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忘记过去就没有未来——光州纪行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荣剑:忘记过去就没有未来——光州纪行
荣剑:忘记过去就没有未来——光州纪行
关键词:光州事件 民主化运动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由市民自发的要求民主运动发生在韩国光州。当时掌握军权的全斗焕将军下令武力镇压这次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死亡和受伤。今天,光州成了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按照韩国现行史观的看法,光州民主运动为继承和发展韩国历史上的民众抗争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民主运动是为了反抗军事政府的压迫体制而引起的,在民主运动中,民众走在了历史的前面,通过工人、农民、贫民、学生、宗教人、文化艺术家、知识分子、一般活动家等各个行业和阶层的团结,实现了民众民主力量的飞跃式成长。

  到光州去


  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去趟韩国,差不多快跑遍韩国了,但一直没去光州看看。韩国的城市大同小异,有自然景观而缺人文景观,光州因办有“光州双年展”而在亚洲当代艺术领域尚有一定影响。我这次去光州,并不是冲着它的双年展,因为没到展览的时间,而是冲着它的一段历史:发生于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韩国史称“五一八民主运动”。年初,我写了《历史的真相与和解》一文,其中首先提到了光州事件的发生和影响,我的着眼点在于,韩国在政治转型之后是如何处理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确定专门去趟光州,实地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风雨之后,是否还保留着对那段血腥历史的记忆。


  光州地处韩国西南部,是全罗南道的首府,为韩国第五大城市。这次因为要去光州,和韩国朋友聊起这座城市,没想到的是,韩国不大,地区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情绪还非常严重。我的韩国朋友是一个雕塑家,他出生于韩国东部,按他的说法,东部的韩国人从来就和西部的韩国人说不到一起去,尤其是对光州人抱有很深的成见,普遍认为光州人好斗、偏执。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是全罗南道的木浦人,属于泛光州地区,这位资深的政治领袖和光州的民主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金大中的左翼立场以及他在当选总统后实行的北方政策,并不为东部及首尔的中产阶级所接受,由此导致了韩国的东西政治对立。我的韩国朋友对我解释说,为什么韩国政府会给予光州以民主化运动发源地的地位,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分裂。


  虽然我的韩国朋友对光州抱有明显的地域“歧视”,但他还是非常乐意陪同我走一趟,为此他还找了他当兵时期的老上司,一个韩国前陆军上校,随我们一起前往。这位退役上校在光州事件发生时正好驻军光州,担任上尉通讯官,他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显然还保留着当时官方的说法,认为事件最后走向不可控制是因为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不能完全把责任归于军方。我问他究竟是谁首先下令向平民开枪的,他说没有这个命令,开枪是士兵在情急之下的自发行为。他的这个说法并不离谱,就现在披露的真相来看,谁下令开枪至今还是个迷。或许,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

 


  7月29日,我们从首尔出发,开车近五个小时到达光州,到了后第一站就去了五一八民主公园。公园位于全罗南道道厅门前,紧挨着它的就是五一八民主广场和纪念厅。公园是最早建立的,现在看起来略显简陋,但公园纪念碑前耸立的那尊举臂高呼的学生塑像依旧让人深感激动。纪念碑上镌刻着从1980年5月17日到27日这十天的大事记,每天精确到分时。我的韩国朋友向我大致翻译了大事记的内容,特别向我说明,在5月19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士兵向平民开枪,打伤了高中生金英赞,这引发了市民的极大愤怒,由此使事件迅速恶化。5月20日,士兵打死了两个市民,同天也有4个警察死亡。5月21日,事件完全失控,军队派空降兵、坦克车和装甲车大举进攻市区,在锦南路和道厅门前发生血战,导致学生和市民大批死亡。直到5月27日,光州起义在军队的血腥镇压下被完全扑灭。看着这样一个大事记,我仿佛看到了当时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个冰冷的石碑后面,历史其实依旧鲜活。


 


 


