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上海: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许纪霖:上海: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
许纪霖:上海: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
关键词:上海 风情 城市
十年以前,有一位纽约来的资深文化人,满怀对上海的各种想像,来这座城市寻找东方的纽约。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上飞机之前,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只有巴黎,而没有纽约?我理解他的疑惑是:中国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二为一的北京,为什么当今的上海仅仅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不复是曾经的文化大都会?

 十年以前,有一位纽约来的资深文化人,满怀对上海的各种想像,来这座城市寻找东方的纽约。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上飞机之前,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只有巴黎,而没有纽约?我理解他的疑惑是:中国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二为一的北京,为什么当今的上海仅仅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不复是曾经的文化大都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令世界的目光云集于黄浦江两岸。世博会将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会带来文化复兴的希望吗?又是什么阻碍她至今成不了纽约,也不是法兰克福?在世博会成功举办之际,城市需要反思,我们更需要想一想。


  计划经济留下的文化垄断


  上海文化曾经辉煌过,在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曾经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著名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东京、香港都无法与之比肩。民国年间的中国,除了学术中心在北京,报业中心、出版中心、电影中心、演艺中心、娱乐业中心统统扎根于上海,金钱加上文化,造就了半个世纪的海上风华。


  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建都,中央一声令下,将文化中心从上海平调到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观察》杂志纷纷北上,还过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跃的“在京海派”,就是当年奉令进京的上海文化人。尽管如此,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无论是电影文学还是新闻出版,依然有全国“半壁江山”的美誉。我经常如此向老外这样描绘中国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云集在北京,其余一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杭州等二线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厚望,毕竟上海有这份传统和家底。20年快过去了,国际文化大都市没有见到,倒是民间的“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余音绕梁,不仅上海与北京的文化距离没有缩小,二线城市也赶了上来,比如广州媒体的活跃与发达,已是上海远远无法与之攀比。


  为什么在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样来自传统。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传统,一个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传统,另一个是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传统。近代文化传统形成于殖民时代,崇尚开放、自由和竞争,与国际规则接轨。上海之所以1992年之后能够迅速崛起,与这一独家的文化底色有密切关系。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崇尚权威、恐惧竞争、垄断性经营。这不仅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也深刻渗透到人们的心理深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属于国家垄断,虽然近十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将大批传媒、出版社、剧团和作家赶向市场,但他们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断不了奶,习惯于向体制内部寻租,争取补贴资助或垄断性特权。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资源至今依然被事业单位垄断,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跃远远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惧怕竞争,循规蹈矩,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以电视业为例,过去有上视、东视和卫视三家,形成一定的体制内竞争。后来频道分工,圈定势力范围。出镜采访手里拿的话筒呈菱形三面,每一面都是不同的台标,记者却是同一个,晚上各新闻台的报道自然变成“同一个上海,同一种声音”。


  不仅节目,连人才也有垄断的传统。北京、广州的媒体不拘一格用人才,大量体制外的民营文化公司以各种方式参与节目制作。但上海媒体内部许多重要位置,其人员皆出身于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长年累月的近亲繁殖,形成了单一、僵化的固定风格。近20年来各地英雄豪杰、名校毕业生涌入上海,占据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层,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话。愈是接近上层,外地精英愈是凤毛麟角。


  “文化在上海”与“上海的文化”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呈区域经济势头,但文化发展相反。一切以国家标准为衡量尺度、以获得国家的某某奖项作为考核部下、衡量政绩的终极目标。仿佛文化与竞技体育一样,真的有一个统一的“部颁标准”,可以在国立竞技场上分出高下。上海文化之所以丧失了地方自主性和内在尺度,乃在于国家行政意志大规模、直接地参与文化建设、决定文化资源的分配和制定文化竞赛规则。


  希望在于文化体制的改革。一个由国营事业单位垄断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空间与繁荣的文化市场。当年上海文化独步天下,乃是因为存在多元化权力空间的租界,有着混乱却自由的文化市场,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汇聚上海。如今的上海整齐划一,管理规范。水至清则无鱼,各地文化人纷纷北上,在京城安营扎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闻名的798艺术区最初不过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没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黄浦江里淹死,而是怕在上海滩上枯死。俞正声书记多次感慨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上海的民企做大做强何其艰难,其实文化问题也是一样。


  说“上海文化滑坡”,会让一些上海人不服气,他们会拿出一串漂亮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上海的文化是何等繁荣。的确,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户,就可以坐看全球顶级的明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F1赛车、大师网球赛、凡尔赛宫名画。特别是这次世博会,更显示出上海已经成为万国来朝的文化大码头。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质的,特别是西洋的、摩登的、时尚的,一律拿来主义,东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为等于生活在世界,一个流动的、橱窗一般美轮美奂的世界。不过,真正繁荣的与其说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说是“文化在上海”。外来的文化愈是热闹,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苍白。


