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文化经济学与情绪政治——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许宝强:文化经济学与情绪政治——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许宝强:文化经济学与情绪政治——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关键词:香港 资本主义 经济学
在寻找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计划时,直面文化与情感的政治至关重要。借助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以香港的经验为例,本文尝试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主导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一个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affective-symbolicorder) ,支撑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各类垄断践行。而在当代香港的情感-象征秩序中,不断(再)生产和(再)传播的意义和情绪,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空洞能指和犬儒感觉所构成的恐惧和苦闷。
前言
 
在寻找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计划时,直面文化与情感的政治至关重要。借助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以香港的经验为例,本文尝试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主导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一个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affective-symbolicorder) ,支撑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各类垄断践行。而在当代香港的情感-象征秩序中,不断(再)生产和(再)传播的意义和情绪,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空洞能指和犬儒感觉所构成的恐惧和苦闷。
 
在一些批判学者和社会行动者眼中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循文化经济学与情感理论的角度看,并非是主流经济论述的弱点,而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文化--当中被资本主义辩士采用的空洞能指,不包含任何清晣的正面内容,而是尝试命名「一种不可能存在的整体」(Laclau2005)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并不在于其逻辑及概念上的连贯性,而是依靠在语言和心理层面的根本性投资(radical investment),当中情感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想寻找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类文化与社会关系,我们或许需要更认真地投入处理文化与情感的领域。
 
 
 
重温资本主义不是甚么
 
借用世界体系的历史社会学视野,笔者在《资本主义不是甚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支撑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理性计算的运作,而主要是一个依靠垄断特权逐利的社会制度和过程,当中语言和意识形态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和之后的政府大规模救市,再加上近十年世界各地的贫富两极分化持续恶化,侵占民众土地个案不断发生,资本主义并非等同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模型,而是有利于少数垄断特权谋利的看法,变得相对容易理解。这里只想简要补充一点,在香港这类高度城市化的现代(或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经济运作的金融化和工作安排的弹性零散化,传统意义下的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愈来愈不稳定。
 
当Joseph E. Stiglitz(2006)与克鲁曼(Paul Krugman)等为经济学界认可的学者,有理有据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妄,以至美国前联邦储备局主席Alan Greenspan也得承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时,左翼学者如戴维.哈维(Harvey 2005) 等观点--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其本质是一系列由全球资本精英打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计划,尝试把财富从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转移往一少撮的富裕阶层手里—便显得不再那么不合时宜;而被佛利民及传统基本会等美国新自由主义辩士称为全球最自由的香港经济,实质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反市场竞争的安排:例如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鸦片专卖、战后至 2003 年才废除的白米进口配额制度、政府建造了曾安顿约一半人口的公共房屋、专利垄断的公共交通、电力、燃油、煤气等市场,以及金融领域的联系汇率和长期容许银行公会决定利率上限等政策,地产市场的高度集中和操控,甚至不断立法驱赶小贩保护超市垄断的食品市场、限制人口自由进出的优才移民法,均呈现出各式各样反市场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这种在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当道时难以言说的观点,今天也不再不可思议。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与事实不符,它的辩士自己也不太愿意信守新自由主义教条。例如,当放任主义教条可能有损英美政府或大企业利益时,列根或是戴卓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推手,也往往支持政府干预;而尽管把海耶克和阿当史密斯奉为祖师,但新自由主义辩士却很少会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Hayek 1994a) 的第三章清楚指出,他并非反对一切的政府干预,因为有时政府的计划也能够用来促进竞争,也就是「为了竞争而做的计划」 (planning for competition)。因此他提醒我们:「绝不要把反对这种计划等同于放任自流的教条」 (It is important not to confuse oppositionagainst this kind of planning with a dogmatic laissez faire attitude , p . 41 ),而要保卫市场的自由竞争,政府必须做一些事情,「如果政府什么事也不做,将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被合理地维护」 (In no system that could be rationallydefended would the state just do nothing , p . 45 )。
 
