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豪兴 :江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刘豪兴 :江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刘豪兴 :江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关键词:江村 缩影
在我看来,费孝通《江村经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延续到了今天,还值得继续揭示。江村是千万个农村的一种类型,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有着中国农村的基本特质和共性。尽管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但随之变迁的江村依旧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文汇报:您什么时候开始跟踪观察江村的变迁和发展的?还记得第一次到访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子吗?
 
刘豪兴:我是1982年元旦后一天来到江村的。半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响应费老的倡议,建立了“江村社会调研基地”,并开展了社会调查。第一期人员由京津宁沪高校和社会科学院11个单位19人组成,我因为学校的教学任务脱不开身,晚来了半个月。当天一早,我只身一人从上海乘车到平望,从平望转车到震泽,再从震泽坐船到庙港,最后沿着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走桥过河,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到达江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平整一行行如格子。在斜阳的映照下,显露出一些稀稀拉拉绿色的麦苗和油菜苗,光秃秃的桑树在沉睡,田间看不到人影,呈现冬眠的景象。
 
过了西清河水泥桥,在村民的指点下来到红卫大队部,这是一幢两层的新楼房。楼前右侧有一橱房和水井,楼后大礼堂和平房是红卫丝织厂,不时发出织机的响声。厂房简陋,织机的构件许多是木的,垫机脚有的还是普通墙砖;1人2机,噪音很大,这就是草根工业的原始状态。领导小组组长甄为民和沈关宝给我安排了床位,告知有5个调查小组,许多调查人员还在农民家里访问调查。晚饭前后我与调查组各位照了面,以前熟悉的只有几位,初次见面的居多。
 
农民住房除了少数几间草棚用作储物和养羊之外,都是砖瓦平房,只有红卫3队周文昌祖上传下来的一栋两层楼房。与今日规整的环村路和南村东西走向主干道布局不同,当时村里没有一条很直的路,农民的房子一部分是临河而建的,房子插花似的,显得杂乱无章。我跟着队友在南村串来串去,前门进后门出,或后门进前门出,从东家到西家,几天下来还是分不清东西南北。1981年开弦弓村有平屋3468间,户均4.39间,其中约一半是生产用房,房间大多窄小。屋内一般有样式差不多的衣柜,大小不等的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椅子偶然见到。在破旧的房子里,很难见到新添置的家什。
 
生活变化大。1978年前人均收入长期徘徊在110元上下,透支户占百分之三四十。1981年,立新大队、红卫大队只有2辆自行车,为集体所有。农民收入主要是两项:一是养蚕,卖茧;二是进厂,工资交给生产队换取工分。1户1工,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通常是优先照顾困难家庭。是年,人均收入141元,翌年增加到300元,主要是转队工资增长带来的。如果剔除粮食、柴火,以及年终集体分发的鱼和肉,真正到农民手上的钱并不是很多。
 
有一个细节你或许会感到难以置信:1982年,农民房顶的瓦片数量比1930年代,甚至是1950年代都要少,原因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几乎家家户户把能变卖的金银手饰、家杂拿去浙江换钱、换米,还有就是爬到房顶匀出瓦片去换取食物,前提是保证房子不会漏雨。
 
 
------------------------------------------------
 
文汇报:原本囊中羞涩、要上房揭瓦来补贴家用的农民普遍有钱了,相比艰难岁月,江村还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刘豪兴:从村貌看到的自然是住房了。30多年来,住房建设经历了平房修缮翻新,然后改建楼房,进而楼房改建别墅等三个阶段,其速度越来越快,样式越来越新颖。
 
交通出行方便快捷。1982年前,与外界交往以水路为主。1983年庙震公路建成,新世纪初沪渝高速公路(G50)和苏震桃公路(S230)相继开通,到上海、苏州和杭州等大中城市十分顺畅快捷。从复旦大学到江村,公用交通只要3小时左右;而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早上我带学生来调查,中午到平望等车,到震泽接着等,傍晚时分才到达,用了8个多小时。
 
