重读京东众筹“我的诗篇”的文案,也就变得格外有趣:

你上一次读一首诗,是什么时候?
你脑海里的诗人,是什么样子的?
你知道的是, 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有三亿工人,在生产着你几乎能买到的一切。
你不知道的是,他们也在悄悄地,生产诗意。
你知道的是,他们组装iPhone、剪裁衣衫、镶嵌你背包上的拉链,他们好像是流水线上一颗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你不知道的是,他们也会悄悄把诗写在工作表格的背面。

 
    显然,在这里,被呼唤的“你”,并非生产着商品的工人,而是不断购买商品,却在积攒购买力的过程中彻底忘却了“诗”的那一个。对这样一个“你”来说,关注和支持“我的诗篇”,不仅是关注诗歌或工人本身,更重要的是:

我的诗篇卡:两张。很久没有写诗了吧?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某个领域的“工人”吗?在卡片上写一首诗,一首关于工人的诗,在微博上晒出照片@我的诗篇官微,@大象微记录,或是直接发送给微信公共号“我的诗篇”,并告诉我们是个背后的故事。……

 
    如果说,在《工人诗典》中,诗人把产品说明书变成了诗,那么此处的众筹文案则是一篇写得颇为小心的心理小说,既撩拨“你”的不满(诗意、没有思想的螺丝钉、都是某个领域的“工人”),重新找回诗意,又小心翼翼,不让这样的“你”走得太远。而其企图召唤的对象,既不是一线的工人,也不是仍在“中产梦”庇护下按部就班的人士,而是那些对当前梦境多有不满、常常惊醒,却又不知应该去哪里继续入梦的人们。[xxi]
    然而,仅仅是找回诗意,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危机的解决。一旦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工人”,这既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岗位上没有思想的螺丝钉,重新找回的诗意不过是用来掩盖真相的遮羞布;也意味着每个人都为这段经济崛起史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受到了不同形式的剥削和损害,此时展开的诗意,为自己所写的诗篇,便可能成为思考和斗争的入口。
    至此,恰恰是因为有了媒体人的推动、网络众筹、以及对更广泛的群体参与的诉求,使得“我的诗篇”在“借力”与“投机”的角力中,更全面地呈现出当前意识形态重组时所遭遇的一系列难题。
    首先,在这个社会中,如果意识形态的危机是在“走向城市的奋斗道路已举步维艰,个人还能往哪里去?”这一类问题下发生的,那么,由此展开的缝合与争夺,便不可能只是围绕“工人往哪里去”和“工人能否阶级化”的问题展开。尽管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和当前“世界工厂”的实际处境,使得人们最容易聚焦于此。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范围更为广泛、数量更多的因这一问题而产生困扰的人群,一旦对当前主导性的规训“个人”的方式发生怀疑乃至失望,他们是否有可能生产出新的自我认识和有效认同?在新的认同过程中,新一轮的阶级化将如何展开?各色力量的介入和参与,在此过程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其次,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是某个领域的‘工人’”也就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带出了“谁是工人?”或者说“工人阶级”在当代中国如何重新界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使用“工人阶级”,并且,在使用时,目光大多集中在第二类群体之上。但“我的诗篇”呈现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由资本为了克服自身的危机而不由自主提出来的,恰恰在于,所有从“城市梦”和“中产梦”中惊醒,有待重新定位自身的人群,和现有的几乎拿来就用的“工人阶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中,最直观的一个就是,那些被众筹文案所呼唤的、有着大学学历、看起来似乎仍有上升空间、但始终生活在失去工作的恐惧和持续的隐秘剥削中的公司职员,和那些没有学历、从事一线的繁重劳动、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以至于总是被更赤裸地剥削着的工人,在新一轮阶级化的过程中,是势必分属不同的阶级,成为越来越分裂的彼此,还是有可能同属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新的联盟?在这里,仅仅回答“是”或“否”,乃至用“白领”、“小资”之类的词来打发,已经远远不够。在这一轮意识形态危机中,如果真的把“重新阶级化”确定为争夺的任务,那么,也就提出了对于阶级界定和阶级分析更为严格的要求。这不光因为今天的工作样态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也因为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多人被分离出传统工人范畴的过程。针对这一批数量巨大的变动群体的阶级感觉的澄清和集结,必然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就此而言,在今天的中国,重新讨论阶级问题,仅仅回到“工人阶级”并不足够。因为,新一轮的阶级议题想要真正成立,不仅需要回答自己是谁,自身在当前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中的位置是什么,也必须同时思考它和别的可能正在形成中的其他阶级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撇开了阶级生成的动态结构而孤立地寄希望于某一个阶级,执着于其曾经的历史位置,恐怕很难真正挣脱现有的资本结构的控制和调配。
