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字当先的时代里——答熊海洋问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在“利”字当先的时代里——答熊海洋问
在“利”字当先的时代里——答熊海洋问
关键词:文化研究 现代化 城乡 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
“无论什么口号主张理论政策和制度,只要是将人的卑小正当化的,我都反对。当然,身为文化研究的学人,我得全力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社会再生产和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尽可能讲清楚,是怎样的制度、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合力将我们治得日渐卑小的。”
熊:我注意到国内做文化研究的学者,其实之前一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当然大多应该是文艺学、美学学科,而您之前一直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尤其是鲁迅研究领域。请问这一学科背景对您做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视角的选取、切入问题的路径有什么影响?

王:对,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者,大部分是出自中文系,不像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影视研究、性别研究、都市研究,乃至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的领域里,都有许多年轻人转向文化研究。
    这不奇怪。单是学术体制和知识生产方面,就有很多原因联手促成这个局面,这里说两个比较明显的。
    一是中文学科的庞大。文学研究本是人类知识活动的一个古老的分支,中国又以文字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有这两点做基础,中文学科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部首,中国大学里的第一大系。大凡专门的学术领域,只要历史久了、参与者多了、积累厚了,就会不断孕育对自己的既有边界和通行规则的不满,造就越界而出的冲动。1990年代以来,从中文系走出这么多越界者——不仅是转向文化研究,也有不少转向性别、传媒和视觉研究,转向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就说明了古树不仅满身瘢痕,也能催发新枝。
    二是其他学科太年轻。我上面列出的那些学科中,有一些,例如城市研究、乡村研究和性别研究,至今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教育部的学科目录[i],其领域免不了稀薄凌乱;其余的,例如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虽在1920年代就相继在大学里成形了,1950年代以后,却几乎全部被消灭,直到1980年代才重建:一个在灰烬中重生的学科,全力培固基础都来不及,哪里有力气养育反省和越界的冲动?越界者的稀少,正是自然的事。倒是最近这几年,它们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越界[ii],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些学科的快速成长。
    如果目前这一份陈旧的学科目录固执不变,像文化研究这样聚焦于激烈复杂的社会巨变、需要汇合多方面力量才能展开的思想和知识活动,就一定会继续召聚大批的越界者,不但从中文、历史那样的老学科,也从社会学、传媒研究乃至经济学这样的“新”学科。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是,文化研究能继续保持锐气和胸襟,没有蜕变为一个恭谨偏狭的小学窟。
    以上这些话越出了提问的范围,但能让我比较简捷地回答你:正是以鲁迅为首席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培固了我的一种心力,令我在被叵测的现实推入了迷惘之后,还能勉力振作,向类似文化研究那样的方向寻找新路。中国的现代文学[iii],是深切领受了发端于19世纪晚期的中国革命[iv]的阔大胸怀、要为这大事业酝酿相配的精神生活的,它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个志向[v],但却令凡是认真阅读它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一种胸怀天下的热忱、一种高视阔步的意愿。我熟悉的嗜读鲁迅的友朋,可能走入阴郁和偏狂,可能觉得他太沉重而竟至不愿再读,但几乎没有沉溺于奴性和物欲,欣欣然拥抱卑琐的现实的。在我看来,发端于1960年代的英国的文化研究,和勃兴于1980年代的中国的鲁迅研究,正共享了人类对于自由解放的普遍希望,和对于一切要把人做小的社会形势的憎恶。要排列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对我从事文化研究的影响,这种不肯与现实言欢的执拗心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吧。
 
熊:在阅读您的相关文章之后,我感觉您在诊断中国当下的文化问题的时候,有一条与“人文精神讨论”相似的精神倾向,就是认为我们社会文化中,精神和价值维度的相对缺失,变得实际、功利和“唯物”。与此相关的,中国社会文化中还残存着一定的革命话语资源,以及近三十年来的“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中国梦”等话语,您觉得对此,我们应该持怎样的价值立场?

