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鹏 | 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符鹏 | 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
符鹏 | 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
关键词: 文化研究 群众路线
如今,当代文化研究的危机问题备受关注。学院体制内流行两种观念化的文本研究,即症候式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两种方式面临难以克服的知识困境,不能把握复杂变动的中国现实。而因此转向社会实践的不少学者,因为认识不足也经常遇到各种实践危机。对于文化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内在危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要求实践者充分理解和把握政策(理论)、经验和现实之间矛盾运动的总体性关系,并通过与具体问题的碰撞和磨合,寻求与实际情景相适应的工作方式。
 
编者按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在新世纪之初兴起并迅速成为跨领域的显学之后,经过十年左右的变迁逐渐进入了瓶颈期,暴露出一些目前尚无力克服的困境。而其表层现象与深层困境正相反,是对社会文化现状分析的平顺延展,是西方理论的自如运用,是批判话语轻而易举的建构。但剥开这层看似雄辩华丽的语词外衣,其内在根基理路相对于复杂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则往往处于不接地的架空状态,并呈现出日益为学院学术方式收编的趋势。针对以上问题,本期当代文化研究网向读者推送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符鹏老师的文章《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该文不仅系统地梳理、辨析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和既有局限,同时颇富创造性地提出,将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最有活力的“群众路线”作为可借鉴的历史资源纳入思考和实践方式,以此为构建“经验”的中介环节,重塑文化研究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

 

感谢符鹏老师对当代文化研究网的支持!

 

|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符鹏

 

 

    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兴起于新旧世纪之交。这种舶来的学术路向之所以很快引发关注,形成热潮,并不只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文艺学学科危机的后果,而且与1980年代以来当代学术越来越无力贴近并回应剧烈变动的中国现实密切相关。即便是1990年代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影响深远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最终也未能开启更具创造性的思想潮流。然而,将近二十年过去,文化研究的学术热度已渐次退去,知识界寄予的过高期待也归于平实。那么,这是否意味文化研究耗尽了原有的批判势能,反体制和跨学科的诉求无果而终?如何面对令不少学者忧心忡忡的危机局面?

 

当代文化研究的知识困境和实践危机

 
1

 

 

事实上,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当代学术危机的产物,那么,它一开始便面临着同样的隐忧。早在新世纪之初,正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倪文尖在开设这门课程后,曾有如此感慨:“一个大三的本科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就能够写出蛮象样的论文,这既是文化研究的希望,又更是文化研究的陷阱所在。”[1]如今,十几年过去,尽管“文化研究”课程的设置已有大有改进,[2]但这种困惑依然留在大多数教师的教学经验之中,诸如差异政治、身份认同、性别建构之类“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在学生作业中随处可见。

究其原因,既非这些教师努力不够,亦非课程设置的方向不明,教学实践的疑难乃是其背后研究困境的表征。如倪文尖进一步所言:“就我目力所及,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文化研究论文,其水准也大抵如此;而我自己来写,要超过他们亦并非易事。所以,为了文化研究在中国能有更多人投入,为什么不可以发表些习作来鼓励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我想说,如果我们对这些论文有真切的不满意,那么,我们自己可不能、更不该再生产这般水准的文化研究成果了。”[3]这样“不合时宜”的批评之词,当初并未并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经过十多年的试错和淬炼,那种直接挪用西方理论批判中国现实的研究套路,已不再受人欢迎。问题意识和本土实践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4]文化研究由此摆脱狭隘的消费文化批判,逐步扩展到更多层次的现实维度,尤其是从都市延伸到乡村,[5]由民族国家走向“第三世界”。[6]这些研究实绩的确带动了当代学术的新气象。

不过,如果以突破学科壁垒,深度回应中国经验的高标而论,文化研究尚未能够以更具创造性的现实理解赢得人文学科各领域的推重,由此引领未来学术的方向。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文化研究在大陆传播的时间长短。在大体相当的时长,港台文化研究学者的本土化解释和在地化实践的成就显然超过大陆学者。而在这些表面的差距背后,包含着大陆文化研究未能突破的限制性因素。