    最后,却也是最意味深长之处,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危机中,无论是资本,还是社会自我保护的力量,都敏锐地意识到了,既有的工人文化传统和潜在的阶级意识,有能量参与意识形态的修补或新的阶级认同的构成,并因此展开争夺。但这一能量究竟是什么,却并未得到清晰的说明。是由原有的“工人阶级”概念而来的力量,是由诗意和苦难的对比而来的激励人心,还是别有出处?这一能量在当前社会中生成和运行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尤其是,当它面对的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个人向何处去”的时候,工人诗歌、工人的视角和观察,乃至“我的诗篇”整个事件,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义,以至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缝合与斗争中,各类力量都企图积极征用?在这里,一方面,各色力量几乎本能地仰仗既有的工人传统和诗歌的魔力,另一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对这一点含糊其辞。而这恐怕也就使得历史中的工人文化在这一重新阶级化过程中的真实意义被避而不谈。
    显然,资本没有洁癖。这使得它总是具有最庞大的野心,去囊括一切的人和物,为己所用;也正因为如此,其所到之处,总是能够揭示更多也更为现实和具体的难题。[xxii]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认真地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在上述问题面前,资本的态度不过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它的任务从来都只是让危机看起来得到了处理。[xxiii]而如何真正盯住这些问题,展开有效的思考,却是那些企图反抗它的人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三、公共性从哪里来?
 
    看起来,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我的诗篇”作为社会文化事件具有的公共属性,甚至认为,这一“混搭”的公共性,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和实践的方式。[xxiv]不过,在上述分析过后,此类对其公共性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了。这是因为,“我的诗篇”目前所具有的这一“混搭”,及其模糊现有的二元思维的能量,实质上仅仅来源于各类力量对当前意识形态危机的本能反应。无论是资本的力量,还是社会自我保护的力量,都是如此。这样的本能,也许可以不断生产话题、制造舆论,继续“混搭”,却并不一定可以构成真正有意义的公共问题。对一个个人正在陷入危机的时代来说,更是如此。反观历史,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危机时刻,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本能反应:当个人奋斗的路走不通时,人们便扭头走向集体,走向阶级,走向国家,走向任何一个可以人多势众、忘却自身无力感的集合。当这样的集合形成时,它的倾向往往可疑。
    就此而言,仅是本能的“混搭”并不构成公共性的序曲。每当这样的时刻,想要形成真正有力量的公共问题,整体性的文化事件所能贡献的,并非一个现成的阶级憧憬,号召人们前去,而是在生动勾画既有的意识形态如何处理/转移社会问题的同时,引导人们进一步追问,这一应变和其欲处理的问题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否可能带来真正的变化,进而改变习惯性的提问方式和思考路径?
    具体到“我的诗篇”。倘若“个人向何处去”是其揭示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正在遭遇困境,那么,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无法绕开对以下问题的讨论:首先,对应由城市梦和中产梦的破产而来的消极无力的个体,这一事件实际呈现了何种不同的“个人”,这样的“个人”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前者?其次,如果这样的“个人”充满了魅力,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那么其得以形成的动力来自何处,其所依赖的社会土壤和正在创造的组织形式是什么?这样的社会土壤和组织形式,对新的个体类型的形成,具有何种意义,应当被如何评价?最后,如果说,在一个崇尚个人的时代,没有力量的个人早已寸步难行,个人力量的源泉势必成为各类意识形态积极重构的要点的话,那么“我的诗篇”所呈现的有力量的“个人”,他们的力量是否有可能构成新的集合?如果这一集合是可能的,那么,它的新颖性又究竟在哪里?
