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姿映:对东亚社会主义人民的表象政治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朴姿映:对东亚社会主义人民的表象政治
朴姿映:对东亚社会主义人民的表象政治
——以1960~1970年代在韩国的李泳泳禧为例
关键词:东亚 社会主义 政治
1970年代的冷战体系是国际上逐渐形成的和谐氛围。然而,在韩国等一国的地域范畴之内,冷战仍然发挥作用,并支配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李泳禧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正产生在这两者之间的破绽上。他的叙述可以规定为一种实践,是介入到国际上和谐氛围和还运作着的冷战逻辑之间的缝隙中,并将一国联系到外边的世界。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论述成为主要参考体系,这促成了对1970年代在此被压抑而缺席的主体构成的问题的思考


    1、序

    2006年在韩国异常地掀起关于“被遗忘的”理论家李泳禧的论争。[1]在后冷战时代,自认为深受1970年代李泳禧思想影响的“新右派”和“中间派”学者们,挖掘并批评李泳禧过去的思想来举行着时代错误式的杀父仪式。[2]对于这些批驳的批判也立刻进行的,因而这讨论一时扩散起来。[3]  然而处于后冷战时期的韩国,这讨论很明显地显示出右派的攻势,他们试图重写1970年代以后偏向于进步倾向的思想的历史,并想逆转其思想的趋势。[4]出版李泳禧全集前后展开的这种争论,[5]使得我们思考“冷战时代

    2006年右派们所提出的对李泳禧批评的主要地点之一,就在于1970年代他的文章偏向于“左”,并且他把中国社会主义“偶像化”。有论者要求他应该具有两非论的视角,也就是说在“暴露冷战反共主义的阴险的本质和被隐蔽的运作机制”的同时,李泳禧应该指出社会主义的问题。[6]这争论看似针对的是是否歪曲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问题,却在忽略1970年代韩国现实情况的前提之下提出来的语境。一系列批判只停止于当初阅读李泳禧著作的时候感到的震惊和简单的意义水平上,而不顾写作的具体条件及其语境,因此将问题脱离了现实,结果使其脱历史化。不过,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拥护李泳禧的另一方也采取了同样的思考模式,他们只强调他们谈论的正当性,并没有把它正面历史化。由此可见,李泳禧的社会主义论述给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极大冲击,不管情绪方面还是理性方面。

    那么,1970年代李泳禧对社会主义中国及其人民的论点是在如何的语境下提出来的?还有,如何展开以李泳禧为中心的当时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进步倾向的讨论,并且这些讨论怎样影响到当时社会和其文化?这个角度是与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官方和主流媒体中再现出来的日常生活的人民再现结合在一起探讨的问题。然而首先表明的是,本文主要探讨与主流媒体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人民不同想象的中国及其人民表象问题。也就是说,本文关注的并不是主流媒体描述方式,而是另类想象方式。关于主流媒体对社会主义人民的再现问题,我只是简单地提起美国学者Hendershot的主张与韩国的情况相类似,他阐述了美国的反共主义宣传并没有单纯地进行,而是和大众、体系以及共产主义威胁论等多方面的机制交织在一起展开的。[7]

    本文所涉及到的时期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国际上正弥漫着“和解”氛围而区域上还持续运作冷战体系,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国际情势的转换时期探讨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在韩国如何被表象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韩国的冷战文化/文化冷战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在仍然存在冷战思维的资本主义分裂国家韩国,思考如何想像、再现社会主义人民,这些问题有助于检讨在东亚洲社会主义人民的表象及其政治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些想象和政治不仅发生在一国之内部,而且交织并竞争在亚洲之内部。首先,本文检讨1970年代李泳禧写作的政治及其形式问题。到目前为止,对此的大多数研究就着重于他作为新闻记者及中国学者的写作上的意义,而这些研究主要以访谈和论文形式着重关注启蒙性和实践性意义。[8]  也就是说,对此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文章所企图呈现的意义、内容和影响方面。然而,将他的文章历史化意味着的,不仅阐明它直接呈现的内容是什么,而且复原它遮蔽了什么语境、语言和意味等等问题。在我看来,他的文章正位于1960-70年代韩国现实和文化空间,以此获得颠覆这框架的恰当力量。因此这篇文章关注的不止是其结果,例如这颠覆的力量起什么作用等等问题,而是建构过程,包括这力量如何以及从何获得的运作问题。