尽管文化研究已经逐步摆脱早期以中国现实印证西方理论的稚拙,但西方理论的统摄性地位并没有因此衰减。稍微留意就会发现,那些最流行的西方概念,诸如:福柯的“权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布尔迪厄的“场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的“领导权”,依然是案例研究的主要分析构架,只不过在必要时候稍加修正或转换。然而,研究意识的这种自觉调整并没有改变其认识论的前提,即西方理论乃是观察中国经验不可替代的视野。换言之,西方理论被视为普遍主义的话语系统,而中国问题乃是其直观写照或偶然例外。但问题在于,这种以现代性为名的普遍主义,根植于欧洲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因此,用印度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说法,应该在认识论上“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7]这并非反向标举“中国特殊论”,而是要将西方理论回置到欧洲社会和思想演进的历史脉络,探究其与特定的政治传统、文化实践和社会想象的构成关系。通过在认识论上将西方理论相对化,一方面我们在借此理解中国时,能够区分哪些观念要素可以直接观察中国问题,而哪些经验构成必须经过复杂的认知转化,才能成为理解中国现实的参照系统;另一方面,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打开更多脉络的地方性经验和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尤其是更为切近的亚洲不同区域的历史实践。[8]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摆脱西方理论,而是如何使之在更大意义上有助我们理解中国,而非限制这种可能。稍微了解当代文化研究,都会注意到当下流行的两种研究思路:症候式分析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症候式分析源自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其要义是揭示掩藏在现象背后的观念构架和结构要素。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能够很快将当代文化现象解析并还原为不同观念因素的结构性关系,诸如权力、市场、资本、欲望等等,并最终视之为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直观表征。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内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而且在理解层面至关重要。但问题在于,研究者常常急于提升研究对象的理论品质,而所依据的只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表象,并未深究这些表象所处的历史经验脉络和社会实践系统。故而,问题表象很快被转化为可以获得西方概念支持的“政治正确”,而不能获得支持的经验部分往往被弃之不顾,在这种意义上,症候式分析的结论往往不过是理论逻辑的某种延伸或修正,而对象世界的生活逻辑和经验张力反而被悄然抽空。

从表面上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并没有这种理论教条,它通过重建阶级分析的方法,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等环节的解释,批判自由市场、资本控制和劳动剥削。显然,这种学术进路洞察了当代文化现象背后的生产关系因素,揭示出资本在文化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大多数研究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的直接后果。如何掌控和节制资本的力量,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中国的经济形态并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简单照搬,那些与资本和市场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形式根植于当代社会的演进脉络,包含着中国人特定的现实感和生活理解。如果不处理这些因素,那么不管是直接回到马克思,还是借鉴西方左派理论,新自由主义批判都不可能勘破经济形态背后的动力机制和道德根基。

归结起来,这两种研究思路往往依据西方观念逻辑,从现实中抽取某一事件脉络,诸如物质文化的变迁、视觉文化的兴起等等,但对于这一事件脉络与其它社会实践形式之间的总体性关联,往往缺乏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因而,由此构建的问题意识,只是依据理论的洞察力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而非充满活力和张力的现实感。换言之,我们最终把握的只是理论所能照亮的现实部分,而其它部分则付诸阙如。

