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杰:长期的“临时工”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朱善杰:长期的“临时工”
朱善杰:长期的“临时工”
关键词:临时工
可是今天,在这些“大多数”的文化观念中,当只重视脑力劳动及劳动者而轻视体力劳动及劳动者,只看得上有钱人的劳动而看不起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劳动,只盯着远方和高处而对身边与自己紧密相关或休戚与共的劳动者视而不见、或即使见了也不屑一顾或置之不理,只关注也只看见一些富豪榜上的人并教育或引导年轻一代把这些人看做成功人士甚至人生中的唯一偶像、而浑然不觉且还有些想当然的时候,不得不说,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劳动观念出了问题那么简单的事了,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已经病得不轻。

这篇文章在新闻的意义上已经没有“时效性”了。但从社会记录上来说,它并没有过时。它所反映的现象和本质,每天都在重复,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它源于我这两年利用节假日对一些底层劳动者的调查。我的目的是想借此了解,在今天,底层劳动者是如何看待自身劳动的?

“长期”的临时工

半年前,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一位研究生去拜访一些常年在上海高校中从事绿化工作的人。正午时分,我来到了位于郊区的某一所大学的校园附近,找到了该所大学的绿化工人的居住地。

这是一些活动板房,前后两排,中间用隔板连了起来,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子里,站着四位60多岁的老人,是两对夫妇。

房子中有两间是装了空调的,是老板和老板女儿住的地方,其时他们已回家过年了。绿化工人们则在没有空调的板房里迎来并送走了今年1月中下旬的“世纪寒潮”。

像这样的院子,前后还各有一处,只有后面那座院子的房屋是用砖砌起来的,原来也是两层板房,因经常漏水,就在2015年春季时重建了。每个院子里,居住着一个承包队的绿化工人,分别负责学校的三个绿化区。每个承包队,都有一名老板,这三个老板上面是一个大老板。学校的有关部门有专门负责检查绿化工作的,哪里做得不好了,就会和老板沟通,老板再命令工人整改。

这四位老人,分别住两个院子里。其中,宁姓夫妇,是这个院子里的,家在四川德阳,曾在家乡靠种田为生。后来,女儿来上海打工了,在一家超市工作,并结了婚,生了孩子,常驻上海了。一开始,她是来给女儿看孩子来的,后来孩子大点了,她就开始在上海找点零活干,考虑到在上海比在老家种地收入多,她就让老伴也过来。

祝姓夫妇,住在后排的砖房院子里,家在江苏淮安,年轻时靠种水稻为生,后来儿子大了,要读书,眼看只靠种田供应不起,就外出打工了,这一打就是20多年。最早在天津一带打工,当年从淮安去天津,为了省路费,就扒火车,上去以后,听到有列车员检票,就躺在绿皮火车的座位底下,一动不动,等检票的人走了再出来。

北方的冬天,室外格外寒冷,在那样的环境里干活,这两人受不了,每年手都冻坏,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就跑来上海。在上海的这10多年,平均下来,他俩每年可以攒三四万元,就靠这些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里买了房子。儿子在镇上做小学教师,孙子正念高中,成绩很不错,他们正打算用接下来赚的钱,供孙子读大学。

据这四位说,上海各个高校里的绿化工人,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他们的一些老乡,在其他郊区的一些大学里工作;而保洁阿姨和保安,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因劳动量相对小些,而绿化工作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都很大,本地人都不愿干。

他们每个月的固定工资为2050元,由所服务的大学支付。这个数字,是参照了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定的。他们都是被按照“打零工”的模式对待,也就是说,不管连续干多少年,都是临时工的待遇,其中祝姓夫妇,已在此连续干了六七年了。

在上海,他们不享受各种社会保险,也就不享受医疗保险了,也不享受病假,是干一天得一天的钱,一天不干,就被扣掉一天的钱。宁家阿姨说,2014年春夏,她患了重感冒,前后拖了将近一个月才好,其中有12天非常严重,无法照常出工,最后被老板按天扣了她的工资,看病的医药费也都是自己出的。

绿化工人是没有休息日的,一切看天气行动:凡是晴天的日子,都要出工;小雨天不一定干活,但必须要出勤,随时准备干活;大雨天,就不用出勤和干活了。他们也不是一直在这所大学里劳动,有时也去外面帮老板干些私活。

这些活,有的是老板在外面承包的别的绿化项目,有的是老板的朋友接下来的但自己的绿化队干不完的工作。只在最近两年,他们就去过外滩的一些公园干过,也去过浦东世纪大道的绿化带干过,还去过东方明珠塔下、黄浦江边的草坪上干过。

2014年夏天,他们在东方明珠塔下面栽种草坪,口渴得嗓子都快冒火冒烟了,老板也不舍得给他们买瓶水喝。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卖水的,凭常识也担心那里的水会很贵,就硬生生地等着被车拉回宿舍后才喝上水。有的人,差点因脱水而昏迷。

这些活,都是替老板白干的,得不到额外的工资。只有当学校里因庆祝国庆节等原因,为了赶时间,需要他们加班时,他们才会有加班费,一般是每人每天50元,但有时会被老板扣掉一些。

三个承包队,每个队一般有十二三个人每天干活,但名义上往往会有十八九个人,吃空饷的,要么是老板的亲戚,要么是老板的“眼线”或“红人”,是用来“监视”他们是否认真干活的。国庆节前后,祝家阿姨加了10天左右的班,共拿到了50元加班费,宁家阿姨则说她一分钱也没拿到。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非常愿意干这份活,因他们在上海打工多年后,再回老家干农活,已经不习惯了,也干不动了,更不想干了。可在上海,到了这个年纪,是很难找到其他活干的,所以能有这样的工作,自己觉得已很不错了,也就很珍惜,一直都在认真地干着。

