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的道、理、路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乡村建设的道、理、路
乡村建设的道、理、路
关键词:乡村建设 农村经验 知识 知识分子
因为受过社会学训练,我一开始下乡就明白了“次优选择”的道理,我的原则是:能跟农民吃饭,就不要只说说话就走;能在农民家住一晚上,就不要只待一个下午就走;能让农民高兴一小时就一小时,开心一下午就一下午。我喜欢这种乡村里的事情,住到农民家里,让农民因为你的到来而开心,这种踏实的感觉很好。后来有很多的记者和学者批评我,你干的那些事到底能持久多长时间?我感到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与我干事的方式和想法接不上茬子。
地点:上海崇明仙桥村设计丰收大棚民宿“田埂”大厅
时间:2015年7月20日下午
 
 
乡土底色与“女性角色”
 
    高明:何老师您好!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热风青年成长营”,向我们的营员介绍了弘农书院的乡建理念与发展情况。我们知道,您是乡村建设的老志愿者了,从2003年开始就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但您与乡村的缘分并不是2003年才开始的。您出身农村,儿时在灵宝家乡的成长经历对您走上乡建之路有什么样的影响?您作为乡建人的角色和您作为女性的角色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何慧丽:我出生在1971年底,母亲三十八岁时才生的我,排行第五(两哥哥两姐姐,其中一小哥五岁夭折)。那时候提倡男女平等,农村妇女地位提高了。小时候没有人特意说你是个女孩子,你要注意点什么。童年时代的我身体瘦弱,老是没劲儿,跟着家人上地干活时,比如,我父亲、母亲、姐姐都在非常辛苦地摘棉花,我却只摘一会儿了就攀到地头边的柿树上玩耍。小时候一群小孩在一起,上树、捉迷藏、摘野杏、抓知了……1980年代初,村里农活主要靠耕牛,几乎所有的男孩女孩都要放牛,我也要在放学后、假期里,每天到山脚下、山坡上去放牛。
    农村生活给了我丰富的体验。小时候全村没有电,最大的好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是晚上八九点就睡,一大早就醒了。因为没有现代的声光电,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色之美我都体验过。
    每每吃完晚饭后,天黑了,同龄的孩子们就开始捉迷藏了,全村到处都是捉迷藏的地儿。如果说我似乎还有点领导力,就是那时候培养的,那时候捉迷藏,我会帮大家物色藏的地方和办法,比如爬到树上,或者游击藏法,等等。我适合行动可能源于此吧。行动没那么多假设,想干的话,结合着具体条件去干就行了,行动不是个坐而论道的活,是一个“玩”在当下的活儿。
    暑夏之夜,一家人睡到平房顶上,半夜里星星满天,流星很大、很亮,划过天际的夜景,还有晚上的狗叫、鸡叫、猫叫,以及各种虫子的鸣叫,我都记忆犹新。至于孟春时节的草长莺飞、树花遍野,深秋季节的月行长空、红叶铺地,寒冬腊月时的大雪封门、迎春怒放,这些自然大景,使我从小就对大自然的天地四季运行心存敬畏之感。
小时候的经历,还让我对家禽家畜及其他动物有着丰富的感情。
    1980年代初,为了发家致富,我哥哥买过几次小鸡来家里让我妈妈和嫂子养,一养就至少一百只。平时鸡会有病死的、被雨水淹死的,不注意被人踩死的,一般一栏鸡的成活率只会有百分之三十。人们说“鸡命鸡命”,就是随时都有可能没了的命。比如,小孩子不小心踩到脚下,一抬脚,小鸡一骨碌,就呜呼了。只要死一只鸡,我就哭啊;只要丢了几只鸡,我就会到附近的茅厕、坑里去找它们,至少找到尸体才安心。一个小孩子的少年时代,正是培养感情的时候,这些鸡的命运都令我伤感不已。
