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阴影下的家、审美权威与阶级认同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阴影下的家、审美权威与阶级认同
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阴影下的家、审美权威与阶级认同
《交换空间》与生活方式电视节目的文化政治
关键词:现代性 自由主义 阶级
本文希望描述生活方式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力量和符号策略。通过详细考察一个家居装修类节目《交换空间》,分析其所塑造和推广的社会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笔者希望能够对处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供更细致入微的、辩证的解释。
一、前言
 

  世界在过去30年经历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治理的霸权制度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过程。它在世界人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都造成了重大的动荡与不确定性(Brenner & Nik, 2002)。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会带来经济生产和社会福利的最佳结果,而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仅限于提供对货币制度和产权的法律保护,除国防外,将社会福利、教育、医疗、文化、环保等以前的公共产品推给市场分配和自由竞争。这意味着一些自二战以来形成的有关社会公正的广泛共识被质疑和推翻。这些共识,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强大的工会、政府在雇工道德性和维系环境标准中的积极干预,以及为文化传播的平台提供公共资助,如公共服务广播、艺术活动、教育等。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霸权的出现,不仅仅是政治操弄的结果,而且伴随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层面对于社会正义、进步和人类、社区、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传统信仰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与重构(Gore, 2000; Harvey, 2000)。正如大卫•哈维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它的倡导者们“广泛占领了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为标志和支撑,这些位置包括大学、智囊机构、媒体、公司董事会和金融机构,核心政府部门如财务部、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Harvey, 2005)。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系列政治策略和政策设置,而是一整套意识形态与文化信仰的系统。认识到这一点引发了学者对于公共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因为我们关于社会、自我,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想象都是通过公共文化形成的。许多人注意到了大众传媒面向消费市场的娱乐内容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重组之间的关联(Andrejevic, 2004; Miller, 2007)。在电视领域,与传统的公共服务广播相比,节目设置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真实电视这种节目类型日益成为节目单中的重要存在,特别是所谓的生活方式电视(lifestyle television)。传统的电视媒体,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体制下,都会更专注于公共事务、国家叙事和社会议题,而现在转化成了私人生活和个人私密情感的纪实性展演,或者在生活方式类节目中教育观众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消费者。以前被认为是违反职业伦理的植入性广告,在今天成为完全合理自然的电视内容,其做法在各国电视实践中已经成为普遍的存在。作为电视产业的明星产品,纪实类的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文化上的亲和性。通过对消费主义、自私性的个人主义、社会竞争和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庆祝,这类节目所推崇的价值体系把市场逻辑放置在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对于个人主义的强调集中在拥有特定商品或财产的层面,而非关注个体意识的发展与个人对社会的独特贡献。这套价值还崇尚不断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和与他人竞争,以便在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在实践中,这一电视类型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与社会事务转移到私人生活和消费文化中,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意识形态抵制。同时,这类节目还培养了一种成功学伦理,通过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自我规训来适应市场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尼克•寇德利(Nick Couldry)认为,纪实类生活方式电视类型是新自由主义的秘密剧场,其社会功能是展演在其霸权下生存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和认识论(Couldry,2008 )。其他学者也指出,生活方式电视节目重新定义了社会伦理:社会团结变成个人主义;平等意识变成与他者竞争;为社区服务变成消费主义;追求稳定的自我和文化持续的心态转变为积极接受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Hollows & Steve, 2010; Lewis, 2011; Ouellette, 2009)。
 

  看到发生在欧美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如何处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在过去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真实电视类型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策与文化表征,这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显而易见。考虑到全球资本主义中西方的经济与文化霸权,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西方经济和文化模式的副本或模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而,如果认为社会与文化形态可以简单地植入任何社会组织,而没有经过误读、否定、协商、综合、重组,甚至是创造,是不明智和错误的。中国是这个进程中一个有趣的案例。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政策和人文景观确实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转向有平行发展的意味,但更深入的观察会发现,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了一条颇为奇特的路线。从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出了一套很难定义与描述的社会经济制度,它混合了市场至上的原则、儒家父权制、威权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元素。文化话语与意识形态更加令人困惑,大都会的想象、复兴传统文化的理想、社会主义遗产和在市场社会中培育出来的新的主体性,所有这些都在大众文化的平台上争取观众与认同。
 