王:这就是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给我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了。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社会的内在危机,就在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表象下,一步步突露出来。在这个复杂形势的激引下,从龚自珍到鲁迅,几代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共同发展了一种从“人心”来判断世情的思路[vi]。财货盈库,并不等于社会健康;军力强大,更可能只是意味着野蛮;只有人心普遍向善、精英格局宽大,社会和国家才有前途,人类才是真在进步。鲁迅说,“人”能“立”了,“国”才能“立”。从《阿Q正传》到《边城》,几乎所有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一思路的。
不用说,这些年中国和世界的巨变,更让我觉得,这样的衡国论世的眼光,在今天尤显深邃。
    最近这些年,无论周围的人事,还是远近的世情,似乎都像是约齐了往下坠,看谁更功利更小气更只顾眼前。自私乃人性的第一要义,利益交换是政治的核心内容,社会就是由竞争关系组织起来的,富了就能强,有了富强,就什么都有了…… 类似这样的恐怕连有野心的资本家都不愿膜拜的观念,竟然深入官民之心,甚至成了学人思考的第一逻辑。明明现实中有许多与之相异的状况,却都被摒除在流行视野之外,仿佛都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恕我直言,中国人难免日益小器。我当然知道“仓廪足而后知礼仪”的古训,也了解统治者大都希望人民眼光如豆,种种鄙化人性、做小人格的功夫,是历代不绝、并非一地独有的。但是,看多了那些自视为“中产”,却除了“竞争”关系和利害意识,别的依然都不在意、甚至都不大知道的中国人,你还是相当震惊的吧。
    因此,我的立场很简单:无论什么口号主张理论政策和制度,只要是将人的卑小正当化的,我都反对。当然,身为文化研究的学人,我得全力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社会再生产和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尽可能讲清楚,是怎样的制度、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合力将我们治得日渐卑小的。能把这个讲清楚,人心的回转向上、各种正面的社会和文化建设[vii],大概也就能有较为可信的方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的社会责任,真是不小的。
 
熊:我注意到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给研究生列出的书目中,有一些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之类的书目,还有鲁迅早年的几本“随感录”,这一安排在国内的文化研究界似乎很特别。请问,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中国问题”有着何种关联?或者说,我们的当下问题与晚清以来的中国的问题史有着何种关联?

王:不单是你说的这个书目,我们还开设了一门硕/博士生的必修课,课名就叫“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八年前,我曾在一篇检讨文化研究的文章中,解释过为什么这样做:
   

 “中国是在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几乎要被瓜分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现代历史、进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思想的。因此,中国的现代思想从一开始就迸发出总是从被压迫的角度看待世界、不接受弱肉强食的现代秩序、要创造比现代西方更民主的社会结构的理想的光芒。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左翼理想一直占据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地位,并催生了波及社会各个层面、至少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和解放运动: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革命”。…… 这个“中国革命”,无论是作为精神资源,还是作为在现实中并非全然无迹可寻的社会遗产,都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可珍贵的一种传统。最近20年来,它好像被压到了地下,但就如鲁迅所说,它其实并未熄灭,而是如同地火一般,依然在暗中燃烧。实际上,今日中国大陆自命为“文化研究”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就是这暗火跃出地面的表现。对我们来说,从马克思到“伯明翰学派”的各种西方理论和实践,当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比较起来,“中国革命”的传统,是更为切实、内在,也更为坚固的精神支柱。”

 
    上面这些话,是从如何发展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这个角度来说的。要谈文化研究的“当下问题”与“晚清以来的中国问题史”之间的关系,我还得多说两句。
    在中国大陆,几乎一切都在持续变化,这就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研究不可能只做事后的分析,它势必要介入许多当下的“事”、参与推动社会的良性变革,我们的网站首页的那句标语:“改变文化就是改变世界”,就是在强调这一点。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当下问题”?这就是。不过,要真正有效地介入,你必须看清方向:什么样的变化是“良性”的?什么才是中国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只是“我们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吗?如果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如果你在1980年代问我这个问题,我的视线一定是首先投向西方,但今天,目睹了三十年匪夷所思的全球巨变,再来考虑这一类问题,我就觉得,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和被这个思想所激发、与之一同壮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viii],是标示了更切身、也更富于启发的方向的。
    没有篇幅详细解释,只粗糙地说一点:今天大家——不只是中国人——之所以丧失方向、连明天会怎么样都不敢说了,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错看了资本主义[ix]主导的“现代化”。非但不能洞悉它的来龙去脉、在历史长河的宽大视野中衡估其良弊,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如洞中惰鼠,因为习惯了“现代”式的衣食、节律和空间,即便感觉到事情不大对头,也没有勇气另寻生路。尽管二十世纪里,远远近近的有过不少往资本主义之外的方向的努力,但因为眼力不够、缺乏反省[x],除了造就若干“非典型”的现代集权和资本主义变种,并无多少真正的突破,反而以自身的变质和失败,强固了“历史终结”、今后就这么过下去吧的消极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化”迅速改造了整个世界,将人类推入今天这样四分五裂、在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上都茫然无措的状况。
