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度”:一个新的社会进步指标?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城乡结合度”:一个新的社会进步指标?
“城乡结合度”:一个新的社会进步指标?
关键词:城乡结合度 城市 乡村
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去年春天,我将在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的演讲记录整理成文,反套2011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题为“乡村让城市更美好”。在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一个设想:以“城乡结合度”这个新的指标,取代“城市化率”,来衡量中国——和其他类似地区——的社会进步。
    这里就想进一步说明,这“城乡结合度”大致是什么意思。
 
1
    这是体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被动卷入以“西式现代化”[1] 为标准的全球化、几经颠簸之后,势必形成的一种重新构想社会进步的冲动。
    “类似中国这样”的意思是:
    一,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的累积比较丰厚,有富于韧性的社会和精神传统,走老路的惯性也比较大。这样的社会,不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无论多么强劲——一下子打散,即便有心改弦易辙,全盘X化,大轮廓还是会长期维持,变形缓慢。
    二,较晚展开全面的西式现代化,走不了安全地消灭旧式乡村的“发展”之路:这样的道路,只属于那些相对占得全球化的先机、能将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给后来者的社会,即便“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其农业和乡村的现代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靠了台湾和韩国殖民地的贡献才完成的。像中国这样体量甚大、卷入较迟的社会,没有条件如此学样。[2]
    三,因此,在承受西式全球化的社会代价方面,负担尤重。越是在较晚的阶段卷入其中,要承受的全球化成本,就越不可能只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来自那些占先机者的转嫁。例如这三十年的中国大陆,无论“世界工厂”式的社会和生态损害,还是城市化对广大乡村的持续抽血和区别利用,都不只是本土因素作祟的结果,而是同时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剧烈调整的深刻影响。
    倘若上述概括大体不错,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早晚得明白一个事实:不能照着那些西式全球化的占先机者的“发展”图景,来构想我们自己的社会进步,即便那图景甚多可取之处,也只有局部参考的意义,何况其根本处的幼稚和短视,[3] 已经暴露得如此分明。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官民的主流意见,一直是将城市看成先进之地、视乡村为落后景象的,因此,一波波推进城市化、撑大城市吞咽乡村的胃口,成为实际上的国策。即便这几年有所调整,开始“……新农村建设”了,目前看到的情形,也多是一排排楼房、大街和商铺,依然变相在造城镇。电视和文告里,衮衮诸公宣传城镇化宏图的时候,更是屡屡引欧美日韩为前例,一点都不掩饰其师法“西洋”的思路。
    可是,中国大陆的实际国情,不断地戳破这张宏图。乡村太大、农民太多了,城市的大嘴撑到裂了,也只能吞下一小部分乡村,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他们可是决心离开乡村、要当城里人的——依然被户籍制度和楼价政策挡在城外,即便有一些退而求其次,返回县城和乡镇圆进城之梦,却因为当地难以充分就业,还是得掉头往大城市去博生计:依然进退两难。城市独大的局面一旦形成,乡村的萧条便不可阻挡,[4] 城市仗着独大之势造出的那点繁荣,又远不能抵消乡村萧条的冲击,这结果,就是在大都市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同时,整个社会在结构上头重脚轻、日渐失衡。倘说在那些占了全球化先机的地方,社会有可能以城市吃掉乡村的方式求取发展,[5] 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地方也如法炮制,却多半要酿就深广的社会危机,尽管也能演出局部的繁荣。
    事情很清楚了,我们只能从脚下的实况出发,来构想自己的社会进步的图景:并非只有城市才美好,城市更不可能吃掉乡村,在中国这样的大地上,城乡必须共存,只有在这个共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平衡、可以持续的进步之势。
 
2
    可是,在今天这个西式全球化已经大体完成的世界上,“城乡共存”从哪里入手?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加速度地互相关联、渗透和融和,“共存”不可能再以你我隔离、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展开,甚至都不大可能继续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了。最近二十年,类似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那样等级森严的阶层和地域分隔,又在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层面,近乎肆无忌惮地重新膨胀,不仅簇生于物质空间,也同步弥漫于精神空间。[6] 说得粗糙一点,“地球村”式的“文明”的弱肉强食似乎难以为继,以邻为壑式的野蛮正在卷土重来。
    因此,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城乡各有怎样的优长和短劣呢?