  在下文中,笔者将主要分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档生活方式类电视节目《交换空间》,以此为案例剖析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过程中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政治,以及现代认同如何在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协商中形成。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保留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这种节目类型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家庭观众。不论是烹饪、家居装饰、健康服务等较为传统的内容,还是更加商业化的竞赛、瘦身、心理治疗等,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符号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关于个人主体性、家庭、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主导思想得以形成。大多数生活时尚节目都带有普及知识或提供咨询的意图,因此在观看或者参与这类节目的过程中,现代性的自我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因此,考察能够形成身份认同的原始材料,并解释它们以怎样的特定方式相互组合,以展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并追问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分析其所塑造和推广的社会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笔者希望提供能够对处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更细致入微的、辩证的解释。尽管人们对于是否应该用“新自由主义”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政策还有争议,下文的论述将会表明,因为中国对西方政治与经济思想的开放和欧美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恰好处于同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安全地推论,对于一个急切向资本主义社会学习的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是来自西方的最主导性的意识形态(Lee, 2014)。
 
 

二、经济改革与日常生活的商业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里根-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形成了耦合(Harvey, 2005)。一开始,市场化的实验很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独立的决定,用来解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与缺乏主动性的问题。然而,随着引进西方资本和管理方式,以及日益增加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教育交流,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策与文化启蒙的讨论越来越多地由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所主导,讨论的框架也基本限定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理性的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作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力量的赞美。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伦理,如集体主义、对商业活动的猜忌、对权威的服从、家庭观念等,都被批判为落后和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包袱。①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在发生着由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向激进市场化与解除对资本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向西方学习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恰逢同一个时期,中国当代的现代性话语主要被新自由主义理念而非在西方社会运动中生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进步主义理念所主导,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错位。我们可以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粹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它表现为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共识的颠覆,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先进制度的面貌和名头进入到人们的认识之中的。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获得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中国对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进行了大规模修改,以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定义一个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至上理念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尝试。但是,在描述和合理化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时,官方通常使用一些非政治化的术语,如现代化、改革、科学管理、法制和市场机制等,而避免使用资本主义、私有化、解除管制等可能导致社会舆论反弹的词汇。
 

  尽管官方的宣传话语谨慎地使用了大家熟悉的社会主义表述,但现实政策在短短十年间所推进的众多生产领域的私有化、公共事业的市场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商业化还是过于激烈,很少有人能够不动声色地接受。许多人都注意到了21世纪中国急剧的市场化转型,导致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弹:劳资冲突加剧、仇官仇富的民粹观念的流行、对毛泽东的怀旧、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以及在性别和社会关系领域父权制与保守主义的复兴(Lee & Yang, 2007; Wu, 2006)。上文提到的最后一点,即父权制的再生,夹杂着大都会主义的家庭观念、成功学和性别关系,再加上住房市场化和私人资本化的助推,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对了解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一些洞见。
 

  家庭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观念。儒家思想奠定了传统精英士大夫人生成就的四个层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被理解为是社会的缩影,即用于保持良善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秩序是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的根基就建立在父权制家庭的神圣性观念及其相关道德说教上,比如孝顺、尊重社会等级、顺从、对一个人所属社区的忠诚,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各种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化革命都针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认为对于家庭的改造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核心任务。最关键的变革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概念替代了家庭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浪漫爱情和自我决断等理念受到推崇,被认为是优越于服从家庭传统、包办婚姻、为家庭牺牲自身利益等传统观念的现代思想。但是,这一文化现代性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彻底打碎家庭,而是以都市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为模板对家庭结构和伦理进行重构。这一重构的后果是,家庭不再被当作社会的缩影,而是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和权利的私人领域。这构成了家庭(私人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二元对立结构。吴飞(2011)认为,无论是传统的中国家庭还是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都是具有价值感的社会单位,而现代、世俗的家庭关系是契约制的,基于个人利益和工具理性。因此,以个人为中心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石。尽管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曾经试图通过将生产、福利、教育和家庭管理社会化来弥合私人-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小家庭”之上树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是到了市场化时代,随着单位制的解体,逐步取得法律与行政霸权地位的是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颠覆人们日常生活的市场化变革:房屋的私有化、教育和医疗的商业化,使得家庭是独立的、与社会割裂的、自我依赖的社会单元这个观念进一步被塑造成为现实。这些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于一种集体性未来的信念与想象,并且在如住房、上学和就医等最普通的生活经验中推广商品化和个人主义。住房的市场化不仅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房地产行业和一群暴发户开发商,还使得一间公寓变成最重要、价格最昂贵的消费产品。一时间,中国的大小城市房价飞涨,买房子或投资房地产,突然变成了个人或家庭应该而且必须做的头等大事。商业媒体和房地产行业的营销部门抓住机会,不断生产出相关内容,鼓励与督促人们“拥有自己的房产”。在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有关房价的公共争议和有关新开发居住小区的各类新闻铺天盖地,俨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最能吸引眼球的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和装修自己的公寓已成为人们生活、媒体和相关社会机构的中心议题之一。许多人都注意到,当代中国房地产广告的主要意象是土地、空间、社会资本和成功的私有化与个体化,被这类广告所忽略和遮蔽的,是社区的共同生活,以及关怀与分享的伦理(吴靖、王颖曜,2007;王晓明,2008)。介绍了相关社会背景,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的一档生活方式类电视节目——《交换空间》。
 