    我们习惯于说,物极必反,人撞了南墙就会回头。但是,如果痛点太低,非要脑壳撞出大洞才回头,很可能就来不及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其实已经——有形无形地——血流满地,痛叫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算少了,为什么还是聚不成冲天的雷霆、激起良性变革的大动静?在我看来,关键之一,就是精英和民众在日渐小器、埋头于“小确幸”[xi]的方向上,已经形成了循环互动之势。在一个看起来衣食逐渐丰裕、普遍的器识却日趋卑小的社会里,实际存在的不公和不义,很可能多是激发向上爬的欲望,而非对公义——即消灭底层——的渴求;即便压迫加重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激起的大概也多是夺路逃生、不惜与同类互相踩踏的本能吧。
    因此,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更高的GDP和更多的条形码,而是大气高远的精神视野,是鄙弃丛林的共同文化,是一切有助于养成这类视野和文化的社会机制。
    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及其革命,为什么对我们更富于启发。这思想知道中国不可能置身于“现代”之外,却并不以为这一定就是世界的正道,因此它发展出多种远比“现代”宽大的时空视野,勾勒出多样应对这“现代”的长程方案,其轮廓虽然都相当粗糙,共享的情怀却堪称大气:它们都不只是关乎中国,有一些甚至不只是关乎人类,大千世界的大同圆满,才是新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
    置身于如此现实,认真的奋斗者,当然得不避卑琐、脚踏实地,在许多时候,甚至不得不权衡功利、有所妥协。但是,这么做的时候,能不能保持超越功利的宽大视野,坚执高远的价值目标,葆有大体不乱的方向感,却至关重要。这样的视野、目标和方向感,正是鲁迅所寄望的“人”之根本,也是孙中山所寄望的“民族”之根本。“现代化”一面急剧缩小狮虎猿兎的丛林,一面却几乎同样急剧地丛林化[xii]人类的生活:惟其如此,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和革命,这革命的“立人”和“大同”理想,才格外能有警醒之力,能助人重振大志。
    文化研究的“当下问题”,是“晚清以来的中国问题史”的一个新环节,它和之前的大部分环节一起,持续凸显出整个问题史的聚焦之点:中国人如何理解和应对这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是视其为一道社会和人类的坦途,因此要全力谋占先机,分取更大份额的利益?还是视其为一条长期来看多半是弊大于利的歧途,因此要跳出它所框限的视野,多方探索更可以长程前行的新路?理想的中国人,就是一个西式的、在这三十年里愈显其短视小器的“现代”人么?如果不是,那如何一面借“现代”之机补治原有的病弱,一面更从其他方面汲取资源,如当年梁启超所言,葆古开新,成就真正阔大的新人格?
    由此而言,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正有几分历史的必然。
 
熊:在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您意识到“都市文化研究”之外,还存在着一块广袤的、沉默的农村。这两个板块之间的差异迅速拉大并凸显成一个巨大的问题,其实是近三十年来中国高速现代化、城市化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伴随金钱、信息与人力的全球化流动,扎根在传统生活中的人被“连根拔起”,失去了身份的内在性与确定性。今天,如何处理性别、阶级、种族、包括中国的地区与文化身份问题,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微观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宏观政治问题。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王:好问题!当今世界,危机触目,政治的维度重新凸显,昔日那种“发展”、“消费”、“去政治”的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那些曾经有效的政治分析工具,比如经典的“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话语”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政治问题,又都明显不够用了。社会持续剧变,思想却萎靡乏力:二者之间的总体失衡,这些年是并无减弱、相反还在增强的。
    当然有新的建树:在欧美式都市社会里,发展出了从宗教、族裔和性别的角度,去把握新的压迫性社会结构的思想;类似“生命政治”和“生态伦理”这样的论述,也开启了理解人类生活的深层危机的新的角度;在非洲大陆,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去分析现代国家、民族和学术体制等等的努力,更促成了自觉冲破这些桎梏的多种思想视野,其中类似“泛非主义”那样的政治理想,还形成了超出黑非洲的全球影响。
    但是,相比于现存政治结构——它正日益狰狞——的高度的全球性,上述这些思想努力,显然还未能融聚出一种至少是与之旗鼓相当的总体的分量。尽管它们多能从特定的角度,提出宏观的批判论述,但这些论述却无力联手——有时候还互相妨碍——勾勒替代性的全球社会蓝图,以招聚各地人心,为人类解放的新时代创造相应的精神条件。倘说被压迫者的四分五裂,从来就是恶性政治的基础之一,那在今天,批判性思想的散乱,全球理想的缺失,正彰显了这四分五裂的深刻程度。
    不用说,当代中国思想的孱弱,也对此负有一份不小的责任。这三十年,“中国”以出乎几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快速地膨胀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关键部分[xiii],但中国的思想界,却显然尚未依据这个新状况,向人类贡献解读当代世界的相称的新思路。在许多时候,我们甚至在做相反的事情:不是美化丛林,说以力相争乃人间常道,便是矮化自己,说一百年来中国人图的就是“富裕”二字。全球危机正一步步逼迫资本主义往其野蛮的来路倒退,中国的思想——至少其主流——却非但无力站出来呵斥,反而以自证卑琐的方式,将那倒退正当化了。孱弱的思想后面,必然跟着愚昧的行动,越来越多的官员一开口就是“利益最大化”,各种人我之别:国族、学历、衣领的颜色、房产证的数量…… 在新规矩的簇拥下日益坚固。如此世风之下,人民要不四分五裂,也不可能了吧。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觉得依你所问,从“身份”/“认同”困境的角度去梳理今天的政治状况,是一条值得重视的思路。人民之所以四分五裂,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被搞乱了“我是谁”的判断。倘说欧美式都市社会里,“中产阶级”的一度膨胀和“美国梦”式的意识形态,是搞乱民众的身份认识的两大神器,这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剧烈变化,对此也有相当的贡献,其中第一个,就是“城乡关系”的全面改造。
 
熊:最近这几年,“城乡关系”是你关注较多的一个话题,去年年底,你们还在上海大学组织了一个讨论“城乡文化关系”的研讨会。但我没有看到你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讲身份政治的文章,能否在这里就此稍稍展开说一下?