然而,他们也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因为愿意干他们这份又脏又累又差的活的人并不多。所以,老板也不敢对他们太放肆,至少每月2050元的工资,是不敢乱来的。

这所大学对绿化工作,每三年重新招标一次,那些被校方认为工作不好的老板,在重新招标时,就不能继续中标了。但一般情况是,老板换了,工人不换,继续跟着新老板干。

就此而言,他们是“长期”的临时工。

流动的“兵”

与上述这类大学里的绿化工人的相对稳定不同,一些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往往流动性更快,一般在一个地方就待一年左右,甚至有的才两三个月或半年。一个工程结束后,他们有时是被解雇,比如接下来的工程,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有时是他们觉得老板太苛刻了,就去另寻一个新的包工头。

我曾去过一个在盖住宅楼的工地,当时正值楼层节节升高时期,工地上人满为患,电焊工、水泥工、砖头工、钳工、伙夫等都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晚上收工后,我采访了几位从高处下来的人,他们说自己一天到头在高层干活,很忙很累很辛苦,有时忙得连腰都来不及直一下,因为大家干的是流水线作业,如一处跟不上,慢下来或停下来,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

在访谈中,当我问及“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时,有些人的回答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有两位高中毕业后就立即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答非所问,但仔细想想,又意味深长。

一位如是说:“我不喜欢老家的房子,而喜欢城市里的楼房,因为它们时尚干净明亮,但我知道自己是买不起的,也就不断地盖它,在盖的过程中,我似乎就住过了,也有一定的满足感。”

另一位是这样讲的:“我也喜欢楼房,可惜一旦等盖好了,我就必须要离开了。上海的很多小区都与我有关。房子是我来盖的,可我一间都住不上啊。这就跟社会上借腹生子的现象差不多。我‘生’的,但并不是我的。”

比起这类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小商贩更有流动性。这些人,有昼伏夜出地推着车子卖大排档和各种小吃的,有摆地摊卖日用品和衣服的。他们一直在顽强地跟城管玩着“躲猫猫”游戏,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

我访谈的一个小摊贩,60出头,来自东北农村,大儿子在上海工作,老伴来给看孩子。二儿子在老家开了多年饭店,但这两年老是赔钱,结果欠了一身债。他是急性子,在家里看着这情况,天天吃不下饭,就想跟着老伴来上海,做点小生意,挣点钱,不管挣多挣少,都能给二儿子补贴一些家用。

他原来是晚上在我们学校西门外的马路边卖东北小吃的。在那里,每到晚上,曾热闹非凡,常会有五六十家小吃摊被三轮车“推”出来,多时有80家左右。在寒假前城管对小摊贩进行的一次大清理中,它们都被彻底取缔了。当晚,这事儿就在学生的微信群里炸开了锅,有的表达愤慨,有的表达难过,有的表达不舍等。在很多学生看来,这些小摊上的各地小吃,已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校园文化的延伸。

他的车子,在这次清理中被弄翻了,当时东西散了一地。从此,他晚上不敢出来卖东西了。还有一对青年夫妻,在这次清理后,不能继续卖小吃了,就在附近改卖起了蔬菜。

我问他们将来怎么打算,他们说再干两年,等孩子要上学了,就留一个在这里继续打工,另一个带孩子回老家上学。

被遮蔽的劳动

上述这些人,无论是绿化工人、建筑工人,还是小摊贩,还有因篇幅问题而没有在此文中被提及的我所访谈过的一些其他服务行业的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城市里流动的劳动者,也是处在城市边缘和底层的劳动者。

他们从事着上海这座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也最不赚钱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全年无休,有的还越是到节假日越忙。

他们的劳动,不仅在一般人眼中,而且在自己的意识里,往往都算不上“工作”,只算是“活”。这是我在做上述调查时,感受最深和最明显的一点,因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是干活的或打工的,而不说是上班的或工作的,尤其老年人更是如此。

他们的劳动,被城市里光鲜亮丽的老板、职业经理、白领、小资等的劳动及为之“唱和”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给遮蔽得暗淡无光,甚至在有些人眼里还显得有些粗俗、破落乃至下贱。

但是,城市的美丽、洁净、时尚、现代和便捷等“外表”的形成,又一时一刻都离不开这类的劳动,更不用说居于城内的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了。

他们在城市建设的初期也是最需要的时候,被召唤而来;在城市功能完善或新一轮的发展中,其中的一些人又成了将要被淘汰的“多余人”,时时面临被清理、被驱赶的命运。

这种“远方”与“无关”的心态,源于资本对劳动在当代社会所做的重新定义和细密分工,表征了劳动者之间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等的现实世界,还是在情感与心理等的精神世界,都被资本所做的多重分类和区隔。

可是今天,在这些“大多数”的文化观念中,当只重视脑力劳动及劳动者而轻视体力劳动及劳动者,只看得上有钱人的劳动而看不起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劳动,只盯着远方和高处而对身边与自己紧密相关或休戚与共的劳动者视而不见、或即使见了也不屑一顾或置之不理,只关注也只看见一些富豪榜上的人并教育或引导年轻一代把这些人看做成功人士甚至人生中的唯一偶像、而浑然不觉且还有些想当然的时候,不得不说,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劳动观念出了问题那么简单的事了,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已经病得不轻。

其最终造成的,不外乎是这样一种状况: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鄙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而劳动者自己也被搞得轻视劳动也尤其是体力劳动,甚至轻贱自我。那么,这个世界,就实在被颠倒得太厉害了。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 ="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