    我家曾养过一头“爱干净的猪”,它很灵通。当时猪圈在爷爷的窑洞前面,猪每天两顿食,每次都要经过长长的东巷道,路过十余户人家,再来到村中间的我家里吃食,然后,再回到窝里去。每天,我爷爷只要把猪圈口一开,它就摇摇摆摆地穿过街道,到我家吃食,然后,就自觉地原路返回去了。这头猪吃饭在很远的地儿,睡觉有一片干净地儿,拉屎撒尿在猪圈的一个固定的地方。它养成了干净和在村子里运动的习惯,我把它叫“爱干净的猪”。这头猪通了“人性”,一天两顿饭,按时按点,很懂事的。年底的时候,要杀它了,在村中间搭建一口大锅,锅里烧着滚烫的水,我父亲照常去开了圈口,喊它出来。它似乎嗅出了什么,不愿意出来,在路上死活不愿意向前走,它已经感觉到死期来临了。这头猪被杀了后,我们一家人惦记了很长时间。
    关于牛的故事,也是我最受启发的记忆。我家有头通人性的牛。我因经常在放学后帮家里放牛,与那头十余年的老黄牛有深厚的感情。当时全村有几十头牛,大都通过山沟到山坡上去吃草。那时候那些牛经常有顶牛、打架的事,我家的牛从来不参与。我平时与它对话的方式,就是在它吃草的时候,去扣它头上的旋儿,每当这时,它就会停止一切动作,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待暮色降临,一群牛总要一个挨一个地沿着山谷走回村里去,我会告诉我家的牛,请你越过其他的牛,走在群牛的最前面去!它肯定会排除一切阻挠,与牛们一一竞跑,跑到最前面去。我还亲耳听过“肺气炸的牛”的故事。有一年,我大娘家的母牛生了头小牛。那年春节前夕,那头小牛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用绳子捆绑到田野里的一棵柿树上,小牛晚上想妈妈,就嚎叫啊,号哭啊……第二天大娘到处找牛,找到那儿时,牛已经死了。大娘气得从村头骂到村尾……骂过之后,她依然找到我父亲,说你把它杀一杀,给周围邻居分一分、送一送牛肉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大春节的,父亲就在门房那儿分解牛。令他吃惊的是:等他把牛肚子一割开时,发现,这头小牛的肺给气烂了、气炸了,气绝而死。牛是有喜怒哀乐的。
    一到秋冬,我们村子里的青壮男人都去山上割蒿草,他们割着割着,碰到蒿草里小野兔子的窝。他们把野兔子父母吓跑了以后,就把小野兔子拿给家里的孩子玩。有次父亲拿回来四只小野兔子,我开始很高兴,就拿水给它们喝,拿馍给它们吃,小兔子吓得浑身打颤,哪里有心情去喝、去吃?我就那个哭啊,我不能看着它们死在我手里,父亲就只好把小兔子送给别人。我从小就有点悲天悯人,对动物、对自然有天然的爱心,这个底子还是有的。
    爱干净的猪、争上游的牛、肺气炸了的牛、受惊的小兔子……这些体验滋润了我的童年。这样的经历,对做一名女性而言,可能会有点帮助吧。
    五年级之前我就觉得要到城里去,不能在村里生活一辈子,村里太穷了,我可以没吃没穿,但我必须要专心致志、发奋读书,努力学习第一,因为只有这样才有逃出农村的希望。我父亲很老实,我妈就是很能干的妇女,我身上有我父亲的忠厚,也有我妈很能干的成分。
    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典型。我小时候,没受过那么多关于女性身份的教化。初中之前我都没有好衣服穿。考上灵宝一高的那年夏天,拿着父亲卖石头的钱,母亲给我买了一块布料,让村里的一个巧媳妇帮做了一件衣服。那时,基本上是夏天一身衣服,穿得很脏了随便换一件衣服,星期六回去赶快洗,因为走时要晒干了再穿上去上学。我到高中的时候,因为家族里有事,和一个出嫁了的稍富有的堂姐住在一起,她问我,慧丽啊,你看你穿的这样,就是一个山里娃的样子,学校里没人笑话你吗?我因为身心发育迟,再则一心在学习上,也不知道十七八岁的女孩要打扮得漂亮而得体。那天晚上,她把我问得莫名其妙。
    我二十四岁谈男朋友,二十五岁一起到北京工作,然后结婚生小孩,公公婆婆跟我到北京,我一直有一个温馨的主干家庭。从这点上讲我的坤命还相对顺利。结婚以后,我婆婆给了我一共三千块钱的一副耳环,但我只带了一阵子。因为后来生养孩子了,孩子总是要抓过来抓过去的,怕伤着了。我从来没有描过眉,直到现在还有人唠叨,说何慧丽你要注意个人细节,要性情柔和一些,事情和工作不就会更顺当了吗?