    先说城市的优长:首先是人来人往、五方杂处,哪一天城市嫌贫爱富、设卡拒人了,它的一大半诱人之处,都会随之萎缩;[7] 其次是地处要津、八方辐辏,虽然这并非全因自然,有许多——而且越来越多——是人为造就,[8] 但交通枢纽的位置一旦确立,就会收获各种有形无形的惯性汇聚,为上述的人来人往,奠定空间和物质基础;再就是文化和精神蕴积,和与之配合的各种建筑、机构和人身条件,尽管这些年日趋浇薄,它们还是能大体维持着,合力赋予城市一颗相对开阔的灵魂。至于另外那些一望而知的好处:公共资源的集中、服务业的发达、升官发财的空间大、警察脸上的凶气少…… 其实都并非专属于城市,而是来自政府配置资源时的偏向,或者资本持续投注的视线,一旦这些转向别处,它们都会紧跟而去,一天都不肯多留的。
    再说乡村,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今日中国的乡村,至少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趋于荒敝,乏善可陈。不过,乡村的两个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基本形态,却因此得到保留: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卧于山河田野之间,保持着深嵌于自然世界的归属感,至少不会如玻璃墙面的都市高楼那样,令人以为可以完全存活于人造世界;其二,若干在长期自耕农式的生活中养成的精神遗传:从容而模糊的时间感、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对熟人群体的亲近习惯,以及对许多“界限”的缺乏敏感…… 也以日趋破碎的形态,继续存活于乡人的言行举止中。
    在西式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这样的乡村,与其他“前现代”的社会类型一样,当然是缺乏竞争力的,它的许多年代悠久的内容,也因此凸显贫瘠和狭隘,甚至拽着另一些本身并不如此的内容,一并承受萎亡之运。所以,今天来讲乡村的优长,势必有一部分,是并非指向现实,而取自过去的状况的。不过,随着西式现代化的破绽日益深巨,事情的另外一面也明显起来:“现代”极可能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偶然状况,许多“前现代”状况对未来的意义,多半比“现代”更为长远。因此,我们看乡村的眼光也在改变,越来越能从实存的乡村,从那些换了二十年前一定嗤之以鼻的“落后”景况中,发现别样的涵义。即如上述乡村的两个基本形态,是否就明显蕴含了可供救治城市病的多样的药素,完全当得起优长之称?
    不用说,上述这些概述多半粗糙主观,一定有许多远较我精当的描述,能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城乡各自的优长。我所以勉力这么做,只是想强调,所谓“良性的城乡结合”,是真正的——而非一般想当然的——城乡优长的结合,因为今天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总体上几乎相反,不是优长与优长融汇,而是短劣与短劣沆瀣。
    即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居空间为例:绝大多数已经城市化的空间,都一心要将原有的乡村因素消灭干净,用水泥覆盖地面,将天空越收越窄,居民日益习惯于四面墙壁,以小单位计算时间…… 虽然在雾霾等等的教育下,知道城市有病、甚至开始眺望乡村了,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从乡村把大树挖进城来,或者节假日去“农家乐”一回,城市对乡村优长的理解和学习,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非常多的乡村虽然远离城市,依然——而且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城市里形成的主流规矩,地里的出产继续卖不出好价钱,被城市赶出来的污染企业,却蜂拥到山野间来扎营,除了脑残的电视节目和粗陋的消费趣味,别的真正有意思的城市文化,乡村人几乎接触不到。
    更糟的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它正在全国各地——从都市边缘到县、镇、甚至许多位处平原的大村中——快速蔓延。虽然是城乡结合度最高的空间,但恕我粗暴言之,却主要是混杂了城乡各自的短劣因素:唯钱是命的价值观、随地吐痰的习惯、急功近利的短视的欲望、对权势的艳羡和畏惧、一味模仿都市的建筑和生活趣味…… 正是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将“城乡结合部”搞成了中国大地上最“脏乱差”的空间。这不奇怪,城市唯我独尊、自觉不自觉地把城外当成垃圾场和排泄区,乡村一无所有、只求攀上城市的边角分一杯羹:城乡不平等的这两种后果搞到一起,要不脏乱差,大概也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也许比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触目对比,更能凸现城乡失衡的不可接受吧。
    因此,容我再说一遍,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标的“城乡结合度”,恰恰与现在这样的“城乡结合部”相反,是要建设一种平衡互助的城乡关系,遏制其疯长,进而以融汇了城乡各自的真正优长的新空间,完全取代它。