这两种观念化的文本研究思路,并没有为文化研究赢得其它学科的敬意。近年来,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也开始对此感到不满,转而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实践传统,强调介入中国现实,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他们有意识尝试摆脱文本研究的理论迷思,着手开展社会调查,参与新乡村建设,介入有机农业合作社,筹建工人大学和合作机构,推动新工人文化。这些令人敬重的实践工作,乃是重塑文化研究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的第一步。然而,面对如此复杂和变动不居的当代中国,体察和把握对象世界的生活逻辑和情感结构并非易事。从学院体制转向社会实践并不能一蹴而就,他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困惑、挫折甚至迷失。一方面,那些热切希望改变现实的研究者,通过必要的田野方法进入现实生活之后,便很快从力所能及的改变中获得现实感和价值感。但这种介入方式容易失掉对现实变化的敏感,甚至将实践看得比理论更重要,陷入层出不穷的具体事务,缺乏整体眼光和“结构性感受力”[9]。另一方面,那些急于解释现实的研究者,往往不易摆脱理论训练的限制,习惯于借助既定的社会学分析模型来切割现实经验。一旦在不经意中舍弃那些不能直接被纳入其中的经验片段,便很容易回到观念化文本研究的窠臼。

缺乏整体眼光,“结构性感受力”不足,再加上学院学术思维的惯性,都使得实践行动所可能打开的理解空间很快被关闭。此种情形,令不少实践主体被深刻的无力感困扰,并因此陷入精神苦恼:如何进入研究对象的生命体验?怎样处理研究者和对象世界的伦理关系?怎样整理和重组对象世界的流动经验?如何寻求解释对象世界的观念构架?这些困惑根源于个体介入方式与现实生活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关于这种紧张关系,我们很容易在西方理论中找到一系列的解释性概念,诸如:领导权、情感结构、编码/解码、代表/被代表、显白的教诲/隐微的教诲等等。不过,这些概念都是在二元对立的结构性视野中认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在西方语境中,这些概念的提出内在于现代思想批判主体性的历史脉络。如果直接套用这些概念来面对上述实践疑难,无助于我们在中国语境提出新的可能性,而是被限制在这种结构性认知困境之中。要破除这种结构性限制,必须同时打开主体和对象生命经验的历史脉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那些在西方语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重新“问题化”:何谓理论?哪种现实?什么经验?而要开展这种认识论的批判性工作,只有回到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寻找资源。在此意义上,王晓明曾寄希望于文化研究能够发展出与复杂现实相适应的“中土特质”。[10]其中可资汲取的丰富资源便是,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至于如何汲取,汲取什么,他并未明言。在我看来,应对当代文化研究的知识困境和实践危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创造的“群众路线”,正是极为有益的认识论资源。

 

 

政策·经验·现实:作为中国经验的群众路线

 
2

 

什么是群众路线?大部分人对此一点都不陌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今,在多数人眼里,这样的表述不过是政策宣传,与己无关。这种反应毫不奇怪。新时期以来,群众路线在基层政治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形骸化,脱离实际,失去群众基础。[11]而在知识界界,不少学者将之等同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政治,并以去激进化、反阶级论的名义加以批评。这种态度包含着对群众路线形骸化的现实不满,并以此将这种工作方法的实践意义本质化,否定其曾经发挥的历史效能。需要澄清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群众路线并不能被简单化约为阶级政治。邹傥曾对此间差异做出辨析:

 

阶级斗争概念和群众、群众运动以及群众路线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复杂。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或专门是贯彻阶级斗争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一观念与实事求是观念的结合——加之江西和延安时期政治、经济与军事现实的影响——导致毛在许多方面日益提倡温和政策。它使共产党得以争取更多的群众并削弱中国社会中与它对立的势力的规模和力量。在这两个方面,它都起到制约阶级斗争概念的作用,后者必然导致最激进的政策。[12]

如其所言,群众路线的内涵更丰富,而且在特定状况下能够制约阶级斗争的过激政策。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它涵括和包容阶级政治,其实践意义更具普遍性。如美国政治学家汤森(James Townsend)所论:“群众路线作为毛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学说中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13]就此而言,重新激活群众路线作为中国革命实践方式的创造性内涵,便可能找到应对当代文化研究实践危机的本土化思想资源。