无独有偶,被新自由主义辩士尊为袓师的阿当.史密斯,本重视社会的公平和公义,关注低收入工人的福祉,但死后却渐渐被后转化成只讲私利、不谈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预政策的教条主义者。他对于宗教的垄断及偏见以及企业与行会对工人的不公义压迫的批判,对政府干预以减少贫困的接纳,均受到当代的新自主义辩士的忽视(许宝强 2007b) 。尽管新自由主义辩士对其教义及教主并不特别认真,但仍不断重复放任和私利等老调,而新自由主义的一套语言,也历久不衰地成为了不证自明的常识。
 
新自由主义的套话之所以能够不断再生产和传播,主要依靠其论述的「无限弹性」,也就是从不认真地据实说理,却常采用意义含糊、内容空洞甚至互相矛盾的修辞和概念鼓吹其教义,例如经常指摘左翼政客无知(「无经济学头脑」),又或宣称「经济学专家」或「经济学理论」已「证明」了放任最好(如降低关税有利贸易及经济增长) 、政府干预最坏(如最低工资必然提高失业率和破坏经济) 。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在〔经济学〕文献中寻找能解释这些明显事实的任何东西,他一定是在白费气力」(Polanyi 1957,中译页180)。而在受到挑战及批评时,往往会采用「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市场运作将产生更好的效果」这类未来式的诡辩,逃避实证的检定。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稍为松动了把它等同为私有产权、利伯维尔场、理性操作和稳定工作等迷思,但这些意识形态仍然顽固地不断再生产及散播。本文认为,这与资本主义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affect-symbolicorder) 所支撑有关。而构成当代香港的情感-象征秩序的,主要是建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各式空洞能指的民粹政治和附随衍生的犬儒心态,这将在下文讨论。
 
 
 
语言是经济的基本因素
 
经济学或商界所指的经济「基本因素」(economic fundamentals),是失业率、通胀率、消费者信心数据、出入口增长率等统计指标;一般的舆论认为,透过阅读这些统计数据,我们便能够了解经济状况的好坏。不过,在当代全球金融主宰经济运作的社会脉络下,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金融市场表现与「经济基本因素」脱节的情况。例如,香港股市的走势,基本上与实质经济数据脱钩,而更受全球的游资游资左右。问题是,这些游资游资,如果不是建基于经济「基本因素」来决定其投资/投机方向,所依据的又是甚么?
 
意大利经济学者马尔华兹在他的《资本与语言》(Marazzi 2008)指出,当代金融世界的经济运作,依据的基本上是言说行为(speechacts)和语言常规(linguisticconventions)-- 除了由于金融市场的操作必须依赖经常性的数据和信息交换之外,还在于言说行为往往对金融市场的运行产生极重要的影响。而语言之所以能实质影响股市行情,主要是透过一个共享特定语言常规的金融投资社群作为中介。
 
建基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凯恩斯政策的福特主义时代终结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马尔华兹所谓的「新经济」(NewEconomy),其基本特征,是语言成为了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的主要中介。马氏进一步分析,所谓的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依赖的其实是一种羊群理性(mimetic rationality),当中建基的,是全体投资者的制度性信息负债(institutionalinformation deficit),也就是在信息爆炸年代下,投资者的注意力供需严重失衡的状况。马尔华兹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rbert Simon 的说法:「信息消费的对象十分明显,就是注意力。因此丰裕的信息所生产的,就是贫乏的注意力。」马氏认为,金融市场的泡沫以致「新经济」的危机,基本上源自这种信息过多而注意力匮乏的结构失衡,当投资者无法消化过度供应的「市场」信息时,随大流的羊群投机行为就会变得符合理性。或正如齐泽克(SlavojZizek)所言:「我们都被逼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做决定」(〈咪斋做,要讲!〉阿野、朱凯迪译,网址:www.inmediahk.net/node/1001296)
 
因此,在当代的金融市场中求生逐利,无法也毋须仔细分析和比较不同上市公司的表现和潜能,更重要是能猜对别的投资者的动向。因为股市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小投资者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ies),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备受财经官员及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公共言说左右的投资社群所共享的语言常规和信念。财经官员、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公共言说,不仅表述「现实」,往往更同时创造「现实」。
 
正如马尔华兹指出,金融危机其实是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自我指涉或自我实现预言的过度生产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s acrisis of the overproduction of self-referentiality.”Marazzi 2008: 35)。与自我实现预言互相筑构的羊群效应,或类似由语言建构现实的股市的运作方式,其实也同时存在于金融市场以外的其他领域,例如宗教、教育、普及文化、大众传媒、甚至政府政策等。
 
