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是时候要停止一切情感劳动了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女性是时候要停止一切情感劳动了
女性是时候要停止一切情感劳动了
关键词:女性 情感劳动
从记住亲友的生日到面带微笑地提供服务,生活中人们总认为女性理所应当做到这些。“情感劳动”,这一社会学家在三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至今仍是无数女性面对的日常。是不是已经到了我们也应该忘记所有的生日的时候,到了停止伪装尖叫的高潮的时候,到了为工作场合中的情感劳动索取应得报酬的时候了?这对女人来说,或许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步。
我们记得孩子的过敏症,我们设计好购物清单,我们知道备用钥匙放在哪里,我们一直处理着多重任务。我们知道家里的棉签什么时候用光,并计划着什么时候补货。我们就是在记生日这件事上更擅长。我们享受给爱的人准备餐点,并清楚记得他们都爱吃些什么。我们关注身边人的健康状况,并督促朋友和家人及时去看医生。
 
我们倾听伙伴的烦恼,原谅在我们安排孩子的玩伴日的时候他们的失神、健忘和一根筋。当有事情成功或是升职喜事时我们欣然鼓掌庆贺。这是他们的成就,而我们隐藏在背景里。 此外,如果我们足够努力,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只要我们向前一步。
 
但如果说,像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这种不间断的情感劳动是另一种形式的无酬劳动呢?
 
如果你觉得这样说太过了,那你就错了。“情感工作”或“情感劳动”这个概念——正如上面所重复的那样繁重而不被重视的性别操演行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严肃的探讨和研究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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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Lena是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的教授,她隔着坚硬的木制咖啡桌看着我。她看起来隐约有点失望,带着不容怀疑的眼神。
 
“你的下一个故事是关于情感劳动是女权主义者的新战线的?”她对我重复了一遍 。“但是这在社会学里太基本太入门了!我已经向研究生讲解这个内容好多年了!”
 
Lena对我选题的友好驳回很清楚地说明了一点:“情感劳动”这个概念至少存在30年以上了。它最早在1983年被一位叫做Arlie Hochschild的学者在她的书The Managed Heart中正式提出。
 
但最近这个词才在网络辩论中渐渐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和流行文化之中。 Jess Zimmerman写了篇关于情感劳动的文章,说她完全被她所收到的回复所震惊了——成百上千的女性狂热地表达了她们的赞许和同意,感谢她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词汇来描述她们的经历。
 
当学术界最开始把情感劳动作为一种正式的工作场合的事项来讨论研究的时候,Zimmerman 把情感劳动描述成一种只在私人场合才会出现的事情。这也许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以往被男人所统治的专业领域 ,她们发现她们被期许做这种超出工作范围的“女性应该做的”工作。
 
在工作环境中,情感劳动指工作者不仅被期望能处理她自己的真实感受,也能控制她表现出来的情绪以此满足她的工作对她在感知能力上的要求。情感劳动还包括要求工作者应该能调节她的情绪,并以此来给同事以及客户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这也包括对办公室和谐氛围的影响,要时刻保持愉快,有存在感但又不能抢风头,既迷人又宽容,乐于在卑微的工作(比如泡咖啡,印文件)上奉献等等。
 
想想空姐,这是Hochschild在1983年所举的主要例子之一,她们必须要带着乐于助人的微笑和同情的耳朵去迎合客户的需求,不管她有多累或者多反感呕吐的孩子或者庸俗的男乘客 。
 
再想一想女政治家们,被期望是惹人喜爱而有趣的,同时还要聪明有能力(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敦促她显得更风趣幽默又有同情心) 。
 
再想想早晨星巴克的店员,把笑脸画到你的纸质咖啡杯上。她是真的想多做一点呢?还是这只不过是对她们工作的一种期望?
 
Lena说:“我认为情感劳动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些需要人去做而又不需要额外训练的工作,并且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女性应该做的。而这些工作一般来说在社会上是被诋毁的。”
 
研究显示累积的、持续不断的情感劳动是非常让人精疲力尽的,但却很少被认为是一种正式的工作——最显然的,没有反映在薪水的增长上。
 
“微笑服务”在服务行业被认为是一种职责,而低收入的服务产业工作的增长更加助长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在这个行业里,情感劳动不被认为是一种附加的价值,更像是让劳动者拿到最低报酬的一个标准。
 
在美国,联邦政府规定最低的时薪为2.13美元 , 这更加重了“情感劳动”现象。在这些工作中,雇员被期望有情感上的付出,但老板们却不愿为此付钱 。鉴别这些情绪服务的工作就落到了顾客身上,在付出小费之前,他们希望收到令人愉快的服务来与之相称。
 
这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特别是对女性来说。美国餐饮行业就业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相比有更高工资的女性,只有最低时薪、依靠小费为生的女性在工作场合遭受性骚扰的几率要高出一倍。
 
最近的数据显示至少有2/3的低收入人群是女性,其中一半都是有色人种女性。
 
圣母大学的社会学教授Jessica Collett指出,即使是在备受尊敬的行业里,也许男性与女性都承受着同等程度的情感劳动,但女性往往被期望付出更多。
 
举例来说,董事会中,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也许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跟客户闲聊(他们工作中的一项必要内容),但女性往往被期待能通过记住同事的生日,或者风趣的闲谈来营造办公室的和谐氛围。也许男性同事也会做同样的事,但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会被认为是他们工作之外的一项贡献——“他真是太贴心了!”
 