群众路线通常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它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实践的思想总结。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他相继发表《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东塘等处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十余篇调查报告。[14]这个时期,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和《反对本本主义》(1930)中,初步总结了深入群众的实践经验。1943年,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结合延安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系统说明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内涵: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件),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这番总结,很容易被简化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螺旋上升过程,即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依次推进。但重要的是实践的内容和认识的方向。一方面,什么样的实践具备转化和提升认识的可能,这取决于这种实践的对象和形式。但实践的对象和形式并不能自动向研究者显现,而依赖其介入现实过程中的认知努力。另一方面,并非任何方向的认识都能够涵括和把握实践的内容,一旦认识的方向与实践的逻辑不能有效配合,则用力越深,偏离越远。显然,在毛泽东的理解中,如何对待“群众的意见”,乃是这两个要素在认识论层面能否顺利联接的关键所在。不过,他在此只是在认识论层面对群众路线进行原则性概括,而要全面理解其内涵,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工作方法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具体的实践过程并非纯粹的认识论逻辑的展现,而必然关涉到研究者的理论准备、经验累积和认知期待。那么,群众路线作为实践原则,如何应对这些影响因素?


|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提到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对“群众路线”的周详论述,影响深远。在具体讨论中,他特别提到群众路线的现实针对性: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15]

从表面上看,“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做法,同样是在依据政策做事,但这种方式对于政策的理解和运用都停留在理论层面,完全隔离于群众生活的具体现实。不难想到,当代文化研究中观念化文本研究的问题症候,与此并无两样。

针对这种错误的工作方式,邓小平在报告中深入地讨论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他将群众路线的内涵概括为两个方面:

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6]

概括起来,第一方面强调的是党群关系。首先,“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换言之,人民群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革命主体,党的实践工作必须以此为中心展开,只有依靠群众自身力量的激发,才能获得解放的可能。其次,这种原则对具体从事实践工作的党员提出要求,即“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打开实践的空间,进入群众生活的日常状态,切身体会他们的伦理处境,以他们的方式去面对其遭受的生活困苦。因此,他强调的在第二个方面,即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过,在此过程中,实践者很容易以对象世界的生活逻辑取代自己的批判性观察,进而陷入“尾巴主义”的泥淖。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17]换言之,实践者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警醒个人介入方式与对象世界生活逻辑之间的张力关系。但问题在于,面对这种张力关系,实践者如何确立并保持自身的价值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党的理论政策的理解和运用。


|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共并非赤手空拳地依靠群众,深入生活,而是依据一套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因此,在此过程中,必须处理的是政策与经验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48年致刘少奇关于土改工作的电文中,曾经有这样的解释:

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18]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经验”,既并不是客观现实本身,也不是对现实的主观体验,而是实践者所能涵括和把握的现实部分。“经验”的获得是实行某种政策的直接结果,但并不是“政策”在现实中的直接对应,而必须真正介入并进而创造新的现实理解。在这种意义,“经验”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乃是沟通和转化“政策”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中介环节。[19]不过,这种转化的方式并非“政策—经验—现实”自上而下的线性过程。黄宗智在研究土改问题时,曾提出“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的著名区分。[20]以此来看,政策在现实中推进的过程似乎包含着复调特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社会学的分析模型,恰恰遮蔽了中共的群众工作所面临的基层现实的复杂性。吕新雨在分析底层影像时,曾指出:“底层表达的复杂性在于,并非底层自我拍摄的影像,就一定是底层表达,底层表达的可能是‘他人’的声音、他者的生活,自己的声音恰恰必须借助他者的话语来说出。”[21]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具体历史状况中的底层群众而言,“表达性现实”对他们身心结构的塑造,与“客观性现实”对他们意识状态的决定,是相互交错地纠缠在一起的,并不能直截了当地分别对待。真正重要的是直面这种复杂的现实状况对于“经验”的把握方式提出的挑战。邓小平特别强调:“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22]换言之,“经验”本身往往包含着不能完全被回收到政策框架的部分,只有不断返回对象世界,获得重新为“经验”赋形的契机,才能为“政策”的扩充和再造提供基础。在此意义上,“政策”和“现实”以“经验”为中介,以回还往复的作用方式,相互辩驳、校正和提升。通过这样的工作程序,认知的方向才能与实践的内容构成配合和互动的关系,从而消除个体介入方式与对象世界生活逻辑之间的紧张,真正与底层群众结合为生命感通,命运攸关的价值共同体。

