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登迎:“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美国来路与中国实践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孟登迎:“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美国来路与中国实践
孟登迎:“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美国来路与中国实践
关键词:英国 来路 文化研究
2015年10月19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了第十二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这期论坛的主题是“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孟登迎和谢俊作为论坛主要发言人就“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和与会学者展开了讨论。

 

编者按
 
 
2015年10月19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了第十二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这期论坛的主题是“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孟登迎和谢俊作为论坛主要发言人就“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和与会学者展开了讨论。会后,他们各自撰写了论文,更充分地梳理了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也更深入地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对文化研究的中国实践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目前中国大陆日益浮泛的文化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感谢《文艺理论与批评》,感谢祝东力老师,感谢崔柯、孟登迎和谢俊等诸位朋友,慨允我们在微信首发。我们将陆续推送,以飨同好。

“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美国来路与中国实践

——兼析“文化研究”进入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历程

 
 
 
 
 

孟登迎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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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新兴的“反学科知识实践”,或者说是一种新兴的学术探求范式或学术思潮。“文化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英国左翼思想界,六十年代中期逐渐进入高等教育体制,随后又扩散到世界多地,大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20年来,大陆学界译介了不少国外学者的文化研究成果,部分学者还结合我国本土经验和个案不懈地进行过文化研究的探索。无论这些努力和探索是否取得了令主流学界认可的思想成果,是否撼动了支配性的主流思想结构,【1】我们也应该承认,有关文化研究的译介和实践对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的格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文化研究”目前还面临诸多困境和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股冲击学科僵化权力体系的批判性力量,同时还依然具有应对中国社会复杂转型的思想潜能。因此,有必要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学界的历程再做进一步的梳理,努力探测困扰大陆“文化研究”的深层结构障碍,同时,需要努力尝试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变革的迫切要求,寻找推进“文化研究的相应对策。

 

 

 

  “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学界的历程和路径特征

1. 进入中国学界的前奏与中国学者的自身探索

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的时间上限可以回溯至1985年。此年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之邀来华讲学,帮助大陆学界开始直接接触到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案例。有学者认为还可以将这一时限再往前推两年(即1983年),因为中国学者王逢振此年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一个与文化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术会议——“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接触到了詹姆逊并促成了后者两年后来北大讲学之事。【2】

詹姆逊在北大讲授“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其讲稿由唐小兵整理和翻译,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为名,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詹姆逊的演讲稿展现了自60年代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及成果,他解读各类流行“文化文本”(电影、广告、建筑等)时所持的批判立场与英国左翼的文化研究传统和实践也有相通之处。但他的讲演更多强调对文化理论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基础的梳理,与当时在美国泛滥的、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那些多元主义的“文化研究”有较多差异。同时,他所讲的文化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观念也有差异,并不涉及后者所重视的民众文化的自创性。这些重要的差别在当时并没有被中国学界广泛感知到,当时中国学界正被各种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和术语所吸引,更多关注文学“先锋派”的实验和后现代”等新思潮(詹姆逊对“后现代”特征的粗糙描述,如历史深度消失、碎片拼贴等),对詹姆逊数次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判立场相对漠视。或者说,詹姆逊对符号再现性世界内在复杂结构的政治症候学分析,对全球资本主义新表现形态的批判,未得到重视和深入探讨。

以上这些跨国性的学术交流,让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与“文化研究”直接相关的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阐释个案,但毕竟还没有从理念和方法层面正式开启“文化研究”思潮的引进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交流和接受活动看作是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学界的前奏。

戴锦华.JPG戴锦华

当然,在没有正式引入“文化研究”的学术理念和范式之前,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没有开展类似的、实质性的文化研究工作。事实上,我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学者(比如戴锦华和王晓明等)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就已经通过自己的艰苦摸索,展开了一些针对转型期中国当代文化现象的文化研究实验。戴锦华老师在数次演讲和访谈中坦言:“其实当我开始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文化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事实。”【3】事实上,她在90年代中期已经着力于对流行影视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她有一次演讲中提到过自己对下岗女工题材电视剧的解读。当时正值下岗潮,大量出现电视剧都在鼓励女工树立信心,让她们勇敢地从头再来”,终将走出困境。这些电视剧还形成了一些比较普遍的表现模式,比如遭遇下岗——处境艰难(丈夫移情、家人身患绝症)——艰苦创业——成为女老板(或者巧遇另一位成功中年男士青睐)——重新结成新家庭(或者与前夫破镜重圆)等等。显然,由这种个人成功主义的道德慰藉所包裹的意识形态修辞其实充满着难以令人信服的裂隙,这些裂隙就被戴老师给揭示出来了。另外,王晓明老师抓住“社会成功人士”的形象展现这一切入口,要讨论正是这一形象所遮蔽的社会竞争和阶层分化之痛。【4】这些可贵的探索虽然多是从文学或文艺出发的,但关注的多是那些被遮蔽、被压抑的群体,实际上也正式开启了对于支配性意识形态(比如对个人成功、物质标榜的追捧)的批判性解读,显示出相对明晰的文化批判立场。