  在民主公园旁边,是气势磅礴的五一八纪念广场。这个广场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建筑整体庄严肃穆,广场正中迎面而来的是两个市民拖着一个垂死的同伴勇敢向前走去的大型雕塑,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在雕塑后面,无数支白色旗杆高低错落排列,远看如同大海的巨浪呼啸奔来,它们簇拥着正中间的黑色建筑物——五一八纪念大厅。进入大厅,正中站着一个母亲怀抱死去孩子的雕像,雕像后面的黑色墙上,铭记着数千名参加民主抗争运动的人员名字。和纪念墙相对的是一个大型浮雕画面,其中最醒目的是一双士兵硕大的军靴,它象征着军人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走出大厅,环顾四周,不远处高耸着韩国最有名的KBS电视大楼,33年前的5月21日,因为学生和市民不满KBS的歪曲报道,愤怒地用一把大火把它烧了。现在,这座大楼依旧耸立在那里,在经历了那场大火之后,它是否已经催生出新闻自由的精灵?


  参观完纪念广场,已经是下午五点了,问了下市民,国家公墓在远郊,韩国朋友问我还去不去,我说当然要去了,于是,我们又直奔墓地。墓地全称为光州五一八国立墓地,于1997年建成。光州事件前后十几天时间,造成了平民的巨大伤亡,确切的死亡人数至今不详,最初的官方统计人数不足200人,后来扩大到约270多人,因为有许多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又被陆续补充到死亡者的名单里。光州事件刚刚平息时,死难者被市民用手推车和清洁车运到望月洞墓地,草草埋葬在那里,直到国立墓地落成,他们又被迁葬到这里。在被整个国家认可之后,他们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墓地大门上楣写着四个大字:民主之门。的确,从这里进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墓地,这里长眠的国家有功者(韩国的国家评价),用他们的生命孕育了一个新生的韩国,他们的牺牲是这个城市永远无法平息的痛,也是这个民族最辉煌的一页,没有他们,韩国的政治转型或许还要等待许多年。

 


  进入大门,迎面看到墙上的两张宣传招贴,一张上面写的韩文是:忘记过去就没有未来,正是这个话促动我写下这篇文字。另一张上登着一个14岁男孩的头像,他是光州事件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看着他充满稚气的脸庞,我实在无法想象,在那个夜晚或白天,在锦南路口或道厅门前,这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被一颗无情的子弹夺取了生命。孩子是每个民族的未来,他们不应该为结束黑暗的统治而承受牺牲,他们理应享受成人们为他们所创造的好的制度和好的环境;然而,在韩国从黑暗到光明的转折时刻,冲在第一线的都是那些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学生,他们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他们是韩国的民族之殇。


  整个墓地占地非常大,按韩国传统风俗设计建设,除了墓区之外,还建有纪念大厅,里面展示了五一八民主运动的各种实物和图片。墓地广场上,东西对立陈列着两个展现光州市民抗争的大型群雕,背景则是由一系列浮雕组成,这些艺术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光州事件的各种场景,人们进入期间,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在墓区的北坡,人们拾阶而上,满眼都是肃穆伫立的墓碑。这里一共躺着677名死难者,我走在他们的墓碑前,看不懂韩文,无从知道他们的生平,但他们的生辰年龄写在那里,一目了然,都是那么年轻,那么阳光,和现在大街上奔走不息的年轻人并无两样。这是两个时代,两种命运,葬在这里的数百个英灵,其实就是埋葬旧时代的先驱者。在他们现在长眠的墓地前面,耸立着一座高达数十米的纪念碑,碑体如同高高举起的双臂,中间托着一个圆形物,象征着民族之魂。光州事件的死难者被埋葬在这里,然而历史并没有被埋葬,历史在这里被发扬光大。


  光州事件回眸


  光州事件的发生,在韩国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进程中,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它以这么激烈的形式出现,又具有当时特定情势所赋予的某种偶然性。光州并非是韩国的政治中心,在威权统治的长链中,它毋宁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正是在这个薄弱环节,韩国风起云涌的民主抗争运动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是一场提前到来的、双方都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对决。


  上世纪70年代末,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化运动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以“国家安保”为名义而建立起来的剥夺公民部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学问、良心自由的“维新体制”,遭到了国民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维新体制”的重大危机出现在1978年12月12日举行的第十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在这次选举中,动员了巨大国家资源和金钱的执政党——共和党,仅仅获得31.7%的有效选票,而在野党——新民党却得到了32.8%的有效选票,另一个在野党——统一党也取得了7.4%的得票率。这意味着在韩国历史上,在野党首次在国会议席上超过了执政党。迫于这次选举结果,朴正熙的维新政权不得不实行柔和政策,于1978年12月27日提前释放了前新民党总统候选人金大中。继而,在1979年5月29日新民党全党大会上,金大中和金泳三结成联盟,前所未有地形成了政治反对力量的整合,极大地鼓舞了韩国国民的民主化运动。