 

三、从《为您服务》到生活方式电视
 

  许多学者将中国传媒改革时代的转型描述为从国有宣传机构到国有商业机构的转变(Zhao, 1998, 2003; Lewis, Martin & Sun, 2012)。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以外,中国的大众传媒所面对的最大任务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变成了运行文化企业以获取利润。赵月枝认为,在党的路线和盈利冲动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协商(Zhao, 1998)。然而,随着党的路线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从社会主义政治变为务实的经济发展,政府也越来越多地用经济表现来确定自身合法性,党的路线变得越来越与盈利冲动保持一致。由于中国的主流传媒仍旧具有国家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传播媒介的激进市场化变革并没有如其他领域那样引发激烈的辩论和争议。媒体从内容生产、传播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更加紧密地与广告和营销等商业需求联系在一起,然而社会舆论作为整体仍旧把传媒内容看作是官方意志主导下的产物,并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至少在媒体领域,改革并没有形成政府与商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显著区隔,社会主义的语言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就这样高度统一在主流媒体的日常运营之中。
 

  生活方式电视节目的发展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趋势。在中国的电视中,与西方的生活方式节目最相似的节目类型是所谓的服务类节目,这种节目为观众提供有关产品选择,商品安全、家居信息、节能环保、家居装饰、烹饪技巧、健康咨询、时尚建议等实用信息。在昔日的社会主义词汇中,“服务”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描述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的一句著名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使命的宣称,仍然出现在许多公共场所,尤其是政府建筑和公共机构,如学校或国有企业。因此,当中国最早的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为您服务》于1982年开始播出,用“服务”这个词来命名节目并非偶然。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潮流蔚为大观,电视产业在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口号下开始蓬勃发展。《为您服务》正是转型时期媒体从意识形态宣传向日常生活服务转变的产物。它明确提醒观众,电视台的新节目既体现了新时期的世俗化趋势,又与党的传统宗旨保持一致。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为观众提供各种生活信息与建议,似乎是在向观众表明,如今个人幸福也是党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随着日常生活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商业化,生活方式与服务类的节目成为产品营销、展示、推广、培育大都会消费文化的一个方便的平台。受众在接受各类“实用”信息的同时,也逐步熟悉了商业社会的品牌、惯习和伦理体系。《交换空间》是《为您服务》的周末版,于2005年创建,现在于央视财经频道播出。制作方声称,这是一档“贴近普通电视观众,倡导自己动手、节俭装修为理念的”服务类节目。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和家居装修市场显然是这一节目创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正如节目理念对“普通观众”的强调,这档节目的目标观众群是居住在普通公寓的城市中产阶级。节目风格与高端房地产广告中充斥的西式豪宅或者中式宫殿式建筑的夸张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新近商业化的住宅市场,许多房屋成品其实是“裸房”,每个购买房产的中产阶级家庭还面临着选择装修风格、购买装修材料、雇佣装修工人的复杂任务。这种房屋作为个人资产,完全由个人进行改造、装修和使用的原则,与社会主义的住房分配机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社会主义时期,住房不仅依靠分配,房屋功能和室内风格也都非常简单、简朴,趋向统一,并没有当下所流行的各自装修房屋的风潮。因此,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与住房的商品化不仅仅是住房分配机制的变化,也意味着社会主导文化中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文化的取代。
 

