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 宿舍劳动体制让中国没有变成“贫民窟帝国”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潘毅: 宿舍劳动体制让中国没有变成“贫民窟帝国”
潘毅: 宿舍劳动体制让中国没有变成“贫民窟帝国”
关键词:贫民窟 集体宿舍
为什么中国在迅速工业化之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数量高达2 7亿之多的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们何处安居?研究者将这些问题聚焦到宿舍劳动体制,指出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借助这个空间,既能在城市中建立熟人社会的关系网,又能延续社会主义的某种集体主义传统,还能对接资本主义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便于资本对劳动力的管理与控制。换言之,它调动了传统的、日常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经验和遗产,使之为全球资本积累服务。也正是宿舍劳动体制,才让中国没有变成“贫民窟帝国”。


2013年夏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深圳工业区工人集体宿舍的一群女工中间,她们在工厂区的小卖部一边聊着天,一边看着电视剧。在工厂里小卖部是一片开放的区域,大多数工人都是在这里度过他们非常有限的闲暇时光。平日里,整个工厂大门紧闭,工人们住在厂区内公司大楼南边的五栋宿舍楼里。宿舍里,一些女工正抓紧时间冲澡、洗衣服,还有一些则在结束了长时间的工作后享受难得的休息时间。工人们因为在出卖劳动力的城市里无处可去,不得不住在离公司很近的公寓里,或者挤在公司提供的住宿里。中国的新兴工业化城镇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人集体宿舍,一栋楼往往可以容纳上千人。在寒冷多风的夜晚,宿舍走廊上晾着的衣服就像各国彩旗一样上下翻飞。这是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旗帜,标志着资本无国界,也象征着社会主义大地上的苦难。

 

中国的世界工厂,依靠宿舍劳动体制,保证了中国新工人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进行重构和抗争。沿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轴心,我们认为不管资本、工业和个人的具体境况如何,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最大特征是对宿舍劳动体制的“系统性”应用。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宿舍劳动体制通过不同级别的空间化劳动,逐渐演变为控制、压榨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这一体制还包含了异常复杂的阶级矛盾,而这些矛盾引发了工人通过日常和集体抗争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的反抗。

 

 
什么是宿舍劳动体制?
 
 
 

2005夏天,我在东莞迪斯尼供应厂的宿舍楼三楼见到了阿梅。跟第一代女工在宿舍里书写家书不同,新一代女工现在用手机给亲人、爱人发短信。阿梅说“宿舍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没有生活的。但是谁介意呢?连工人自己都不介意”。这里的宿舍只有30平米那么大,却住着8位女工,每人仅拥有一张床和一个私人柜子,8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也在洗手间里洗澡。我们以为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在第一代打工者,这么大的宿舍里一般住着超过二十个女工,相比之下,第二代女工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不用工作时,阿梅和其他女工除了待在公司宿舍很少有别的地方可去。阿梅觉得待在工厂宿舍是没有自由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跟住在宿舍相比,她们更愿意在公司附近的村庄里租房居住,一般四五个人合租一套房。在这里,日常劳动再生产以最基本的形式存在着。只要住在集体宿舍,工人就等于把居住权交给了资本,形成了农民工的暂时性。农民工对于资本来说只是暂时的、一次性的。但这两种性质却有助于资本不断榨取工人的劳动价值。不管工人何时离开、走到哪里,宿舍劳动体制都等着她或他。城市中无处栖身?不要紧,公司会帮助你。只要还能压低工人工资,只要工人还得承受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公司便很乐意为农民工提供住宿。就算资本没有刻意创造宿舍劳动体制,宿舍也成了资本榨取劳动力、压缩劳动成本最有效、最有力的空间。

 