王: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广的社会来说,城乡关系从来就是关乎根本的事情。在19世纪之前,中国大体维持了一个比较平衡的城乡关系:权力和财富聚集在城里,经济和文化却扎根在乡村,出自“耕读人家”的“士”阶层,更持续往返于城乡之间,维系二者的循环共生[xiv]。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内外情况持续大变,这样的城乡循环就难以为继了。作为“现代化”的强势代表的西式都市[xv],日益凌驾于——往往保持了“前现代”结构的——乡村之上。从1910年代大举展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到1950年代全面兴起的“社会主义建设”,再到1980年代延续至今的新一波“城市化”运动,它们前后相继,不断推高城乡之间力量悬殊的比例。今天,中国大陆的城乡关系的失衡,整体上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地步。
    这就造成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身份的扰乱。一方面,从标明户籍所在地的身份证、户口本和暂住证,到按照不同的城乡人口比例确定编制的“人民代表”的代表证和公务员的花名册,这些白纸黑字的符号,依然共同象征了一套区别城乡人身等级的系统,其清晰和严格的程度,是目前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同类等级系统——譬如“阶级”和“性别”——都比不上的。可另一方面,几十年乡村人进城的大潮,又以其形式的日渐多样[xvi],赋予无数持乡村户籍的年轻人一种“我可以像他们城里人一样”的强烈的愿望。城里的主流生活越是被改造为只是“赚钱+消费”,这愿望似乎还越容易实现:到处都有购物中心,县城和镇上的新楼盘,样式也跟大城市里的差不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形,实际却是互相支援、甚至互为因果的。正因为都市户籍的大门通常关得很紧,乡村户籍又总是与贫穷和失教相伴,“城里的生活”才对乡村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惟其在城里读书就业逛商场,最起码觉得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城里的生活”,许多人就容易淡忘昔日对城乡失衡的尖锐感受,不去深究这失衡究竟意味着什么。至于那些一出生就有城市户口、觉得自己占了好位置的城里人,更是容易陷入井底蛙式的盲目:“农村有问题?跟我不相干!……”
    当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将“只有上升才算人生的成功”塑造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以后,这社会的多数人是否觉得自己正在上升,就成为决定现实能否延续的关键,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确信自己在往下掉,动荡和革命就不远了。这三十年,中国除了创造GDP高速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畸形,而这畸形的一大表现,正是包括级差地租在内的商品价格体系的城乡不平等[xvii]。就此而言,城乡关系本来是一个火药桶,很容易激发民众——尤其是占户籍比例大多数的乡村民众——对自己真实的等级身份的体认。可是,这三十年巨浪滔天的城市化运动,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两方面情形的互相支援、互为因果,却为这大桶包上了一层不薄的毡布:愤恨于剥削太重的都市白领,只要想起遥远故乡的萧条情景,火气不觉就消了一半;老工业区的失业和退休者牢骚满腹,但看看身边那些艰难讨生活的农民工,“我混得不算最差啊!”
    从这个角度看,城乡关系正是一个混合了经济、政治等等因素、对当代中国作用重大的文化现实。几乎从小学低年级阶段开始,整个学校教育——包括乡镇的学校教育——就持续地怂恿年轻人高看都市、鄙弃乡村;各类主流或流行媒体,更差不多几十年如一日,渲染西式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美妙。随着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的深刻转变,从职场和商场,到家庭和影院,各种在基本的精神/意识层面做小人心[xviii]的文化功夫持续配合,令我们即便亲历城乡关系的失衡、身受其日益无情的播弄,也大多不以为怪,甚至还从中觅得上升之感,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一个在各方面都应该引人深切不安的社会变动,竟同时发挥出抚慰人心的这么大的力量,就此而言,这些年城乡关系的日趋失衡,大概是最成功的例子吧。惟其在来自市场和政策的支持之外,更得到支配性文化系统的全面配合,这么多明显不公的城乡比例才能继续存在:户籍、平均收入、公共服务、受教育的机会、城乡产品的价格…… 并且得到近乎全社会的默认。如果把“身份政治”理解为“民众是否承认现实秩序为其安排的社会位置”,我就觉得,这些年中国大陆城乡关系的严重失衡,尤其是这失衡与社会反应的复杂的互动,是提出了一个理解当代身份政治的新问题:在怎样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下,一种趋于恶化的社会状况,能一面给民众安排更为不堪的社会位置,一面却有效地模糊这些位置,令其容易被普遍接受?