 

2. 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标志性事件

 

从可查的文献来看,“文化研究”被引入中国学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件事,是《读书》杂志在1994年第7、第8期相继刊发了汪晖老师对李欧梵先生的访谈:《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并在19949召集了一个有多位学人、传媒人和艺术评论家参与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学、社科院外文所、大连外国语学院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等学术单位于19958在大连联合举办了“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邀请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左翼文学(文化)理论学者参会,这些学者就英美和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批评。

为了尽量廓清当时引入“文化研究”的时代语境,了解当时国内学界对于文化研究思潮的接受情况和理解程度,我们对这两件事情做一些分析。汪晖访谈的李欧梵先生是美籍华裔学者,从访谈内容来看,李先生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介绍很少。比如,李先生在谈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时候,虽然肯定了雷蒙威廉斯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思想支柱,但没有提及威廉斯与伯明翰中心的具体联系及后者的创新成果。他甚至说威廉斯在伯明翰中心成立(1964)不久就突然去世了,而事实上威廉斯是20年后才去世的,而且他在1986年还针对“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现状发表过公开演讲。另外,李先生的访谈只字未提英国“文化研究”必然涉及的“阶级”这个维度,也没有提及对阶级维度有高度敏感的理查德霍加特,只提到了对种族和肤色有较多关注的斯图亚特霍尔。而且,我们知道,霍尔绝对不限于对种族和肤色的关注,他还是一个有总体性理论意识的思想大家。李先生这么介绍文化研究,显然轻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左翼政治传统,这或许是他受制于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那些通俗化、“流畅化了的”文化研究实践的影响。他更多关注的是文化研究相较于美国主流的区域研究的优势,强调文化研究对美国的区域研究产生的挑战,所以第二篇访谈基本上在谈区域研究的问题,顺便提及性别研究和种族研究。不难看出,李先生是从他所处的美国学术政治格局来理解“文化研究”的,带有明显的美国学院派文化研究的色彩。而大陆学界最初从学理上引入“文化研究”思潮的时候,恰恰就是绕道美国学术界甚至美籍华裔学者来进行的。这一历史原因基本上框定了中国学界最初接受“文化研究”思潮的接受视野。还有一些细节,也可以表明当时国内学界对于“文化研究”的认识还比较粗糙。比如汪晖老师发表的访谈文字稿,就将文化研究”写成了“Culture Studies,而不是规范的“Cultural Studies。这种拼写上的瑕疵,持续到他次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论文(《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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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

19949月份召开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讨论会,有七位嘉宾做了重点发言。其中社会学家黄平、电视片制作人时间、《爱乐》杂志主编朱伟、艺术史专家栗宪庭、建筑史学者王明贤五位都是从大陆的文化语境来展开的,探讨的是各自从事的文化实践领域的问题。除了五位中国学者之外,还邀请了两位美籍华裔学者(包括李欧梵),他们介绍的都是美国当时的文化研究情况,基本上还是比较重视区域研究的问题。汪晖认为,这场讨论打开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至少帮我们把“文本”的范围扩张了,我们讨论的文化不是经典的文本的价值观,而且涉及到当代文化的各种形式,甚至涉及到整个的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文本观”远远超出了原有的文本范围,因此他认为文化研究会成为科际整合的契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4】这些表述透露出“文化研究”思潮的最初引入者对于打破学科壁垒、重新介入公共性话题的热望。

20年后汪晖接受访谈时,又一次提到了他1995年发表的那篇论文,同时还补充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他说自己当时在美国看到“文化研究”比较流行,发现它作为一种左翼思潮对于区域研究(在美国居于主流地位的研究)有批判指向。他还提到,自己在引进文化研究”这种新思潮的时候,中国学界其实正好是反着来的——我们正处在试图建立学术规范、树立学术精英套路和体系的过程当中。他认为在当时引入文化研究”有点“不合时宜”,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5】这些补充信息既道出了当时引入“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语境,又说明了“文化研究”与国内当时主流学术思潮的“共时错位”格局。这表明,当时在理念上虽然已经有人在开始介绍“文化研究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重视这件事,一些实践文化研究的学者甚至都是在不自觉中进行摸索的。

