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从“人生意义讨论”透视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贺照田│从“人生意义讨论”透视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
贺照田│从“人生意义讨论”透视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
关键词:80年代 潘晓 个人主义 虚无主义
该文聚焦发生于1980年的“潘晓讨论”(人生意义讨论),详尽分析了引爆搅动一代人的大讨论的署名“潘晓”的来信,呈现出这一讨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具有的关键意义。通过重新细腻解析这一讨论的方式,作者试图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大陆和身心感受、精神状态、价值感觉、心理意识方式有关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线索。
 
编者按
 
 
 
 
贺照田老师的《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从“人生意义讨论”透视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是一篇探讨“潘晓来信”的经典文章,也是贺老师本人的代表作之一。该文聚焦发生于1980年的“潘晓讨论”(人生意义讨论),详尽分析了引爆搅动一代人的大讨论的署名“潘晓”的来信,呈现出这一讨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具有的关键意义。通过重新细腻解析这一讨论的方式,作者试图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大陆和身心感受、精神状态、价值感觉、心理意识方式有关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线索。该文是由贺照田老师2011年11月1日在中国社科院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的讲稿,另有发表于《开放时代》的学术论文《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近年来,贺老师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2016年5月22日(周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尚思工作坊将邀请贺老师与大家分享最新的思考,并与多位学者展开对“潘晓来信”的进一步讨论,敬请期待。
 
 
 
 
 
 
 
 
 
 
 
 
 
 
 
 
 
 
 
 
一、研究出发点:人、精神和价值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关于精神史的,从一个角度——“潘晓”问题——来展开对精神史的讨论。
 
我想首先从比较的视野入手分析精神问题,进而引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得到我的关注。
 
第一,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台湾学者,走过世界很多地方,他说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大陆这样,无论在日常语言还是日常生活氛围上,如此的以“钱”为中心。我自己也去过一些地方,同样有这样的感触。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特别,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很长时间的伦理关怀和日常生活积累,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所穿透。大家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别强调伦理的社会,毛泽东时代非常强调价值和理想主义,但是中国现在的表现恰恰是一个反例,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
 
第二,一个美国牧师说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效果是不理想的,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传教,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却非常快速,这个变化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第三,是韩国的一位哲学家,也是我的朋友,是韩国上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理论家,他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汲取资源。1980年代后期被捕入狱,期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1993年出狱后他就来了中国大陆,他想看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经过观察和思考,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主体,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能与其相匹配的主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源非常重要,但是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非常不好。
 
这就构成一个比较的视野。第一,我与台湾朋友非常像,也在思考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为何如此容易被消费主义和商业逻辑所穿透。第二,我对新兴宗教有较多关注,有些新兴宗教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这在中国史上是非常特殊的。第三,中国社会一方面是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自杀率的高速增长,中国官方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布自杀数据。
 
这些问题使我下决心把整个精力转到当代精神史的讨论。我想用一种历史的方式来分析这一问题,我的一个基本思路:细心梳理毛泽东时代及其前后精神史的复杂关联。大家总是强调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挫折直接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进一步看到毛泽东时代后精神面貌的构建。中共十二大报告就指出社会风气建设,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和李先念等非常重视精神文明。有人说国家不关心精神建设,这是胡说。知识分子精英也非常关心人、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我们是从80年代过来的,了解这些情况。
 
但是,80年代对整个精神问题的关心,严格来说都是无效的。今天在最好的大学里,文科学生的自杀人数比较多,他们甚至找不到一套语言来表述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文科的语言就是围绕人和精神价值展开的,而在自身精神遭遇实际问题的时候却没有帮助。
 
 
 
 
 
 
 
 
 
 
 
 
 
 
 
二、“潘晓讨论”开启80年代的大门
中国学术界50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过“潘晓讨论”。“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形容并不为过。应该说,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潘晓”由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他们是当时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黄晓菊和在北京经济学院读大学的潘祎。1980年初,《中国青年》编辑部确定推出有关人生观的讨论,为此,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在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调研和座谈会,马笑冬认识了黄晓菊,马丽珍结识了潘祎。《中国青年》署名“潘晓”的来信便是马笑冬以黄晓菊的信件为主,再融进一些潘祎和座谈会的内容,加工而成的。有人怀疑这封信是编辑加工的,我可以跟大家说,信主要是黄晓菊写的而非编辑处理。马笑冬在黄晓菊和潘祎中各取一个字,命名来信人“潘晓”。
(1980年的黄晓菊,潘晓原型之一)
 
这封信的题目特别打动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其中有一句话也很有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前者道出潘晓的内心惶惑,后一句则是在追问伦理命题。
 
“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它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初期新闻媒体面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所作出的反应。
 