事实上,正是中共创造的这种工作方法,使得中国革命摆脱了五四知识分子“脱中国”的思想批判路向[23],重建理解中国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进而打开群众工作的实践空间,再造基层社会。[24]因此,邓小平在报告中将群众路线视为中共革命工作的重要传统,并将之提升到决定革命实践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25]换言之,群众路线并不局限在某种类型的社会实践,而是贯穿在革命工作的一切层面。在这种意义上,群众路线的实践效能,不仅依赖于实践者能否在具体工作中与群众结合,而且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之间的配合和互动。因此,对于革命工作而言,群众路线包含着复杂的总体性意识。譬如,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群众路线在军队工作中的实践效能:

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26]

如何治理军队,是近代以来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梁漱溟曾经非常沉痛地指出:“近40年间中国所以总不得统一之故,就是武力缺乏主体一个问题而已。”[27]因此,怎样掌握武力并将之转化为富有朝气和斗志的革命力量,是中国共产革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的军队在建设之初并不理想,如何教育大量涌入的农民(甚至流民),改造游击队以及俘虏,都是极为棘手的难题。杜鹏程以随军作家身份进入延安边区部队时,这种不理想的状况随处可见:

 

战争以来情况变化,党组织工作方式不能适应,党群中发生严重混乱,民兵未组织好,游击队有些是强制拉来的,甚至混进坏分子,出现投敌现象。战勤工作混乱,粮食供应不上,对伤病员照顾不周。甚至我军所至,干部群众相继逃跑。后方混乱,说明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薄弱。[28]

这种不理想的状态给初入部队的杜鹏程很大刺激。不过,随着随军时间的增长,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下共产党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所展开的充满创造性的群众工作。后来他据此经历创作的小说《保卫延安》(1954),被冯雪峰赞誉为“史诗性”作品,并强调他对共产党的部队政治组织工作经验的描述和总结,其核心正是群众路线。[29]这种工作方法具体体现在邓小平总结的“小事”之中,但这些“小事”关涉到不同方面实践工作的相互关系,诸如干部与战士,战士之间,战士与俘虏,干部与群众,战士与群众等等。每一方面工作能否有效深入,都取决于实践者是否意识到它在总体任务中的意义位置,以及与相关工作的内在关联。中共正是通过践行群众路线,才使得各方面工作形成积极有效的配合和互动,由此打造军民团结的生命共同体。


| 杜鹏程《保卫延安》

 

由上所论,不难明白,群众路线作为中共创造的工作方法,并不是一种教条的工作原理,也不能直接在实际工作中直接套用,而要求实践者充分理解和把握政策、经验和现实之间矛盾运动的总体性关系,并通过与具体问题的碰撞和磨合,寻求与实际情景相适应的工作方式。

 

 

 

作为方法的群众路线:再造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

 
3

 

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要做[社会调查]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30]七十多年过去,时势转移,但这番认识中国的道理未变。文化研究能否“眼睛向下”,从抽象的文本实践转向生动的现实实践,决定着它是否有能力担负理解中国的当代使命。然而,“实践”不是由轻松自在的生活体验、轻而易举的数据调查和凌虚蹈空的平议清淡组成,它要求实践者热忱坚毅的认知努力,要求自身与现实搏斗的血痕与热温。没有这些艰苦的过程,文化研究便无法找到真正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