    李泳禧是通过文章和语言进行实践的,因此本文注重文章的叙述方面,即如何被叙述,通过叙述露出并遮蔽什么问题等等。第二节将分析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论述的特征,进而重新思考其在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上的位置。第三节关注的是他运用的报告和观察的语言问题,并检讨这语言起什么作用,在社会历史上具有什么意义,等等。第四节探讨的是他的叙述中突出的旅行记和翻译实践,这样的书写实践为什么被采取,以及如何展开。通过这些分析,我将阐述李泳禧的语言和实践正针对着冷战体系的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他的实践在显示出这体系所具有的限制的同时,还试图跨出这语言和文化所划出的界线。我还打算阐明,在这些实践之中中国社会主义人民表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2、假说(hypothesis)的政治学

    1974年出版的李泳禧的《转换时代的逻辑》的导论,便非常独特。经过将近10年的写作的过程,李泳禧编成了一本有关社会科学的论文集,竟有如下的破格性地表示:“这本书只不过是‘假说的解说书’而已”。那么,我们是将他所展开的论述看成“事实”,还是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把它作为纯粹的“假说”来接受呢?

    哥白尼在《关于天体的回转》上证明了“地动说”,而把这本书委托出版的神学者在导论中插入了诡辩,他声明这本书并不是“事实”而是“假说”。也许什么时代都需要诡辩……一直到在社会被“政治神学”教条支配的那天为止,我满足于假说,……在难以成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的环境之下,我尤其是对于中国问题方面并没有做过“解说者”以上的角色。这样的意义上,经过10年的时间来写作出版的这个选集只不过是“假说的解说书”而已。[9]

    对于导论中“假说”这样巧妙的句子,可以理解为李泳禧确信着这假说会被证明为事实。不过,他并没有力争证明事实,反而大胆地肯定并提出这会是“假说”,这要开辟另有解释的空间。在我看来,这句话针对的,正是李泳禧所要批判的现实结构的核心。这正是指出当时官方反共主义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突出对于中国论点的假说性逻辑,是从反面来揭露官方的反共主义和其里面的中国论点就是“假说”的方式。

    追求事实的文章却标明假说,这是很好地说明文本所生产的现实和语境。在主流媒体将未见证过的“共产主义敌人”的假说作为摇摆不定的事实强加给人们,并且这假说支配着个人的身体和情绪乃至心理的现实之下,以它为背景的一切新闻都只不过是假说。可以说,这是独特的实践方式。李泳禧相信,在无法追求和例证真实的现实中,不以为‘说出真实’就可以突破这种现实的桎梏。这个一般社会认识都主张假说的逻辑,也包括自己的逻辑也是假说,以此正好摆出一个同被封闭追求真实的现实相对峙的架设。勇于主张自己的逻辑是假说,这就震惊性地突出了有关现实,并颠覆了已被颠倒的现实。承认并确认这样的现实就开始产生出“质问冷战时代的神话、偶像、权威的实际情况的怀疑”。[10]

    Robin指出“作为谣言的敌人(enemy-as-rumor)”就是冷战时期国家政策和军事战略的核心。“作为谣言的敌人”能解决对敌人的不确定性问题,并弥补对此的空虚信息,进而能将无法把握的混沌世界重建为熟悉的形式。敌人的形象由碎片化的信息和不纯的假说来组成,这样形成的谣言把远距离的敌人转换为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危险。[11]