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培养出来的青年精英有一种很严重的内在缺陷,“潘晓讨论”是一次具有内在缺陷的思想解放。当然,它确实具有自己的历史位置,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明确了政治、经济方向,关于人的争论和理解,是由“潘晓”讨论规定了基本的方向。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三、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下面对潘晓来信的内容进行逐段解读。
 
 
 
 
(第一段)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第二段)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三段)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在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探索非常丰富。到上世纪60年代上半叶,什么是我们应该成为的共产主义新人?基本的核心内涵就是她说的“对人生的看法”。1980年她说自己23岁,也就是1957年出生,这是文革前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解。
 
事实上,她对人的理解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她要成为对实现共产主义特别有帮助的人;另一方面,碰到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她的理想往往又不能帮助她。社会主义实践关于人主体问题探索到一定阶段后,如果不能立基于日常生活情境,那就必须要与大概念挂钩,比如说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中承担责任。如果与日常生活挂钩,即使大的方面失败了,主体性也会在具体方面比较有效的存留下来。
 
(第四段)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
 
(第五段)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第六段)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第七段)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第八段)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第九段)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第十段)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第十一段)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了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接下来她就讲自己的经历,先是家庭情况,然后是心情,教育的意义以及她的经历,接下来是组织,最后讲爱情。我指出一点,原来黄晓菊的信并没有写认识了一名干部子弟,她实际喜欢的是一个华侨子弟,但是文革以后强调团结海外华人,共同参加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所以就把华侨子弟改成了干部子弟,我想这一改动不是偶然的。
 
她开始思考人生问题,探究人生意义的答案。毛泽东时代带来很多特别积极的东西,对意义有高度敏感性,容易把某些问题归结到意义层面,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这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重要特点,也正是出于此才能解释“潘晓”讨论在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来信讨论就有六万多封,这可能是除了国家极力推广的书信之外,被阅读得最多、反响最强的一封。当时,很多人认为“潘晓”提出来的问题和孔子、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样的价值。
 
(第十二段)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然后她就开始看书,看了很多书。阅读这些书不必然支持她的结论,但是她却能读出这样的结论,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第十三段)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既然意识到人就是这样,按理说也便有了人生的答案,但是,从她身上又可以看到那代人的特殊性,一方面,她谴责庸俗的世事;另一方面,她也挣工资,学会奉承,学会了说假话。
 
不难看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这些人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反弹,他们存在对理想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一方面是追求,而另一方面却是虚无。
(第十四段)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经历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第十五段)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她说自己喜欢文学,只是很小就走上社会,去了一个普通的工厂,没有读大学。她认为没有人能理解她,和别人很难有共同语言,这种说法可能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毛泽东时代对社会的塑造能力非常强,她碰到的问题其实别人也都会碰到,只不过别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应没有那么尖锐,这些姑娘表面上讨论烫发和穿戴,但实际上与她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如果只是去看别人的表面,就不能展现出他们的另外一面,无法建立交流的基础。因为有的时候人并没有直接的自我把握能力,需要通过对象化来认识自己,但是潘晓并没有建立可以交流的群体对象。
 
另外,既然她的思考有了结论,认为自己比别人站的高,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还是特别难受呢?这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好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也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人可以选择自我,但是对自我的定位也要是一个自己能够承受的自我。在潘晓的路子中,已经出现一个症状,就是不能承受自我。
 
(第十六段)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作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第十七段)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如果大家看当时的争论,很多人赞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既然客观为别人,个体的自我也就不可能特别恶。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主观为自我很可能造成最终的客观并不能为别人,进而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人虽然是为自己,但也可能对社会乃至对整个文明有积极的影响。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当我们找到一种方式很深入地面对自己,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别人,进而便可以理解他人、社会和历史。如此,在为自己和为别人之间进行良性转化。在潘晓的信中,她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潘晓认为自己要孤独的承受自我。按说,文学是为自我的个性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可以不断地看清自己,并有针对性得来改善,进而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但是,她在与社会相处的时候,觉得别人庸俗,却又因为孤独不得不按别人的方式加入其中。
 
另外,她在写作上也是自我矛盾,一方面是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诘问当今社会把她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要用作品来表明自己的存在。表面上她是极端地为自我,但实际上她的自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个着力点,反而专向于外在。
 
良性自我也就是孔子所讲在为己与为人之间实现转化,真正做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另一方面,自我应该是自身能承受的自我,能承受自己选择的道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最强调自我的作家反而与商业配合的最好,如果作家过多接受商业邀请,就与强调自我相矛盾,他们宣称自我只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
 
“潘晓”其实从来没有找到一种方式培养深度的能够面对自己的自我,她追求的所有东西好像都是在自我慰劳。
 
(第十八段)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象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是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有人认为潘晓遇到的问题是四人帮所致,纠正错误后,个体投身到事业中去,生活自然会改变。但是潘晓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国家规划的正确事业不一定给人们带来积极的改变,事实上,当时的争论并没有涉及到整体规划究竟给具体身心带来哪些充实。
 