以香港为例,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维持垄断,为资本积累提供条件,与政府推行施政所依赖的一套语言有关。这套语言建构了一个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 ,当中歧视中低收入社群的居住需要,支撑了把房屋转化成投资或投机工具,引用「实而不华」、「努力储蓄」、「自力更生」、「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等修辞,建构一个文词世界、意义系统,或打造和维持一种主流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透过分类和命名,建立一个由差异构成的等级秩序,例如中低收入社群只配拥有「实而不华」的住房,而「豪宅」则是高收入社群的专利,当中充满对高收入的经济投资需求的偏好,对低收入人士建家安居需求的歧视。与布尔迪厄(Bourdieu 2005)所描述和分析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类似,欲购置私楼自住的中低收入港人,也同样成为了充满文化暴力的象征秩序内的受害者,当中透过广告和其他公共论述,强加新的需求和欲望于他们身上,迫使他们尽量追逐由这文词世界、意义系统所建构的价值和理念,花费重大的物质和心理投资于购置楼房、以楼换楼,希望能从「实而不华」的夹屋,「向上流动」至「华而不实」的「发水豪宅」;然而,他们获得的,往往是无休止的负担。
 
 
 
情感是政治的基本因素
 
情感(affect)或情绪(emotion)近年日益受到谈论,以至有论者认为,现代社会是情感量爆炸的年代(见Furedi 2004;宁应斌、何春蕤2012)。情感的泛滥伴随着情绪管理和反思的兴起,各式教人控制情绪的书籍、课程、计划、机构大行其道,情绪智商(EQ)也有取代智商(IQ)之势。
 
现代社会的转向情感 (affectiveturn) ,往往表现为把社会问题转化成个人的情绪问题,例如把贫穷理解为个人自理能力或EQ缺失、把有异于主流的性倾向理解为心理情感的失衡或变态;大众传媒的信息,大都附上愈来愈浓烈的情感元素,以吸引读者;在公共政治领域,示威集会除了表达政治观点外,也同时是宣泄愤怒、苦闷、厌恶、怨恨等情绪的场域;与此同时,公众往往要求政客需更有「人性」,也就是不忌惮于公共场合表露私人感情,于是愈来愈常见政治人物的眼泪。Furedi (2004) 因此指出,在现代社会(如英美),私人情感正逐渐取代过去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公共政治的操作。事实上,当代很多政治活动往往由政客或民众的情感推动,如对外族的厌恶或对政权的愤怒,甚至愿意参与理性的政策辩论,建基的也是一种渴望或欲求讲理、抗拒非理性的情感。而对新自由主义语言和意识形态接受的原因,与港人的恐共情绪不无相关。
 
以香港有关最低工资的讨论为例。在立法之后,一些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香港报章,以显着的篇幅比较大学生的收入与清洁工和保安员,标题是「洗厕所薪金追贴大专生」或「大学生人工,低过清洁工妈妈  80 后:好灰不知为什么读书」。这些报导并非仅提供客观的讯息,而是同时附送个人故事中忧虑和恐惧的情感,而正是在信息及情感的两面沟通下,才有可能产生抗拒最低工资,以至间接地支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效果。
 
拉克劳在On Populist Reason(Laclau  2005)一书指出,了解民粹主义的操作,是打开理解当代政治运作的锁匙。作为一种政治逻辑,民粹操作依赖的是一种截然对立的敌我建构,以便把内部纷杂多样的「人民」,打造成拥有同一要求(和敌人)的集体身分,当中需要意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signifier)作为中介,以建构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统一体(例如「利伯维尔场」)。因此,民粹政治的操作,并非建基于逻辑及理性,而是大量的情感的投入。
 
「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接收及扩散,也并非仅透过语言认知的层次,而同时包含情感的投入,特别是(对创造出来的敌人的)恐惧和怨恨。恐惧、虚无、厌恶、忧虑和愤怒等情绪,往往是民粹政治的情感支柱。因此,「新自由主义」其实是透过民粹政治的操作来完成的。
 