    这并非忽发奇想,至少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早期,[9] 许多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有过类似、但气魄和视野远为宽大的思考。譬如章士钊1920年代提出的“农国”论,就明确阐述了一种以“农”为名的建国原则:根据自身条件——而非觊觎他国资源——确定的“发展”图景、为了满足本地人民需求——而非以国际商战牟利——而展开的经济系统、既容纳贫富高低又不断缩小其差别的社会政治……[10] 这样立基于“农”之精神的现代规划,在城乡关系上,势必是谋求平衡互补,不接受小大悬殊的畸形态势的。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哪怕战乱频仍,沿着大体——或部分——类似“农国”的方向展开的各种乡村和社会建设运动,依然东西南北、前赴后继,[11] 给后人留下非常丰富的城乡结合的得失经验,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今天构想新的城乡关系,并非两手空空。和前人奋斗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大是大非,反而更为分明:置身于如此明显的全球危机,身经目睹这么严重的城乡失衡,继续像当年批驳“农国”论的年轻人那样迷信西式的“现代化”,应该是更难了吧?如果这么说大致不错,如何将反思转化为奋斗,实地探索新的城乡结合的道路,就是我们刻不容缓、着力要做的事情了。
 
3
    怎么做?我想以崇明为例,稍稍具体地说一点。
    上海是幸运的,尽管150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的领头羊,也最早饱尝这狂潮的苦水,[12] 但今天,其他后进者纷纷赶上,有些还超过它,淹得更深、无法回头了,它却还有较大的余地,可以后退一步、转换方向,尝试良性的城乡结合:这余地,主要就是崇明。[13]
    崇明虽是上海的属地,却因其交通不便,[14] 一直保存着阡陌交错、屋树相伴的乡村格局,[15] 沿其西北江岸围垦出来的农田,更是大块展开,近乎一眼望不到边。这长期以来令崇明人自惭的“落后”面貌,如今却成了上海市郊硕果仅存的优长之况:稀疏的人地比例、绿天绿地的植被系统、四通八达的活水网、干净而高氧的空气、活跃自在的鸟群…… [16]
    另一方面,也因为是上海的属地,半个世纪以来,崇明分沾了不少大城市的优长。其中最醒目的,是优良的道路系统,不但路面齐整、纵横相宜,更多有高树夹道、浓荫蔽天,[17] 令散步和行车者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自我定位:乡土景况并非只是落后之相,它反而可以成为跃入真正的先进之境的难得条件。从市政府对“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的坚持,到岛内外有心人对崇明如何“生态”的各式各样的介入,十几年来,这样的定位逐渐明确,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开始这样谈论江岸对过的“上海”了:“钞票是多的,但空气不好,吃不到好东西……”与其他物质性的辐射相比,[18] 对于这样的乡土自豪感的启发和激励,无疑是都市上海给予崇明的最优良的贡献。
    可以说,在这四季分明的大岛上,城乡各自优长的结合,并非只是未来的理想,已经有一部分,就是现实了。
    当然,崇明并非化外之地,这些年席卷全国的各种城乡短劣的沆瀣,在这里也相当触目:经济停滞与流行意识联手作祟,促使青壮年纷纷去上海谋生,一到晚上,许多村镇都是灯光零落,见不到几个年轻人;虽然开始明白蓝天绿野也值钱,多数官民最向往的,恐怕还是旧式的都市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购物中心不夜城…… 长期的贫困和闭塞,更造成一种求小利不算大帐的短视和狭隘心态,这表现在行政管理上,就是听任各种蚕食林地、破坏生态的地产项目蜂拥而起,[19] 令人禁不住疑心:它们是如何拿到许可证的?遍布全岛的各式建筑废墟,[20] 则与这些新项目构成尖锐的对比,提醒人们注意:崇明依然有可能被搞成一处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
    城市化是一种近乎不可逆的人为之事,如果搞过了头,或者走歪了,要想原地转身,多半代价太重,社会承受不了。上海幸亏有崇明,那种水泥森林、灭绝乡村式的城市化,还没有吞掉这个岛,它的面积又足够大,如果大家意识到该走一条城乡共存、优长结合、社会均衡进步——而非GDP导向的经济独大——的新道路,那就正可以在崇明试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崇明是上海求取未来的余地之所在。当然,另一个可能同样存在,如果我们继续糊涂、继续短视、继续欣欣然于旧式都市的“繁荣”,那随着隧桥地铁之类的相继开通,用不了多久,崇明就会完全沦为小“上海”:中心区一样光鲜奢华,边缘区一样脏乱差,一样承受城乡失衡的压力,一样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一旦搞到这一步,上海作为一个整体,也就和其他一线城市一样,没什么余地了。
    因此,今天的崇明正站在两叉路口,它的选择,同时意味着决定整个上海的未来。不用说,继续走老路是容易的,把譬如当年“浦东开发”的那一套搬来就行了,事实上,城桥镇的新城就是这么造起来的。开新路就难了,困难一定多多,也无法快速出“政绩”。但是,恰恰是这个难,清楚地提示了应该选择哪一边,我们都知道,下滑容易上行难!