 
知识的源头与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
 
    高明:乡村的成长经历给您奠定了乡土的底色,我感到,您的知识积累非常丰富,表达中有很多值得回味和延伸的空间,并不拘泥于书本的那些既定的理论结构,处处散发出乡村经验的灵气和活气。大约十年前,由上海师范大学薛毅老师编纂的《乡土中国和文化研究》这本书收录了您的一篇文章:《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在那篇文章里,您提到自己在求学阶段中,在听老师们的讲座时,您感觉到讲者在理论方面说得很漂亮,但有脱离实际的感觉。这个感触让您觉得这样的学问是有问题的,您想做更实在、更实际的学问,您是怎样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呢?
    何慧丽:我小时候,无论是上到小秦岭的娘娘山上挖小蒜,还是摘野杏子、玩耍,都有机会做些探索性的事情,比如,你上到了娘娘山,迷路了,那你只能从没有路的地方走下来;再如,你想吃悬崖边上一株大柿树上的柿子,怎么办?这些日常中的探索经验,都是我以后做事的原初经验。
    在北大读博士听课时,感到那些老师都讲得很好,以毕生的学术阅历讲给你很多知识和道理,当大部分学生试图去理解老师教的知识体系时,我却坐在下面总想弄清楚一个问题:让老师赞许的学生,到底如何当?
    老师和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学生和老师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学生千万不要以为把老师的话记住了,就是老师的好学生。能在北大任教的老师,每每讲课时,就像各路神仙过招数,你只记住了他的知识理论体系,那只是你当他学生的第一步。只有你也是神仙,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反思精神的小毛仙,你和他过招、去接茬、去汲取他产生知识话语的精神或者机制性的东西,你才能和老师形成一种真正的有机关联。当然,记住老师的话,会有照葫芦画瓢的功效。许多学生误以为,老师一辈子的精华被我听到了,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精华部分是听不到的,只能日积月累地生成。凡是真正欣赏老师风采的,学生可以沿着老师曾走的路,继续走下去——是去跟着老师走,不是跟着老师听。真正的好老师,会给学生养料,以学生志向为本,让学生结出自己的果实去。正如孙悟空的师傅,把他训练好之后一脚踢出去,让他走他的路去。那时候我发现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老师的那个样子,只能去立一个脚踏实地的志向,去基层参乎一些事去,找到社会中一些事件发生发展的第一话语权。你要真是老师的好学生,你就走你自己的路去。荀子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一种属于学生的新东西。齐白石有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高明:学习前辈精神性的、机制性的东西,顺着您自己想做的,就去做了,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来。您到基层参与那些乡建事情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的本位感,在哪儿能找着呢?
    何慧丽:潘家恩以前在主持一些乡建年轻人的培训时,每每介绍我时,总会说我有个奇特的经历,其实以前的那些经历,没觉得奇特在哪儿。只是在职读博士期间有个挂职的机会,顺着挂职的机会在乡下策划、参与了一些事情。经历了一些事,这些事生成了一些经验性想法,所谓有了第一发言权,于是便有了说话和写文章的自信和自觉意识。
    2003年我就到基层挂职去了,我想看看基层是怎么回事,这促使我到基层去溜达一回。从2003年挂职副县长,一直到2013年挂职县委常委、市长助理结束,挂职期间,为什么要参与那些事呢?其动力是什么呢?有人说,那些事那么难做,你为什么要做呢?