  在民主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朴正熙统治集团并未顺应民意,加快政治转型,反而是重走老路,重拾专制手段,变本加厉地压制国民的民主要求。他们动用国家机器连续不断对反对党采取限制措施,软禁金大中,将金泳三驱除出国会,强行分裂新民党,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没有压制住国民的民主化热情,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加剧了政治危机,更严重的是,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1979年10月26日晚,在韩国执政长达18年之久的朴正熙总统在其家宴上,被其情报部长金载圭乱枪打死,这一突发事件瞬间改变了韩国的政治走势。


  朴正熙的死亡,为以全斗焕少将为首的韩国少壮派军人集团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时机。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从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郑升和上将手中夺取了陆军本部指挥权,进而控制了代总统崔圭夏,使韩国实际进入到全斗焕的威权时代。但是,朴正熙时代的意外终结,文人崔圭夏行使总统职责,使韩国国民还是看到了军人统治集团还政于民的某种希望,加上崔圭夏在正式履行总统职位之后立即承诺进行民主改革,由此在韩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首尔之春”,而推动“首尔之春”的先锋力量就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


  韩国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首先是从重组学生自治会开始的,运动的中心在首尔。1980年3月,各大学进行学生自治会的选举,4月进行了学园民主化斗争,从4月中旬起,学生运动转向了反对兵营集体训练。从5月1日起,学生运动从校园的民主运动转变成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学生的政治诉求开始从学校自治层面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提出了“解除戒严令”、“中止政府宪改”、“保障劳动三权”和“清除全斗焕维新余孽”等要求,并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走上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学生运动日趋高涨的时刻,反对党及其政治领袖既想借助学生运动的力量给执政党施加压力,以此加快全国民主化进程,同时又担心学生运动会激化和军人集团的矛盾,为军人集团的武力干政创造口实。而军方确实在这个时候酝酿着全面镇压学生运动的预案,调兵遣将,将其“忠正部队”派遣到各大城市,做好了进入紧急状态的准备。面对这样复杂险恶的情势,反对党的主要领袖,如金大中金泳三等,从5月14日到18日这四天时间里,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第一线,放弃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和支持。也就是说,学生运动是在孤军作战。
 

5月14日,首尔地区27所大学约7万名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但并没有得到市民的呼应。游行持续到15日,市民不响应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反对党只是紧急呼吁政府不要用强硬手段来对付学生的示威活动。由于得不到社会各界和反对党的支持,首尔各大学总学生会决定从街头撤回到校园。5月16日,首尔的学生街头抗争活动基本趋于平息。


  政治风暴从政治中心首尔刮起来后迅速向全国其他城市蔓延,当这场风暴在首尔停息之后,却并没有在其他城市也戛然而止。光州作为全罗南道的首府,自然成为全南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心。和首尔一样,光州也是在5月14日那天开始了学生的街头示威行动,而市民同样采取了旁观的态度。示威进行到16日,光州大部分大学和一部分高中生及少数市民,共约5万人参加了“民族民主化圣会”活动,并于当天晚上举行了火炬示威,示威者是以这种方式宣告结束为期三天的游行示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天里,游行秩序井然,学生和警察并未发生任何冲突,双方都保持着充分克制和理性的态度。


  就在5月16日光州学生结束游行示威的第二天,即5月17日,全斗焕集团完全不顾学生运动已经平息下来的现状,召开了戒严司令部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向总统建议,全国扩大紧急戒严,各学校停课,解散国会,设置国家紧急对策委员会。崔圭夏总统在军方的胁迫下于5月18日凌晨零点下达了全国紧急戒严令,而军方则在17日夜晚就开始行动,拘捕学生代表,进而拘捕了数百名反对党人士,包括金大中等26名重要政治人物。光州自然也在戒严的范围之内,18日凌晨零点前后,光州各大学被戒严军占领,数十名学生领袖被逮捕。