    李泳禧的“假说”论述是同Robin所说的“作为谣言的敌人”的说法正好符合,它对应的是冷战时期的舆论战略。这样的逻辑使得虚构的现实浮出在地表上。在《转换时代的逻辑》的第一篇文章《被强迫的权威和言论自由:以越南战争为中心》中谈到“皇帝的新装”的时候,这表现得很明显。这篇文章揭露有关越南战争的机密文件的《纽约时报》的官司事情,从中重新提出对《皇帝的新装》寓言的解释方式的问题。他认为这寓言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少年的英雄故事,或者真实总有一天会被解开来的人生真理。在他看来从这寓言中值得注意的是“构成寓言的过程”,具体来说如何隐蔽皇帝不穿衣服的事实,并且如何运作这些虚构等等。换句话说,文章关注的是这个假说世界及其建构过程,例如,怎样构成并隐蔽冷战的结构和冷战意识以及心理。李泳禧拿这样的“寓言”或“假说”来阐明,建立出冷战逻辑和其文化的并不在于“事实”的基础上,而在于“假说”和“虚构”或“谣言”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他所关注的官方政策和战略并不只贯彻在政治方面,而是要铭刻到个人的身体和心理之中,因而如何文化性地建立出来,或建立成文化问题。[12]这就控制个人生活和思想,其影响力非常之大。

     李泳禧认识到“冷战”或者“反共”并不是永恒的真理,而只不过是“假说”,以此他可以直面虚构的世界。而且,因标榜“假说”而可选择了作为另类性质的另一种假说、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和现实,并拿它作为我们对抗思想和现实的材料以由它展开讨论。换句话说,他企图通过阐明世界的假说性来建构理论化框架。这阐述了冷战时期构成世界的机制,进而使得发明横跨这巩固结构的逻辑。
 
    3、观察的语言,怀疑的视线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证明冷战时期韩国的语言以及世界只不过是虚构的事实而选择的方式,并不是采用主观的判断或想象性语言,而是使用相对而客观性的“观察”语言。这不同于主流媒体和官方采用的重于感情或充斥比喻的冷战语言,由此看来这语言是有意图性而具有对抗性的选择。看看叙述冷战体系对个人起到作用的《条件反射的兔子》中的如下句子:

    在冷战思想和体系之下,我们的认识论的功能好象被迫变成为条件反射的兔子。例如,“中共”一词让我们立刻联想起“饥饿”,“傀儡”,“骨瘦如柴”,“野蛮”,“无科学”,“造反”,“打倒政权”,“侵略”,“好战”等的冷战述语,以及其内涵的观念。我们已变成条件反射的兔子。上述的有关中共的例子是不是真的我们无法知道。[13]

    认识到官方和主流媒体所采用的语言是过于重感情而不是事实,就开始怀疑以这些语言构成的世界。与这些官方的语言相对比,李泳禧有意识地选择“报告”和“观察”的形式来描写中国社会主义现实。有关蒋介石的论文《权力的历史和民众的历史:蒋介石时代(1926~1949)》中,李泳禧为了避免“偏见”和“成见”,没有引用“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个人主张以及著作”,“尽可能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以及以公文为基础上”。[14]这篇论文所大量引用的资料来源于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白皮书”。后来1984年李泳禧翻译出版了这本美国政府出的中国白皮书,[15]就有关出版背景他作了如下讲述:

    我认为出版此书,可以纠正过去在国内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压迫人民的极恶的集团的认识,以及南韩对于世界共产主义的歪曲的认识。此书没有采用我的意见,全靠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16]

    在此,观察就是作为摆脱固定观念和偏见的力量而选择的。与一般人们对他的记忆完全不同,李泳禧的有关社会主义中国论述并不是单词孤证式的。他展示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迥然不同的两个视角,使得读者们做出比较并开放想象和判断的空间。