深层次的变化就是观念啦。走在江村的每个角落,你很容易感受到新旧观念的碰撞与结合。以老年人为例,特别是中老年妇女(70%以上),她们每逢初一、十五、特别的佛事活动都会去附近的庙里烧香拜佛,过去的心愿是过上好日子,现在的诉求是保平安、保健康、保富裕等等,宽泛了许多。当然,还有许多个体的不同祈福。中断了五六十年的亲属排位,又陆续回置于寺庙。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传统风俗的回归,也是村民的一种信仰。用在这方面的花销比较大,少则一次十余元、几十元,多的话两三百元,甚至更多。如果家里有人过世,一般要做3天道场,这种祭奠仪式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消失了,不经意间又普及般地出现在村民的生活场景中。新一代办婚事,早就不是多少个脚多少转的水平了,建别墅或城镇买房,买轿车,进饭店办婚宴等已经成为常态。
 
人情往来有增无减。喜庆的事越来越多,从孩子出生前到出生的满月酒、百日庆、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成年礼(拜阿太)、大学(或参军)、定亲、结婚,家庭建房(买房)和买汽车等等,都会请客送礼。如新人的结婚仪式有一整套的流程,分子钱从一两百涨到了五六百,甚至是更高的数额。如果是娘舅,视各自的财力,礼金加实物,是数千元到超两万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人情往来的费用在日常开销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有一个家庭在一年中,先后遇上亲戚建房进住、买车、婚庆、拜阿太、上大学等,以及过年给亲戚小辈压岁钱,支出16000余元,占家庭全年收入135000的12%;有一单身老人遵守规矩,1年中侄女结婚送1条蚕丝被1300元,礼金500元,结婚当天又送500元,春节给3小外孙压岁钱600元,合计支出2900元,占他当年农村社保、低保户补贴、80岁老人生活补贴、区共产党员关爱基金等9200元的32%。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村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过去是有的吃、吃得饱就行了,现在强调健康和品质,就连去菜场买猪肉也要挑贵的那种,因为口感好。年轻人喜欢网购,我认识的一户人家,在孩子出生前就从网上买好了尿不湿、婴儿车,随后各种婴儿用品、食品等等大包(箱)小包(箱)的也经快递送货上门。此外,就像前面说到的造房子,在村民身上所体现的炫富和攀比心态特别明显。有些人就算暂时不具备盖新楼的经济条件,也会想办法先从亲戚和邻居处借钱,而不管你家的装修风格是简朴或是豪华,起码要在外部构造上与其他村民的房子相仿,否则面子上过不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其表现为一种金钱至上的冷漠。如兄弟姐妹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亲情伦理已降至低位,除少数3代同堂、4代同堂其乐融融生活在同一灶头外,大多数是各过各的日子,平时交集甚少,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得与失。但如果老人病倒了,他们还是会出面承担照料的义务。这说明孝道在江村依旧存在。相比城里的“不知邻居是何人”,这里的邻里关系显然要亲近得多。以往谁家盖房子,有婚庆丧事,彼此会相互帮忙,做小工不讲钱,吃顿饭而已。但现在包工头和厨师带着小工,邻居们也插不上手,这样的需求和呼应渐渐少了。如果你为之出力多了,必有谢意。
 
接受阶梯式教育成为风气。现在村里适龄幼儿依时进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所有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9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专学校,少量读中专。而1982年及以前,村里的青年没有一人上大学,1987年始有大专毕业生2人,其中保送培养的1人回村丝织厂工作。如今能回镇村工作的很少,大部分人都在镇外工作。无论读书还是经商,只要有好的成绩就是村民眼中的“有出息”。有姓沈、姓徐的两户人家,孩子很早就出去读书,现在是南京和杭州重点大学的教授,这就很了不起。与家财万贯的老板们相比,还是教授的声誉更好一点,在村里受到更广泛的认可与尊敬。
 
 
------------------------------------------------
 
文汇报:江村作为社会调查基地,这些年有哪些研究成果?
 