    2015年7月开始,由“我的诗篇”所发起的众筹观影和包场放映的活动,一直“火热进行中”,媒体对此的报道和各种跟进的交流形式,也持续出现。对于这一仍是正在发生中的事件,下任何的判断和结论都还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既有的针对诗歌或纪录片的讨论,已不足以承载对这一事件的整体性分析,只有有意识地澄清其所立足的问题框架,扩展对其追踪、记录和分析的范围,方才有可能助力其所蕴含的公共性议题的真正成型。
    在这里,第一个需要明确的,便是如何辨认和分析这一事件中的“个人”?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框架中讨论该事件所揭示出来的“个人”方才有效?
    毫无疑问,在“我的诗篇”中,这样的“个人”,首先由诗歌和纪录片所揭示和呈现。可惜的是,目前的分析,要么不假思索地承认“个人”——无论对其态度为何,要么将其归类到工人群体这一标签之下,却对在这个时代中,区别于主流类型的“个人”如何成形和壮大这一问题,思考不足。[xxv]然而,对遭遇个人困顿的青年来说,工人们的诗歌中,究竟呈现出了何种正在生成中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凭借着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吸引着人们,引发共鸣?是辨认和分析这一事件中的“个人”无法绕开的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诗篇”所呈现的,是一个又一个隶属于“个人”却颇具异质的精神世界,是“我”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不依赖于资本提供的文化商品和思考逻辑,将不满转化为生活中可以积累的能量的持续过程。
    这一转化的能力,来源于工人诗人们精神世界的广度。粗略说来,这一广度,得益于三类经验。其一,是其在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生活,却又在哪里都无法真正落脚的生活经历。这使得他们往往拥有不一样的眼光来打量城市和乡村,以至于,城市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村庄,乡村却也处处孕育着城市式的危机。个人与城市、乡村的关系,在这一双重疏离中被摆到了眼前,反复掂量。[xxvi]城市/乡村、休闲/劳动,这些生活的经验,在彼此的对视下,究竟意味着什么?[xxvii]
    其次,源于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劳动/工作的观察。在今天,虽绝大部分人都要靠劳动/工作来养活自己,可对此过程有真正细致的观察和思考的人,却并不多。相反,各类形式的剥削越是苛严,人就越是陷入对自身工作的不满和抱怨之中,以至于将劳动/工作视为生活的有机部分、从中获得养分的能力,就此失去。这当然是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的“异化”的结果。然而,个人得以反抗异化的能力的一大来源,却仍然是对自身劳动和工作的观察和思考。这是因为,正是劳动和工作,将人与人真正联系起来,不仅使社会成形,也由此提供思考和反抗的现实依据。就此而言,只是作为消费者而彻底遗忘/忽略自身生产者角色的城市经验,并不具有同等的理解力和感受力。进一步来说,如果仅仅停留在消费者的身份中,关注乃至同情这一类主体和他们的诗歌,那么由此类阅读所建立的联系,往往很容易被吸纳进自由主义早就安排好的道德伦理的维度,而丧失其理解和处理自身危机的作用。[xxviii]
    最后,这一种对劳动和工作的思考,又常常能够将思考者带得更远,不仅和更广大的世界相连接——这本就是全球化之后资本流动的基本范围[xxix],也把他们重新带回历史和传统之中。由当代生活的不满足而反身转向历史,无疑是当代的一大潮流。各类穿越剧和网络小说,都充斥着这种对历史的渴求。这样的潮流,实际上提出了历史究竟如何和现实生活的经验相结合的问题。然而,仅仅立足于城市生活的体验,由生活意义的匮乏而产生的这一“求诸历史”,似乎并不能够真正“解渴”,反而是不断将历史开辟为当代日常生活战争得以延续的战场。相比之下,工人诗歌中的个人和历史相关联的方式,也就显得颇为特别。[xxx]
    可以说,正是这三类经验,构成了工人诗歌精神世界的物质基础,进而形成一个特别的视野,一类特殊的眼光,一种将自身和外部世界更自由地关联的能力,并由此形成别样的幽默感。已经有不少评论家指出了这种幽默感,却很少有人讨论这种幽默感的来源是什么。[xxxi]显然,区别于主流社会中制造笑的手段——僵化对象、将其极端化,进而视为可笑[xxxii],工人诗歌中的幽默感源于在上述精神世界中生成的一种自由转换视角的能力。它的力量并不来自于对僵化的讽刺,而是源于在这一不断转换视角的过程中,由跳脱开这个世界的灵活性而带来的一种冷静的幽默。无论是把自己设定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是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还是“我把自己定义为:悬疑诗人”;在这一精神世界中,人总有一种便利。即不固执于任何一个视角,而是随心所欲地选择一处——既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类物,展开描述和想象。而这一转化视角的能力,也使得他们对这个世界里通行的兑换原则的理解,显得颇为特别。对他们来说,兑换从来不在数字中发生,而永远是世界上各类活物之间的剪裁或此消彼长,并由此呈现出它的荒诞与温情。[xxxiii]