    然而,观察的语言并不只是为了号召客观的立场而被采用的。李泳禧的观察的语言是产生打破官方所形成的固定观念的“视角”。在要求对看待中国社会的视角进行调整的重要文章《对于大陆中国的调整视线: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和判断》中,在“奇迹”和“破灭”的对立观点“之间”,他要求“检讨中国的态度”。在这样的过程中,告诉我们那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官方和主流言论的中国观——例如,中国的孤立政策、大陆政府的非合法性、文化大革命的弊端、毛泽东崇拜的不合理性,等等——其实是全面接受美国的中国观点的结果,而那些事情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却具有不同的意义。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中国社会主义既不是以单向性的视角来传达,也不是进行过高的评价。他同时展示正面和反面的两种观点,以作为观察的行动的主体位置由笔者转移到读者,重新树立主体的位置。
    
    在此尽量避开最近我们对于中共和急变的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共的对外政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仔细叙述……在这里,选择以从外进观察中国本土问题的方式为开始,探讨其社会的若干陌生而且独特的行动和思想。这次纸面旅行只是抽选几个代表性的层次,进而列举对此的否定和肯定的各种见解来向读者提出“如何看待”的问题。[17]

    李泳禧并不向读者要求单向性的视角,而给读者提供拥有多种观察的视角,以及开阔思维的空间。通过提出迥然不同的见解来给读者提供探讨并逆转思考的时间。这是完全不同于停止并麻痹个人思维的冷战体制建构的逻辑和语言的实践。在不允许个人对体制的思考以及跨越界限看法的时候,他的写作给人们提供开放被封闭的思想,进而展开怀疑和重新思考的机会,以此开辟了萌芽的土地。他的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意义在于,以改变并扩张主流思想和想象的渠道来构成了能够跨出这界限的主体。

    如此的观察和观点并没有停止于宣言层面,而是做出了具体分析。[18]到此为止引起的李泳禧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是围绕着对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评价而展开的。不像人们所记忆的那样,事实上李泳禧对中国及其人民的观点仍然没有从一方面提出来的。当时韩国的言论在激烈批判文革的现实之中,关于文革所指向的方向,李泳禧并没有仅仅提出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观点,而是同主流言论同时并列起来,因此提供我们“个别”判断(“point of view”)的机会。

    不同的文化、政治以及经济体系的西方特派记者或旅客感觉到的观点和结论是会两样的。由此可见,将中国的巨大社会和国家及国民的现实下定综合性地判断,这试图没有多大的意义,并且没有特别的用处。不如我们选择进入到其中,面对其主要层次,挑选典型的价值观,以此展现出不同的评价和意见以具有某种观点(point of view),这样的叙述更加有意义。[19]

    举例说明,对文革中以打破权威意识而进行的“下放”政策的这样代表性的句子,这正是显示列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见解来让读者思考的。未确定的观察语言也贯彻到这说明中,还踏上“怀疑”的领域。在此,下放政策并没有获得全面肯定。反而他提出疑问,下放政策作为文革主要政策之一能否取得实际目标的效果。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所讲的下放政策的效果,这就以“主张”的形式展示给大家。

    对如此进行的打破特权化、官僚主义化的问题方面,它会不会有思想的提高那样帮助生产性,对这一些怀疑的声音比较大。不过,中国就主张在苏联的官僚主义化的弊端中获取教训。[20]

    在此,观察的语言就转变为怀疑的视线。“怀疑”成了检讨对立性见解的不可缺少的视角。观察语言并没有表明最终判断,扩张为怀疑的视角,
这样做的效果,是将批判的位置留给了读者。“假说”使得他可以叙述中国社会主义的世界,并用没有强迫性的观察甚至怀疑的视角产生出颠覆已有价值的力量。这可以用来重新建构判断的主体。李泳禧的文章显示出,它们正是为了向主体提供朝两端开放的观察资料,并由此重新确立自身而展开的。在此,观察成为这样一种行动的语言。它的目的在于产生克服假说的世界限制的主体,开创他们行动的空间。在截断了互相理解和认识渠道的冷战时期中,可以说这正是必要且强有力的行为。