    我现在还不能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但我相信,在20世纪才真正凸显其历史重要性的城乡关系,尤其是这个关系在中国和其他类似地区的日益失衡,是呈现了人类政治生活的若干在其他状况——例如野蛮形态的极权专政——中往往被遮蔽的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文化”都处于核心的位置。
 
熊:你提到过“新意识形态”或“新的支配性文化”,并列举了“房产广告”的例子来说明。对于这种“新意识形态”或“新的支配性文化”,您似乎认为这种“新的支配性文化”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种自我文化表征?

王:抱歉,可能是我以前对“新的支配性文化”说得不清楚,引起你的误解,现在借这个机会稍稍解释一下[xix]。自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化状况明显大变:差不多十年时间,一种新的支配性[xx]文化迅速成形,它不但跟1950-70年代的支配性文化[xxi]截然不同,也跟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兴起的新的文化潮流[xxii]有很大区别。我最初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因此称它为“新意识形态”。但很快就意识到,它已经发展出多个层面的内容,除了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的理念的层面,人际关系、交往和行动模式这样的比较实际的层面,还有更具“物质性”的社会制度的层面,因此,它不只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的文化,一种强有力地影响多数中国人、为其实际所遵奉的文化。于是,我就改用“支配性文化”这个词了。
    一旦注意到这个新文化的社会制度的层面,我很自然会发现,1990年代初开始勃发的“市场经济改革”[xxiii],很快就形成了一套与“毛泽东思想”时代明显不同的新的文化生产体制,正是这套社会体制的有效运行,造就了这个新文化迅猛成形和膨胀的势能。因此,与分析这个新文化的内容相比,描述和把握其得以产生和运行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更重要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文化的“新”之所在,和其“支配”力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在它背后的生产体制和运行机制,而非其内容本身。因为,主要就是经由这套体/机制,新的支配性文化形成了与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刻互动:既是这“改革”的产物,也是它的成因。正是这个持续的互动关系,给这个新文化提供了深入人心的宽阔渠道,更为民众安排下这样的人生环境:除了皈依这个文化,别处似乎都无可指望。于是,我在“支配性文化”的后面,又添上“生产机制”[xxiv]四个字,虽然继续包含指认“支配性文化”的意思,但我更强调的,是那个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持续地发展支配性文化的生产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在语义上,“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是有歧义的,我用这样的词,其实说明我还没有透彻地把握今日中国的文化状况,无论对新的支配性文化,还是对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认识都还相当有限。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大略地勾划几道目前我所看到的轮廓线,给愿意接着补充和修正的同道,充作片段的草图:
    一,与譬如1950-70年代的支配性文化相比,今天的这个支配性文化,明显缺乏清晰、系统和权威的观念性表述,它的核心概念,如“小康”、“发展”、“现代化”和“与世界接轨”,涵义都模糊空洞,不大像是称职的概念。当然,它有一些虽无权威阐述、却普遍深入人心的观念:“生存是第一位的”、“物质利益最重要”、“竞争是社会关系的准则”、“上升才是人生的成功”、“财富和经济都是应该持续发展的”、“欧美式的社会是现代化的榜样”、“都市是先进的,乡村是落后的”,诸如此类;在这些堪称高调的正面判断底下,它更有一些消极低调、但似乎入人更深的观念:“理想有什么用?没用的!”、“将来关我什么事?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别去关心那些大的事情,跟我没关系”、“这世上没好人,都不能相信的”…… 这些低调观念当中,最核心的一项是:“现实太强大,我们不可能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即便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也有极多是明确地服膺此道的。
    因此,新的支配性文化——其意识形态部分尤其明显——有很强的复调性质,其中的低调部分,正构成其高调部分——至少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基石:惟其丧失了改变世界的信心,看人看世就不免消极,也惟其难以体会理想的魅力,就更觉得只有物质利益才真实。最近一二十年来,这个低调部分的实际影响力,明显形成了超过高调部分的趋势,这文化的整体的消极和阴暗意蕴,是更显触目了。
    这似乎从另一面解释了,为什么新的支配性文化缺乏称职的核心概念:当社会巨变是往做小人心的方向伸展的时候,这巨变对于支配性文化的首要需求,就势必是鼓励人的消极心理,引导人放弃深思、顺利地接受和跟随现实。不用心、不持久、甚至不聚焦,稀里糊涂、不求甚解:这样的疲沓散乱的思维状态,正是滋养上述那些流行观念的合适的温床。只有坚持理想、决意奋斗的人,才不得不展开严肃紧张的思考,随大流、混日子的人,不需要这么做。
    二,倘说1950-70年代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是以国家机器为中枢的[xxv],其运行机制纵横的范围,也主要是文化和政治领域,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成形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它的基本结构和其机制的主要运行领域,却都与前者明显不同。1990年代社会变动的一大特点,是政治领域沉闷寡言[xxvi]、文化系统茫然无措、经济生活异常活跃:前二者和后者的对比非常显眼。几乎所有新的事物,都是在经济领域里先生成雏形,然后或快或慢地壮大,逐渐被官方认可,进而得到传媒和学校教育的拥戴。整体来说,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可能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继续存在。正是这个在1950-80年代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特别的社会态势,给了持续变动的经济系统一种远远超出狭义经济范围的能量,许多新的经济规则、模式和制度,常常兼具明显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甚至直接发挥巨大的意识形态影响。1990年代迅速在全国城市里重建的房地产市场及其广告工业,就是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塑造人的价值观、商业头脑、生活方式、婚姻和家庭模式、代际交往关系、空间习性和就业意识…… 几乎所有这些方面,它的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是今天任何一个文化——甚至政治——系统都比不上的。至于它在改造社会阶层结构和官场政治生态方面的巨大作用,更是众所周知,无需赘述了。