什么是宿舍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以工厂体制下日常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重构为特征,将工作空间和住宿空间高度压缩在了一起。公司通过在工厂附近提供住宿来安置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此过程中将空间、国家和资本结合在了一起,促进了全球生产。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剥夺了农民工阶级在城市居留的公民权。对于农民工来说,微薄的收入更是杯水车薪,他们根本无力支付在城市里的住房开销,于是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住进雇主提供的宿舍。对很多观察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奇迹,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还因为虽然每年在城乡之间移动的农民工有2.7亿人之多,但是中国却没有因此变成“贫民窟帝国”。是什么吸收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呢?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城市没有重蹈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覆辙,在快速工业化后出现贫民窟呢?宿舍劳动体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城镇,宿舍的应用是广泛而系统的,宿舍除了为农民工提供暂时栖身之处外,也让公司实现了对劳动的控制,因为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在资本和国家的推动下实现了高度整合。宿舍劳动体制产生了快速流动的劳动力,他们在城乡之间来回穿梭,在工厂之间更换着工作。正是这种流动性让资本控制了工人的生活空间,让国家控制了劳动者的居住。

 

要理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的特殊形态和快速流动工人阶级的形成,性别是关键。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批内地农民工涌向工业城市,新兴的出口导向型产业首选雇佣的是那些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们是手指灵活、“温顺”、“驯服”的劳动主体,因此在工人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在服装、玩具和电子行业,女工的比例甚至高达70%,是她们形成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那时,单身女工的年龄大多在18到25岁之间,她们每天能工作14个小时,没有周日和公共假期。那是资本的黄金时代,因为新工人阶级尚能提供充足的、理想的、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在所有部门资本开始快速积累并扩张,偏爱女工的用工形式快速增长,所以女性劳动力很快便用完了。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来临了,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用工越来越吃紧。以前,未婚男性被当成是不稳定的劳动力和麻烦制造者,但是现在,未婚男性也走进了工厂的大门。已婚男女紧随其后,尽管他们已不再年轻,精力也不再充沛,可能无法应付白班、夜班连轴转的辛苦。如今在新兴工业城镇,因为用工吃紧,服装厂、电子厂和玩具厂都将目标瞄准了男性和已婚女性。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目睹了不同性别打工主体的诞生,他们在特定的生产空间被性别化。
 
 
中国宿舍劳动体系的起源
 
 
 
中国宿舍劳动体制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重构下的新的空间修复,在工业化进程中,宿舍式的用工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工厂宿舍第一次出现是在二十世纪初,规模还十分有限,那时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将大量外国工业资本带入中国。在对从世纪初到四十年代的天津棉花、丝绸工人进行研究时,贺萧(Gail Hershatter,1986)发现,外资企业通过雇佣外地女工,并将她们安置在宿舍中,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劳动成本。贺萧指出:
 
“如果可以,天津作坊主更愿意将工厂建成一个封闭的空间,由他们提供服务,由守卫进行安保。但是工人们却用脚投票,反抗这种试图将居住变成“训规工具”的打算。”
 
韩起澜(Emily Honig)对三十年代上海棉纺女工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也发现承包商会雇佣帮手守卫宿舍,甚至在假期和非工作日也严加看守,结果女工不得不睡在一起,还要忍受承包商的性侵犯、拥挤的居住环境、恶劣的卫生条件。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一书中也提到过,在解放前的上海,第一代工人主要由技艺高超的工匠组成:
 
首先......工人们被要求住在宿舍,但是工人数量很快超过了宿舍1500人的容纳上限,于是很多工人便搬进了附近的住宅。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工人往往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久而久之在这家兵工厂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广东帮(1993: 36)。
 

裴宜理认为,虽然因为同乡关系而形成的分化不会阻碍阶级意识的发展,但是只有通过共处一室和共住一区,工人之间才能形成关系网,才能孕育集体行动。裴宜理在书中还记录了解放前上海工人阶级所扮演的反叛角色。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城市里的国企也开始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宿舍。但是这时,宿舍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为工人全家都能住上企业提供的单元房,因此工人阶级也被认为是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社会主义时期的居住政治经济学与当代截然不同,那时的“单位”就像公社一样,为工人提供工作、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终身福利。如今,社会主义“单位”体系已经在城市改革中分崩离析,改革也粉碎了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控制户籍制度,资本提供工厂宿舍,工人缺乏独立住宿,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代宿舍劳动体制变得更有支配性、更广泛、更全面了,这样的宿舍体制不管是在中国历史还是亚洲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今天的宿舍劳动体制是独特的,因为宿舍的提供面向所有农民工,不分行业,不分资本类型,不分部门,不分地点。