    4. 对话作为方法,具体性世界, 翻译实践

    李泳禧的写作实践就以观察方法来暴露出假说性问题作为冷战体系的核心,并且试图探讨此外的世界,而这实践的力量是通过对社会主义中国现实的理性分析获得的。然而在这实践力量为读者开创观察的空间的同时,也产生了建构主体的力量。这些写作原理正式发展为“对话”表现和“翻译”实践。这样的思考使得李泳禧后来出版书名为《与8亿人对话》的书,登载了以外国人视角来直接观察中国文革现实的内容。[21]此书名并没有止于表面上的意义。这本书通过提出较多的例子来给读者提供自我选择以及判断的阅读实践,这样的实践方式突出命名为“对话”,因而产生互相交流的效果。在维持观察和怀疑视线的文章里,这正是有利于给读者提供的思维空间及实践方式。在此突出的是,如果暂用Robin的说法,寻找“敌人想做什么(what the enemy wants to do)”的视角,而这完全不同于官方关注“敌人能做什么(what the enemy can do)”的冷战认识的。[22]

    不仅如此,他所显示的社会主义中国,并不是抽象逻辑或言说的,而是具体生活现场的,这正是通过翻译旅游记而传达的。由此可见,他翻译遍游中国记录的主要动机就在于试图使其成为更加直接的沟通媒介。因而,体系和视角问题作为构成冷战体系“假说”的重要动因,通过确保具体人民的现实而被由内向外地打破了。他的标准不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采取评价“敌性国”的宏观或抽象性视角,而是站在社会主义人民的具体立场来找出切入点。他否定了官方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这正好表现出只有具体性的语言才能超出表面现象的认识框架:

     提到革命的“合法性”这本身是很可笑的事情, 可是如今仍然延续着…为了了解现中国政权领导者抱着什么样的信念和牺牲以及行动来统一庞大领土和人民的斗争过程,不应该只听对立性神话的一方话,应该提前了解几千年来贫困和被压迫的情况之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样才能获得答案 。[23]

    这不同于1960-70年代其他有关文革的文章从哲学性角度接近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同于1980年以抽象的逻辑来向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原典”直进的阅读实践。[24]它就同这些写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此,我们能理解李泳禧为什么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方式是旅游记或者翻译的形式。这就是以直接性的语言来确定冷战时期官方所隐瞒事实而确立的抽象逻辑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观察非要用分析性语言来构成不可。为了打破未证明而被信用过的假设的冷战世界,观察当然会起到颠覆作用,可是仅仅拿它为跨越假说的世界是不够的。因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是未知而被遮蔽的世界,仅用严格的理性逻辑难以进入这现实之中。[25]

    1977年李泳禧翻译出版了《与8亿人对话》,这本书收录了美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文革高潮期之后访问中国的游记和访问记,他后来因为此书,以违反“反共法”的嫌疑,被捕入狱。关于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意思,他这样说道:

    在这儿收录的24篇文章,简单地说描写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现实”。这里没有意识形态、权力、政治、革命、宣传等等东西,尤其是决没有“理论”…我认为我们一直到现在读和念有关中国的所有的“理论”,可越读越不懂的原因是我们只看没有人的理论。[26]

    访问记或旅游记所表现的是直接性的世界,它不是抽象逻辑的世界,而是显示出活生生的人民生活和想法的经验世界。当然,李泳禧所要求的旅行记的形式并不是只列举主观感想的记录,而是能弥补带有又客观又分析性语言的中国研究家的访问记。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主观的旅行记,而是倾向于客观报告而能弥补报告书所不能表达的实际感觉的形式。李泳禧的中国论述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因为这提供了理论、抽象逻辑或荒谬的比喻并不能给予的实感。换句话说,他的文章就打破了冷战体系常用的修辞和比喻所带有的模糊感觉而着重于实际感觉,以获得互相可以做出比较的互换感觉。这正转化了冷战体系文化感受——只能将对方想象成敌人。被体系所挡住的思想和想象的障碍,因取得同等人民的视角而垮掉了。因而,这本书并不是跨越想象的界限,而是通过跨越实在国境,以这样的游记来跨出体系的逻辑,能够具体性地展开同中国的少年少女、大学生、农民、城市市民、旧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对这些的观察。[27]