  《交换空间》采用了真人秀的节目类型。每一集从志愿者中选择两个家庭,将各自公寓的一间房间进行交换,由对方家庭的团队来替自己进行重新装修。装修由专业设计师策划、指导和实施。节目为每个家庭提供18000元的装修基金,基金来自建材装修行业的赞助商。每组有48小时来实施各自的装修计划。最后,小组成员将回到自己的家,揭晓装修成果并发表意见。每集节目开头,两个家庭分别表述他们对房间重新装修的期待和要求,设计师也会根据要求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和计划。48小时的装修工作视频经过剪辑进行播出,主要展示两个小组选择材料、商讨计划、探讨风格,以及和设计师沟通的场景。中间还会插播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著名的艺术家或设计师对家庭装修的想法与作品。这部分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向观众介绍家居设计的最新趋势和美学观点。在笔者观看的二十几期中,这个软性广告的插播部分总的来说推崇那些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家居装修风格,即亲近自然的想法与设计观念,采用天然和环保材料,追求异国情调的、外来的或传统的、原始的风格。这部分所展示的装修效果实际上只能在超大空间的豪宅中才能体现出来,与片中中产阶级公寓改造后的效果有很大的差距。节目设置这个环节,应该是希望为中产阶级树立一个值得幻想与追求的家居环境的典范。两个家庭的参与者,除了协助设计师完成为对方家庭装修的工作,还要参加一个小小的创意竞争,即用主办方指定的废弃材料,比如矿泉水瓶,或旧箱子,来创作一个家居工艺品或者实用物品。50名观众代表将投票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创意作品。节目方指出其宗旨是服务、提供信息和娱乐观众,所以节目融合了最新的家居设计趋势、新材料的介绍、参与者的个性展示,以及通过互换房间来体现社区参与和互助精神。
 

  《交换空间》面向全国征集参与家庭,每集会选择两个情况相似的家庭参与交换装修。每隔一段时间,节目会连续播出在特定省区拍摄的节目。作为国家电视台,在节目中呈现中国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多样化的文化景观,也是国族意识建构的举措。但令人惊奇的是,在笔者看过很多集之后,遗憾地发现不论在哪个地方拍摄的节目,不论心中期待的文化与社会差异性有多大,出现在节目中的公寓、家庭和需要解决的装修问题都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是一个促进商业家居装饰的节目,对于参与家庭和居住状况的选择范围是非常狭窄的,有资格参与的只能是自有住房的家庭,租住房屋的群体或者居住在宿舍的工人和学生,都无法出现在这个节目中。另外,节目鼓励的所谓个性表达其实也只是局限在创意竞赛那个小部分。大部分的装修工作都是在设计师的主导和实施下完成的。他们会介绍自己的装修计划,带着参与者去挑选和购买装修材料,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参与者和观众介绍新的装饰材料与装修风格的流行趋势。所以真正的竞争发生在分别为两个家庭装修的设计师之间,他们在节目中的表现将会影响他们在装修市场上的口碑与业务。这个节目对于设计师来说,其实是包装成社区服务的选秀竞争。被选上的家庭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些与老人同住。要符合上节目的条件,房子要满足一些要求,比如居住了一段时间,一些装修老化过时,家庭成员发生了变化,如新生婴儿或者新婚。大部分家庭都是年轻的城市中产阶级夫妇,有稳定的工作和中等收入,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很小,有的住在父母的房子里。通过该节目的选择过滤,电视屏幕中的家庭规范只覆盖中国社会中居住在城市的、年轻、向上移动的少部分人群,而他们恰恰是房地产和家居装饰行业的目标群体。农村居民、没有能力装修房屋的城市贫困人口、租房的住户、单亲家庭、居住在社会主义时期建设的如今已经破败不堪的公有住房的人群等,在这个节目中自然是完全不可见的。即便是国家电视台,即便是继承了某些社会主义遗产的服务类节目,它所服务的对象也已经根据市场原则进行了等级划分和过滤,并非面对全体国民。当然,这并没有阻止上述人群——他们很可能是央视节目的忠实观众——去观看节目,并获得未来也要购买与装修自己房产的想象,同时受到节目中所推行的商品房的审美范式的熏陶。
 
 