    正因为这几十年来,“文化”的事情几乎都是由“经济”来规划的,当勾勒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体制的轮廓的时候,类似房地产市场和广告工业这样的系统,就理当被置于中心的位置:它们已经不只是经济机器[xxvii],同时也是文化机器了。实际上,类似这样一身兼多任的情形,最近二十年日益普遍,不仅是经济部门来做文化和政治的事,文化——甚至相当多的政治——部门也越来越普遍地做经济的事。报纸、杂志、电视台、出版社…… 实际上不都是首先自视为商业机构的吗[xxviii]?在所谓“产学研结合”的旗号下,大学的科研活动,不也正日益深刻地向“企业研发”转型么?修公路、办医院、发证件、追疑犯…… 种种将公共服务当成生意来做的行径,我们见得还少吗?网络世界里各类文化活动的“被商业”[xxix],更是方兴未艾。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中,“经济”与“文化”日益全面地互相渗透、深刻融汇,随着其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经济”——即资本增值——的逻辑[xxx]日益压倒“文化”和其他逻辑,成为这类混合系统/机器的主宰。[xxxi]
    从这个角度看,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体制,竟然主要由一些以不同的方式日趋混合的系统/机器——从房地产市场到传媒业——所构成[xxxii],是必然的事。这个体制的运行机制,也势必以上述那样的混合性,为自己最重要的特征。作为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它当然以生产支配性的文化为主要任务,但它的偏重混合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这项任务,势必与另一项任务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文化”和“经济”的混同。当然,这混同并非随意组合,而是像我前面说的,有其不容偏离的方向:依循资本增值的逻辑,将各种昔日自有经络、甚至彼此不大相干的事物,重组为一个整体。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并不仅仅运行于一般所谓的“文化”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和譬如杠杆化资本博弈那样貌似纯经济的“潜规则”差不多,是主要——因此首先——因为经济领域里的体制重组[xxxiii]而形成其基本轮廓的。倘依文化经济二分的表述习惯,你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时候,它像是跟在新的“市场经济”身后,随着这经济对于其他非经济事务的渗透蚕食,一步步扩大其运行领域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于对历史的承续,这生活本来有极大一个部分,是无关经济、不受资本逻辑的统辖的,但随着这些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迅猛扩展,城市居民首当其冲,其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部分日趋膨胀,大有要一口吞掉其余部分的气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逐步完成了对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改造,将它变成了新的支配性文化的主产区。[xxxiv]
    可以说,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运行得越顺畅,新的文化和经济的混同就越普遍、越深刻,它们非但不再是分立的,也越来越少是携手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大多混同一物,难分彼此了。随着这混同之势的日趋强劲,资本逻辑对于社会文化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引领,自然日益深刻。在前面的答问中,我屡屡提及人心的日渐卑小,在这里,造成这卑小之势的一大深层原因,是相当清楚了吧。
    当然,世界这么大,中国这么大,上面讲的这一股人心卑小的趋势,虽然浊浪蒸腾,毕竟还不能一手遮天。人类到底是有了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即便现实强有力地逼迫人精神返祖,这逼迫本身,也会激起人的反感和忧虑,激发相反的意愿。在中国大陆,昔日那样赤裸裸的物质匮乏的状况,正在根本改变,因那匮乏而形成的贪嗜物质享受的冲动,势必随之消退。尽管像我前面讲的,支配性的社会力量正利用这个改变,营造一个“利”字当先的时代,要把我们继续淹在贪嗜物质的冲动里,尽管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形势,正在造就新式的、更为严酷的物质的匮乏[xxxv],更强有力地逼人返祖,这毕竟是一盘未定之局,我们向上进步还是向下沉沦,能不能打破这“利”字当先的潮流,至少很大一部分局面,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化研究或类似这样的思想和知识活动,有很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的期盼之上的,它相信人应该有比在猪舍里满意地咂嘴——或者在丛林里惊惧地互相咆哮——体面得多的生活。
 
2017年2月  上海


[i]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绝大部分有完整的文科建制的大学,都是官办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思想和学术活动,如果不能被教育部的学科目录确认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争取各种体制性支持(如学位课程、人员编制、学科建制、经费申请等)的方面,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ii] 当然,不只是参与文化研究类的活动,也参与其他新兴学科的活动。