凯恩斯(Keynes 2004)指出,在19世纪主导着西欧的自由放任观念,并非源自AdamSmith和Ricardo等政治经济学大师,而是出于政治哲学家之手,再经一些二流经济学者(secondaryeconomic authorities)和教育机器(educational machine)的不断自我复制,终于成为了主宰一时的陈腔滥调(copybookmaxim)。凯恩斯认为,放任主义之所以在19 世纪大行其道,除了是对18 世纪无能和贪腐的政府的(情绪)反弹外,也得力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流行,同时又受益于放任主义的简单易懂和其论辩对手──保护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脱离现实。不约而同,博兰尼在其名著《大转变》(Polanyi1944/1957)也论及自由放任观念的兴衰。他指出,19 世纪兴起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和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liberalism)的混淆,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混乱,包括缺乏与理论相符的实证和连贯一致的分析。
 
凯恩斯和博兰尼都批评放任主义者思想混乱,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与事实不符。这些指控,其实是反映了「自由放任」和「经济自由」等空洞能指的属性──它们并非要表述任何具体和正面的内容,只是尝试扣连无法真正统合的「人民」纷杂要求。而同样空洞的「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正好作为「人民」的敌人,成就推动社会往资本主义方向转变的民粹大计。换句话说,「放任主义」在19 世纪以至过去30年间的流行,彰显的恐怕不是政治学者或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而是民粹主义的泛滥。
 
这正是透过引用空洞能指的民粹操作的特质。经济学常识的弹性空洞修辞,使其能够闪缩回避历史经验的反证,就像各种狂热的宗教一样(Polanyi 1957,中译页141-145)。对全球的大企业和政府来说,自由放任的教条,是一种内容含混的空洞能指,方便于动员各种难以统合的社会力量和需求,同时建构和打击反对新自由主义大计的敌人,以推动其激进的财富再分配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占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愿意捐助或支持各类鼓吹自由放任教条的(反?)智库(think tanks)及传播媒体。这些智库和媒体的操作,并非建基于扎实的研究,或以理据服人,而更多是透过各种内容含混空洞的措辞(如「利伯维尔场」、「无形之手」),并建造同样空洞的对立敌人(如「福利主义」),以诉诸情绪(例如说全民社会保障「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惧)的方式,传递新自由主义教义,建立占统治地位的共识。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大计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来操作的。
 
在香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明显是经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义」、「新移民」、「综援懒人」等空洞能指作为共同的敌人,创造出「人民大众」(以本土的中产价值作为想象基础)和他的「对立少众」(「新移民」、「综援懒人」和政府的「福利主义」),例如说推行最低工资等同吃「大镬饭」和富「社会主义色彩」,尝试触动港人恐共的情绪,以至激发对外部的他者(如「新移民」) 的妒恨情感,并据此把人民大众内部纷杂的要求,化作为对「大市场、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预」的民粹要求,编织并支撑「新自由主义」的统织(hegemony)。
 
另一方面,部分社会运动的运作,似乎也在重复和强化类似的民粹逻辑。例如在香港的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建造了「基层人民」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些空洞能指,作为有助于统合反对阵营(人民)的共同敌人,并在此基础之上,尝试以「基层人民」等另一些「空洞能指」,统合出一种共同的人民(民粹)的要求(反资本主义)。
 
 
 
恐惧与怨恨——民粹政治的情绪基础
 
「民粹」愈来愈成为描述香港政治的关键词,但其意思却愈来愈空洞矛盾。空洞之处,在于「民粹」一词装载了各式各样的行为要求:或等同所谓福利主义,或泛指所有「声大夹恶」的行为,又或是指顺应「不理性」的民意等等;矛盾在于,当论者政客用这种意义下的「民粹」指评他人时,自身的行为主张往往同样甚至更为「民粹」。这些自相矛盾和语词的空洞,正好反映了民粹政治操作的一个特点——建基于情感欲望,而非理性逻辑。如果说近年香港确是民粹泛滥,那么其根源,恐怕正在于装载并放大了民间的两种主导情绪——恐惧与怨恨。
 