这样的评论让我的一个成功的妇女权利律师朋友深感共鸣。她最近抱怨她被期望每天都跟办公室的行政人员打好关系-她本身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但她也认为这是她必须做到的。她需要看起来温和友善而称职干练,这样她才能获得尊重,她的男性同事就从来不必烦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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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明白,究竟什么是情感劳动?”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一边在厨房忙活,一边问我。在工作间隙,他正在家中为我们做午餐。
 
当我向他解释这个概念时,我看见他的眉毛拧在了一起,随后又陷入了困惑。我的这位朋友是个三十多岁、事业有成的软件工程师,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他已经走在了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路上,但显然“情感劳动”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鸿沟。
 
“那么为什么女性更多的提供这些情感劳动呢?如果人们都很享受这件事呢?如果说女性就是更加擅长做这些呢?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变得那么负面呢?”
 
他的问题也许让我有一点点愤怒。但公平来讲,在这段友谊中,我们在纽约共进的每一顿餐都是他亲手准备的,并且毫无怨言。
 
“为什么你们女权主义者总是把很正常的事情也拿出来辩论?”他继续说。对于他来说,认为情感劳动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不必要的挑剔。这是把本该不必理会的事情夸大了。
 
我的朋友也许永远也不敢说:“噢,女性就是更擅长烹饪” ,“女性就是天赋异禀的清洁者”,或者是“女性就是更擅长带孩子”这样的话。然而他还是在暗示:也许有的女性就是更擅长做这些事情,更擅长处理情感方面的事情——这也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最常与人陷入的争论。
 
但是这个本质的概念还没有在学术上站住脚跟。
 
2005年,有关这个主题的一篇学术文章采访了来自355个已婚且有工作的父母。社会学家Rebecca Erickson发现,不仅仅是情绪有关的工作,在照顾孩子或者是家务事等问题上,都与性别角色建构而不是性别有关。
 
“有关这个研究的一部分显示,这种不断增长的女性参与到情感劳动中的倾向与她们的性别无关,而与她们在家庭、友谊圈子和社会中扮演的性别角色有关。”Collett解释道。
 
这是一个我们早已习惯扮演的角色:女性作为情感的管理者,把自己扔进了Colleet口中的“第二份工作”。
 
在卧室中也是一样,女性被期望能管理他们男性情人的情绪和情感。
 
女性总是觉得有必要假高潮,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还是认为性爱是一件以男性为中心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女性能最大程度地迎合满足男性。
 
在2011年公布的一个研究中,收集了71个有活跃性行为的异性恋女性的数据,发现尽管所有女性都曾有过性高潮(大多数在前戏中),她们之中的79%在阴道性交中假装过一半以上次数的高潮(25%的调查对象90%的次数都在假装高潮)。
 
这一研究显示66%假装高潮的女性(或者是“在做爱时发出享受的声音”如研究中所说)都反映说这样做是为了加速她们男伴的射精。更确切一些,92%的女性反映她们强烈感到她们的这些技巧极大的促进了她们伴侣的自尊心,其中87%的人说这就是男性做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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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Thompson在她30多岁的时候由教师转行成为金融诉讼律师。用尽办法使她和伴侣处于一段非常平等的关系中。
 
她十年以来的丈夫是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是常青藤盟校的一位管理者和教授。他们一同度过着外人看来非常平等的伴侣关系。
 
但当Sara说起她所承担的情感劳动和每天在家务管理上付出的时间,一些明显的不平等在这段关系中显现出来。
 
从她所受的家教来说,当她占用太多空间的时候她会被训斥,她被塑造成一个时刻都要关注身边环境的人。
 
“现在我是一个非常注意我的说话音量大小,注意我在公共场合的姿态以及我身边的人的舒适值的人,”她解释道。
 
她所提到的这些事不仅仅是清洁以及维持家庭环境,更多的是有关计划和思考:
 
“把东西挂在墙上,把照片放到相框里,想想我们是不是要买新床单了因为现在的床单看起来旧了,思考我们什么时候去吃晚餐,想我们晚餐要吃什么”
 
Sara不仅仅是要烹饪晚餐,她还要计划晚餐菜单(他爱吃什么呢?),还要想什么时候吃-各种没有被注意到的事情都需要想到。“我觉得这不公平,只有我一直要想这些让我很困扰,这很消耗我的精力。”
 
节育是另一个问题,“我是那个一直要做相关的研究并且把这些跟他讲清楚的人,‘在使用节育器之后多久能够重新怀孕?’他问我。‘如果你在考虑我们要孩子的话,你为什么不花一些时间研究一下这些事情呢?’”
 
生活中的其他小事也是这样,“他在找什么东西,‘你看见我的指甲刀了么?’他去柜子里找说他看不见。而东西就在那里,‘我们的厨房抹布放在哪里?’他一次又一次的问这些问题,三四次之后,我觉得他应该学学这些东西了。”
 
她接着说:“这提醒我,男人们有脱离家务事的特权而我却不能享受这种清闲。因为如果我也这样做了,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变成噩梦。所以我承担了这些事务,这不是我想做的,但我没有选择。”
 
所以Sara挑起了她的战争,(难道我们不应该都这样做吗?)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被社会塑造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就是更擅长这些事情呢,即使是自然并没有给我们这项天赋?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闭嘴默默承受这一切,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世界就要停转呢?
 
还是说已经到了我们也应该忘记所有的生日的时候,到了停止伪装尖叫的高潮的时候,到了为工作场合中的情感劳动索取应得报酬的时候了?
 
到那时,差不多这就成了一场能撼动父权制内核的革命。
 
'Women are just better at this stuff': is emotional labor feminism's next frontier?,原刊于《卫报》网站
 
翻译| 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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