[iii] 中国的“现代”是很难用“modern”之类欧式概念的通行涵义来理解的,它有自己相当特别、并因此超出中国范围的意义。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时期的发端,大致可以确定在19世纪的中晚期;它目前仍在继续,并没有完全结束。而这里的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以关怀世道人心为大旨,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920-1940年代达到高峰,其后虽然歧途多出、但仍然延续至今的书面文学。
[iv] 这里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是和一般教科书的通行叙述明显不同的,详见《中国现代思想文选》(王晓明、周展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的序言。
[v]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因这企图的阔大而形成了不俗的态势,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它在实现初衷方面常常做得很粗糙、没有形成足够丰硕的成果,鲁迅在小说创作上的过早停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vi] 当然,重视人心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来历久远的思路,从龚自珍到鲁迅,都是深受这一传统思路的影响的。
[vii]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下三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建设真正可以持续、有助于培养健康人性的经济系统,发展主要建基于互助而非竞争的人(国)际关系。
[viii] 这里的“经验”一词,并非单指正面的可资继承和借鉴、通常用“成功”来描述的部分,也同时指负面的令人反感、因此常被用“失败”和“教训”来定义的部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当中,这后一部分是堪称庞大的。
[ix] 特别说明一点:人类生活中实际存在至今的“资本主义”,并非如某一类教科书所描述的,只是与“市场经济”和建基于这经济及其法则之上的西方式“民主政体”相伴随,而是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也完全可以——并且在实际历史上是更多地——与各种看起来明显非西方式的专制政体携手前行。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并非主要只是存在于最近数百年的经济交往中,它至少同样明显地存在于各种实际上与之配合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在不少情况下,资本主义程度最高的空间不是市场,而是官场。
[x] 补充一下因为篇幅限制在这里无法展开的两个看法:1,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变质,原因当然很多,并不只是这里所说的“眼力不够”这一点,尽管从本文的论述角度看,这是堪称关键的原因,因此特别强调着一点;2,“眼力不够”主要不是指人类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能力,而是指人类的生活中缺乏让有识之士的声音得到广泛传播、引发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机制。
[xi] 在这个意义上,“新富人”的醉生梦死,和“新穷人”的各个层次的模仿性消费(即通过对廉价商品的消费来想象性地、片段地体验“成功人士”的生活感受),都是在追求这样的“小确幸”。
[xii] 最近这十年,全球经济的竞争和剥削强度的持续加剧,右翼政治和保守主义思想的广泛勃兴,各种准战争形态的社会动荡的日益普遍,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个丛林化的趋势。
[xiii] 这当然不是说,1990年代之前,“中国”不具有全球影响,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中国就已经逐渐成为能影响全球格局的因素之一。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程度,在1970年代以后加速度地提高,中国又恰在大致同时的时间里,通过“改革”而快速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由此形成的新的全球影响力,是比此前各个时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都明显强得多的。
[xiv] 说明一句:这是就非战乱状态而言的,如果发生全国性的战乱,这样的城乡循环当然也会被打破。
[xv] 此处的“西式都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指通常所说的都市空间,还包括首先在这种空间里发展起来的西式的工业、商业、教育和其他文化系统,以及与之配合的政府管制系统。
[xvi] 此处所说的“进城”的形式的“多样”,从人身的角度讲,至少有“大学毕业留城就业”和“进城打工”这两大类;从空间的角度讲,则包括了“从乡村进入都市区域(所谓1-3线城市)就业谋生”和“因县乡两级(所谓4-6级城市)城镇化而在这些多半只达到半都市化程度的区域买房安家”这两大类。
[xvii] 这个不平等并非始于这30年,但因为种种如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弊病这样新形成的的宏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因商品化所产生的巨大收益,绝大部分都被城里人(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大小资本家)拿走,这个不平等的程度,这三十年里是大幅度提高了。
[xviii] 这做小的主要内容是:窄化知识领域,削弱通盘(即将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联系起来)思考的能力,强化聚焦于眼前的物质利益的习性。
[xix] 关于199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的变迁,我将另写专文来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一下基本的看法。
[xx] 在我的理解里,“支配性”和“主流”是一个意思,但由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体制的特点,许多人常常将政府及其媒体倡导和推行的意识形态/文化称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尽管在实际上,这套意识形态/文化并不为社会的多数人所信奉,因而并不真具有支配性,仅是一种表面文章。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我才使用“占支配地位”和“支配性”这样啰嗦拗口的形容词。