    答案是:我一直想找到那种真正属于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那个位置、那种感觉!这话绝不是大话。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这种感觉最初多次有过,但最真切的体会,是在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建学院里的一次座谈会上找到的。
    记得2003年7月学院成立之后,有一次,乡建学院搞培训,我去了。当时举办一个座谈会,是大家围坐一个圆圈,有农民、打工者、干部,还有在基层从事经营的小生意人。每种人轮到自己了,都谈了自己亲自经历的一些事,有反映自身遭遇的、有反映社会问题的、有谈自己的人生阅历的,总之,每人谈自己经历的那一块,都非常熟练,既反映出有趣的一面,也反映出受局限的一面。轮到我了,主持人说,你不是农大老师吗?你读书多,你给我们总结一下,点评一下?确实,这是知识分子体现自己归纳力和提升力的好机会、好场合。我记得当时我点评得特别好,这个感觉跟随了我很长时间,让我对知识分子的位置和作用找到了灵光一现的答案:你,知识分子,只是一根小毫毛,你这根毫毛,真正的作用不是与其他的毫毛竞争比高下,而是深深地插到人群之中,嵌入到社会这张大皮上。这时,你找到了供你养你的本位,你也知道了你如何以回报他们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学到了三十岁,读书读得多了,有“说话有条理、写文章有深刻性”的优势,这是知识分子的看家本事。但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场景和位置,让你发挥这个本事,那你就完蛋了。一辈子自圆其说,在一个小圈里混着,自我感觉挺有成就的,但那个不是真正彻底的、踏实的知识分子的感觉。
    我在三十三岁上就能自信地说话,这与我自觉地去找知识分子的那个参与感有关。我和别的知识分子比,和别的挂职县长相比,这是同类项比较,我没有优势,别人很难真心地把你当一回事,因为同类相斥嘛。但我可以让社会上的群体,比如农民群体把你当回事,因为异类和合嘛。你得去到一个愿意把你当回事儿的地方。你到村子里去好歹是个副县长,我最初的资源,就是给农民送饭、送衣服,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学生,一收旧衣服,就是五六十包,洗干净了,我亲自给村民送去,去享受老年人协会给村民分发衣服时的那种助人为乐的感觉。一开始,我也常常在县城里把饭店饭桌上吃剩的饭菜打包,送给村民。早期,就是靠这些,当然还有爱做支教的年轻大学生们,靠这些,“笼络”了村民,成立了老年人协会、文艺队和合作社。
    因为受过社会学训练,我一开始下乡就明白了“次优选择”的道理,我的原则是:能跟农民吃饭,就不要只说说话就走;能在农民家住一晚上,就不要只待一个下午就走;能让农民高兴一小时就一小时,开心一下午就一下午。我喜欢这种乡村里的事情,住到农民家里,让农民因为你的到来而开心,这种踏实的感觉很好。后来有很多的记者和学者批评我,你干的那些事,到底能持久多长时间?我感到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与我干事的方式和想法接不上茬子。
 
乡建杂家的为人与为学
 
    高明:那是因为他们的提问专注于结果,而您专注的是在哪里扎根和扎根的过程。您有多种角色,大学老师、知识分子、实践者……您刚才介绍了您从乡土经验中感悟而来的知识,那您在做学生的时候,课业学习是否也与乡土经验合而为一?您作为老师,平时又是如何带学生的呢?是否也从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提炼出了特别的方法?