 

因为家乡缺少工厂,新打工主体才出来打工,他们在不同省市之间来回穿梭,在工厂和宿舍短暂停留。他们的流动性受两大社会条件所塑造:第一,农民工有将劳动卖给全球资本或私人资本的“自由”,这两种资本在改革时期的中国是允许出现的;第二,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控制人口数量和人口流动,通过限制工人的自由流动来满足跨国资本和城市发展的需求。这两个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一方面农民工拥有在城市里工作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受到阻碍,不准他们在城市永久定居,不准他们发展成为新工人阶级。除了缩减劳动成本,宿舍劳动体制也影响了外企和私企的管理体系。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公司对劳动力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规定工人必须住在宿舍,根据生产需要增加工作时间,公司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弹性利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那样,工作日长度可以在社会和身体能够接受的限度内进行调整(1990[1867]),通过宿舍,雇主可以对“社会”限度在很大程度上进行操控。跟一般工作所导致的“正常”工作和家庭分离相比,宿舍劳动体制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施加了更广泛的控制。

 

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遗产杂交的产物,它重新连接了生产和日常社会生产,服务于全球资本积累。
 
 
 
勾画现代宿舍体制
 
 
 

我们将以一家高级服装厂为例,说明现代宿舍体制的运作。我们200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银光服装厂,并于2013年对这里进行了回访。中国银光服装厂是一家位于上海的合资企业,主要生产服装和内衣,30%的产品销往欧洲,买方要求服装厂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在全球分包链上,银光服装厂尚处于较高的位置。因为台湾资金的注入,公司可直接跟欧洲买家联系。跟建筑业一样,服装行业也通过复杂的分包体系组织生产,一家公司的供应链和生产链往往遍布全球。

 

既然中国银光服装厂打算进入全球生产的流通中,那么对于工厂而言,资本积累空间生产政治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2001年3月银光服装厂迁到了上海附近的一个科技开发区。该区由政府新建,旨在吸引外企、合资和私企来此进行出口加工。银光服装厂的新厂区表面上看起来很高级、很现代化,工厂新建了一栋三层的生产楼,一个附属的管理区,一个独立的单层食堂(带有厨房)。在巨大的厂区(占地约18000平方米)内,有一片区域尚未使用,服装厂计划在此盖上一栋现代化的宿舍楼,并配上先进的设施。

 

银光服装厂尽管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厂区,却仍然缺少一栋满足SA8000标准和欧洲公司标准的现代化宿舍楼。欧洲公司对服装厂进行了多次视察,加快了现代化宿舍楼的建设步伐。银光服装厂有雇员1000多人,这一数量有助于保留高质量的工人,公司也希望拥有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建立即时补充的劳动体系,这就是为什么银光服装厂要在厂内修建宿舍楼,因为这样可以开展即时(just-in-time)生产体系建设。

 

对于银光服装厂,工厂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为生产而留住工人,预防工人离职。通过严格的管理,将劳动力“限制”在较好生活环境中的做法,其本身就是一种吊诡的管理策略,因为工厂打算留住的工人是具有流动性的、是不稳定的。在中国,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工人离职率非常高,每年从30%到90%不等。

 

银光服装厂在三个地方租了套房和宿舍。其中两居室的公寓给管理人员、工头和办公室文员居住,他们的住宿条件比生产工人要好得多。公寓里配有餐厅、厨房、厕所和带热水的淋浴间。工厂还从政府那里租了住房,作为工人宿舍,每间宿舍可容纳8至16人。这里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难以达到欧洲公司的最低居住标准。宿舍里没有厨房和淋浴;平均1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而且厕所的卫生条件也不达标。宿舍里没有适饮水,工人只能到一楼购买。工厂没安排消防演习,宿舍楼里也没有应急灯,灭火器要么不存在,要么根本就不能用。

 