1995年的“大连会议”的参会人员主要是国内外国文学理论领域的学者,还邀请了一些著名的西方学者,如特里·伊格尔顿、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杰莉·艾兰·弗莱格Jerry Aline Flieger、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等。会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主办的《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还出版了一期专刊,刊发了这次研讨会上的九篇论文,并特别邀请两位美国学者对这些论文撰写了点评文章。

伊格尔顿发言的题目是“后现代主义的矛盾”,但实际上在批评流行的“文化研究”。他一开始就指出,“文化”这个东西现在被普遍化了,“一切都是文化”的思想在西方左翼中特别时髦,这种思想属于一种文化至上论的理念。他反对把泛滥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告诫中国学者说,文化主义出自特定的历史时段和一个特定的地域,它原本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渐渐地输入到了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虽然“文化研究”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的思潮,但它并不天然地带有激进的左翼政治倾向,能否具有批判性还要看谁在研究。【6】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但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我国学界当时只想着急切地介绍“文化研究”这种新思潮,较少顾及它的特定政治指向。

另一位学者乔纳森阿拉克也敏锐地发现,参会的中国学者虽然在谈“文化研究”,但他们“对于作为后现代理论家的詹姆逊、列奥塔和后殖民理论家的赛义德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威廉斯和霍尔的了解程度”。他同时指出,“对于大多数美国学者而言,他们对一个‘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期待,是想看到更多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要关注那些具体的经验性的东西,讨论文化生产和文化行动,后者不一定必须是已经出版的,而是那些正在发生或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那些并不一定按普遍水准来看质量很高的东西。”但他感慨中国参会学者的论文“大多数都只是关于理论本身的争论”。【7】阿拉克教授点出了中国学者对于“文化研究”的接受和理解阈限,揭示了美国学界高度重视个案研究的事实,但未能揭示了美国泛滥的文化个案研究隐藏的危机。

 

3. 进入中国学界的路径特征

 

不难看出,我国学界在最初接受“文化研究”思潮的时候,主要接受的是“美国化”的文化研究。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英国和美国学界已经出现了不少批评美国文化研究的声音,例如霍尔、詹姆逊和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都曾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化研究”提出过明确的批评。霍尔批评在美国很多“文化研究”变成了流畅的“口技术”——只追求理论上的流畅使用。他警告说,理论一旦被便捷地抄用或挪用,它自己与现实的张力就丧失了,就变成了学院里的数字化成果和学者们评职称的工具。但是,在我国大陆学者开始接触“文化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和耐心去关注这些批评性的意见。“文化研究”最初作为一种新兴的外来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国时,国内学界对它不明就里地去急切引进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国外多位学者对文化研究”日渐提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如果依然忽视“文化研究”的英国政治传统,简单挪用少数美国学者的某些断言(比如跟随阿拉克的论断,简单批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不彰的原因只在于个案研究太少理论关注太多),就显得有些太过草率了。

 

大陆“文化研究”的实绩

自“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学界起,就一直处在令主流学界置疑的边缘地位。2010以来,反思中国“文化研究”困境的学者日渐增多,其中不乏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分析。在讨论这些反思和批评意见之前,我们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先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研究”取得的一些实绩。

首先,在中国高校开始设立了以“文化研究”为专业方向的学位教育建制。戴锦华老师1995年在北大搞起了“文化研究工作坊”,明确开启了文化研究方面的教育,开始授予文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学位。2000年王晓明老师发表了《文化研究宣言》,开始大力倡导文化研究,并于次年在上海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而后又成立了文化研究系。2007年前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文艺学点设立了文化研究方向,并设立了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另外,人民大学文学院金元浦老师2002年前后创办了“文化研究网”,在2006介绍了很多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和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黄卓越老师组织了多次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的直接学术对话,还指导了十多篇以英国文化研究为论题的研究生论文。

其次,在理论译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绩。2000,大陆出版了第一个全面介绍“文化研究”的译介性读本——《文化研究读本》,该读本主编罗钢老师和刘象愚老师给这个读本写了一篇很详细的前言,可以看作是国内学界最早从知识学方面对“文化研究”所做的全面梳理。另外,陶东风、金元浦、金惠敏、黄卓越、陆扬、周宪等学者都在译介方面都有很多的努力,相继出版的介绍“文化研究”的译著已经将近20部。