    人们也许会说,这样的灵活性是文学的特质[xxxiv],是诗歌的权利。但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群工人,在如此糟糕的时代条件下,反而赢得了这一灵活与轻逸的能力?相比之下,那些条件更为优渥、见识似乎也更为广博的人们,却越来越失去这一能力,陷入退化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能力是一种别样意义上的个人的富裕和自由,那么这样的宽裕和自由在向城市进化的个人失去方向的今天,又意味着什么?当各类群体日益陷入到窘迫之中,这类困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匮乏的时候,这种特殊的精神能力,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个人形成的社会条件,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
    与此同时,作为整体性的文化事件,在“我的诗篇”中有待被分析和把握的“个人”,又不止于此。如果说,当前的讨论对诗人个体的把握,因太过轻视“个体的生成”这一问题而理解不足的话,那么,对后一类“个人”的关注和讨论,则因这一轻视而彻底缺失。那就是在诗歌、微信、视频、纪录片和网络的另一端,与诗歌和诗人的命运产生共鸣,因此源源不断卷入其中,参与在“我的诗篇”的众筹和传播链条中的个体。这其中,自然包括吴晓波、秦晓宇等一干重要的策划人和推动者,但更要紧且急需把握和分析的是,那些积极参与在众筹、组织和传播过程中的无名的青年。
    在《我的诗篇》的后期放映活动中,企业包场和众筹放映曾是两条并置的路径。目前看来,更有声色且造成更大社会影响的,显然是后者。截止到2015年底,“我的诗篇”已经拥有200多个“众筹观影发起人”,有100多座城市加入到了众筹放映的行列。在参与众筹观影的群体中,既有媒体人、读书会的组织者,也有普通的打工者、白领和大学生。在2016年年初进行的一场微信群的在线直播中,更有近百个微信公共号积极响应,近万人参与其中。这一群体,以目前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为主。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来自不同类型的城市——既有北上广,也有海口、苏州、呼和浩特等二三线城市,拥有不同的职业(作家、白领、教师、学生、一线工人)和迥异的生活背景(城市与乡镇、求学与打工),分属不同的代际(从70后到00后)和并不完全相同的教育状况(高中、本科乃至更高的学历背景)。然而,恰恰是在当前阶层固化、社会空间区隔越来越分明的状况下,“我的诗篇”在他们之中形成了一次持续不断、天南地北的串联。
    显然,这一类青年得以呈现与聚合,源自于诗歌、网媒和众筹这三类不同媒介之间的新组合。单独来看,这三种媒介形式,没有哪一个是特别新颖的。[xxxv]在宽泛意义的媒介史上,它们有着各自的进化史,以及在某个历史时期独占鳌头的盛况。而对于社会极力规训的现代个体而言,它们往往既隶属于不断衍生变化中的现代治理技术,又不乏时时想要挣脱现代理性的桎梏,获取自由的野心,并因这一两面性而充满变数。尤其是,当现代主体往往是各类治理技术层层叠加、综合整治的结果之时,它们之间彼此叠加与组合的意义,也就变得格外重大。这不光是因为,时至今日,想要依赖单个的媒介形式,单枪匹马打破现代规训和资本压制,已经绝无可能;更是因为,如何更为综合有机地运用这些媒介,将其调配停当,以便处理当前“个人”遭遇的危机,正是意识形态机器积极运作的基本目标。这意味着,如何与意识形态机器的此类调配争锋相对,更积极主动地掌握和组织既有的媒介形式,将其视为争夺和形成新的主体认同的必要手段,既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关键所在,也是更具挑战性因而也将吸引更多不满于现状者参与的场域。如果说,工人诗人,其个体的形成仰仗的仍是诗歌这一相对单一的媒介形式的话,[xxxvi]那么由“我的诗篇”串联起的众筹和观影群体,则进一步提出了危机中的个体和更多样的媒介形式之间的现实关联这一更为新颖的议题。比如,这些不同背景和生活现状的年轻人,究竟为何参与其中?诗歌也好,纪录片也好,调动起的是他们什么样的个人经验和情感状态?面对工人诗歌和《我的诗篇》,真正促其行动起来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的文学思潮,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乃至对于当前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意见,是如何在这些个体身上得以保存、积累和再利用,进而在整合重组当前的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他们为“我的诗篇”注入的,又是什么样的媒体经验、组织愿望和个人情感?
