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物的议会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拉图尔:物的议会
拉图尔:物的议会
关键词:
物的议会
 
拉图尔著,刘鹏等译
选自《我们从未现代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我们希望对拟客体的谨慎甄选能够成为可能,希望这不再是非官方的偷偷摸摸之行,而是官方的正大光明之举。怀着这种揭露之、详述之、宣传之的渴望,我们再次认同启蒙运动的直觉力。但是,这种直觉中却从未包含它应该接受的人类学。它已经将人类和非人类一分为二,并且认为他者——他们被否定性地当成了前现代人——之所为肯定异于我们之所为。或许,在完全有必要增加动员的范围并且增加网络的长度的同时,现在这种划分已经成为了冗余之举、成为了不道德之举一—好吧,我不再拐弯抹角——反制度之举!我们曾经现代过。很好。我们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成为现代人。当我们在对现代制度进行修正的时候,我们继续相信科学,但是没有全盘接受它们的客观性、真理、非情感性和它们的法外治权——只是在经过认识论的武断再处理之后,它们才获得的这些品质——而是保留下了关于它们的最有趣的那部分内容,即它们的鲁莽、它们的实验方法、它们的不确定性、它们的热情、它们对杂合体的不协调的杂合以及它们拥有的重构社会纽带的疯狂能力。我们取消的仅仅是关于它们之诞生的神话,规避的也仅仅是它们蒙在民主之上的黑幕所带来的危险。
 
是的,我们确实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但对我们而言,其不对称的合理性的胸怀并不够宽广。波义耳的继任者们已经定义了一个关于失语者、关于实验室的议会,在那里,科学家们仅仅是—些传义者,他们以物之名叙说了整个故事。这些代表说了什么呢?正是物自身所该说的内容,如果只有它们拥有言说能力的话。而在实验室之外,霍布斯的继任者们却界定了共和国,在其中无法一劳永逸地叙说所有故事的无遮蔽的公民们,一致同意用他们的其中一员——主权者,一个纯粹的传义者和代言人—一代表其全体。这位代表又说了什么呢?正是公民们本该说的话,如果他们具有同时发声能力的话。这一双重转译在一条平坦大道上蹒跚而行,但是关于此转译之质量的一个怀疑却出现了。如果科学家所谈论的是其自身而不是物的话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主权者仅仅是在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复述其选民之话语的话,结果又将如何呢?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将会失去自然而重新落入人类争论的窠臼;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将会蜕化到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落入每个人对每个人之战争的泥淖。通过在科学表征与政治表征之间界定一个截然的分裂,这一双重的背叛性转译获得了其可能性。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科学家所从事的是转译还是背叛,也永远都不会明了代表们所做的是背叛还是转译。
 
在现代时期,批判者总是坚定地站在这一双重怀疑之上,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终结之。现代主义总是选择这一配置,不过,它只是不断地坚持这两类可疑的代表却并没有将它们归入同一个问题之中。认识论者所思考的是科学实在论以及科学对物的忠诚;政治学家关心的则是代表体系以及选举产生的相关官员和代言人的忠诚度问题。他们所有人都痛恨传义者,而渴望一个直接的世界、一个没有转义者的世界。所有人都仅仅认为这是获得忠诚的表征所要付出的代价,却从未明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于政府的另一个分支。
 
在本书的行文过程中,我已经向大家表明了,—旦科学论对这一劳动分工进行重新考察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表明了现在代制度从未承诺过要建构一个公共的栖居之地以容纳现代人遗传给我们的那些社会—自然,既如此,现代制度自身在转瞬之间也就轰然倒塌。对于表征,并不是存在着两个问题,而是仅仅—个。也并未存在着两个分支,亦仅仅存在着一个,它只有在这个游戏快结束的时候、在对之进行共同考察之后才会被确认。科学家之所以看上去背叛了外在的实在,仅仅是因为他们—直都是在同时建构他们的社会和自然。主权者之所以看上去背叛了其选民,也仅仅是因为他将其公民和大量的非人类都调动起来以便使得利维坦能够持续下去。对科学表征的怀疑仅仅来自于这一信念,即如果没有社会的污染,自然将会立刻变得可以接近。“消灭社会因素吧,你最终将会拥有一个忠诚的表征”,某些人会如是说。“消灭客体吧,你最终将会拥有一个忠诚的表征”,其他人则如此疾呼。他们所有的争论都产生于被现代制度所强化了的权力分配。
 