2013年,当我们再次来到银光服装厂时,高级宿舍楼早已建好并投入使用。宿舍区就像学校一样,有一片空地作为操场,宿舍楼每层都有走廊,还有整洁的客厅。现在,每间宿舍住4到6人,每人一张床,宿舍还提供照明、存储空间、公共厨房、厕所、淋浴、风扇和热水等设施,甚至还装了空调。宿舍楼一楼是图书馆、诊所和娱乐室,供所有工人使用。公司以为有了更好的设施,就能够留住更多高质量的劳动力,留住更多经验丰富、技能高超的劳动力。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一栋漂亮的宿舍楼是留不住劳动力的。

 

在银光服装厂,工人的平均工作年限是两年。保证劳动力的稳定和自律依然是工厂管理的重中之重。因为工厂劳动力尚且年轻,工人的频繁更换有助于降低工资水平,所以工厂留住劳动力的目标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因此,“老员工”也不过是多待几年而已,工厂并不希望改变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口构成。一位已经在这工作了3年的工人告诉我们:

 

“我在工厂算是老工人了。刚开始选择银光服装厂是因为这里工作条件好,但我逐渐意识到,每月就发这么点工资,我永远不可能将家人接到上海生活。好看的宿舍又有什么用?我还是得跟家人分开。”

 

对于很多工人来说,工厂之所以修建现代化的宿舍并不是为了工人着想,而是为了应付跨国集团的检查,检查团总喜欢拿着核对表、一项一项地检查工厂的设施是否到位。通过现代化宿舍,工厂可以实现对工人业余生活的控制。负责工厂设施的经理这样解释道:“公司可对宿舍进行更多的监管和检查。住在宿舍,女工也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他接着说:“男性工人晚上是不允许在街上乱逛的,宿舍也能更有效地控制吸烟”。尽管男女工人的居住条件类似,男工和女工还是被严格地分开,以便工厂控制工人的性行为。

 

工厂之所以通过现代宿舍体制为工人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是因为这样可以对工人的身体和主体性进行长期监控。工厂对宿舍的投入越大,就越渴望对其进行控制。更干净的生活场所、更私人化和个人化的空间指向了一种现代的工业存在形式:一种单向度的人,这种人非常适合为世界级知名服装品牌进行生产。

 

 
结论
 
 
 
通过深入探寻作为新生产空间政治的宿舍劳动体制,我们发现,在资本积累和跨国生产全球化的驱动下,宿舍劳动体制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泰勒制和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线、大众政治组织的出现和福利国家的干预)与各种形式的弹性积累(弹性生产、临时工、国家推出而导致的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的完美结合。泰勒制或者弹性生产范式,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生产的多重空间性。在珠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只有一两千雇员的外资企业被认定为中、小型企业。在服装业、制鞋业、玩具业和电子制造业,每天有上万人在大型生产线前进行着密集生产,这样的情景已成常态。在长江三角洲,雇员超过一万、一万五千人的工厂比比皆是,而且这些工厂不是独立存在的,每家工厂背后都跟着一大批只有一、两名劳动者的家庭作坊。将各种各样的灵活生产体制与传统泰勒制相结合的高度复杂的生产方式由宿舍劳动体制所主导。
 
因此,当下出现的是这样的跨国生产的政治经济:它不仅跟新的经济的规模紧密相连,还跟新的规模的经济有关,在这种政治经济中,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被多重空间化的劳动力受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操纵。在这种空间布局下,中国宿舍劳动体制显得十分突出,这种资本策略是效率最高的、最具主导性的,与全球即时生产配合地天衣无缝。如今,通过要求供应商提供“即时”产品,苹果、迪斯尼、三星等公司终于实现了零售“零库存”。宿舍劳动体制可在生产中将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合二为一,有助于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强制工人加班,从长远来看这是工厂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商业惯例。如此看来,宿舍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包括:工作和居住高度结合,生产和日常的社会再生产为了全球资本使用而重组,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完全被外企或私企所操控。
 
总之,形式多样的宿舍劳动体制,维持了快速流动的劳动力数量以及未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进程,这影响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但毕竟,宿舍劳动体制为新工人阶级奠定了结构性的基础,这是解释当代中国的新工人阶级政治的处于转变中的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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