  军方的戒严行动在韩国各地迅速控制了局面,但唯独在光州遇到了激烈的挑战。5月18日上午约9点,学生在全南大学正门前自发地举行示威,抗议军方的戒严行动。起初,参加示威的学生只有一百余名,后来扩大到二三百名,到下午约1点就被警察不费力地驱散了。如果这个时候,军方稍有克制的态度,后来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就绝不会发生。但是,军方并没有克制,相反,它开始了有计划的镇压行动。当天下午4点,第7空降部队向道政府方向前进,途中和市民发生冲突,士兵以暴力手段肆意殴打反抗者;至晚上,冲突加剧,数百名学生和市民用石块反击戒严军,事态已经开始失控。


  5月19日,军人和警察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森严的警备,造成恐怖气氛,全市人心动摇,商店大部分罢市,工人停工,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上午10点,在锦南路,聚集了数千人自发地同军警对峙。为了驱散这些人,军警先发射催泪弹,在无效的情况下,士兵用棍棒和刺刀为武器,野蛮镇压示威者,再次造成大规模流血。这极大地激起了光州市民的愤怒,引发他们更加激烈的反抗。此时,光州的抗争运动已从学生为中心转向了以市民为中心,光州整个城市都被动员起来,形成了和戒严军的对决局面。


  从5月20日开始,形势急剧恶化,从大事记上看,每天每时每分,市民和军警的冲突程度都在不可控制地持续升级,市民参与抗争的人数已从数千人上升到数万人,市民不再是一打就散,而是形成了和军警的攻防对抗,人群如潮水般地在街头上涌来涌去,迫使戒严军向后退却。当天晚上,KBS电视大楼被愤怒的人群点火燃烧,市民以此抗议它只发出政府的声音。至晚上11点,光州火车站突然响起了枪声,这是光州事件中戒严军第一次开枪,打死了两个市民,由此使事件转向了全面的武力对抗。21日上午10点,街头上抗议的群众已超过十万人,他们手持棍棒石块,严阵以待。戒严军司令官李熹性发表“光州事态讲话”,他把光州事态定性为政府反对派和北韩间谍操纵的破坏国家的行为,强调戒严军的自卫权以暗示将用开枪的方式来平息事态。当天下午1点,戒严军在锦南路一带对示威群众大开杀戒,瞬间死伤就达数百人。对于这次引发极其严重后果的开枪行为,事后在调查中,居然找不到直接下令者,至今依旧还是一个悬案。


  面对戒严军残酷无情的镇压,光州市民组成了“市民军”,用各种方式寻找武器,以暴抗暴,和戒严军进行巷战,并于当天晚上8点占领了道政府,把戒严军从城区驱逐出去。随后,由神父、牧师、律师、教授和政治人等20余人成立了“收拾对策委员会”,行使对城区的自治管理和领导对戒严军的抵抗与谈判。但是,在如何对待政府处理光州事件的问题上,对策委员会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出现了强硬派和稳健派,最后是强硬派取得了主导权,他们要求对光州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为死难者举行市民葬,释放被捕的学生,对受害者进行必要的赔偿。这些现在看来完全合理正当的要求,却根本不能被当时的军人统治集团所接受,在他们眼里,光州事件就是一场叛乱,必须无条件的予以镇压。


  5月27日,戒严军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于凌晨1点对光州城区发起“尚武忠正作战”,共投入了三个空降旅团,两个陆军师团,以及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和机甲学校的士官生,至早上5点,戒严军即完成全部战斗任务,重新占领了光州城区。至此,光州“五一八民主化运动”在晨曦中划下了最后的句号。


  光州事件之后


  光州事件被军人集团武力镇压之后,韩国民主化运动重新进入了黑暗时期,数千名参与光州事件的市民和学生被控以暴徒名义而受到审判,接受不同刑期的惩罚。反对党也遭到重大打击,金泳三被软禁,金大中、金钟泌等被拘捕,崔圭夏总统开始的“首尔之春”被终结。在全国普遍弥漫的恐怖气氛中,全斗焕则彻底暴露出其专制本性,于1980年8月16日,胁迫总统崔圭夏下野,8月27日,又指使其御用机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自己为总统,从而登上了韩国最高权力的宝座。