    何慧丽:因为我压根没有受过专门的专业教育,这本来是个劣势。我本科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有点大杂烩的样子,我们开了水利学、电力学、大学语文、社会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等等。我记得一进这个专业,就有师兄师姐抱怨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专业性的问题。在本科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候,所学社会学专业,当时又是哲学系里面的社会行政管理方向,还是没有很好的专业训练。研究生三年期间,我消遣式地天天看《西游记》《红楼梦》,并通过为韩国的留学生做家教(当时东亚有一股学中国传统哲学热潮,都想到中国来学中国的文化,武汉大学哲学系这方面很强),帮他们复习《道德经》《论语》,自己也再学习一遍。尤其是,1990年代我们同代人都疯狂地学经济学原理、家庭经济学,如何用利益取舍来经营企业和家庭的时候,我却在武汉大学的书摊上买了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思想启蒙》、日本学者尾关周二的《共生的理想》。有人说,你是1990年代过来的,怎么身上没有一点发展主义的气味?其实我也是有理论的。我接受了“边缘化”的理论,我接受到了什么程度?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论文是《农村边缘化改造》,“边缘化改造”许多人用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发展现状,我将之应用在中国的发展上,是说中国的东南沿海有可能会发展成核心,而广大的中西部农村会退化到边缘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国是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把农村、农民、农业消灭掉,也千万不能,所以,中国的农村需要边缘化的改造;所以中国需要城乡双向良性资源交流,不要让农村从边缘再滑向到边缘。
    总之,我的实践思想和专业方向,以及人生经历理路是一贯的。2008年《南风窗》杂志称我为“走野路子的乡建派”,实际上,就是说我没条条框框的限制。这是个局限性吧。
    在当大学老师时,我也是慢慢地品出、琢磨出一些道道儿。我在2004年底就进行了课堂教学改革,从方式到内容上,能改的都改,我想教个能让学生从根本上受益的东西,可称之为“扎根教育”。第一次在《社会学概论》上的课堂改革,目的是让学生们找到“大仁大爱”的东西,用来补充单纯知识教育的不足。我当时觉得,高校的学生并不只是缺知识,也缺理想、大爱和意志。记得一门课下来,我教学生们唱了《幸福在哪里》《学习雷锋好榜样》《团结就是力量》《雪绒花》《共和国之恋》等五首歌。当时我负责指挥,班里有几个受过声乐训练的人,负责起调和前奏部分,我们把班里同学分成了男声、女声、高音、低音部。我就把这些一股脑儿地端到我的课堂。后来把孩子训练成了什么样子呢?据他们说,一开始觉得别扭,张不开嘴,但到后来渐渐融入进去了,便在水房里唱,宿舍里唱,教室里也唱。他们唱出了高水平,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激动和震撼。考试那一天,我拿着考试卷子一进门,大家都一脸渴望地看着我,我说,想干什么?同学们齐喊:“先唱歌,再考试!”
    2004年到现在恰好过了十年,那批学生有的重回农大,说本科四年太重要了。有个当时当学习委员的朱树玉同学,他直到现在还记得我的课堂所给予的东西。说何老师你的课我还记得很多,还记得学期末时他给我们的社会学概论结业报告起了个名字——《跬步千里》,语出自荀子《劝学篇》里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其实没有学过教育学,但认为《大学》里所谈的教育规律是对的,就是“率性之谓教,修教之谓道”。教育无它,只是率性引导、因势利导罢了。
    课堂改革我做了很多,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我能感到学生们心理和情绪上的反复。当你刺激学生去反思的时候,他们有的会不接受这个东西,会反复。孔子有一段话,我是赞同的。语出自子路篇: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学生不是乡人,不能对他们做善与不善的区别,但是学生们各有爱好和习性,有愿意不愿意之分。你从内容或方式上刺激了他们,他们有人不爱这个东西,这都正常。
    高明:当您的学生真幸福,不光学习了知识,还能感受到班集体的文化氛围。您的课堂保留了一些理想主义的精气神。那么,您怎么看待学问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呢?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在重庆“南南论坛”中相遇,正好同屋。旅馆“夜谈”的时候您提到过经验、直觉这些层面的重要性。您能再深入地谈一下吗?