    在这里,新型的主体是否最终成型,并非重点。重点在于,在他们和“我的诗篇”实际遭遇的过程中,不同个体之间如何通过新的媒介组合相遇?在这一媒介的组织之下,对他者精神世界产生的感受能力和共振愿望如何形成?在此过程中,现实的种种制约——院线制度、传播形式、媒体空间等等,提出了什么样的媒介重组和联合的要求?这其中,既包括不同类型的“个人”,如何通过新的媒介方式得以传播、感受,进而编织进新一轮的现代个体以及可能的集体想象的过程之中,也包括如何主动掌握、调配和创造这一新的媒介形式和主体生成之间的关联。
    显然,所有这些都非理所当然之事,而是遭遇困境的主体和媒介运用之间正在生成中的现实关系。只有当这一现实关系得到澄清和辨析之时,我们方能把握作为社会文化事件的“我的诗篇”,对于当前的“个人”的危机,究竟提供了何种可能的出口或提示?
    而这一对个人生成和媒介形式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也将为进一步思考现阶段的阶级问题提供现实基础。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判定中,工人阶级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首先是因为他们和大机器生产紧密关联,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并由此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其次是因为在这一生产关系中,工人处于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位置,从而对这一生产关系拥有反思的能力。正是这两点,使得工人得以成为拥有革命性力量的阶级。就今天而言,这两点已经随着生产条件和组织方式的变迁,被大幅改写。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不仅最先进的生产力正被越来越描述为主体的自我生产——自我雇佣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主体,而且在这一新的生产关系中,占有性的看重“有”的个人而非反思性的理解“无”的劳动者,被大大凸显出来。面对这一形势,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个人”的破产,虽是一线生机,却并不必然导致阶级的复兴,除非人们可以重新对以下问题形成共识。那就是,什么样的主体,不仅自觉地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经济中的媒体技术,并因其对自身“一无所有”的反思性理解而联合起来,从而具有历史中的革命性?在这里,需要被重新定位的,不仅是主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更包括在既有的生产关系中,对“有”和“无”的创造性理解。就此而言,无论是工人诗人创造精神世界的能力,还是众筹经济开拓社会议题的方式,都提供了重新解释当代社会中什么是“有”、什么是“无”的不同的可能性。至此,如何通过既有的媒介形式之间的组合,推动人们对“有”与“无”的重新判定,达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势必成为新的阶级认同得以出现的重要步骤。[xxxvii]尤其是,当今天的阶级重构,已经不只是生产关系的揭秘,更是文化领域的斗争和重新定义之时,更是如此。而究竟“谁是工人阶级”的问题,也将在这一层面上得到新的回答。那些或羡慕或嫌弃、却又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的人们,则将据此做出自己的判断。
    至此,作为社会文化事件的“我的诗篇”,实际呈现的既不是个人化的抒情,也不是阶级文化的赞歌,而是在当前城市梦和中产梦破灭之后的个人危机中,社会各色力量参与的争夺个体的媒介运动。对资本而言,这样的争夺,每天都在上演。但对想在今天社会中重新寻找方向的个人来说,这样的争夺勾画的,却是全新的问题:如何向既有的工人文化学习其独特的价值界定,重新判断有无?如何向资本学习其组合和操作不同媒介形式的野心和能力,反思既有的主体治理术?如何根除当前这一套资本逻辑被广泛分享的同构性,积累比资本有更多的耐性和毅力?