  光州五一八民主运动看起来是以失败而收场,但这场运动进一步加深了韩国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加快了韩国政治转型的步伐。光州市民在遭受了巨大的牺牲之后,并未退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相反,他们以各种方式继续参与到和威权统治的斗争之中。


  1981年,光州事件的死难者家属成立了“五一八义举遗属会”,决议要求为光州事件平反,为牺牲者恢复名誉。1982年,光州事件的受伤者在光州武珍教堂成立了“五一八受伤者无等山联欢会”。以后又成立了许多类似的团体,每年五月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以持续保持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进而化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光州成了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按照韩国现行史观的看法,光州民主运动为继承和发展韩国历史上的民众抗争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民主运动是为了反抗军事政府的压迫体制而引起的,在民主运动中,民众走在了历史的前面,通过工人、农民、贫民、学生、宗教人、文化艺术家、知识分子、一般活动家等各个行业和阶层的团结,实现了民众民主力量的飞跃式成长。光州以民众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和民众所付出的牺牲,起到否定威权统治合法性和道德性的作用,使得军人政权声名狼藉、民心丧尽,光州事件成为威权统治无法面对而必须面对的一笔历史债务,它最终就是因为无法偿还这笔历史债务而陷入政治破产。


  韩国民众的自主抗争运动,的确在韩国政治转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光州事件之后仅仅不过六七年的时间,民主化运动在广大民众的推动下,在韩国全境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社会各个阶层均被动员起来,有上千万人签名呼吁宪改,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民众的强大力量最终迫使统治者于1987年做出还权于民的明确承诺,按国民要求适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在这个民众总动员的过程中,反对党及其政治领袖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但是,根本性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于广大民众,民众自觉地意识到了宪政民主的重要性,直接参与到民主化运动之中,由此形成的强大力量已不是威权统治者依靠武力所能遏制的。


  在民众自主的抗争运动中,韩国校园抗争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了。1984年,由大学教授、学生联合社会各界,成立了“光州事态查明真相委员会”,以推动光州事件真相的公开化。同年,42所大学代表在延世大学组成“反独裁民主化斗争全国学联”,进一步加强学生运动的全国联合,并于1985年在高丽大学成立了全国学生总联。学生自治组织以查明光州事件真相为突破口,反复地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举行全国性的游行示威。他们曾以“五月的那天重新再来”为主题,进行“五一八真相与我们的觉悟”等活动。正是在学生运动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反对党新民党于1985年5月30日联合130名议员,共同签署了“围绕光州事态真相调查的国政调查决议案”,首次在国会将光州事件真相调查合法化。


  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教授们不再沉默,而是和学生们站在一起,成为校园抗争运动中最富理性和道德的力量。1986年4月,43名全南大学教授发表了题为“遭受光州悲剧的我们对祖国的现实深表忧虑”的时政宣言。5月,中等教育协会所属的546名教授发表了“教育民主化宣言”,由此推动了该协会后来在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民主化实践。1987年4月,193名文学人士发表敦促修宪声明,6月,首尔市区51所105名初高中教师发表时局声明要求政治和教育民主化,7月,全国28所大学共80余名教授成立“走向民主化的全国教授协会”。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大学教授被广泛动员起来,他们不断地联合签署声明,要求政府加快民主转型步伐。尤其是在1995年8月,韩国各大学的教授,前赴后继,连续发表声明,至9月,共有91所大学5千余名签名教授组成了联谊会,形成了巨大的声势。