刘豪兴:基地建成至今将近35年,或冷或热,各种研究也在持续地开展。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来访的外国学者比较多,以日本、美国、英国学者为主,国内学者往往扮演陪同的角色,留下来蹲点调查的人很少。继江村社会调查基地之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等以江村为社会实践基地,培育社会学爱好者。1983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1级4位硕士研究生,克服语言上的困难,调查了3个月,完成了4篇硕士学位论文,得到导师费孝通和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复旦大学长期组织学生进村考察,其间没有中断,有的学生后来继续深造,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曹杨二中也在江村建立了社会实践基地。最近几年放寒假前都会组织师生四五十人在庙港镇上住个四五天,依据学校的安排深入村民家中做调查,撰写了不少小型调查报告。
 
学界风气往往浮躁,真心实意扎根农村做研究的学者不多。新中国成立后,我所知道的比较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例子有:杨庆堃在主持调查鹭江村的基础上撰写了 《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落》,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对林耀华《金翼》的追踪研究有《银翅》问世,中山大学周大鸣对中国华南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出版 《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一书,复旦大学周怡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时做了华西村“后集体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于2006年出版,等等。但就时间跨度和连贯性而言,江村研究无疑最具有标本意义。
 
关于江村持续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有「澳]W.R.葛迪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开弦弓村的再调查》、沈关宝的 《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吴江市政协编著的《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薛和的《江村自治——社会变迁中的基层民主》、王淮冰的 《江村报告——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周拥平的《江村经济七十年》、「英]常向群的《关系抑或礼尚往来》、谢舜方和曹雪娟主编的《江村七十年:中国农民的小康之路》、姚富坤和朱云云的《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等,以及数十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去年我们又编纂了《开弦弓村志》,这是一部反映开弦弓村历史文化、经济变迁的“百科全书”,全书共14卷57章235节90万字。
 
 
------------------------------------------------
 
文汇报: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地方志出版了很多,但是村志的编纂还不多。
 
刘豪兴:确实如此,我们用了5年时间才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也算是了却了费老生前的一桩遗愿。1997年和2002年,他在北京和上海两次向我提出编纂《开弦弓村志》的任务。但因缺乏专业知识和经费等拖延了。
 
费老走后,我们一直记挂着这件事。2009年初,费老诞辰100周年临近,开弦弓村党政给镇党委和镇政府呈送报告,后来又给市档案局和市委宣传部送报告、面议。整个过程充满了曲折,老县长于孟达利用他原来的关系,积极去说服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出版单位的敲定同样是一波三折,最终选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文版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也算是一种缘份吧。
 
 
------------------------------------------------
 
文汇报:在编纂小组中,除了您这位教授,大部分人都是当地的干部和村民。
 
刘豪兴:村民把编纂《开弦弓村志》看作是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积极配合编纂小组工作,随时随地提供资料。编纂小组主要由开弦弓村的退休干部和退休教师组成,他们对于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与村民沟通起来障碍少。但短板也是显而易见,他们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种拿笔干、用电脑的工作,除了两位副主编有较好的文字能力和电脑操作技能,其他人都很生疏,推进的速度自然很慢。我们在业务主管部门吴江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指导下,发扬团队合作精神,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逐步熟悉,掌握规范。搜集资料的环节是最关键的,做了很大努力。我们依照不同的分工去落实指定的章节,再进行反复校对和修改。2012年暑假前夕,我们的组员前往复旦大学图书馆学习,翻阅了一百多本全国各地的村志,开阔了眼界,进一步树立了信心。我们在各方的支持帮助下,逐步提高,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费老的宿愿。
 
 
------------------------------------------------
 
文汇报:《开弦弓村志》出版后,您不满足,进一步去开展口述史调查,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豪兴:《开弦弓村志》遵循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进行编纂,未能有机地与口述史研究相结合,使一村之全书不全,不仅仅是缺只角,而是空缺了重要的文化底蕴。大量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存在于民间,并没有被记录。村民是农村社区的主体,是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者、创造者,蕴藏着活的历史和不同群体的无字读本,从不同侧面反映开弦弓村的整体面貌。特别是老年村民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变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变迁的见证人。缺少了这些历史文化亲历者的了解、对话,开弦弓村变迁的忠实记录是不完整的。基于这个认识,《开弦弓村志》出版后,我下决定做“江村口述史”调查。众所周知,口述史是一项艰巨、“烧钱”的工作,争议也不少。我们先试点,逐步推进。我们选定了一位老人,访谈四五次,每次一二小时。接着,把录像资料转换为文字,整理一次访谈耗时两三天时间。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比编纂村志复杂,甚至更困难。但其意义不会低于目前村志编纂的吧。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做,部分村民记忆中的历史文化又将遗失,无法弥补。
 
 
------------------------------------------------
 
文汇报:开弦弓村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典型,但现在它与周边村子的差异是否存在,今后前景会怎么样?
 