有人说伟大的事业就是改革开放,要支持,但是潘晓认为这些对她是无效的,她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后来也碰到过。现实是一条很宽广、很正确的路,但是她却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松出一口气”其实也就是自杀,“削发为尼的念头”也就是皈依宗教。
 
整个80年代,不管是国家政治精英的规划和还是知识分子精英的设想,对潘晓个人的精神危机都是无效的。潘晓的精神危机代表了一代人的问题。
 
 
 
 
 
 
 
 
 
 
 
 
 
 
 
四、80年代理想主义矛盾的夹杂着放纵虚无与坚守责任
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是在1949年以后,人民当时对共产党的期待是非常强烈的,上世纪50年代前期的书籍充分体现了大家对新气象的期待。美国人的研究表明,在整个世界的建国史上,中共建国所表现出的全方位成就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令人惊讶。
 
共产党从20年代以后摸索出一套组织社会的方式,大家积极配合,社会高度统合。社会民众对国家高度信任,国家自信地全面运用伦理情操教育社会主义新人,承担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也就是潘晓在信中所说,她想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献出自己。新伦理和新情操在当时带来很多正面结果。
 
与中国传统伦理不同,新伦理建立在意识形态正确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世界史上的真正原理。而传统伦理植根于多方面,比如说天地的自然构造、个人良知、社会结构,还有与其相配合的人生经验感、个人身体充实状态、行为价值感和意义感、宗教、个人修行等,以及家族、社区、朋友之间责任的落实,个体可以从这些方面找到意义。
 
文革以后,大家意识到原来的共产主义伦理是没有支点的。文革以后一代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因为对毛泽东时代所倡导的精神与价值产生怀疑,还因为摇动了人们曾虔信或跟从的价值、精神,并在根本上摧毁着价值和精神的真理论述。打造共产主义新人的规划,之所以碰到这么大的危机,与其特定的一揽子结构方式有关。
 
但是,即使遭遇危机,依然可以通过潘晓的这封信清楚看到,一方面人们存在因狂热而虚脱,因狂信而虚无的精神状态;与虚脱相对的另一方面,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仍坚持应该对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应该追求有意义感的生存方式。这两种精神趋向构成文革后的理想主义内容。
 
从潘晓身上能够看到虚无的精神,否定一切价值冲动,同时,却又存在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这正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中国的遗产。
 
因此,当时的精神史局面应该朝这样的两个方向延伸:一面考虑如何转化理想主义,使它不放弃承担历史、国家、民族、社会责任,并能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关怀大历史的具体形式,进而获得充实感;一面考虑如何转化、吸收虚无心理和虚无情绪,将对大历史的关怀和日常生活情境的意义,与个体的历史挫折相结合,从中寻求生存的意义感。
 
可以想见,当时若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会和我们的实际所见不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知识界对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伦理状况没有足够清楚的意识与思考,各相关思潮与实践要么无助于这些问题的改善,要么在实质上还恶化了本已相当严重的精神问题。
 
理想主义在80年代主要仍以参与大历史的方式存在,具体而言也就是支持改革开放,为理想主义找到了时代形式,并形成阵营。因此,80年代的理想主义虽不断被削弱,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却一直制约平衡着虚无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蔓延。只是,理想主义与大历史挂钩,并没有植根于具体的日常生活情境。
 
同时,8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有被掏空的趋势。有一名叫虹影的女作家,离家出走十年,回家后妈妈就很紧张,不敢对她有什么要求,害怕她再生气出走。在谈到社会问题的时候她能站出来,甚至上街游行喊哑嗓子,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如此欠缺同情和爱。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不能太理想化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五、90年代消费主义来袭,理想主义溃不成军
理想主义在1980年代末受到打击,在理想主义激情丧失的同时,1992年,人们又迎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变动。改革大多由国家主导,短时间内从一种形式转向差别较大的另外一种形式,变动社会中的个体不易形成相对平稳的心态和思考感受支点。同时,民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也需要心理调试。理想主义在新时代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承传,并遭到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
 
90年代,市场意识和消费主义来袭,理想主义溃不成军。多年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感受被商业逻辑穿透,人生成功、充实的感觉也变得贫乏,以致很多人只知道经济和享受。
 
这种氛围下产生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状态,大多缺少社会连带感,只是以自我感觉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自然缺少强韧的力量。因此,个人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就显得很分裂,一方面以自我感觉、自我利益为中心;一方面又强烈追求外部承认,不顾主体精神状况,无批判地随顺外部氛围。
 
不过,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人文研究者清楚看到,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而是时代、历史要真正走稳走好的关键条件。在这一意义上,时代为今天的人文研究提供了历史舞台,我期待着,人文研究能重新出发,寻求安置我们精神的道路。
(2008年的黄晓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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