    如果决定走新路,具体怎么走?请容我不避门外汉式的自以为是,列出如下这几条:
    在目前这样的行政集权的体制下,政府怎么做是关键,实际上,崇明之所以还能保持目前这样的绿天绿地,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市政府坚持了“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将这个还相当空洞的方针,具体化为切实的措施:如何细化宏观规划,明确各部分的具体目标和实施途径?如何安排一个分阶段的长期的财政支持计划?[21] 如何设定与上述宏观规划密切配套的官员考核机制,以此引导官场风气的整体转变?如何在目前许多官员思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差这个现实状况下,从岛内外选擢够水平、想作为的官员和非官员来任事?……
    另一个同样迫切要做的,是教育。事情都得人干,这“人”不只是少数精英,也是千千万万百姓:官员和专家不合格,事情当然做不好,但光是这些人合格了,事情也还是很难办。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如下的这些事项能否充分展开、长期坚持,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分别针对各类——从官员到村民——人员的不同方式的生态教育、[22] 从基层开始全面展开的聚焦崇明的史地教育、[23] 培养生态建设人才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网、[24] 与海外——尤其那些与大陆类似的地区的——在城乡和社会生态方面走在前面的实践和研究者的广泛交流[25] …… 尤其重要的,是百姓直接参与或发动、他们在其中拥有充分发言权、其参与决策权的程度日益提高的各类集体建设活动,[26] 在某种意义上,这类活动的教育功能,是比一般的课程和讲座更大的。
    再下来,就是都市上海对崇明的反哺了:大学、医院、邮局、影剧院、音乐厅、免费Wifi系统、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27] …… 一旦这些城市生活的优良条件,都逐步充分地落户崇明,“崇明”这个词的涵义就会显著地改变:不再只是一个生态条件尚好的乡村地方的名字,而是开始代表“一座绿天绿地、真正先进的城市”了。
    这一定会促引更多岛外的牟利者跃跃欲试,要趁机来赚一票。这几十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改善基础设施,当地百姓却得益不多,反而是各种有钱有权有关系的外来人大获红利:这样的令人痛心切齿的现象,全国各地是太多太多了。实际上,就在崇明,类似的状况也已经不少。因此,上述这些优质生活的硬件建设,必须更明确地服务于新的宗旨:崇明要的是健康、均衡和民主,[28] 是不紧张和有文化,是低消费和高享受,与所谓“做大蛋糕”的许诺相比,公平分享更重要![29] 只要这样的宗旨能落实为具体的行政规则,只要这些规则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些一心牟利的势力就多半得收敛手脚、另觅他途,各类真正有心于生态建设的人士,包括离乡他居的前崇明人,反而会从各地——大部分自然是城市——持续地移居和返回崇明:这样的有理想、能作为的奋斗者,正是城市所能反哺的最宝贵的乳汁。
    当然,未来的崇明不能只以高质量的大学和医院取胜,它还得有自己的非城市的法宝,其中堪称基础的,是高质量的绿色农业。在生态技术、财政政策、流通渠道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进步的合力推动下,尽快使绿色农业覆盖全岛,一面向市场提供真正优质美味——而非如美国式肉鸡那样胖大鲜亮,但营养粗劣、味同嚼蜡——的农产品,一面令务农者获得相等——至多略低——于都市个人收入中位线的回报,[30] 以此形成食物生产的良性循环。必须明白,哪一天乡村人靠务农获得不低于城里人的收入了,哪一天城里人的营养摄入和食品安全才真能有保障。在我看来,崇明是有条件在这一方面做个示范的。
    这其实也就是创设新的经济模式的问题了。目前通行的经济系统,无论外观怎么变,基本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依据日趋单一的标准,[31] 追求持续的增长,以此来组织整个系统的运行。一百多年来,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如果你说:“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来说,是否增长并非关键”,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觉得惊诧?当然,最近这些年情况开始改变,吃多了畸形增长的苦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类似“综合生活质量”这样的新指标,逐渐清晰起来:工作时间、兴趣程度、思维状态、人际关系、生活节奏、人生意义、审美感觉[32] …… 当这些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因素开始被意识到、被越来越明确地放到“年收入”旁边一起端详的时候,新的经济模式的创造,就迫在眉睫了。