第三,对于“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和“反学科实践”特性进行了一定的探讨。2002年前后,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探讨“文化研究”的文章,基本认定了“文化研究”是一种“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当然这种断定也只在理念层面展开,并没有太多关注文化研究与英国社会运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几年之后,有一些学者就开始深入探讨文化研究的英国政治传统,比如曾经留英的学者徐德林2008年在戴锦华老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就是这方面的扎实之作。

第四,出现了一些较有爆发力的文化研究文章。比如,孟悦老师批判轿车消费文化的《轿车梦酣——“平等”而“发达”的沥青幻境》一文,就很有代表性。该文2001年发表在李陀和陈燕谷先生主编的《视界》第3辑上。孟悦老师试图从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角度,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做深层的批判。这种研究方向和追求是很合乎文化研究的要求的,也是很令人振奋的,但遗憾的是,类似的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个案结合起来进行深层解读的努力,似乎较少有人能够接续。

 

 

三、“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批评

如果从“文化研究”对支配性思想结构的冲击力这一角度来看,当前的“文化研究”的确还相当有限。或者说,文化研究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对于一般学术话语的真正挑战和助益,反而总是遭到主流学界的误解和批评。在笔者看来,对于“文化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学界大概有这么几种看法。

第一种,简单指责国内学者搞的理论译介太多,个案研究太少。刚才提到过,由于这种笼统的指责比较轻视英国文化研究产生的政治背景和中国学者的实际努力,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

第二种,批评大陆部分学者把“文化研究”误认为是“大众文化研究”或者“流行文化研究”。这种批评早2002年就出现了。罗岗老师就曾经指出,我们更多的是把文化研究当作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新潮学术来追捧,甚至把它当成了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借口,这有违于“文化研究”的真精神。【9】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针对性,提醒我们应该深入梳理“文化研究”思潮的英国政治历史和理论背景。在笔者看来,许多朋友借助于“文化研究”来研究流行文化,这个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在意识上还是应该有一些警惕。我们一定要清楚“文化研究”并不是大众文化研究或流行文化研究,它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使英国人没有完全做到后者(英国人也很多没有做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程度),但这不意味着“文化研究”不需要做这种努力。

第三种,认为“文化研究”不注重总体性问题,过分注意差异性问题,或者说太过于重视身份政治问题。明确提出这种批评意见的是汪晖老师,是他去年在接受访谈时说。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观点,针对性也很强。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汪老师自己也说他批评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美国文化研究的脉络(当然,美国脉络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不是英国传统。【10】事实上,“文化研究”在其早期英国发展阶段不仅仅只注重差异性,相反很重视结构里面的差异性。汪老师在这篇访谈中实际上对文化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同情性的批评。他认为,让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去讨论和阅读政治经济学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只能在一些“再现”的层面上加以表述,而政治经济学是必须考察历史的。这种辨析其实也提出了“文化研究”可能原本就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因此他提议对于文化的研究最后必须到政治经济学那里去找根源。他的这种看法,的确抓住了一般性的“文化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的软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文化研究”存在这一缺陷就对文化研究事业本身失去信心或者信任。“文化研究”毕竟不是思想史研究,也不是只想从解释上推动问题,它的可贵性就在于它一直想让现实和理论之间充满复杂化的张力,并想通过这种张力去介入和再造现实。因此,“文化研究”往往最后要深入到一些介入性的社会运动研究当中去,这一点在香港和台湾的一些研究里就有学者做过尝试。这种边伴随、边介入社会运动边研究的特征,或许还是“文化研究”的一大优势。何况在这个影像传媒和文化工业泛化的时代,再现或文化现象本身更需要得到深入的研究,而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

第四种,认为“文化研究”侵犯了文学理论的纯洁性,随意扩展其研究边界,造成自己没有学科边界,质量平平的研究成果随处泛滥。这主要是在文艺学学科内部曾经争论过的问题,我基本上没有关注,了解得很少。我认为没有必要非要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划界,一个学者擅长什么,自己做就好。两个没有互相替代的必要,因为它们各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域和诉求目标很不一样。

 

 

四、对于“文化研究”困境的几点思考

 

针对以上四种关于我国“文化研究”的批评意见,结合它目前所处的困境,也许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确立基本的认识。