[xxi] 那30年间日益流行的“毛泽东思想”,可以被视为这个支配性文化的权威的思想代表。当然,这里的“毛泽东”是一个总名,比“毛泽东本人”的范围要大,此处不赘述。
[xxii] 10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了一个当时被称为“新时期”、以后又被称为“八十年代”的时期,它持续了10年左右,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全面终止。在这段时期里,原有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消退,新的文化潮流迅猛兴起,但还来不及形成一种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占据支配地位的大致完整的文化,而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文化的新潮”的形态。也因此,我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种文化巨变的过渡状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放的6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可以被看成这个新思潮的代表性的思想和政治文本。
[xxiii] 1990年代初勃发的“市场经济改革”,和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基本内容上虽有部分(主要是经济政策方面)延续,但差别堪称巨大,因此,我并不将它们理解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而是之间仅有部分延续的两个不同的事情或过程。
[xxiv] 在我的理解里,“文化生产机制”是一种类似不成文法的软性、但亦有韧性的规则,它并不等同于有明确物质和符号形式、因而刚性较大的“文化生产体制”(“体制”一词也可以换成“制度”),而是在这“体制”——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引领和框限下形成、实际承担主要的“文化生产”功能的一套规则。
[xxv] 此处的国家机器主要指各级党的部门(尤其是其宣传部门)、所有媒体和学校(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和绝大多数学校均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所有文化机构(如各级作家协会、文艺家联合会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均为政府机构,尽管作协和文联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和共青团系统(其机构性质与作协、文联相同)。
[xxvi] 唯一的例外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提法,但这个潜含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冲突的涵义的提法,始终未能得到稍稍具体一点的阐释,至今仍停留在语焉不详的阶段。
[xxvii] 此处的“机器”一词,借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里的“机器”的意思。
[xxviii] 当“不能违规”的坚持主要是出于具体利益(乌纱帽和经济处罚)的计较的时候,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类商业化的意识了。
[xxix] 最明显的例子是文学创作/阅读和一般社会交往(如聊天)的生产资料化。
[xxx] 可以如此概括资本增值的逻辑的基本内涵:1,世界上的所有——无论虚实——事物,都可以——也应该——被用来赚钱;2,兑换成货币财富的数量和直接程度,是衡量所有事物之价值高低的第一标准;3,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是人选择做什么事、怎么做事的首要标准。GDP挂帅的社会发展观念,收入第一的人生思路,都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xxxi] 但是否可以由此判定,这类一身兼多任的系统或机器的“混合”性,其实只是表层的,是一种看上去具有文化或其他功能和意味、实质却依然是经济性的系统或机器,仍然需要斟酌。这牵涉到如何理解当代全球“经济”本身的成分、性质和功能的蜕变,以及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的特性,在目前研究不足的情况下,不宜骤下判断。
[xxxii] 以各级党的宣传部门为核心的政府文化管制部门,当然也是这个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的重要环节(这是这个新体制从1950-70年代的旧体制中继承下来的主要部分),但在整个体制的运行中,政府管制部门的作用主要是限定性的,即确定和坚持政治禁忌的范围,而很少有能力参与——更不要说如在1950-70年代那样指导和组织——社会文化的生产过程,因此,其重要性是明显下降的。
[xxxiii] 说到1990年代经济领域里的体制重组,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股市、房市、分税制……等等,但我要说,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体制,同样是这体制重组的重要成果之一。
[xxxiv] 我在《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一文中对此有初步的讨论;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特刊的调查报告《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王晓明、罗小茗、郭春林、朱善杰和高明撰稿),则提供了这方面的较为细致的数据分析,可以参看。另外还要说明一点:实际上,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这个改变,也在稍后扩展到了越来越广阔的乡村地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xxxv] 城市里新建的住宅楼密集如同森林,昔日水网密布的地区却普遍缺水,这个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目前这样的经济发展是如何一面消除过去那样的物质匮乏,一面又制造新的可能更难消除的物质匮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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