四、家庭伦理与现代美学:权威、社区与新自由主义个体之间的博弈
 

  电视上出现的家庭都拥有基本相似的条件:相近的社会阶层和年龄,至少名下有一套房产。有些情况下,公寓是由父母提供给已婚子女共享。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父母用他们在住房市场化初期获得的职工住房福利来帮助必须在市场上自己购买商品房的子女。另外一些情况是已经工作的子女将父母从老家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与他们居住在一起,或者请老人帮助分担育儿的工作。经常出现的多代共同居住的情况,反映出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渗透与改造国际化的个人主义与核心家庭模式。父母与成年子女,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后,都会分担购买住房、抚育下一代等经济与社会负担。因此,对于部分新一代年轻人来说,住房和教育的快速商业化所形成的压力,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和老一辈所享有的社会主义的遗产,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节目主持人对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态度非常友好,对他们的需求提出热心的建议。这种参赛家庭的装修意愿通常都会要求兼顾几代人的不同需求与品位。设计师对此的理解是协调中国传统风格和现代主义的家居装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节目基本不触及房屋的产权问题,也很少描述家庭生活中的劳动分工。夫妻二人被默认为共同拥有房产,两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很少有全职妈妈的情况出现,虽然这在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已经日趋常见。在有小婴儿但没有老人同住的家庭中,视觉画面并没有体现出夫妻二人在育婴、家务劳动方面的不同分工。这说明,至少在央视所代表的主流视觉机制中,传统家庭观念的回归只涉及代际之间的关系,性别关系仍旧在观念层面维系平等的外表。父权制与传统,如果这意味着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子女和家庭经济责任的分担,就会被描绘为是值得追求的美好事物。由此可见,在这档声称“为人民服务”的节目中,混合社会主义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成了可以平衡私有化与日常生活的商业化带来的瓦解力量、重新整合社会认同的文化策略。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社会的原子化并非仅仅通过重新倡导传统价值观就可以轻易缓解。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离婚案件中房屋产权分割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这是为了回应在中国迅速增加的婚姻家庭中的房屋产权纠纷,房产的私有化显然是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赵晓力认为,理解这个司法解释的关键,在于家庭财产所有权的定义从社会主义共同财产向个人财产权的变化。旧的法律原则强调了在离婚财产分割中保护“居住的权利”和“受害人权利”,而新的司法解释强调个体的“财产权”(赵晓力,2011)。强世功也认为,旧法是保守主义的,即通过将缔结婚姻关系的两个人的个人财产定义为家庭共同财产,法律偏向保护家庭的完整而不鼓励离婚。与此相反的是,新的法律将家庭和财产权分离,认为一个家庭中也存在个人财产权,并且个人产权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在离婚的时候,不能被定义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种变化促使人们认为婚姻只是法律协约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个道德与情感的承诺,从而减少了离婚的道德负担与社会压力(强世功,2011)。当然,这些讨论与争议肯定不会出现在《交换空间》其乐融融的家庭场景中。在节目中,参与者们关注的是为全家建构一个美丽、时尚、舒适的家居环境,他们当然不会在电视节目中把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展演为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债务问题的总和,但是在法律界,这似乎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司法人士的共识。而节目对现实法律议题的回避,以及努力维系一个只存在于理念中的美好家庭,也导致其并不能真实实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帮助人们在智识上处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困惑。
 

  理想的家庭生活并非仅仅由房屋的所有权来定义,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家的想象是由特定的符号环境所塑造的,这种符号环境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全球文化想象联系在一起。现代性的体验包括了话语和实践两个层面,而家居装修恰恰可以把两个层面联结在一起,通过对具体的吃饭、休闲和看电视等空间的建构,来享有现代的生活方式。在中低端的房地产市场,人们购买的新房无法直接入住,人们不得不另外雇佣装修公司来铺地板、刷墙壁、安装厨房和浴室设施。随着标准化的住房和功能主义的工人阶级美学的撤退,家居装修已成为一项能够为积极进取的中产阶级证明自己的个性、审美情趣和社会身份的事业。蓬勃发展的家居装修市场就像一个万花筒,业主们在这里寻找自己对于家的幻想;它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人们被迫在不熟悉的材料、小工具和设计中进行无穷无尽的挑选。《交换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承诺提供帮助。他们标榜的服务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品位、合理的空间规划以及社会地位,并且减轻人们在面对眼花缭乱的市场时做出正确决策的焦虑。由于资金的限制,节目只提供了重新装修一个房间的服务。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把客厅拿出来重新装修,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这个地方是整个家庭待在一起时间最多的地方,也是对客人最开放的地方。客厅,而非卧室,被认为是更需要一个美好的叙事和文化外衣的地方。这至少表明,家或家庭在中国仍旧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单位,有需要维系的社会角色和完成的社会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密空间。
 