    显然,这样的争夺,不只在“我的诗篇”中发生,而是在社会每一个角落出现。我们要做的,便是在每一次“我的诗篇”这样的短兵相接中思考和学习得更多。毕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断更新学习、思考、创造和联合的能力。


[i] 姜涛:《“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我的诗篇”微信公共号,2015年10月4日。在2015年12月31日该公共号发布的《我的诗篇的2015》中,相当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年中围绕《我的诗篇》和工人诗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和相关争议。
[ii]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一种言论,那就是人们已经丧失了整体性理解和想象世界的能力。那么,在把握世界大势,恢复这一整体性能力之前,完整地把握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恐怕便是需要训练的基本功。
[iii] 这些感受,不仅是工人的感受,也是一个生活在当前这个糟糕的时代,每个人都常常会有但从不细想的感受。详见第二部分的分析。
[iv]比如,云端诗朗诵,不仅有完整的整个朗诵的版本,还可以分别看到每一个诗人、每一首诗朗诵的视频片段,而这又与其与爱奇艺等视频网站的合作不可分。
[v] 实际上,众筹在《我的诗篇》的拍摄中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提供资金,不过说是高明的宣传手段。根据上海电影节公布的数据,由秦晓宇在2015年初发起的《我的诗篇》的众筹,共得到了1304位网友的资助,筹得资金21.6819万元。而在《南方都市报》对年初众筹活动的报道中,则提到:“整个项目计划是400万,现在已经用掉200多万……开销除掉电影制作这个大头外,还有10部微纪录片的拍摄以及不少线上线下的活动。‘即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就要花掉10万左右。’” http://news.163.com/15/0128/04/AH16K6D300014AED.html。显然,由众筹提供的资金,并不足以构成整个纪录和传播的经济支持,其更实际的作用是通过这样一种新的资助文化展开传播。
[vi] 吴晓波:《邬霞的吊带裙》,“吴晓波频道”微信公共号2015年6月21日。无论是在北京皮村的朗诵会现场担任主持,还是在上海电影节上接受访问,吴晓波一再重复了这一细节。
[vii] “宜家为100个员工家庭进行免费改造”,“宜家家居”微信公共号,2015年7月11日。被选中的员工,来自不同城市的宜家商场;他们中有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打工家庭,有因为工作漂在北京的城市青年,有三口之家,也有三代同堂。其中的一段文案写道:“也许我们的生活并不完美,居住条件也很有限,但如果你愿意投资一些时间,做出一些改变,就你能为自己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viii] 自从高晓松在媒体上大声喊出这句话以来,真正乐意接受和传播它的,显然不是青年学生,而是各类企划文案。
[ix] 如果不是如此苛严的工作生活状况,想来大多数人都会有闲情逸致来料理自己的家,而无需“宜家”提醒人们“生活不可苟且”。而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人们即便买了房,也无更多的心力来经营“家”,只能等待“宜家”的“解救”。
[x]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郦菁的《情怀和感动之后,工人诗歌如何挑战资本的逻辑》,澎湃思想市场,2016年6月18日发布。
[xi]这一运作过程,虽然也会挪用中国社会中革命历史的要素——标语口号、宣传画,但却从未比波普艺术或后现代艺术走得更远。
[xii] 虽然在每年的春节晚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工人题材的作品,但在这一类作品中的“工人”,往往是被用来装饰既有的意识形态的死符号,而并非能够帮助其运行的活材料。
[xiii] 2015年春节期间,王磊光的一篇博士回乡笔记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讨论。这一讨论的关注者和推动者,大都分享了这一相同的进城经历和现实困扰。而在后续的投票活动中,“教育为何总是让人远离家乡”、“对已经离开了乡村进入城市的青年来说,回乡和进城为何都这么难”和“发展了的城市如何反哺乡村”成为读者希望可以持续讨论下去的热门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集中呈现了这一群体对当前状况的意识。
[xiv] 吕途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3亿人的迷失》一文中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说明。《社会科学报》微信公共号2015年7月30日。