    在此,李泳禧的写作与实践是从“翻译”观点来获得重新解释的空间。实际上,李泳禧自己就做翻译的工作。然而,除了这些实际翻译工作以外,他的整体实践就被称为“翻译实践(translation practice)”。他的翻译实践就与已有的翻译工作形成对比,以做出了另类翻译实践。到此为止,对李泳禧的文章主要以论文或报告文章正面探讨其意义。不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的写作重新被解释为“翻译”或“解说”工作层次,这些工作也就是他倾注努力的领域的。这观点的介入意味的不仅是改变对他的实践的视线角度,而且还包括以重新评价冷战期的翻译实践的意义。然而在此声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将他的写作视为单纯的翻译工作而加以低估。

    因为,在我看来翻译及其概括性表明正是冷战时期最强有力的理性方式之一,以此可以暴露出颠覆反共逻辑的假说性问题。因为,这正是有力工具,使得思考超越国民国家和阵营界线的现实,并想象人民。要注意的是,在冷战时期难以跨越阵营界线甚至阵营之内的国境,“翻译”就具有破坏和颠覆力量,这使人们跨出想象的界限。不仅如此,我们还将考虑他的翻译实践出现在1970年代官方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时候,在此期间“翻译”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出的。[28]在官方民族主义发明并宣传抽象性伦理和有关口号的时候,他正引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人民生活,进而发出并提高对“被绝对化的价值观念”和“观念性实体”的反对及差异的声音。[29]以此,他没有被关在一国界线及其理念之中,而是提出普遍性展望,进而把孤立的国民国家的国民连接到外边的多数人。

    在这样的跨越界限的“旅行”之中,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伦理尽量无成见地展开出来。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对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人民的希望的契机何处的句子中,能看出李泳禧所关心的方向。

    即是,针对中国传统阶级支配的人民大众路线,相对于资本主义对物质主义的精神主义和崇尚道德的人民行为,针对资本主义利己主义而不同的自我牺牲的献身美德,相比于对精英的个人的、集体权威主义的民众的生活价值的尊重,为了打破知识分子独霸权威和支配制度而实行的下放制度…针对阶级主义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精神…强调大众基础的“从下而上”的决定原理,针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制度的两性平等制度的尊重…对追求物质幸福的节约和朴素的实用性物质生活的尊重,还有针对外国崇拜思想的,鼓吹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尊心。[30]

    被理想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表现之中,正好明显对比性地表现出对此时此地现实的不满程度。这暗示出同这一些理念相反的现象正在韩国运作。访谈录中的如下回忆可以说明这一点。“外部的现象投身到韩国的时候,我最关注的是提示外部现象作为对照现象,以便把握我们南朝鲜内部的所有不合理和歪曲问题。”[31]然而,社会主义中国并不用来批判韩国社会。上述引用文所叙述的并不等同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无条件性的认同或偏爱”,而是抱有期待“试图提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相对照的其他方式”。[32]

    以文革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的现实是以理念型(ideal type)解决韩国社会的问题,进而获得扩张其界限的另类和普遍层次。正如Venuti所说的那样,对李泳禧而言,翻译一方面能起到通过交流文化差异威胁民族主义的文化作用,另一方面则以此被定位为“普遍精神”的实践。[33]中国社会主义人民从具体的存在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这需要通过对韩国社会的批判或改造为媒介才可以产生出来。社会主义中国及其人民在假说的水平上被表征出来,以此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成了把假说具体化的有力表象,这对显示假说世界起到关键作用。从当时的局面来看,这可以涉及到超过韩国并扩大到亚洲及其他的范围的问题。为了把读者召唤成观察和思考的主体,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成为最恰当的表象之一,他们使人们复原并思考“国民”或“人民”的权利,而不是被动员的对象。