    不用说,探索新的经济模式,一定同时意味着重新定义什么是“经济”、重新安放“经济”在人生中的位置,新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和新的文化相伴而成的。这里没有篇幅展开来讲,只说一句,我们对经济和人生这类更大范围的对象的反思越是展开得比较充分,新的开阔的精神视野和人生理想在社会上越是蓬勃开展,前述那些相对具体的目标就越可能早日达成,譬如,消费者越愿意为优质的农产品多付钱。[33]
    最后列三件具体的须做之事。一是以极大的力度,保护崇明现有的大树。崇明没有山岭,也少天然湖河,地理环境本来是相当一般的,之所以现在让人觉得有乡野风光,主要就是靠了1950-80年代植下的那些树: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它们大多高达二三十米、粗过一人环抱。可是,恕我直言,本地官民对这些大树的珍爱之心,经常显得非常稀薄,[34] 大树被成排砍伐的事情,我就目睹了好多次。如此自伤根基的愚蠢状况,绝对不能继续下去了,建议尽快普查现有的大树,登记造册,明确每一棵的养护责任,定期核查,明奖重惩,凡管辖范围内有大树枯毁的,官员一并领监管不力之罚。
    二是刹住地面水泥化的趋势。旧式城市化的恶相之一,就是广铺水泥地面,在利索地消除泥泞的同时,阻隔土地与阳光雨水的互动,造成土壤板结,人绝地气。虽然在目前阶段,因了技术的限制,有些地面——例如交通干道——还是不得不铺水泥,但大量其他类型的地面,如非干道的路面、商业建筑的周围,乃至私宅的院落,明明可以用其他方式消除泥泞的,[35] 现在都一律铺设水泥,人土两伤,[36] 这就不应该了。这样的趋势,在崇明同样明显,单是我居所附近这几个月整治环境,水泥路面的蔓延就相当放肆。我当然知道,浇水泥是又快捷又便宜,弄那些砖来一块一块铺,谁耐烦啊,还贵!可是,我们究竟怎么看待土地?又如何计算得失?如果能懂一点人地互相依存的道理,明白许多无形之事——例如空气和人的视觉感受——远比眼前这点实利更重要,我们何至于不肯多费一点时间精力、多花几块钱?倘说现在还不能指望人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政府的理性的政策和行政干预,就是必需的了:绝不能把崇明的建筑地面,都搞成明晃晃的水泥地!
    三是建设覆盖全岛的电动化交通系统。崇明地方大,不能如厦门的鼓浪屿那样禁绝汽车,但像现在这样汽车越开越多,废气弥漫,对生活环境——不只是空气——的破坏又太大:交通的电动化,似乎就是唯一的选项了。崇明的地理空间和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为此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具体怎么做,那是见仁见智,要多方——尤其是本地居民——商议、多番试验和调整才行的,但大的目标和分阶段的时间表,却需要尽早确定,而且现在就着手来做,因为这牵涉到许多方面,并非可以一蹴而就。[37] 但我要说,惟其是一处城区和乡村现在就已深度互嵌的地方,而且是要创造城乡各自优长能全面结合的局面,崇明的电动化交通系统的早日建成,意义就尤其重大,它不但能令本地居民长远受益,更能在“何为真正先进的社会生活”这类关乎大方向的问题上,给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提供一个鲜明的启示。
 
2017年8月  崇明


[1] 这里须做一点粗略的解释:我不相信人类有所谓共同的历史进步的规律,也不觉得分处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都会自发地走上主要由资本主义推动的所谓“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因此,用主要是基于欧洲经验而形成的“现代”及其派生概念(如“现代化”和“现代性”)来描述18世纪以后全球各地的社会变化,本来并不恰当;但因为最近300年来,借助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方式,最初在西欧形成的“现代”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及其扩张势能,又确实如大潮一般,逐渐席卷全球,形成我们今日置身的所谓“全球化”的局势,在这个意义上,用“现代”之类概念来概括非西欧地区因被动卷入这个“全球化”而形成的社会变化,又具有某种便利性,只要我们清楚,被如此概括的上述变化,往往依各地自然、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差异,而有极大的分别,即便试图用“现代”之类概念来凸显其共同点,也必须同时明白:对许多非西欧社会来说,“现代”之类概念的涵义,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基于如上看法,我虽仍用“现代”之类的词来描述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却同时要加上“西式”之类的形容词,以避免涵义的混淆。