首先,如何明确文化研究的理论定位。我们是把“文化研究”看作“反学科的知识实践”,还是简单看成“文化批判”或文化批评”,或者看成笼统的文化政治,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想一想。当然,我们更不能把“文化研究”简单看成一种新潮的理论,因为他跟我们以前追逐的那些“新”理论其实很不一样。

马尔赫恩1995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文化研究的政治》的论文,他认为“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让我们去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提醒我们,不能把政治简化为文化问题或者将文化简化为政治问题,而要注意到“文化研究”同文化批判和文化政治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亦有差异性,如果用政治的简约法就会把文化只当作简单的政治工具,而用文化的简约法就会把一切视为文化问题,这两者其实都“完全消除了文化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他认为,“文化研究”需要探索对政治发生新的冲击力的可能性,就需要力图超越文化批判。显然,就像葛兰西所暗示的那样,文化在这里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因此,真正的“文化研究”应当是超越于文化批判或者文化批评的学术实践。由于文化批判往往以精英姿态自居,忽视民众文化包含的反抗性和主动性,所以他认为,“文化研究”正好能够在文化批判认为只是一潭死水和无意识行为的地方发现活力,重新选择意义的存在。这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有它自己无法替代的社会政治动员潜能。【11】文化的确是一个充满争夺感的场地,而且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域”。但是,把文化作为各种政治诉求相互交织的一个复杂的战场,这种意识在当今中国学者的头脑中并不太强烈,因为很多人一提起政治斗争就厌恶,认为“阶级斗争”又要来了。搞“文化研究”的中国左翼学者,往往会被自己的学术同行蔑称为又要搞阶级斗争的作乱者,这是令人可悲的偏见。

霍尔对文化研究”的一些类似的概括也很有参考意义。他认为应当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problematic,而不要把它看作是有单一起源的事件。“问题架构这个词很可能是他从阿尔都塞的理论术语中借用过来的,指的是“文化研究”与现实产生互动、提问和介入的独特方式,因此,“一个问题架构的变化,明显转变了所提问题的本质、提问题的方式和问题可能获得充分回答的方式”。【12】这样说来,文化研究与“如何向现实提问题”、如何与现实矛盾互动等实践指向就有了直接的相关性。汉语学界一般将problematic翻译成“总问题“问题框架”、“问题意识”或者“问题域”,但阿尔都塞研究专家陈越认为这些翻译都不确切,应译为“难题性”。他强调阿尔都塞所说的“难题性”其实并不是普通思想史和意识形态范围内被不断提及的那种所谓的“问题意识”,而关系到一种知识实践与现实境遇的直接碰撞,以及这种碰撞所造成的新的提问处境和提问方式。【13】即,不是在理念领域去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而是在已有的哲学阵地上进行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让理论和思想与现实境遇产生真正碰撞,从而完成改造世界和改造知识者自身的双重使命。如果我们用这种“难题性”的思路来理解“问题架构”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反学科的知识实践”的真正意味了:它不是一种传统的学科学术,也不简单是介入性的社会运动,而是一种以新的学术方式参与政治批判和政治改造的新的知识实践方式。

其次,是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多个领域(比如现当代文学、传媒学、社会学还有社会运动的研究)之后,呈现出了五彩斑斓的政治光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身份自省问题,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14】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者应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论题,在此显得尤其重要。大家可以搞各式各样的文化研究,但是不是至少应该有一支人要保持做“有机知识分子”的意愿,他们应该成为与社会上最活跃的、新兴的、底层的文化运动进行不断结合的群体。各路学者怎么做“文化研究”都可以包容,毕竟大家都有自身的生存方式,而且现有体制也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通道,帮助学者便捷地进行各种学科交汇和利益交换,学者们也有进行各种“文化研究”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有一些文化研究者认为他搞“文化研究”纯粹是为了享受知识的快乐,他们也可以很愉悦地做消费性的文化研究。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为数不少的以“文化研究”为业的人员当中,至少应该有一支小分队必须坚持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改造和社会运动的身份认同和立场。