让我们再次拾起关于代表的忠诚度问题的这两类表征和这一双重怀疑,我们将会定义一种物的议会。在其内,集体的连续性将会被重新形构出来。再也不会有无遮蔽的真理,当然,再也不存在无遮蔽的公民了。转义者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启蒙运动也终于占据了一席之地。自然也在场了,但是它们的代表(科学家)却仅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社会也在场了,但是与自古至今就一直作为其基石的客体站到了一起。例如,我们让其中一个代表谈论一下臭氧层空洞,另一个描述一下孟山都的化学工业,第三个讲一讲同一化学行业的从业者,再一个表述一下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投票者,第五个谈一谈极地地区的气象问题,再让另外一个以国家的名义说话;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件事情,谈论的是他们所有人一起创造的拟客体、一起创造的客体—话语—自然一社会(其性质让我们都大吃一惊;其网络也凭借化学、法律、国家、经济和卫星的帮助从我的冰箱扩展到了南极地区)。这些在过去毫无立足之地的杂合物和网络,现在占据了所有的位置。它们就是那些需要被表征的东西,自此之后,在其周围所环绕的将会是聚集到一起的物的议会。“建筑者丢弃的那块石头,现在却成为了拱顶石。”(Mark 12:10)
 
然而,我们并不是通过召唤另外—场革命以凭空捏造这一议会。如果我们能够反思—下我们的过去,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到一定程度从而明白我们根本从未现代过,如果我们能够将被霍布斯和波义耳所撕裂的两个象征部分重新黏合为一个可确认的象征,若能如此,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仅仅是认可我们过去之所为。作为—半的政治在科学和技术中被建构出来;而作为另一半的自然则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让我们将这两半重新修补起来,这样,政治的任务就可以再次启航。
 
我们所进行的讨论是否太过草率,以致无法公开认可已经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应该努力去获得一个更加荣耀、更加革命性的行动纲领,而不是突出我们通过报纸上的日常新闻了解到的,当科学家、政治家、消费者、实业家和公民参与大量的社会技术争论时,在其共享领域之中那些隐约可辨认的内容,我们是否应该如此呢?正如本书从头至尾向大家展现的一样,官方的表征非常有效;而且,也正是在旧的现代制度之下,这种表征允许了杂合体的探险与增殖。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错觉,而是一种积极的操作。如果我们能够勾画出一种新的制度,同此可言,我们将会深深地改变拟客体的进程。另外一种制度将会同样有效,但是它将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杂合体。对于这一仅仅依赖于现代制度之—纸公文的表征,我们是否寄予了太多的希望?或许是这样,不过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公文以召集某新的集体。当我们的先辈们为公民创造出权利并且试图将工人们纳入到社会结构之中时,他们心头萦绕着的正是这一任务。在将比较人类学的那些分散主题聚集起来之后,我已经尽到了作为一名哲学家和选举人的责任。其他人将能够召集起一个物的议会。
 
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不对我们共同的栖居之所进行一些改造,对于那些我们无法继续支配的文化而言,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将之吸收进来;同样,对于那些我们永远都无法控制的环境而言,我们也将失去接纳它的可能性。自然和他者都不会成为现代的。是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的时候了;否则,1989奇迹之年柏林墙的倒塌将毫无意义,尽管它所提供给我们唯一有用的教训只是社会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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