[2] 自从中国大陆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升至全球第二,一种“中国正在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中心部位、不再是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了”的判断,在全球逐渐传开。正是因为有此种判断,这十年中国资本和企业的国际扩张(包括所谓“一带一路”的庞大计划),才引起“新殖民主义”、“势力扩张”之类的尖锐批评。但我觉得,上述判断其实相当片面:时至今日,西式全球化已经丧失了带动“边缘”或“后进”地区——以先后相继的方式——共同“发展”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地区即便机缘凑合,在GDP意义上的经济方面快速“崛起”,也一定同时在若干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方面付出难以偿还的代价,且这代价的深重程度,往往与其GDP式的“崛起”速度成正比。即以生态污染为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欧洲、澳洲和日本等地都经历过“先污染再治理”的阶段,但今天的依然面积广大的“后发”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显然再演不了同样的剧目。因此,尽管今天中国大陆资本和企业的“进军海外”,确有资本主义式扩张的鲜明色彩,但如果因此以为中国正在快速摆脱西式全球化的“后来者”的被动境遇和孱弱状况,那是一厢情愿了。
[3] 例如在人类-自然关系上的唯我独尊和对无止境的物质繁荣的迷信。
[4] 近年来,部分沿海和临近都市的乡村地区的经济状况的改善(例如农民开始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地方政府改善基本设施),引发了一种认为“乡村处在历史最好状况的”的判断。我对这个判断有两点补充:1,如果把广大内陆地区的状况考虑在内 (许多地方——例如安徽有些地方——农民的养老保险金就低得不可思议),或者注意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的区别,恐怕很难在整体上说乡村处在历史最好水平,除非这个比较的对象是大灾荒地区和战争年代、或者1950-1970年代那样的普遍贫困的时期。2,只从货币收入的角度去判断乡村/农民的状况是不够的(尽管货币收入是关键指标之一),乡村/农民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基本位置,是至少同样重要的依据,而在我看来,今日乡村/农民的上述结构位置,如果对比譬如19世纪的状况,是难以支撑类似“处在历史最好水平”这样的乐观判断的。
[5] 本文所谓“城市吃掉乡村”,是指城市将乡村彻底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包括用工业化的方式彻底改造农业,变农民为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基本无异的农业工人),而非指将乡村全部改变为城区。
[6] 最近这一波因为移民问题而在欧洲和美国愈演愈烈的强化边境隔离的政府行为、全球各地城市的所谓“绅士化区域”(Gentralized area)与各式贫民窟的新的分隔,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各种势不两立的敌我意识的再度激化,都是这方面的显例。
[7] 例如从饮食到思维的丰富多样、各种规模效应(包括提供给平民子弟的机会比较多)、较高程度的流动性(这构成刺激各方面吐故纳新的关键条件)…… 这些都是建立在门户开放、五方杂处的基础上的。
[8] 例如出自政府的规划建设和大资本的商业布局。
[9] 本文所谓“中国的现代早期”,大致指19世纪晚期至1940年代。如此界定的依据,见王晓明:《<中国现代思想文选>序》,王晓明、周展安编,《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10] 见章士钊1923年在新闻报和《甲寅》周刊等处相继发表的《业治与农》、《农国辨》和《何故农村立国》等文。
[11] 即使在抗战正酣的1940年代上半叶,发端于1920年代中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仍有一部分在大后方继续展开。至于中共主导的各式“土地改革”运动,更是贯穿于整个战争时期,这些运动虽多出于政治和战争动员的功利意图,但其客观效果却有令农民自重的一面,因此也可纳入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视野来看。