例如,最近香港有关同性恋平权咨询的讨论,明光社的蔡志森先生很快便把同性恋平权要求的咨询,转化为肛交婚外情这类议题。这种论述方式,诉诸的显然并非理性逻辑,而是本地民众对「变态」或失去家庭的恐惧或怨恨等情绪,而这些情绪,则或多或少源自宗教、传媒、学校等领域中的情感教育,包括以种种污名化的方式,孕育恐惧、羞耻、厌恶。又例如,近年香港有关「双非孕妇」和「新移民」的争论,重点也不在于理性分析,以证明真正有多少人来港「争夺」资源福利,而是偏向于触动港人对自身困境的忧虑,包括担心失去土地和工作,而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则尝试将这些忧虑转化为对「外敌」的怨恨。这些并非天生,而是经由各种政治力量打造的恐惧、忧虑、怨恨与厌恶等情绪,正是本地的民粹政治的情感支柱。
 
民粹逻辑的演练,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为中介,以统合多元纷杂的特殊要求;也同时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资(affectiveinvestment),以及一种共同的热情和欲望。因此,对于民粹政治来说,理性的讨论不仅无补于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种矛盾意思时,干扰了民粹政治的演练。\
 
民粹政治树立的空洞能指,经常与人民的具体要求和现实生活所经验的脱节。这种民粹逻辑运作的不经意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恐怕会强化香港社会的犬儒的倾向。正如齐泽克(Žižek 2007) 在批判Laclau的民粹主义理论时指出:
 
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困惑”:其基本姿态是拒绝面对局面的复杂性,而将之简化为一种与伪具体化的“敌人”的清楚的斗争(从“布鲁塞尔官僚”到非法移民)。因此,从定义上来讲,“民粹主义”是一种否定现象,一种建立在拒绝之上的现象,甚至是一种不明说的对无能为力的承认。我们都知道一个老笑话,说的是一个人在路灯下找他丢失的钥匙;当被问到在哪里丢了钥匙时,他承认说是在后面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可是,为什么他要到街灯下来找钥匙呢?因为这里比较亮……民粹主义当中就有这种把戏。 (〈抵御民粹主义诱惑〉,齐泽克,查日新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
 
因此,民粹政治产生了齐泽克所指的犬儒主义—「他们知道,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跟循一种虚幻,但仍然,他们正在这样做」(they know that,in their activity,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 it.)。(Zizek 1989)
 
 
 
情绪政治的根源
 
如何理解影响香港政治的集体情绪的成因?要回答这问题并不容易,这里只能提出一些十分初步的猜想。人类学者阿柏杜华宜(Arjun Appadurai)提出了一个很有趣且重要的问题:为甚么社会上人口较众、经济文化资源较多、社会政治力量较强的「大众」(majority),往往会害怕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在人口数目及文化、经济、政治实力上处于边缘弱势的「小众」(minority)的威胁,甚至想除之而后快?他认为,「大众」的焦虑,除了是担心原来拥有的权利和权力受到削弱和挑战外,更重要的,还基于一种对「纯洁」(purity)、整全(wholeness)的偏执追求。循这思路,「小众」对「大众」的「威胁」,主要并不在于其人数的多寡,因为只要有一位「并不纯洁无瑕」的「小众」的存在,对把自身想象为的单一、整全、纯洁的「大众」族群来说,往往已足够彰显出他们所厌恶的不完整、不纯洁的现实,就像在门高狗大的豪宅小区内,住了一位流浪汉一样。
 
由于厌恶和痛恨彰显着「大众」社群其实是不完整、不纯洁的「小众」的存在,「大众」往往会透过各式运动,尝试突显并夸大「小众」的威胁,例如指出「小众」已懂得把保护少数社群权利的法律或民主程序,转化为一种永久的文化及政治权利;更甚的是宣称倘任由「小众」存在坐大,最终「大众」将为「小众」灭绝。另一位情感理论的学者SaraAhmed 则指出,这种挑动「大众」恐惧和焦虑的策略,往往会透过建构出一个正受到威胁的主体(「大众」),宣称他们将不仅失去工作、安全和财富,甚至会被「少众」取而代之,而「大众」所采取的具体手段,是通过不断生产煸动厌恨「少众」情绪的论述、语词。例如,不断重复「综援养懒人」、或把同性恋扣连肛交等说法,在香港当代的语境中,这些说法容易与亳无贡献、社会负担、变态不洁、破坏家庭等负面意思联系。
 