[xv] 在针对居住问题的系列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的青年人对“存钱”、“买房”和“工作”这几件事情的态度有很大的松动。其中,一个90后女孩特别谈到,她的大学同学进入“四大”工作却以“猝劳死”结局,此事对她以及其他同学的生活态度有很大的触动。而存钱没有意义、工作没有意义,似乎正成为一个极为普遍的感受,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了生活继续埋头苦干。
[xvi]他们既可能是另类音乐的歌迷,也可能是返乡支教大学生,可能是旅游爱好者,也可能是环保活动志愿者,可能是推崇分享经济的字幕组成员,也可能是主张“匠人”精神的新型职业人。和主流比较起来,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倘若把这些人归拢到一起,那么“企图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乃至新的生活方式”的趋势,便十分明显。
[xvii]不同于政府和学界提供的划分中产阶层的标准(家庭年收入六万),网络舆论提出的标准是,在城市没有几百万流动资金便不算中产,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同时,这一重新定义中产的举动,绝不限于中国一地,而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趋势。
[xviii] 显然,“中产梦”并非第一、三类的青年才有,第二类进城青年,在踏上征途的时候同样无法避免这个梦的说服和统和。因此,吕途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3亿人的迷失》中才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
[xix]这些词汇本身并没有清晰的含义,需要通过具体的运用——指认他人,比如“你是小资,我是屌丝”,以便标示出使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或许便是雷蒙Ÿ威廉斯所说的,一种新的观察他人以定位自身的方式。
[xx]对于当代工人状况的研究和相关的实践介入,正越来越丰富,且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比如潘毅等人对富士康、建筑业的调查报告,吕途对“新工人”的命名等。可惜的是,尽管重提“阶级”,和重提“工人阶级”并不全然是一回事,但在当前的议题设置中,却被高度合一了。
[xxi] 就此而言,众筹文案例举的三首诗《我爱你们,我的亲人》、《吊带裙》和《矿难遗址》,显然经过了精心的挑选,以便配合这个可能的新的梦境,既不太过无聊沉闷,也不过于激烈残酷。
[xxii] 在这里,资本及其代言人显然没有左翼知识者那样的方便法门,可以径直选择和工人结盟,而不考虑其他。这是由它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决定的,越是要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臣服,它就越是需要将更广泛的群体纳入它的掌控之中。这便是资本的野心。在当代社会,企图抵御资本的力量,首先需要学习的便是利用这一资本的野心和追踪它所揭示的问题。
[xxiii] 在讨论上世纪70年代撒切尔主义对英国左翼的成功“逆袭”时,霍尔便指出,右翼思想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在于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取代既有的出现危机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所做的,是利用既有危机中积累起来的各种情绪、问题和力量,将它们拼凑和集结起来,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是否自相矛盾,以此种拼凑“苟且”但看似强有力的方式重绘而非解决意识形态的危机,最终使其大获全胜。
[xxiv]姜涛:《“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我的诗篇”微信公共号,2015年10月4日。
[xxv] 雷蒙Ÿ威廉斯曾着力区分支配性的、正在形成中的和残存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如果说现代的主体,也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那么类似于这一区分方式,主体的类型也可以分为占据支配位置的,正在形成中的新样式和残存的这样三类。在实际生活中,这三类的区别并没有那么鲜明。这是因为他们往往共享了很多共同的针对现代主体的治理术。但值得注意的,恰恰是不同治理术之间的配比或搭配所构筑的主体类型间的差异。忽略这一差异,或仅仅把这样的不同的主体类型视为“他者”的做法,对当前普遍遭遇的主体危机而言,显然是不明智的。
[xxvi] 比如,人们前赴后继进城去,究竟是为了什么?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只歌》,“……/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  我们进城去/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比如,进城之后,是成为城市的主人还是奴隶?安石榴:《边缘客栈》,“我满意这里的生活/一群没有身份和户口的人/一间用灵魂打扫过的屋子/两室一厅。除了每月要交房租之外。我像主人一样活着。” 再比如,城市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故乡,而故乡怎么样才不会从生活中迅速溜走?在《退着回到故乡》里,唐以洪恰恰重新界定了故乡:“退,继续退,面朝未来/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城乡之别。没有泪水,相遇的/都是亲人”。本文所有诗歌都收录于秦晓宇、吴晓波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文中一律简称《工人诗典》。