第三,是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边界和优缺点的问题。如上所论,我不再谈“文化研究”的边界,因为这基本是个无解的论题。我们需要谈一谈“文化研究”的特点或者说优缺点。汪晖老师的提醒也好,批评也好,我们对其要做具体的分析。因为搞“文化研究”毕竟不是在搞思想史,更不是在搞社会经济史研究,它的关注点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的“文化”。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既是“日常生活的”,又是“表现一个民族、时代或者是一个群体的整体的或者是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说“文化研究”就是简单地对一种生活方式进行研究的话,我觉得也有问题,因为人类学也会这么干。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擅长的不只是对一种整体的或特殊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而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呈现方式(或者说这种生活方式的符号化呈现形态)进行分析,因为生活方式的这种符号化呈现才是更确切意义上的文化——生活方式本身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文化。从这一点看,“文化研究”适合什么,擅长干什么,就比较明确了。

记得有个学者给我讲过,说有一个做茶文化研究的博士,关注一个人怎么喝茶,关注了近十年,写了一篇民族志式的研究文章,特别合乎学术规范,也很具体。我个人觉得这种研究肯定有学术价值,但真没多大劲,因为“文化研究”应当抓的是生活方式的符号化呈现过程,而这些意义呈现只有与我们中国社会结构当中那些结构性的矛盾相关联时,才有进行文化分析的必要。文化研究不是对没有多大矛盾结构张力的普遍生活方式的研究,而是要追讨意义呈现(尤其是符号化呈现)形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因素。汪晖老师批评流行的文化研究缺乏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深度,这点我认可,但“文化研究”也不应该只是在思想史和总体性的层面,还应该深入在真正的在社会生活层面,对生活方式的意义呈现形态进行政治经济学解读和批判。

我在上面之所以特别提到孟悦老师那篇关于轿车消费的论文,就在于她在这方面做了有意识的探索。她把汽车产业的历史,还有中国和外国的消费金融政策,中国官员等级制和财产私有化的变化史,以及人们对轿车的想象和符号建构,都考虑进去并做了历时化、结构化的梳理和解读。换句话说,搞文化研究要破解各种意识形态表象,要考虑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越复杂越多样似乎就越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何将这多么的维度和因素放进我们的总体讨论和思考,它们之间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关联,放在一块需要做什么样处理?其实是个更难的问题。我们赞成去做一个“结构因果律式”的总体化处理,抓住社会主导性矛盾,辩证地看待主要导性矛盾与其他因素之间在的灵活关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詹姆逊的一些著作依然值得借鉴。至少他的《政治无意识》的第一章写得很好,而且与此问题相关度较高。总之,我们看意义呈现形态时,要抓里面的主要矛盾。在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零散的大众文化的普遍形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寻找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文化研究是比较有活力的,它的这种活力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激发。或者说,文化研究自身本来就可以介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活动或者文化行动的一些活力,应该得到扩张,这才是真正有劲有活力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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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悦

 

 

五、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认知。“文化研究”的核心工作是要对作为一种符号呈现形态的文化的内在矛盾性进行分析,尤其关注那些被主流文化形态展现所掩盖、遮蔽或欺骗的一些群体的文化诉求和符号创造力,并且要促成这些被遮蔽群体的文化创造形式的解放和释放,让后者获得与压迫性文化形式进行博弈的更多力量。由此认识出发,我认为要推进“文化研究”,首先要搞清楚当今中国文化政治生态的主要矛盾,同时要清楚文化研究在社会政治运动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强化文化研究者自身作为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特殊角色意识。其次,研究者要学术机构如何开展“文化研究”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加强与草根社运和文化运动的有效互动和结合,从实实在在的层面推动“文化研究”的扩展。

 


注释:

【1】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和笔者拙作《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兼谈如何看待我国“文化研究”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第6期)。

【2】陈晨、尹星,“一场演讲与新时期学术转型――王宁、王逢振访谈录”,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期,第76

【3】戴锦华“文化研究的困惑与可能2003),孙晓忠编:《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4】详见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5】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第13

【6】汪晖、邹赞《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访谈》,载《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3期,第3页。

【7】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傅德根、陈文华译,载《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

【8】Jonathan Arac, “Post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ty in China: An Agenda for inquir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8, No.1 (1997): 135-136.

【9】罗岗《政治与诗学—-关于文化研究》,《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笔谈)》,见《郑州大学学报了》2002年第1期,第7页。

【10】汪晖、邹赞《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访谈》,载《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3期,第4页。

 

【11】Francis Mulh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Monthly Review, 47(3), July-August, 1995.

【12】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4 辑),第304页。

【13】此处表述还来自笔者与陈越老师的多次思想交流,读者可以另参阅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的“编译后记”,也有相关解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页。

【14】笔者曾就此问题提出过拙见,参考孟登迎《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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