    何慧丽:许多人认为人有学问,就是看书看得多,专业学得深。我们说谁谁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是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学了这个专业。知道了学科概论或者总论,学科发展史、学科专业课程和分支课程,便是大学问家。我想澄清的是,知道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人,也只是懂了点皮毛。学问与实践的关系,是血缘关系,是表与体、毛与皮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而专业与学问的关系,则只是同类项关系,或者果果关系。
    怎么理解这样的关系呢?我曾经想过很多的比喻:第一个是猪毛和猪的关系,二者有着因果、根本的关系。猪毛油光发亮是因为猪好,猪健康,猪毛才油光发亮;或者说猪毛长得好,是猪身上需要让它排汗。可是猪毛自我了,想飞走了,说,我讨厌这个猪的身体,你跟我不是一回事儿,我去找跟我类似的猪毛去。但其实猪毛和猪毛,或者此猪身上的毛与彼猪身上的毛是同类项关系,是一种呈现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类比关系。类似的专业知识、学科知识之间正是这样的关系。
    实践和学问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用有机粪堆与禾苗的关系来形容。温铁军老师的学问大家都领教过。他是新闻专业出身,为什么后来变成农业经济专业了呢?是因为他的政策实践和试验经历,这种实践的感觉,正好比生出像茁壮禾苗那样的各种观点、学问的有机粪堆。只要这堆养料很实在、很有机、很丰富,学科知识的花儿和庄稼都能长得出。学问和实践的关系没有像现在分得那么开。实践是本体,学问是表达。按理,实践一辈子,写出一点书和文章就够了,表达清楚一下就行了。但现在写书做科研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表达成了一个自我膨大的专门职业。这很麻烦。说的写的,离实践有多远?十万八千里远!知行不合一,知行与心思不合一,有多麻烦?能生出无穷事端!
    为什么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要时时学,事事学,一地儿一地儿学。要慎独。不能老提以前的风光,要不然,以前的好会变成你的包袱和累赘。人的智慧和身体状况一直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人只要脚踩在地上,时时事事地学而时习之,这里的习,说的是践习,便会活在当下,便不会耿耿于怀于以往种种,或者空想的未来之中,便心里踏实、舒服、坦然。
    学问只是实践的表达或者装扮,人要适当打扮,但打扮过度就浮华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他可不是为了评职称而写文章,不是为了学科之间的对话,为了完成科研项目而写文章,这些都是末,本是实践的需要。
 
乡村建设的根基:人的培元养气
 
    高明:您刚才说的几个比喻都活灵活现的,回答的是“学问从哪里来”,学问该起到“有机”的表达的作用,以及如何不断地通过实践养料的发酵,起到“有机”表达这一作用的问题。我们知道,知识层面的表达也好,扎根泥土的实践也好,这些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们在其中经历着、行动着,也会被这一过程本身所塑造。梁漱溟是从“人心”出发的,认为人要有“向上”的东西,人和人之间要形成新的关系,是谓“新礼俗”。您所在的弘农书院和梁漱溟的观念也有相似的地方吗?怎么样看待人才的作用,又怎么样培养人才呢?