阿柏杜华宜用的是德国纳粹、卢旺达、科索沃等对少数种裔的种族清洗,以及印度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徒的例子,尝试说明他的观点。阿柏杜华宜以印度教徒为例,指出「大众」其实并不一定人数众多,很多时只是少数特权精英的语言伪术,尝试透过放大「小众」对「大众」的威胁,以达致对其有利的政治目的。不过,在当代香港这个被主流中产价值宰制的社会,这种认为「小众」最终会取「大众」而代之的恐惧,在哗众取竉的大众媒体中得到滋润。因此,真正害怕综援户会令所有港人变懒或从始再没有人愿意继续工作者,大概只占少数;担心同性恋婚姻将消灭所有异性恋家庭的人,也或许并不太多。然而,基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尽人意,对前景及自身的能力又失却信心,受这种诉诸主流中产价值对不纯洁、不整全的惧怕所触动,从而迁怒于综援户和同性恋等「小众」的,恐怕为数仍然不少。
 
香港有关综援(或扶贫)流行的论述,指向的往往是如何帮忙综援者「自力更生」;而有关性少众的流行论述,焦点则经常置放于如何协助他们「重建自尊」。然而,真正有问题的,往往并不是这些无辜的「小众」,而是对现实上没有甚么威胁的「小众」存在莫名恐惧的「大众」。阿柏杜华宜的有关「惧怕小众」的分析,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恐同、恐穷、恐少数族裔等「大众」焦虑,很可能只是香港带点自恋或洁癖的中产价值观,在无力面对风险社会这类新的社会环境时,自身衍生的问题。
 
造成这些恐惧和焦虑情绪,教育显然是重要的因素。香港过去的情感教育,主是源自各种正式或隐蔽课程中的不经意效果,例如以考试竞争为主导的课程和教学法,孕育了害怕失败的身心,加上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中散播的生态末日危机,强化了现代港人的恐惧情绪;解除殖民性(decolonization)的难产,令殖民历史、经验和制度造就的奴仆心态,仍然弥漫香江,其情感基调,正是尼采所指的「你邪恶因此我善良」的怨恨;本地的现代文明工程,透过各种制度、规管、语言、道德,只强调「揾食」生存、物质增长,却对各种生命本能和身体欲望长期压抑,令个人难以对日常生活产生意义和感觉相干,或是苦闷虚无情绪的根源。这种种因素,在贫富两极分化、民众希望短缺的全球语境,以及后九七政权转移但不民主的殖民体制依旧的社会脉络下,更容易强化港人以恐惧和苦闷等情绪,成为了感受及理解现代世界的视野。
 
 
 
结语
 
面对前景不定、环境不善、政权玩假,倡议在个人层面建立自尊、发放正能量,企图以此响应社会的核心情绪,自然显得苍白虚妄;引入针对个人的治疗文化(therapyculture),尝试「纠正」弥漫于社会的「负面」情感,也只是头痛医脚、回避真问题的犬儒弄虚。
 
想要避免民粹政治的负面影响及陷入无力感的犬懦情绪,以及针对股市、楼市以至宗教、教育、普及文化、大众传媒、甚至政府政策走向都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基本因素」脱节的状况,恐怕得从改变经济和政治的真正「基本因素」--语言和情感--入手:一方面努力创造新的语言行动(speech acts)和语言常规(linguistic convention),这除了引入新的语词和概念外,还必须拆解旧有的语词和概念的扣连方式,松动既有的象征秩序及其蕴含的评价等级。正如格罗斯堡引述另一位学者(Graeber)指出,政治的最终斗争,并不在于抢夺分配了多少(被主流社会确认)的价值,而是争取重新定义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活动和事物(Grossberg 2010:160)。
 
另一方面,也可透过参照英美现代性以外的历史和当代经历,寻找能够克服犬儒虚无的集体情感与身体经验。例如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原住猎民,面对军力强大的敌人,坦然直面恐惧、怨恨、苦闷等情绪,正视身体的自然欲望,肯定生命的本能,以舞蹈与歌唱迎接终必来临的死亡,喊出「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骄傲的野蛮到底!」除了恐惧、怨恨、苦闷,我们是否也应让「野蛮的骄傲」这种陌生(或久违)的情感,成为推动寻找另类可能性的其中一种情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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