    5. 结论

    1970年代的冷战体系是国际上逐渐形成的和谐氛围。然而,在韩国等一国的地域范畴之内,冷战仍然发挥作用,并支配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李泳禧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正产生在这两者之间的破绽上。他的叙述可以规定为一种实践,是介入到国际上和谐氛围和还运作着的冷战逻辑之间的缝隙中,并将一国联系到外边的世界。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论述成为主要参考体系,这促成了对1970年代在此被压抑而缺席的主体构成的问题的思考

    李泳禧论述本身具有意义,不过在我看来从中更加值得注重的是,通过对社会主义中国等的论述来提出冷战文化的整体结构问题,以及“国民”或“人民”问题的过程,是作为新的主体而不是动员对象的过程的。他的写作不仅从整体角度来看能够捕捉冷战体系的逻辑和文化问题,以概括并超越一国界线的结构问题,而且籍以认定自己的讨论是“假说”的颠倒性逻辑,试图展开对此的颠覆。他在着重观察的语言和翻译的实践的时候,这论述所关注的就是将问题互相接受的主体如何产生,以及建构等等问题。在1970年代冷战体系之下的韩国,对社会主义人民的想象就起到重要作用,这也就暴露出在冷战体系中被颠倒的现实结构,以及由此运作主体生产的计划。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就成为能够提示这些主体发生和转化进程的具体现实。透过韩国社会的媒介,社会主义中国人民飞跃为普遍性理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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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茗校)
 

 