    何慧丽:许多人追求轰轰烈烈,追求成功,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早就知道,成功的同时就是失败,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红楼梦》的开篇不是有个《好了歌》吗?这十年中我参与了很多的好事,但好过了以后呢?2011年,带着兰考县县城的文艺队组织去大李西与十余个老年人协会联欢时,我写了一首诗:“年年重阳今又重阳,趟趟李庄复回李庄。乡村建设何处去?一路风雨化沧桑。”很多人说你看何慧丽都消极了。其实不是。我只是明白了事物发展中的一个道理罢了,这个道理你不承认不行啊。每一次辉煌过后怎么样呢?从现象上看,一切都会渐渐地灰飞烟灭,新的一切又都会不断生成,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律。由于当前的乡村建设具有运动性、综合性和本土性的因地制宜的色彩,所以从持有一定理念和行动力的人的层次上来推进事业,这是根本。
    事是由人来做的,修人是根本,行事是表象。有人在,精神就在,那些物象就会重现。所以人很重要,许多人只拘泥于事,只拘泥于制度,就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和事端生出来。在乡建的初期阶段,要重视人。只要那些人的心性、精神、理想还在,其行动的内源动力就在,事儿就死不了,就会此起彼伏,星火燎原。我重视人的培养,这样舒服多了。许多人纠缠于乡建里面有不足,没有给村子里、给农民做多少事,但这些目前还不是乡建的关键。培养有阅历而成熟的实在的人,太重要了,要立体培养、有体系化地培养、在各种现实经验和教训的历练中好好培养。
我把学生分为两类人,第一类人是被发现的,不是被培养的,是芸芸之中“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出来的。这类人平时积累了太多的材料,他们正处于要找答案的阶段,刚好通过培训找到了你,服气于你在培训中的引发。第二类人是培养,是一点一滴地熏陶出来的。
    做弘农书院,其宗旨是“尊道贵德、和合生态”,其实是想在发现、发掘农村真善美的基础上来培植元气——从基层处发现,从草根上来滋润。梁漱溟的那句话——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深——我就是试图去寻找这样的东西。
现在重新回到我的家乡做乡建,不经意处会发现历史在现实中的影子: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里,一块古砚台被丢在墙角,一块石碑被当作洗衣板的现象都存在着。我们村还有由于从小上私塾而写字很好的人,每次做活动大都会请我们村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李文斌老先生来写字,他的字大气磅礴,浑厚天成,从小下过硬功夫。我们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中一个自然村叫城子,是过去为了防土匪建的城堡,城堡门楼的对联横批刻写着“里仁为美”,就是说邻里之间要以德、以和为美,人的修行要以心好为高境界。
    你也同意教育人才不只是培养,还当是引发的观点吧?当然,人才也可以培养。但是得看人生成长阶段的规律。人从零到十三岁的阶段一定要抓住,许多东西都是这时候培养的。还有,在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我们依靠大学三农社团的力量,使他们在平时接受高校专业分科知识教育的同时,补充一下实践能力、人文素质以及乡土知识,冀望于在年轻人的人生树上再添几枝接地气的枝杈,这应该也叫培养。
    实在地说,人的具体经历和日常生活,是最好、最真的扎根教育。每个人都受他经历的影响。我为什么对农村有天然的兴趣?那是因为小时候培养我的事儿,都不是城里的事儿。我永远会记得,夏天的夜里,一家人躺在平房上面乘凉,头顶上,要么是大大的月亮,要么是满天的星光。星星、月亮离我们很近很近。后半夜有露水,人还要从平房上走下来,回到屋里去睡。偶遇到下大雨了,河沟里发大水了,几乎全村的人,都去河里、河边,有的洗衣服,有的去玩耍,有的要在里边捉鱼……那时候没有觉得这很美好,这只是一个体验,但这个体验深深地影响到了我的人生。
 
大道之行
 
    高明:我有一个感触,辩证法在您的思考里无处不在。比如,否极泰来,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盛极一时之后会有一个衰落,您会考虑盛极一时之后做什么,您用动态的、变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有了人,乡村建设就有了根基,有了人的实践,乡建的根基就不是死的、虚浮的,而是活的、发展的。实践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成知识,换句话说,其目的并不终止于学问,而是为了建设。乡村建设的具体建设方式是反思唯经济增长、经济利益至上的发展主义,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何慧丽:我以前比较强势,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这种突出自我的、自以为是的做法,把自己弄得很疲惫,把别人也逼得很难过。可能人要有阅历,有实践了,才懂得一点辩证吧?辩证不是纸上的,不是哲学的,而是在生活中存在着的活生生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关键是不要拘泥。孔子说“毋意,毋固,毋必,毋我”。我们不要被死板的抽象理上的逻辑框住了,框住了就是不懂辩证,就会害己害人害事。
    天地时空运转中生出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顺着理去做转化的功夫,就是辩证了吧?