[12] 一旦城乡失衡随着它所属的整个西式现代化潮水的暴涨而达到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不只有尽得其利的一面,也有饱受其害的另一面,就一般民生层面而言,住房、基本物价、空气和饮用水…… 都是明显的例证。
[13] 崇明是长江出海口淤积而成的东西向的狭长岛屿(东西两端相距约130公里,南北江岸相距约15公里),目前总面积1200余平方公里(在中国的岛屿中,仅次于海南岛),户籍人口60余万(包括主岛南面的长兴、横沙二岛)。在上海10个郊县中,它是最后一个改“县”为“区”的(2017年)。
[14] 在2012年连通崇明和上海市区的长江隧桥及崇(明)启(东)大桥全面开通以前,崇明与岛外一直以航运相通,长江口风雾较大,航船经常因此停航。
[15] 仅有南岸的县城(城桥)和堡镇两处地方,略具城市模样,但也比上海市区差得远。
[16] 虽然这20年陆续有外省农民来崇明务农做工,但本地户籍人口中,却有极大一个部分在市区就业居住,因此实际人地比例并没有明显增大;1950-1980年代,除了大量围垦土地,还栽下了大批行道树和人造林,这些如今高竖于路边的成排的大树,构成了崇明岛植被系统的最宝贵的部分;也是在1950-1980年代,崇明建成了俗称“26纵+1横圈”的主干河网,其中每一条都通长江;不单东西两端和北江岸的许多部分,因围布大片湿地,成了大批候鸟往返于西伯利亚-澳洲途中的落脚之地,崇明全岛的田间村中,也都有无数鸟雀栖息,那些废弃的农场宿舍和工厂区,更成了鸟类聚居、屎(蛋)壳遍地的天堂。
[17] 港东公路和林风公路之间的那一段北沿公路,就是突出的例子。
[18] 例如都市的各种新设施、新技术和新规则的快速传入,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财力相对雄厚的)上海市政府的各种专项拨款。
[19] 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像猪群一样围着蚕食崇明唯一的大型人工林的那些新的地产项目:别墅区、大型会所、度假村…… 这片杉树林是1950年代由原建设公社组织、在围垦地上栽种的,随后在此基础上组建国营林场,1980年代将其北部改建成森林公园,南部则分给几个度假村式的建筑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林地的实际面积已经不断缩小;最近15年,上述地产项目的蚕食更加剧了这个缩小的趋势。尽管政府开始在其北面扩建5000亩林地,但那些60-70年树龄的杉树的大面积毁坏,显然绝非短时间可以弥补。
[20] 这可以说构成了崇明的一个特殊“景观”,其中大部分是国营农场建造的居住、管理和工业用建筑,随着1990年代这些农场的被撤销和倒闭而成为废墟的,但也有不少原非农场所有的建筑(例如厂房、村镇公用设施和民居),因为各种原因也形同废墟。
[21] 既然崇明是在给上海乃至全国的许多类似的城乡地区实验一条着眼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进步——而非短期经济利益——的道路,上海乃至中央政府的充分的财政支持,就是一个必要条件。
[22] 这个“生态教育”的基本内容,除了一般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理论和观念的宣传,更包括对整个“西式现代化”的历史分析(以便破除大陆官民中非常普遍的西式现代化崇拜)、对全球/中国的城市化历史和城乡关系的反思式介绍(以破除对旧式都市繁荣的迷思、发展对城乡未来的多样想象),和对“什么是健康和高质量的人生”这一类关乎个人、社会和国家基本价值的大问题的充分讨论(以打破目前日趋普遍的只顾自己眼前物质利益的“小器化”心态)。
[23] 此处的“基层”既指社会组织层级的(自然村和城镇社区),也指教育层级的(小学);“聚焦崇明”则包含从点到面的不同层面:家族、村、镇、农场、工厂、河道、码头、堤坝、岛屿…… 直到崇明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这样的历史和地理教育是培养崇明人的乡土感情和自审意识的基础:如果缺乏这样的知识和心理基础,崇明人不可能走出一条城乡共存/结合的健康道路。
[24] 崇明应该成为密集这样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地方,可以从两方面来逐步实现这个“密集”:一是从岛外——上海、江苏乃至海外——邀请合适的学校和研究所来崇明设立分支机构;二是改造岛内原有的教育和研究资源,例如部分师资力量较强的中学、各类官办和民办的博物馆、图书馆乃至档案和规划部门。
[25] 单是在中国大陆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日本,更不要说台湾了,都有很多在城乡建设上走在前面的思想、组织和社会实践,它们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经验,值得了解和借鉴。