[1]这表现出现在如下访谈。李泳禧•白永瑞(2003),《寻找批判中国学的根源》,《中国的窗》创刊号。
[2]尹平重(2006),《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批评》第13号。
[3]请参见洪润基(2006),《跟尹平重教授说》,《一个民族日报》11月16日;康俊晚(2006),《反问对李泳禧的批判》,《一个民族日报》11月16日。
[4]大约在韩国新右派出现于实际之交。他们不仅形成了政治集团,而且着手了思想性整顿工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掀起话题的朴枝香等编著的书。这些书明显针对着1980年代进步学界的畅销书《认识解放前后的历史》.朴枝香等(2006),《重新认识解放前后的历史》,书世界。
[5]李泳禧(2006),《李泳禧全集》(全12卷),大路社。
[6]尹平重(2006),《他留下的非体系性“人本社会主义”造成我们社会市场盲和北朝鲜盲》,《中央日报》11月8日。
[7]Hendershot,Cynthia(2003),Anti-Commu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id-Century America,McFarland.
[8]研究李泳禧的主要焦点在于知识分子写作性质。请参看如下文章。金东春访谈(1995),《李泳禧:敌对冷战意识形态偶像的理性笔锋》,《历史批评》;康俊晚(2004),《鸟以左右翼飞翔》,《反共情结》三人;李泳禧,金东敏(2004),《对抗美国、国家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巨人》,《文学与界线》春季号;朴Byung-kee(2004),《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人文主义》,《时代与哲学》第7卷第2号;金Man-soo(2003),《李泳禧,活生生的神话》,Na-nam出版;康俊晚(2004),《韩国现代史的带路向导人, 李泳禧》,盖马高原。
[9]李泳禧(1974),《导论》,《转化时代的逻辑》,创批,第7页。有关李泳禧著作脚注中的括号,这数字是最初发表的年度。页码参见2006年出版的改版的页码。
[10]李泳禧(1971),《被强迫的权威和言论自由:以越战为中心》,《转化时代的逻辑》,创批,第40页。
[11]Robin,Ron(2001),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李泳禧将其概括为“military mentality(军事情绪)”和“冷战意识”。在同样的文章中,他论述越战秘密文件证明这丑闻及其现实被“military mentality”所支配,对于“military mentality”,他下了如下定义:是一种精神结构,是排除一切政治、国际和道德上的考虑,陶醉于“武力的逻辑”,而且轻视战争的伦理问题和世界结构上孤立状况,并只追求总无胜算的军事上“胜利”。另外,在引用发觉越战文件的美国记者的话之中,我们看到冷战意识的实际面目。“这启示着当初美国的重点关心在于封锁共产主义,而后来逐渐其目的被变成了保护美国的力量、影响力,以及威信问题。不仅如此,越南和越南人民的当地思考完全被忽略到。对此,请参看李泳禧(1971),《被强迫的权威和言论自由》,《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30-31页,第37-39页。
[13]李泳禧,《条件反射的兔子》,《转化时代的逻辑》,第207页。
[14]李泳禧,《权力的历史和民众的历史:将介石时代(1926~1949》,《转换时代的逻辑》,第118页。
[15]李泳禧,《中国白皮书》,JeonyeWon,1984.
[16]李泳禧•任轩永,《对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和思想》,大路社,第558页。
[17]李泳禧(1971),《对于大陆中国的调整视线: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和判断》,《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88页。
[18]在提到“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他也运用了类似的说法。“主观的形成各有不同,不过在观察思想和关系的时候尽可能要排除成见。我认为对此的努力和姿态就成为学习国际关系本身的重要一部分。”李泳禧(1971),《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际》,《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52页。
[19]李泳禧(1971),《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际》,《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100页。
[20]李泳禧(1971),《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际》,《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104页。
[21]李泳禧编译(1977),《与8亿人对话》,创作与批评。
[22]Robin,ibid.
[23]李泳禧(1971),《对大陆中国的调整视角: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和判断》,《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92页。
[24]在1980年代韩国大学生之间曾经掀起了暗暗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热潮。在此我要声明的是,我并不贬值这热潮的意义和价值。可惜的是,在1980年代的“社会科学时代”并没有持续继承李泳禧写作的传统,这正是改变社会科学框架而写作的社会实践方式,而不是叙述社会科学本身。
[25]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也可以说是被遮蔽的社会。因此,可以说,这并不是一方体系的问题,而是普遍状况冷战体系导致认识上的障碍。
[26]李泳禧编译(1977),《与八亿人对话》,创批,第3~4页。
[27]其实,除了追求不同体制和其生活的探讨来表现成旅行记的文章之外,他的所有的文章还可以说成旅游记,正像他在别的文章里所提到过的“地面旅行”这个描述。那样。对此的表现可参见如下文章。李泳禧(1971),《对大陆中国调整视角: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和判断》,《转换时代的逻辑》,创批,第88页。
[28]关于朴正熙时代民族主义话语建构过程,请参见洪锡律(2002),《对1960年代韩国民族主义的两种倾向》,《社会与历史》,第62卷;全在浩(1999),《朴正熙体系的民族主义》,《韩国政治学会刊》第32辑,第4号。
[29]后来李泳禧写了一篇名为《来了!》的文章,这正是一篇模仿着鲁迅的同名杂文的风格的文章。在此他用文章中作者的话做出类似自我评价。“有没有我还不懂的什么深奥知识藏在这里?……只有相对性价值,并没有绝对性价值,这些道理也是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我从中学到不少收获,也就是说被绝对化了的价值观念的前提在抽象化逻辑,而这总是以‘至上主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秩序至上、安定至上等等——显示出来。不仅如此,这本书还教给我重要的一点,在抛弃具体‘人’的‘具体’差异、个性、幸福以及愿望等具体因素而崇尚被抽象化了的‘观念存在’的时候,与它所达到的目标相反,这社会被分裂、丧失创造力,甚至堕落。一句话,我从中才学会一些重要行动原则,基于多样性的统一、以自律和自发为准的服从和支持的重要性。这本书举了许多如此具体现实的例子。这大有助于启蒙像我这样厌恶抽象理论的人的眼界。”李泳禧(1982),《来了!》,《超越分裂》,大路社,第224页。
[30]李泳禧•任轩永,《对话: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与思想》,大路社,第447~8页。
[31]李泳禧•任轩永,《对话: 位知识分子的人生与思想》,大路社,第446页。
[32]李泳禧•任轩永,《对话: 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与思想》,大路社,第448页。
[33]Venuti,Lawrence(2001),“Local Contingencies: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Bermann,Sandra and Wood,Michael(eds.), Nation, Languag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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