  光州事件之后的韩国民主运动,并非局限于校园,主体也不仅仅是学生和教授,宗教人士在推动光州事件平反和促进韩国民主化运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82年,韩国天主教枢机主教金寿焕发表谈话,对于隐藏釜山美文化院纵火者金铉奖而遭拘留的崔基植神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作为祭司的最佳选择。1985年1月,由咸锡宪、池学涥主教和金在俊牧师等22名在野人士组成了“在野洽谈会”,2月,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展开言论基本法修改运动,要求落实公民言论自由权利。1986年,天主教首尔大教区125所圣堂举行祈求正义与和平的时局祈祷会,全国牧会者正义和平实践协会发表“争取民主宣言”,曹溪宗等152名僧侣发表民主化时局宣言。1987年,针对全斗焕的所谓“护宪措施”,金寿焕枢机主教再次走到前台,在复活节上致辞谴责全斗焕倒行逆施的行为。在大主教的感召下,光州和首尔有多达数十名神父,包括80多名修女进行绝食祈祷,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来的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数百万天主教徒和上千万的基督徒,包括一部分佛教徒,都参与到了世俗化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为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国民的自主抗争运动,充分体现出韩国国民性的顽强一面,有不屈不饶的斗志,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志士。1985年8月15日,工人洪起日在YMCA正门散发传单时焚身自杀,这是第一起为追求民主事业而以自我牺牲唤醒民众的先驱。自他之后,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前后竟有近20名学生、工人和市民采取了自焚、跳楼甚至切腹等自杀行为,以表达他们对专制统治者的决绝立场。如1986年5月20日,首尔大学学生李东洙在文益焕牧师讲演会的途中焚身自杀;同年6月6日,市民姜相喆在木浦站广场高呼要求民主化和五一八真相的口号焚身自杀;8月12日,10余名焚身、跳楼自杀工人家属成立民主化运动遗属协会。而影响最大的自杀事件发生于1987年5月15日,首尔大学学生赵城晚高喊立即释放良心犯,在明洞圣堂剖腹投身自杀。这一系列极端的以生命为代价的悲情事件,对韩国国民心灵产生了极大震动,促使他们形成了加快民主化转型的迫切心理。


  正是借助于校园的民主化运动、宗教人士的强烈介入和社会底层的浴血抗争,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均被充分动员起来,为反对党要求改变威权统治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1986年,以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反对党人士,发起了“一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1987年6月,为反对全斗焕所谓在1988年奥运会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决定,反对党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宪。仅在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数千次示威,参加人数达上千万人之多,引发的流血冲突数不胜数。这个被称之为韩国的“六月抗争”运动,对统治者形成了难以抵抗的压力,用金大中当时的话说:“我国已经有无数的人下定决心,甘愿为民主事业作出牺牲。在朴正熙执政的年代,政治犯大约有420人,现在已经增加到2000人以上。我有个粗略估计: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恢复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愿意坐牢的人大约有2万到100万人。”
 

  在韩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也给韩国执政者施加了巨大压力,尤其是美国和国际奥委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全斗焕政府倒行逆施的行为。美国在参众两院均全票通过了敦促韩国加快民主化的决议案,国际奥委会则威胁说如果韩国政府不明确作出民主化承诺,将取消韩国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国内国际的大势所趋之下,全斗焕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作出还政于民的承诺。1987年6月29 日,卢泰愚代表全斗焕发表总统直选、金大中赦免复权等八大项目平息时局宣言,这个宣言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打开了大门。


  民主化转型的开始,同时也是光州事件平反的正式启动,原来民间的自发行为,转化为国家行为。卢泰愚于1988年当选总统后,发布了政府对光州事态的治愈对策,首次从政府立场出发承认光州事态的性质是“市民和学生努力争取民主化的结果”,并承诺对死亡者的遗属和受伤者进行财政支援和工作安排。国会通过了光州真相查明特别委员会等7个框架决议案,成立了以总理为首的光州事件真相听证会,要求时任的军事长官作为证人出席,说明光州事件的镇压过程、军事长官的任务和开枪命令的责任认定。反对党则在1990年依靠国会的多数席位,突袭通过了关于光州补偿法等26个法案。


  1992年,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阻止光州事件彻底平反的制度障碍被完全清除了。金泳三在当年12月一次敬告国民的谈话中强调:“平反历史乃名誉革命,要清算军事文化和放逐政变的幽灵”,由此确定了解决五一八问题的五大原则,即查明真相,惩罚肇事者,集体补偿,恢复名誉,纪念事业。围绕着这五个原则,国会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将全斗焕、卢泰愚等有关新军部的10人,以内乱目的谋杀和企图谋杀罪,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1997年4月17日,全斗焕被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5月9日,光州五一八抗争运动被公布为国家纪念日;5月16日,位于光州云亭洞的国立墓地举行竣工典礼;5月18日,政府首次举办五一八纪念典礼。至此,历史的罪人终于受到审判,光州事件的沉冤者终于得到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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