[26] 举一个例子:这5年间,上海市和崇明政府持续拨款,整治河流、道路、桥梁和村镇(包括住宅区)环境,由于这些整治的方案设计和经费使用等等,都是政府安排、企业操作,百姓几乎不参与(尽管许多项目直接影响其日常生活),就是站在边上看,甚至啧有怨言(我在不止一处地方听到村民对于其村口园林式景观铺设的抱怨),这些耗资巨大的生态建设项目,显然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如果当初换个思路,发动村民和居民集体参与这些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令其能不同程度地形成“这是在建设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对家园负责”这样的意识,物质性的建设项目,就同时能发挥生态和史地教育、乃至民主和公民教育的有效作用。
[27] 其中不可或缺的是:食品、饮用水等各类安全监测和管理系统、紧急救助系统、出入境服务设施和垃圾处理系统。
[28] 如果将“生态”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所针对的,就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格局是贫富悬殊、弱肉强食,这个社会不可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说得粗糙一点,“民主”是“生态健康”的一大前提。
[29] 竖立某种据说是公共的长远的发展目标,以此要求弱势者为之牺牲其现实利益,同时作为交换,许诺其未来会得到补偿:这样的论述,正是“西式现代化”过程中各类强势者借以营私的常用手段,这些年我们听惯了的“只有做大蛋糕,弱者才能多分”的论述,正是其变种之一。
[30] 就目前情形而言,务农者的收入要达到这个水平,主要有来自两方面的障碍,一是在城乡不平等和美国式大农场农业(或曰工业化的农业)的冲击等因素下形成的全球性价格倒挂和市场失衡;二是不同范围的本地分配体制的不公,以崇明为例,来自安徽的农民(实际下田者,而非其上一级的承包者)对稻麦田的田间管理的年收入,每亩仅90元上下,且多年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前者显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扭转,只能通过地区性的政府补贴来平衡;后者则相对容易改正,虽然这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持续努力。正因为是这么看,我才觉得,先在类似崇明这样面积不很大,地理、人口和政府财政等重要条件基本具备的地方,较大幅度地提高一线务农者的实际收入,是有较大可能的。
[31] 最近三十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标准明显是趋向单一,不但“经济”日益取代“社会”而成为“发展”的第一指标,而且“货币”日益取代“物质”而成为“财富”的第一指标。这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GDP之类指标的独大,表现在个人层面,就是“年收入”之类指标的独大。
[32] 这里说的“审美感觉”,是指人因为从事经济活动而发生的一类情绪性的感受,如为了谈生意而与品性猥琐的大客户觥筹交错时的厌恶感、或者为了较高的薪水而忍受恶劣的办公室文化时的不舒服。
[33] 这两年,每当讨论农产品价格这个话题,我都会遭遇这样的质疑:农产品价格提高,城里的穷人怎么办?我的回答是:现在这样的富人享受高质量的食物、穷人吃粗劣食物的状况,正是城乡失衡和贫富悬殊的恶果之一,理当尽早消除,因此,对城市低收入者的食物补贴,应该与农产品的优质化、价格提升、流通中介简化等变革同步展开,而且程度相当,互相配合。
[34] 最近这几年,崇明政府开始意识到大树的风光价值,展开了好几个大面积种树的项目,但每次看着那些枝细干软、在风中瑟瑟摇摆的小树群,我总忍不住感慨:早知今日,当初为什么听任那些大树被毁呢?
[35] 例如过去江南街镇以薄砖人字形侧排形成路面,和现在以回字形中空方砖铺设地面(这在停车场尤其普遍),都是现成可用的做法。至于蚊蝇的滋生,现在也多有能加以限制的可用之法,构不成必须铺水泥的理由。
[36] 水泥地面对人的伤害,并非只在难接地气,更有(阳光反射造成的)刺目、(在南方地区特别明显的)扬尘和令人易生呆板丑陋之感等更为直接的方面。
[37] 其中有三个方面是现在就可以着手的:一是完成岛内所有公交车辆(包括各类出租车)的电动化;二是通过管理和财政政策(牌照、税收、补助等),和足够的充电设施的建设,引导居民将各类自用车辆电动化;三是仿效国内许多旅游景区的做法,建设若干大型的接驳站,将来自岛外的非电动车挡在入岛的进口处。目前较为困难的,是大型载物车辆的电动化,但以目前电池技术的快速进步,这类车辆的电动化应该不会太久。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 ="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