  节目中的专业设计师需要为观众提供双重服务,一方面是帮助建构合理的空间安排和时尚的装修,另一方面是满足家庭的特殊需要。前者来源于专业知识和全球化的文化标准,而后者需要设身处地理解参与者的意图。设计师通常用一些专业词汇来重新描述参与家庭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当他们的要求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希望房间装修的更有品位”。专业的设计师们会用像“摩洛哥风格”、“春之梦”、“咖啡时间”、“海边的假日”等概念,去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使用特定的色彩、照明、油漆等装饰材料与风格设计。大多数时候,参与家庭在看到自己的家改装后的最终版本时,会表示惊叹、兴奋和赞美,很少有人提出批评和质疑。即便出现了关于色彩和材料的不同看法,多数人最终也会撤回自己的意见,并认可设计师的审美权威。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设计师表达分歧的方式非常温和。他们通常用一种学生向老师提问的口吻来提出对某个设计的不解,问问题的方式不是提出挑战,而是自我怀疑的,就像有什么东西还不能完全理解,需要权威进一步解释。参与者回到自己的家并声称他们对改造不太满意的情况凤毛麟角。即便有一些疑虑,他们在摄像机面前的表述是,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设计师的专业决定,但他们感谢设计师为他们所做的美好工作。因此,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上至下推销现代性的节目,它引导人们进入家居装修的商品市场并且受这个市场的逻辑所束缚,而非一个鼓励人们通过改变自己的居住空间来表达个性的节目。
 

  节目对于新兴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商业需求与个性追求进行谨慎地融合与平衡,这使得这个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保守。在形式上,节目设计强调专业设计师的表现,而家庭参与者只能作为学生与观众一起接受关于现代美学和空间理性的教导。他们的角色主要是反思自己之前做错了什么,而不是展示自己在家居装修方面的观点。在内容上,节目介绍的风格和材料都在大众市场上可以找到,并且对中产阶级的品位很友好,偶尔点缀些“令人吃惊”的元素,比如明亮的色彩、异域风情,或者是现代主义的抽象线条。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节目所体现的文化建构与新自由主义观念体系之间的关联,可以将其命名为一种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被强行推进,而在观念上适应这一趋势的责任,落到了神话般的家庭价值观回归的期待上,另外,大众传媒和专家等统治精英扮演了关爱者的角色,向困惑的公众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适应新的市场逻辑提供信息与服务。家居市场的营销策略就这样穿上了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温暖、柔和的外衣。
 
 

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家庭伦理作为新旧现代化模式之间的中介
 

  我们可以把住房的商品化与房地产市场的膨胀理解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新自由主义化的典型症候。住房并非空洞的物理空间,人们的居住之所是家庭生活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场所,当这个场所被彻底商品化、私有化和个人化,家庭、社区、共同体就缺少了展开和实践的平台与基础,这对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是一种颠覆性的解构力量。这些传统价值观包括家庭至上的原则、社区共享、共同富裕、对弱者的关怀等。在一个人们习惯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国度,住房作为昂贵的商品,或者是投机盈利的对象,而非之前的公共服务和普遍权利,是帮助大多数城市居民了解何为市场经济、商品化如何运作、如何参与市场游戏的最直接、最粗暴的教材。与房产争议相关的家庭纠纷,不仅更频繁地出现在民事法庭上,也在调解家庭冲突、心理访谈等谈话类电视真人秀中成为常见的题材,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法律规范、文化价值都需要对这一日常生活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做出相应的调整与适应。同时作为社会的文化中介机构和国家的宣传机构,生活方式类电视节目一方面试图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提供正当性论述,另一方面又要艰难地将这些转变包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
 

  《交换空间》的出现是为了以更现代化的面目延续社会主义时期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但它的做法是模仿全球市场上的真实电视类型。这种奇特的组合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展示风格和混杂的文化信息。比如,尽管节目设置了两个家庭交换公寓的规则,表明引入了一定的竞争要素,但实际的过程是非常和平与友好的。负责装修别人房间的参与者们更多地显示出他们对任务的责任感与谨慎,而不是炫耀自己的个性与创造性。整个节目的价值取向是社群主义而非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所以参与者都相信负责改造自己房子的陌生人是善意的,房子在他们手里没有什么值得怀疑和焦虑的地方。尽管房地产广告中充斥着新自由主义关于超越邻居和独占空间与良好环境的教化,节目所展示的场景却是通过互助来改善居住环境。一个培育观众熟悉房地产与装修市场的节目,却具有平等和分享的外显价值,这似乎桥接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看似对立的社会议程。其方式是政府提供必要的服务,帮助个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成功。在这种场景下,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核心教义的个人主义,并没有被展示为集体利益的对立面,或者必须通过独立、未加权威干涉的个人进取才能实现。节目似乎在告诉人们,更好的生活空间与更愉快的家庭生活是在社会成员的互相帮助,特别是统治精英的帮助下实现的。
 