面对这样的实践挑战,我们既不可能直接照搬任何西方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又必须找到与中国历史传统接合与联通的契机。正是因此,群众路线显示出特别的认识论意义。不过,重提群众路线,并非是要借助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直接为当代文化研究包装立场化的外衣,而是要在革命运动的明亮与幽暗中,激活这种历史资源的思想活力。从表面上看,群众路线是阶级政治的产物。但是,中共之所以能够依靠这种工作方法推动革命实践,并非只是简单地以阶级眼光来区分敌我,而是在具体工作中充分调动了中国人理解和把握人情事理的伦理资源,由此打开底层群众体认阶级话语的精神世界,并进而打造具有生命连带的共同体意识。因此,可以说,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感知并应和了内在于中国人日常经验的伦理连带感。就此而言,群众路线包含着中国经验的特质。

对于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如果不借助能够包纳和涵括当代中国人伦理经验的中介环节,我们便无法通过理论化的认知视野进入碎片化的现实空间。在这种意义上,群众路线所包含的中国经验特质,为我们提供了反省并重构这一中介环节的思想契机。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将中国现实转化为普遍化的理论表述,而是如何创造这一经验性的中介环节,即如何重建碎片化体验与总体性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当代文化研究中流行的表征模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经验构型。一方面,既定的西方理论将被相对化,并在与经验的碰撞中激发形塑现实的话语力量;另一方面,流动的现实生活将被引向更具创造性的实践空间,从而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理解提供可能的伦理根基。在我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论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破除当代文化研究的种种迷障,重塑其现实感和问题意识,真正打开更具创造性的实践空间。

 

注释

[1]倪文尖:《希望与陷阱:由几篇习作谈“文化研究”》,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2页。

[2] 譬如,王晓明对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课程设置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多方面拓展了这个专业学生的学术能力和视野。

[3]倪文尖:《希望与陷阱:由几篇习作谈“文化研究”》,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7辑,第112页。

[4]参见陶东风、邹赞:《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本土实践——陶东风教授访谈》,《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参见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参见戴锦华、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7]参见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8]在这种意义上,竹内好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1960)、沟口雄三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孙歌讨论的“作为方法的日本”(1992)以及陈光兴倡导的“作为方法的印度”(2010),都是非常有益的思想尝试。

[9]“结构性感受力”是贺照田在《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一文中提出的分析概念。详细论述参见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49-52页。

[10]参见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1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群众路线的这种变化并非线性蜕变的过程,中间也经过曲折反复,以及再度复兴,并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困境的应对策略。相关研究参见陈柏峰:《群众路线三十年(1978-2008——以乡村治安工作为中心》,《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吕德文:《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12]邹傥:《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彭俊军、陈兴玛译,《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12-13页。

[13]詹姆斯·汤森:《中国的政治》,见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557页。

[14]详细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其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15]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9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22页。

[16]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9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

[17]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9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18]毛泽东:《政策和经验的关系》(194836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74页。

[19]对于“经验”中介作用的精彩分析,请参见程凯:《“有领导、有秩序”的群众运动——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政策与经验》,会议论文,“1950-1953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社会、文化、生活意涵”,北京,2014426-27日。

[20]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第66-95页。

[21]吕新雨:《“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2011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的发言与补充》,《电影艺术》2012年第5

[22]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9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

[23]参见贺照田:《为中国 脱中国 再中国——重读陈独秀、梁启超、严复有感》(上)、(下),《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89期。

[24]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曾有著名的概括:国民党和蒋介石打造了中国的上层结构,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再造了中国的底层结构。(参见《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第295页)但这个判断只说对了后半句。事实上,国民党最终并没有成功,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正是上层组织的溃败。(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

[25]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9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26]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9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220页。

[27]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1951,《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25页。

[28]杜鹏程:《战争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第47页。

[29]参见冯雪峰:《论〈保卫延安〉》(1954718日),《保卫延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1-25

[30]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16页。

[31]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譬如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农村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对张庄革命运动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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