刘豪兴:1936年的江村与其他村子最大的不同,就是费达生在这里开办的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成了现代乡村工业的发源地。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村(红卫和立新大队)又为缓解人口压力,启用下放回乡的国营丝厂技术工人,承袭合作社股份制传统,联合周边村子(6个大队)自愿认购21股,筹得资金27300元,办起了联合缫丝厂。尽管生产条件很艰苦,辅助厂房是草棚,用土灶和铁锅煮茧,土烘箱烘丝,又催生了草根工业的梦想。不久,联合丝厂被公社平调为公社集体企业以后,红卫和立新大队又先后创办了丝织厂,1982年合并为开弦弓丝织厂,5年后吸纳剩余劳动力460人,产值400万元,利润43万元,工资36万元,为吴江县村办企业的先进。上世纪90年代中期,集体企业欠债近千万元,陷于破产境地,村集体财政严重空缺。2006年秋天,开弦弓村列入薄弱村由市科技局负责对口支援,分期投资,于2008年初建成厂房3500平方米,供出租获取租金,为集体财政主要来源。
 
近十年来,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组织了保洁队,道路与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还修建多处停车位。但与经济更好的富强村等对比,江村经济是处于滞后的,整体处于吴江的中下水平,从集体经济角度讲,不得不说它还是吴江区的薄弱村。事实上,如果不是江村的这个名片,国内外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开弦弓村的一举一动。江村未来怎么发展?我的看法是从费老的社会调研基地多做文章,以文化和历史为卖点,打造乡村生态旅游——周边水域可以修建公共设施,农民可以经营农家乐和旅社,建成上海、苏州的乡村休闲地或后花园。但首先要由苏州市对江村的整体发展定位,拿出相应的政策和举措,次则能吸收引投资者进行规划和实施。费老生前主张江村自然变迁,不要过多的人为干预,但并不排除外面力量的推动,最初的合作社就是技术下乡和工业下乡的试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费达生、费孝通姐弟俩做“红娘”,为解决庙港缫丝厂和村办丝织厂的技术、人员培训、柴油、汽车,以及促进盛泽新民丝织厂来江村开办股份分厂等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
 
 
------------------------------------------------
 
文汇报:费孝通进行江村调查到今年7月刚好是80年,您如何看待他和他的《江村经济》?
 
刘豪兴:上世纪30年代,费老跨越“文野之别”,进行江村调查,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江村,是费老成名的起点,又是他遭受莫须有罪名的地域。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赞誉《江村经济》一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老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问题的解决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人多地少,农工相辅”,认为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是富民的根本措施。他70多年研究城乡发展道路,其学术之树常青,对新型城镇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费老特别关注乡土工业,这个思路符合中国国情,也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农业工业化、小城镇、城乡关系、农民工(“挣工资阶层”、“农民进城”)区域发展,以及妇女地位提高带来家庭婆媳关系和夫妻生活观念的冲突等等,都已在《江村经济》埋下根芽,也就是说,费老后来的理论研究和科学为人类服务的现实探索,都是70多年前思想的延伸和扩展。
 
能够把中国的某个微型农村社区像费老这样进行长期追踪考察和阐述,并且引起国际关注的学者和学术著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尽管有人会持不同意见(学术生命之所在),对其现实研究的作用缺乏公正评价,只承认他的“差序格局”概念的效用。我觉得这是片面的,做学术研究应该多元化,不只是思想文化,还包括研究方法以及成果表现的多种多样。费老有他的学术品格,就是“从实求知”,学以致用,志在富民;跟中国现实紧密结合,敏锐观察,提出观点,指导现实,启示未来。同时也有乡土社会、生育制度、工业化、城镇化、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理论的概括,影响深远。费老生前把江村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已为学术界和实际部门认同。在我看来,费老《江村经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延续到了今天,还值得继续揭示。江村是千万个农村的一种类型,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有着中国农村的基本特质和共性。尽管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但随之变迁的江村依旧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走出江村”,迎接更伟大时代的到来。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 ="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