    我曾经考究过什么是“理”,感到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理路、道理,就是理,理是那个事物之所以发生、发展的脉络和纹路,是大道至简层面的那个理。万事万物有个生生不息的表现,为了理解和把握的方便,才去总结有个什么理。就像小时候在村里看杀猪、杀牛,农民都是按照猪、牛的生长纹理去解构它们,才会顺利得手,所谓的游刃有余,就是说别看你牛大猪大,我顺着理,便能一点点、一块块地肢解你这个大物,就是这里面含着的这个理。理是为了有助于人对事物的理解和各种形式的相对转化,而不是作为学问吓唬人的。
    现在的孩子,既没有打过架,也没有真正地捉过迷藏,天地间由时间和空间展开的“道理”没有体会到。天地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个道理,时间是一秒一秒过的,话是一句一句说的,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人是一点一点变老的,衣服是一针一线做成的,大树从小鸟衔来的种子是一年一年长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天地间、人事里,到处有道理。为什么这个道理现在人们不明白呢?现在人觉得有钱就能买树、买蔬菜、买一切。你只是把人家一点一点长的东西通过金钱这个工具霸为己有,你自己并不能生成人家。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水滴石穿这样的话,现代人觉得是比喻,其实是真的道理。古人发现水日积月累能把石头滴穿,能运石成堆,搬山成谷!什么都是一点一点积累形成的,因为要了解这些,所以古人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这里面有“本末、终始、先后”的辩证法。现代人为什么浮躁,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谈个朋友就想霸为己有;在万事万物面前,要么妄自菲薄无所作为,要么自大自傲目空一切,所以他跌跤,他离婚,他失败,他在“兴也勃、亡也忽”的道理面前难以持守平常心,就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个真实生活里的道理为什么现在非要强调才明白呢?因为“杂乱的细枝末节”的东西,遮盖住了大本大源。
    我们每天都要读书,认为读书是把握道理的办法。其实所谓的书,原是古人、外人、他人对事物有感觉、有思想而表达出来的一个载体,是他们作为一种精神思想体的表象或者剩余物而已。后人读书是为了顺着这个表象的载体和剩余物去了解、触摸写书者的思想状态和精神价值,是滋润今人、活人对当下社会的认识而已。我们现在这么累,活过了二十九岁,才能读一个博士学位,为什么不去仔细地观察一棵大树,它的树根与树枝的长度和数量比例关系及其各自功用,观察它的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我感到这里面的道理是真的、活的。古人很清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人友。古人讲知行合一,现代人要加上一个心字,知行心合一。现在人知道太多,又不知道并持守住那个根本,心思乱动,知行心不能合一,不明白生活学问上的时空事的辩证法,所以今人生出了诸多杂乱世象。
    费孝通讲的“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用在如何看待人这个问题上,这句话不假的。胖人有胖人的美,黑人有黑人的美,小孩有小孩的美,老人有老人的美,只要有生命,就有与其相配的位相的美。
    此外,还要注意美与不美的关系。漂亮的人你一定要知道是有不漂亮的人做参照才突出的你,你漂亮,不能嘲笑、诋毁不漂亮的人。古人知道有托底方有高尖,他知道“高处有险”,避险的办法是时刻念及低的作用、好处。然而我们受了专业的片面深刻性的学术训练后,就割裂了万事万物的关联。比如路上有人出了车祸,你以为和你没关系,其实你心里“咯噔”一下,还会滋生“怜悯”的念头,你和他是有关联的。凡事均有关联,而所谓的割裂是人为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你为什么善,因为你能让我这个不善的人佩服你。作为善人,你不要抱怨,你要能帮助改正他,他反而是成就你的机会和资本。从这个角度讲,农村的恶媳妇,只要她变化了,她就是最好的人,她以解剖她的方式来示范来教化乡村的不孝媳妇,比一个教授去讲要有效得多。
    要把握住大道,大道就是传帮带,大道就是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就是人和人互相支撑、和合共生的关系和过程;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的割裂和攀比关系。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我们都走在大道上,细微处有异议,还有必要去为死抠那个异议而相互争斗吗?
 
(本对话由学者张冰整理完成,已经对话者修订)
 
高明,学者,现居上海。已发表论文多篇。
何慧丽,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农民合作的结构与过程》等。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 ="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