  上海人的模仿能力强,但原创能力弱,这是一座没有根的城市,缺乏西安、北京那样深厚的本土文化之根。没有根不要紧,一个移民为主体的大都市可以借助外来人的多元文化,创造出杂交的城市文化。纽约是如此,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她八面来风,中西兼容。上海文化,一字以蔽之,就是一个“海”字。海何其辽阔,何其博大,容纳得了百川。百川入海之后,就不成为川,而汇合成一个文化大海。所有的地域文化和外来文明,到了上海之后,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同一个“海派”,所谓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径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等等。


  今天的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生存,相互独立,又彼此竞争,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华。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上海文化若不深入开放,大力吸引和留住外来文化人,她的“没有特点的特点”“缺乏多元性格的单一性”将进一步恶化,最终毁了上海文化本身。


  这几年的上海“文化危机”,另一种表现是上海话的危机。语言是存在的家,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存在于地方方言之中。多少年卓有成效的普通话推广,已经使得年轻一代上海人不会说或说不好上海话。与广州不同的是,上海话如今在公共空间被全面禁止,惟独保留的是电视台的沪语节目“老娘舅”,但其庸俗和琐碎,令稍有品味的家长们不敢让孩子观看。普通话是一种人造语言,缺乏日常生活的生动表现力,当上海小孩子习惯于使用僵硬的人造语言时,也就创造不出真正具有地方韵味的上海文化,难以与京片子文化、东北话文化、西北风文化和粤语文化相匹敌了!


  “大上海”与“小市民”


  朱镕基当上海市长的时候,给上海人下过一个断语:“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上海人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等聪明之人,见世面,会算计,浑身充满着城市人的机灵劲。


  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上海人是最懂得时势的,识时务者为英雄。上海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历史和文化根基的现代都市,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便是顺应时势,不断求变、求新。上海人无论出国,还是到外地,适应环境的能力,永远是最强的,不会固执于某些理论的教条或传统的伦理,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生存也好,发展也好,个中的秘诀就是不断求新,求变,与时俱进。上海人很少恋旧,拘泥于传统,对新的东西、新的观念总有跃跃欲试的兴趣,总是愿意走在时代的前面,喜欢把握潮流、领导时尚。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发挥到极致,所有的文化、观念、建筑与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我在大学任教近30年,发现新一代上海出生的年轻学生,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超一流的,要么是三流的。前者是少数,他们见多识广,有宽广的胸怀,又具有理性与实干精神,如同姚明、刘翔这几张城市名片一样,即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超一流的人才。遗憾的是,大多数上海学生自小在父母庇护下长大,生活环境比外地同学优越得多,胸无大志,不思上进,小富即安,只求毕业之后在上海求一个太平稳当的职业,婚房由父母首付,气象格局小得不能再小。


  不仅学生如此,学者也是如此。上海学者大部分只关心眼皮底下、苏州河边那点琐碎小事,课题立项多为地方性主题,观点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政治永远正确,学术不知所云。今天的上海人不像他们的前辈,缺乏的是文化冒险精神。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却不偏激。城市精神中的中庸性格,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因为不偏激,不走极端,那些真正有大才气、大制作、大疯狂的传世之作,很少诞生在上海,上海文化被中庸、被平面化了。在民国时代,上海文化有多元的两歧性趋向,既有布尔乔亚的中产阶级保守传统,也有波西米亚的左翼激进文化,两者形成上海历史传统中的可贵张力。如今时光岁月磨去了上海人的锐气,只剩下温吞吞的中产阶级文化。


  这种中产阶级文化是彻底的世俗化和去政治化的,远离政治的公共领域,紧贴市民的日常生活。在上海,与时尚、休闲、饮食有关的报刊特别繁荣,办得也特别出挑,雅中有俗,俗中见雅。上海文化的主流是市井中的市民文化和洋房里的小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余秋雨和周立波是上海文化的典型代表,一个代表小资文化,另一个代表市民文化。上海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他俩身上有所体现。上海文化正出现一种虚饰化与粗俗化的趋势,余秋雨小资风格的文字,愈来愈缺乏真实和真诚,内中充斥着虚假、做作与拙劣的卖弄,然而在上海,余氏作文竟然成为语文老师倾力推荐、中小学生竞相模仿的应试范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与他的老师周柏春比较,已经失去了老上海话中那种淡淡的儒雅,而多了一点油滑气,上海人挟洋自重、自以为是的文化傲慢也在“海派清口”之中暴露无遗。


  “大上海”,“小市民”。作为中国最大、世界一流的工商业大城市,上海假如不能像纽约那样同时成为文化大都会,恐怕永远摆脱不了世人的讥讽。世界博览会给上海带来的不仅有好看的西洋镜,更重要的是多元的异域文化。上海能否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痛下决心,开始新一轮的文化复兴呢?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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