  这种对权威的接受也体现在家庭成员对具体实施装修工程的专业设计师的态度上。参与者只是跟随专业人士的计划和建议,或者向他们学习家装美学、策略与技术。新兴的家居装饰市场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充满风险和令人不安的,因为其生产、雇工和产品安全都没有成熟的管理制度,而且大多数人都缺少这一领域的知识与经验。但是,节目并没有把装修设计、选择与购买材料、实施工程描绘为一个充满风险和陷阱的过程。相反,这是一个由专家带领和指导的轻松的教育过程。节目很少展示人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不论是关于装修质量还是品味竞争。大多数家庭从节目一开始就确信自己的公寓会变得更加漂亮。唯一可能存在悬念的地方是陌生人到底会如何改变自己房屋的风格。为了同时完成推销新自由主义理念和维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任这一困难的任务,央视的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不得不牺牲掉导致真实电视在全球流行的重要配方——展示焦虑与渴望,这一配方导致流行的真人秀节目经常出现过分的攻击性和个人中心主义的行为。尽管决定把大部分关乎民生的社会责任推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媒体仍旧摆出对民众居高临下的关怀和指导的姿态。
 

  卡尔•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社会经济思维的巨大转型,由互惠和再分配到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这种思维转型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帮助,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国家可以创造法律、行政、教育、文化等机构来塑造民众的心态与实践。为了回应市场所造成的大规模混乱,社会不得不起来自我保护,因而形成了20世纪的福利国家制度(Polanyi, 1944)。而新自由主义否认国家在市场建立初期所起到的组织作用,将国家当作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者,力图消解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正当性和减少国家干预的范围。这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表达就是国家成为天然的、必须时刻防备的“恶”。在这个语境中,“国家”和“政治”是由社会对市场的反抗而赋予合法性的。国家的权力来自于社会为了自我保护而对政治精英的赋权。而当我们观察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时,以经济学话语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赋予了“国家”和“社会”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国家”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对应着威权和低效,而“社会”成为新兴市场的代名词,意味着“独立、自由和现代”。“社会”与“市场”在欧美语境中的历史对立就在这种本质主义的概念体系中被取消了。在这个由冷战框架所塑造的二元概念体系中,“社会”成为市场的代名词,两者合二为一,“市场”被赋予了经济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双重角色,“国家”因此在中国的去革命化转型和欧美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叠加的语境中被双重边缘化。
 

  然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并不是一个随着市场崛起而崛起的伴随机制,或者是异化于“社会”的塑造力量。“家庭”作为“国家”观念和制度的隐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社会组织的伦理、人际和政治基础的角色。家庭-社会-市场-国家,在中国的社会话语与共同体想象中仍旧保持着同心圆式的连续结构。在经济改革带来的文化迷茫中,似乎“家庭”与“家庭价值观”愈发成了一种稳定的、综合的文化想象,用以缝合相互之间差异很大、有对抗趋势的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与法律机构对家庭的解构相区别的是,国家、主流传媒,乃至市场都坚持拥抱家庭价值观,以赢得“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其结果是,即使市场和国家二者都希望通过住房市场化的方式来引入建立在消费和商品体系上的现代性,它们也不得不尊重家庭和与其相关联的价值体系,它们必须向民众保证,市场不会削弱家庭,只会让家庭更强大。当然,这种保证能否实现,现代政治能否继续从“家庭”的想象中发展出具有凝聚能力的社会共同体规划,还要取决于历史主体的争取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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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莫里斯•迈斯纳(2005:426)指出,虽然改革开放的口号是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但是向资本主义市场和思想的开放政策导致了富裕阶层和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使得推崇西方制度与文化的思潮成为主导。又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引入西方电子技术时,就有西方的专家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引进技术,而是改造观念,中国需要更多接受风险承担、企业家精神和流动性人格(王洪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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