[xxvii]唐以洪在《十月八日在苏小小墓旁》里,记录的便是这样的一种对视:“……现在物价上涨,她的身价肯定水涨船高/一个连盘缠都挣不够的打工仔/我拿不出那么多的银两/最重要的是合影的时候,突然感觉/我在背着流水线上的老婆/与她偷情/因为,她是江南一代名妓/一想到他们/把我该涨的薪水和回家的盘缠/大把大把塞进低领的发廊/我理直气壮地直起了腰杆——/怕啥!只是和一个死人照了一张相”。对于孤立的城市生活而言,休闲的作用在于让人忘记城市生活的烦恼,寄生于某个假象的新时空;但在这一对视之中,旅游照相的经验,却能让人与自身的生活纠缠得更深。
[xxviii]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恰恰是在这一路经下展开的,即将工人诗人视为生产者,自己作为消费者,由此认识到生产之不易以及现代城市生活中被刻意回避的剥削问题。这样一种观赏和反思的路径,自有其价值,可以引发城市生活中的主体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却未必可以引申出对同样处于危机中以“消费者”形象出现的主体类型的根本的质疑,也就很难对当前这一主体的危机展开重构。毕竟,正如施密特早就指出的那样,经济和伦理不过是自由主义早就安排好的两条彼此呼应、相互救赎的路径。
[xxix] 比如,《前沿轶事》中,诗人五年的青春变成了圣诞玩具,“要一车车运往美国,运往/西欧,作为圣诞礼物,一一出售给/蓝眼睛的孩子……”;再比如,池沫树的《在印刷厂》(组诗),呈现的不仅是印刷厂,而是由印刷组织起来的整个世界。
[xxx]尤其是,当世界对工人的贡献视若无睹,将他们边缘化的时候,历史却被生动地调用起来,悄无声息地站在了工人的背后。比如,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陈年喜的《杨寨和杨在》、《牛二记》,乌鸟鸟的狂想曲系列。
[xxxi]在对《工人诗典》的讨论,杨炼、秦晓宇等人都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而一个可供对比的现象则是,今天的主流媒体中充斥着各式的“笑”,却恐怕有人将其称之为“幽默”,以至于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常常是在幽默缺席的状况下大笑不止。
[xxxii] 这也是柏格森指出的“滑稽”或“可笑”的社会规律。
[xxxiii]这既可能是“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 (陈年喜:《炸裂志》),也可能是地心的蛙鸣“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老井:《地心的蛙鸣》),既可能是“除了一场初秋的泪雨/能省的,都要省下来……不要说你再没有可省的东西了/至少你还有你,可以省下来”(许立志:《省下来》),也可能是“你的一生都在被试用/从一个试用期到另一个试用期” (谢湘南:《试用期与七重奏》)。上述对于工人诗歌的分析,显然太过粗略和简单了。期待有识之士能够摆脱当前的这一类型的论争,对工人诗歌展开更进一步的收集、评论与分析,更为精准地处理由工人诗歌所呈现的精神世界。
[xxxiv]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尔维诺特别强调,“轻逸”是文学的重要特质。
[xxxv] 在第一反应中,往往会认为“众筹”是一种相对新颖的形式。但如果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众筹这一通过某一类共同体的互助互惠而达成一个具体目标的方式,一直就有。只不过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将其可能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而其反馈形式,却也因为今天主流的经济制度也打上了更多商品化的印记。
[xxxvi] 实际上,这一判断是太过粗略的。只要读一读《工人诗典》中诗人们的小传,便会发现,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的普及,构成了他们写诗或重新写诗的重要媒介与契机。
[xxxvii] 实际上,在今天对意识形态的修补中,各类心灵鸡汤也好,“断舍离”也罢,都是在劝人“放弃”或追求某一种类型的“无”。但这样的“放弃”/“无”和工人的“一无所有”的状态之间,显然有着本质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所导致的精神能力的差异,更是值得仔细分析。但反过来说,工人的“一无所有”,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带有被动的性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硬性规定的结果。这样的“一无所有”,如何真正得到坚持,而不最终变为工会主义,同样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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